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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留言】医药对治病救人必不可少。但是，医生诊治病人、滥用药物也会害人。病人使用药物，需要什么学问和智慧呢？
用还是不用
早在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兼医生霍尔姆斯就对医药的危害作过评价。1860年5月，他向马萨诸塞州医疗协会致函说：“我坚定地认为，如果全世界的药品，像现在使用的这些，要是都能被沉入海底，那将是全人类的幸事，同时也是鱼类的不幸。”
霍尔姆斯的观点源于他的行医实践和对当时医疗状况的全面观察。例如，在抗生素尚未发明和使用的当时，引起女性产后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产后热。而产后热发生的原因，实际上是由护理产妇们的医护人员传染的。产后热是一种伤口感染，是妇女生完孩子后子宫内感染细菌所致。当时，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产后热发生的原因，但霍尔姆斯第一个提出来并引起了争论。相当多的医生否认这一点。当时英国重量级的产科医生梅格斯予以反驳说，医生们都是绅士，而绅士的手是干净的。梅格斯认为，受过良好教育和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们凭借他们的美德，一定会把健康和康复带给病人。
事实并非如此。霍尔姆斯从调查得出妇女产后热发生的主要原因后，提出了不能轻易就医的结论。“在我自己家里，我宁愿把我最敬重的人放在马棚里，置于马槽子附近，没人管他，也不会让他接受最好的救助，住在最干净的病房，但却暴露在最无情的疾病的氛围之中。” 霍尔姆斯的话应当理解为，进入医院的人很可能会受到医院内的感染。今天，超级耐药菌株就是首先在医院中由病人和医生之间相互传播的。
并非所有的医生都认同霍尔姆斯的观点。但在当时和之前，就有不少医生支持和赞同霍尔姆斯。比霍尔姆斯年长50岁的德国医师塞缪尔，在18世纪末也描述了他对药品的认识：“轻易用药就是对同胞生命的谋杀或者犯罪。这一想法让我在婚后的第一年，就决然放弃了我的行医生涯，开始从事化学和写作。”
同样作为医生的霍尔姆斯，提出了医生应当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他认为，医生最好立刻对病人放手，他们的工作应该是为病人提供精神上的支持，鼓励他们养成明智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时，医生也要承认，人类文明迄今为止全部的“治疗”和“药品”的功效，放到一块儿，就是一个词——“有毒”。所以，医药带来的害处多于带来的好处。
霍尔姆斯等人的观点在今天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有良心的医生会对病人直言，一个普通的感冒，用药需要一星期左右才能痊愈，不用药也是一个星期就能痊愈。所以，最好别用药。
该怎么用药
霍尔姆斯等人的观点，不能否认医药对人类健康作出的贡献。这可以从现代医学史的发展获得证明。
抗生素未发明前，妇女产后热的确主要是医护人员的传染造成的，而致病菌是链球菌。对链球菌感染治疗的试验，最先是从治疗妇女产后热而获得验证的。1927年，德国医生多马克应聘到法本工业联合集团，任其下属的细菌学实验室主任。多马克上任后与同事一起，把染料合成和新医药的研究结合起来。他们先后合成了1000多种偶氮化合物。当时，他们想找到可以控制链球菌感染的药物。很多小白鼠在实验中死去。1932年11月，多马克在试验中终于发现，被称为偶氮磺胺（也称为百浪多息）的药物，让感染了链球菌的小白鼠从死神手中安然脱身，而未使用偶氮磺胺的对照组小鼠都死了。偶氮磺胺的毒性很小。
出于种种原因，多马克于1935年2月15日才发表了试验结果。这结果能否用于人身上呢？后来，又有更多医生和研究人员参与了试验，获得了与多马克相同的结果。
于是，他们对病情较轻的产后热妇女使用偶氮磺胺。在对38名患病女性使用偶氮磺胺后，只有3人死亡，死亡率为7.9%。而在此前一年，这种疾病的死亡率是20%。后来，英国医生又对严重产后热的妇女使用偶氮磺胺，死亡率也降到8%。在进一步试验中，对64名患病妇女使用偶氮磺胺，死亡率降到低于5%。这已充分证明了偶氮磺胺的抗菌作用。
由于研究和发现了磺胺药，诺贝尔奖评委会把193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多马克。
在偶氮磺胺之前，英国的弗莱明已于1929年发现了青霉素可以抑制霉菌的研究结果。只是到了1935年，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化学家钱恩和物理学家弗罗里，才对弗莱明的发现产生了兴趣。钱恩负责青霉菌的培养和青霉素的分离、提纯和强化，使其抗菌力提高了几千倍，弗罗里负责对动物观察试验。至此，青霉素的功效得到了证明。又过了几年，青霉素才在临床中广泛应用。后来又有了链霉素等抗生素的发明和使用。
不过，人类对医药的使用又伴随抗生素的发现而走入误区。
最缺乏什么
