《日出》是曹禺先生继《雷雨》之后又一部经典话剧名著，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曹禺先生引用老子《道德经》的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来为作品开篇。作品以交际花陈白露被银行家潘月亭包养的故事为主线，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层人士醉生梦死的生活和底层人士备受欺凌的悲惨命运，控诉了被金钱扭曲的人性，揭示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这一主题。
　　对于作品的主题思想，可以从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窥见一二。
　　女主角陈白露在与前夫离婚后，因生活窘迫，不得不投靠关老太太，并在她的指点下成为一名舞女。在被银行家潘月亭包养之后，她沉醉于丰衣足食、夜夜笙歌、水乳交融的糜烂生活。作为潘月亭的情妇，她靠着出卖肉体得到了锦衣玉食，却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她沦为了潘月亭的附属财产，又不得不在潘月亭的安排下取悦大恶霸金八，她就像一个男人们的玩物，没有身份地位，只能献出肉体供男人们蹂躏。从这个层面来说，她是在“奉有余”。与此同时，她的身上又闪烁着着母性的光辉，她竭尽全力护身世可怜的“小东西”周全，在危难时刻对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小东西”施以援手，显示她悲悯弱者的“补不足”的一面。
　　三等妓院宝和下处的翠喜，同样靠出卖肉体给“有余者”，来补助自己贫困多难的家庭，只不过她的服务对象是素不相识的男嫖客，她赚的钱都是用在自己有病的丈夫、瞎眼的儿子和瘫痪在床的婆婆身上。尽管全家的生计都是靠她卖淫来维持，但还是得不到婆婆和丈夫的尊重，内心有苦无人诉。她是善良又重情的女子，只是在这个吃人的社会，她已经被糟蹋得麻木不仁，手无缚鸡之力。正如曹禺对翠喜的评价：“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有一副好心肠，同时染有在那地狱下生活各种坏习惯。她认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她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一分钱买一分货’，即便在她那种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动的是她那样狗似地效忠于她的老幼，和无意中流露出来对那更无告者的温暖的关心。”
　　最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当属黄省三这个人物。他胆小怕死，循规蹈矩，却又老实善良。患了肺病无钱医治，老婆与别的男人暗自苟且，被潘月亭开除失去了经济来源，还要抚养三个孩子。穷途末路，只能用抢来的钱给孩子们买一顿丰盛的晚餐，并亲手毒死孩子们，自己也开始精神错乱。他奴性的哀求只能引来潘月亭更加无情的鄙视。作者对黄省三的悲惨形状做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也借黄省三的口控诉了像潘月亭这样的有余者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而亲手毒害自己的骨肉、残酷的剥削也将他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穷鬼和行尸走肉。他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中的被损者，是底层人物懦弱无能、任人宰割的典型代表。
　　另一个核心人物是李石清。他是一个性格复杂，有善有恶的悲剧人物。他一人支撑着全家，希望女儿加一个有钱的婆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自己一心想着职位高升，于是极尽谄媚之态，一方面死命效忠潘月亭，一方面背地里干着些违法勾当，最后为了给潘月亭卖命竟然不顾儿子死活，终究被潘月亭算计，与之反目成仇。他不服从命运的安排，不甘心被人踩在脚下，一心想要往上爬，以至于到了为金钱不择手段、良心泯灭的地步。相对于黄省三、翠喜这些小人物，他是有余者，但是相对于潘月亭和金八，他又是不足者。
　　剧中其他人物也是各有特色。潘月亭虽然拥有一家银行，也因与陈白露的鱼水之欢重新焕发年轻光彩，却最终在大恶霸金八的操纵下债台高筑，最终从有余者沦为不足者。顾八奶奶是曾经的舞厅皇后，只可惜人比黄花，年老色衰，幸好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三十岁的有钱老男人，给她留下一笔遗产。她因为空虚寂寞，主动追求戏子胡四，整日做着鸳鸯蝴蝶梦。最后确是随着大丰银行的破产，自己的钱都打了水漂，终究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张乔治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洋奴，整日西装革履，追求陈白露不成，又因觊觎顾八奶奶的家产而瞄上了她的女儿顾若云，最后得知乡下老婆继承一大笔遗产而抛弃顾若云。曹禺先生将张乔治趋炎附势、崇洋媚外、一切向钱看齐的小人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金八是一切故事的幕后操纵者，操控了剧中所有人的命运，是真正的大赢家。而自命清高的方达生，却是最一无所成的。他既不能拯救陈白露，又不能触动金八的利益，既不能补不足，又不能损有余。他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却不足以照亮这黑暗不堪的现实。
　　艺术手法对表现主题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艺术手法上，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日出》里面的这首诗：“太阳升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使得全剧充满了艺术性，通过“日出”这一意象，反衬社会现实的黑暗。也给读者创造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后来曹禺谈到：“《日出》写成了，然而太阳并没有能够露出全面。我描摹的只是日出以前的事情，有了阳光的人们始终藏在背景后，没有显明地走到面前。”日出之后，为什么不能让读者看到光明和希望？黑暗留在后面，那么这黑暗的根源又是什么？作者虽然没有明确交代，但是读者应该能结合时代背景找到答案。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或许都可以对“日出”的前前后后有自己的认识。其实对此，曹禺先生后来回忆道：“写《日出》的时候，我苦恼极了，不敢讲得那么清楚，国民党的统治很厉害，如果写国民党完蛋了，就通不过。审查老爷‘枭鸟’的眼睛总在盯住你的。”原因显而易见，真是国民党当局的审查，才使得光明不能浮出水面。
　　《日出》之所以历经时间的冲洗成为经典，还得益于曹禺的现实主义和观众意识。作品显示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控诉了社会的黑暗现实和阶级矛盾，又在尊重观众的口味和迎合观众的兴趣上加以戏剧化的处理，使得作品经受住观众的考评和时代的检验，符合大众审美的特点。
　　总而言之，《日出》在艺术性上是可以与《雷雨》相媲美的，在主题的表达上也有独到之处。它曾被翻拍为电视剧，也曾多次在大大小小的剧场上演，反响热烈。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能经受时代浪潮的刷洗留传下来，也是其文学价值的良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