偶氮磺胺、青霉素和链霉素等抗生素的发明，挽救了大量生命。这也在医生中形成了一种认识：只要是通过给病人使用某种药品，然后观察接下来的反应，你就能弄清楚这药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由此，医生们顺理成章地认为，科学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神奇药剂，没必要进行任何复杂的风险评估实验，也没必要仔细权衡害处与益处，他们本身没有做科学家的必要。
这就造成了今天医生治疗和用药的重大弊病：过度医疗（过度用药）和滥用药物。只要诊治病人，就会使用多种药物，一是想加强功效，二是进行试错治疗。哪一种药物好——退烧快、抗菌作用强、价格高和医药企业的投资多，就使用什么药。
早在19世纪，加拿大著名医生威廉姆就指出了这种现象，并解释了今天过度用药和滥用药物的原因。
他编写的《用药原理与实践》，是20世纪初的畅销书之一。书中指出，医生对疾病的理解已有很大的发展，但对药物治疗能力的理解却没有太大发展。由于这种原因，他们并不知道对病人有意和无意造成的伤害。中国的医疗实践为此作了最生动的解释和图解，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医生对药物治疗能力的理解没有太多的长进，而是利益的驱动。
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平均每人一年挂了8个吊瓶，远高于国际上2.5~3.5瓶的平均水平。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但在现实中，中国的医生并不会这样提醒病人，因为利益的驱动使得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例如，一盒口服左氟沙星药片价格为12元，可吃3天，同样的药品，静脉注射3天的费用近400元，相当于口服药物的33倍。从中可以看出，为何中国的医生要对病人进行输液。
中国住院病人抗生素使用率为56%，其中最高者接近99%，而国外的平均数字为30%。除治疗中的无指征用药、频繁更换抗生素、疗程过长等滥用抗生素外，患者随意购药、无处方用药的情况普遍存在。中国成为世界上使用抗生素最多的国家，也成为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结果是，患者在遭遇了“高药费”之后，还产生了“高耐药性”，也因此造成了对病人的进一步伤害。
此外，无证心脏支架被频频装入患者的心脏，不仅造成对病人的伤害，而且导致病人的倾家荡产。对那些可装可不装的支架，医生一般都建议“装”。原因是，这样的手术医生会暴富。
人们生病不是不该用药，而是怎么用药。而这是医生应当具有的知识和智慧。医生应当了解医药的局限性，掌握医药应用的科学思维，以及医药的人性化和人文关怀。少用药、巧用药和最好别用药，首先应当是医生掌握的治疗方法。因为世界上不缺药物，真正缺乏的是用药的思维和方法，以及对人的关怀。W
责编 ／杨立华
lihuay2002＠yahoo.com.cn
用还是不用
早在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兼医生霍尔姆斯就对医药的危害作过评价。1860年5月，他向马萨诸塞州医疗协会致函说：“我坚定地认为，如果全世界的药品，像现在使用的这些，要是都能被沉入海底，那将是全人类的幸事，同时也是鱼类的不幸。”
霍尔姆斯的观点源于他的行医实践和对当时医疗状况的全面观察。例如，在抗生素尚未发明和使用的当时，引起女性产后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产后热。而产后热发生的原因，实际上是由护理产妇们的医护人员传染的。产后热是一种伤口感染，是妇女生完孩子后子宫内感染细菌所致。当时，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产后热发生的原因，但霍尔姆斯第一个提出来并引起了争论。相当多的医生否认这一点。当时英国重量级的产科医生梅格斯予以反驳说，医生们都是绅士，而绅士的手是干净的。梅格斯认为，受过良好教育和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们凭借他们的美德，一定会把健康和康复带给病人。
事实并非如此。霍尔姆斯从调查得出妇女产后热发生的主要原因后，提出了不能轻易就医的结论。“在我自己家里，我宁愿把我最敬重的人放在马棚里，置于马槽子附近，没人管他，也不会让他接受最好的救助，住在最干净的病房，但却暴露在最无情的疾病的氛围之中。” 霍尔姆斯的话应当理解为，进入医院的人很可能会受到医院内的感染。今天，超级耐药菌株就是首先在医院中由病人和医生之间相互传播的。
并非所有的医生都认同霍尔姆斯的观点。但在当时和之前，就有不少医生支持和赞同霍尔姆斯。比霍尔姆斯年长50岁的德国医师塞缪尔，在18世纪末也描述了他对药品的认识：“轻易用药就是对同胞生命的谋杀或者犯罪。这一想法让我在婚后的第一年，就决然放弃了我的行医生涯，开始从事化学和写作。”
同样作为医生的霍尔姆斯，提出了医生应当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他认为，医生最好立刻对病人放手，他们的工作应该是为病人提供精神上的支持，鼓励他们养成明智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时，医生也要承认，人类文明迄今为止全部的“治疗”和“药品”的功效，放到一块儿，就是一个词——“有毒”。所以，医药带来的害处多于带来的好处。
霍尔姆斯等人的观点在今天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有良心的医生会对病人直言，一个普通的感冒，用药需要一星期左右才能痊愈，不用药也是一个星期就能痊愈。所以，最好别用药。
该怎么用药
霍尔姆斯等人的观点，不能否认医药对人类健康作出的贡献。这可以从现代医学史的发展获得证明。
抗生素未发明前，妇女产后热的确主要是医护人员的传染造成的，而致病菌是链球菌。对链球菌感染治疗的试验，最先是从治疗妇女产后热而获得验证的。1927年，德国医生多马克应聘到法本工业联合集团，任其下属的细菌学实验室主任。多马克上任后与同事一起，把染料合成和新医药的研究结合起来。他们先后合成了1000多种偶氮化合物。当时，他们想找到可以控制链球菌感染的药物。很多小白鼠在实验中死去。1932年11月，多马克在试验中终于发现，被称为偶氮磺胺（也称为百浪多息）的药物，让感染了链球菌的小白鼠从死神手中安然脱身，而未使用偶氮磺胺的对照组小鼠都死了。偶氮磺胺的毒性很小。
出于种种原因，多马克于1935年2月15日才发表了试验结果。这结果能否用于人身上呢？后来，又有更多医生和研究人员参与了试验，获得了与多马克相同的结果。
于是，他们对病情较轻的产后热妇女使用偶氮磺胺。在对38名患病女性使用偶氮磺胺后，只有3人死亡，死亡率为7.9%。而在此前一年，这种疾病的死亡率是20%。后来，英国医生又对严重产后热的妇女使用偶氮磺胺，死亡率也降到8%。在进一步试验中，对64名患病妇女使用偶氮磺胺，死亡率降到低于5%。这已充分证明了偶氮磺胺的抗菌作用。
由于研究和发现了磺胺药，诺贝尔奖评委会把193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多马克。
在偶氮磺胺之前，英国的弗莱明已于1929年发现了青霉素可以抑制霉菌的研究结果。只是到了1935年，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化学家钱恩和物理学家弗罗里，才对弗莱明的发现产生了兴趣。钱恩负责青霉菌的培养和青霉素的分离、提纯和强化，使其抗菌力提高了几千倍，弗罗里负责对动物观察试验。至此，青霉素的功效得到了证明。又过了几年，青霉素才在临床中广泛应用。后来又有了链霉素等抗生素的发明和使用。
不过，人类对医药的使用又伴随抗生素的发现而走入误区。
最缺乏什么
偶氮磺胺、青霉素和链霉素等抗生素的发明，挽救了大量生命。这也在医生中形成了一种认识：只要是通过给病人使用某种药品，然后观察接下来的反应，你就能弄清楚这药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由此，医生们顺理成章地认为，科学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神奇药剂，没必要进行任何复杂的风险评估实验，也没必要仔细权衡害处与益处，他们本身没有做科学家的必要。
这就造成了今天医生治疗和用药的重大弊病：过度医疗（过度用药）和滥用药物。只要诊治病人，就会使用多种药物，一是想加强功效，二是进行试错治疗。哪一种药物好——退烧快、抗菌作用强、价格高和医药企业的投资多，就使用什么药。
早在19世纪，加拿大著名医生威廉姆就指出了这种现象，并解释了今天过度用药和滥用药物的原因。
他编写的《用药原理与实践》，是20世纪初的畅销书之一。书中指出，医生对疾病的理解已有很大的发展，但对药物治疗能力的理解却没有太大发展。由于这种原因，他们并不知道对病人有意和无意造成的伤害。中国的医疗实践为此作了最生动的解释和图解，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医生对药物治疗能力的理解没有太多的长进，而是利益的驱动。
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平均每人一年挂了8个吊瓶，远高于国际上2.5~3.5瓶的平均水平。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但在现实中，中国的医生并不会这样提醒病人，因为利益的驱动使得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例如，一盒口服左氟沙星药片价格为12元，可吃3天，同样的药品，静脉注射3天的费用近400元，相当于口服药物的33倍。从中可以看出，为何中国的医生要对病人进行输液。
中国住院病人抗生素使用率为56%，其中最高者接近99%，而国外的平均数字为30%。除治疗中的无指征用药、频繁更换抗生素、疗程过长等滥用抗生素外，患者随意购药、无处方用药的情况普遍存在。中国成为世界上使用抗生素最多的国家，也成为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结果是，患者在遭遇了“高药费”之后，还产生了“高耐药性”，也因此造成了对病人的进一步伤害。
此外，无证心脏支架被频频装入患者的心脏，不仅造成对病人的伤害，而且导致病人的倾家荡产。对那些可装可不装的支架，医生一般都建议“装”。原因是，这样的手术医生会暴富。
人们生病不是不该用药，而是怎么用药。而这是医生应当具有的知识和智慧。医生应当了解医药的局限性，掌握医药应用的科学思维，以及医药的人性化和人文关怀。少用药、巧用药和最好别用药，首先应当是医生掌握的治疗方法。因为世界上不缺药物，真正缺乏的是用药的思维和方法，以及对人的关怀。W
责编 ／杨立华
lihuay200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