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上海国际文学周曾经举办了一次关于“城市文学”的讨论。上海作家孙甘露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大致是说，要记得上海曾经也是乡村。很朴实的事实，却道出一种对“刻舟求剑”式的“城市/乡村”二分法的质疑。若城市文学可能是个伪命题，那么当我们谈论城市与文学关系的时候，我们该谈论什么呢？
　　巧的是，今年广州书墟的主题正是“阅读我城”。从创作者的视角看，作为客体的“我城”是如何被书写的，这当然重要；然而在我看来，更有意思的乃是思考城市作为主体对于写作者来说又有怎样的影响，它是不是给了创作者灵感，又以怎样微妙的方式形塑了写作。
　　中国文学的主流依旧是乡村文学，这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所以西方文学可能是个更好的参照点，它的历史对于我们而言或许就是一个可能的未来。
　　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的《生活：使用说明》（La Vie mode d'emploi）或许是最好的例子。这书名足够特别：它戏仿了城市生活中最司空见惯的一样东西——说明书，并暗示了“生活”需要这份“说明书”。而小说讲述的其实是1975年6月23日晚上八点巴黎一条虚构的街上一栋公寓楼里人们的生活。佩雷克如同人口普查员一般，按着某种既定顺序一一讲述他们的故事，而这些碎片般的故事又拼贴出一幅巴黎生活即景。小说的封面更有趣：这栋公寓楼的立面被拆除，人们的生活裸呈在一个个小格子般的房间里，而这种“观看”的视角不啻是城市带来的视角——与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甚至青山七惠的《窗灯》并无二致。城市是密集、芜杂、碎片一般、教人难以把握的，而这些特质也正是佩雷克的这本小说最基本的气质。
　　到了互联网年代，城市生活变得愈加虚拟化，只要想想一天之中人们有多少时间是在刷微信、微博便可知。于是，更简短的小说应运而生，以填补碎片化的时间。如去年的布克国际奖得主莉迪亚·戴维斯便以“闪电小说”、“超短篇小说”见长，而珍妮弗·伊根更在《纽约客》上尝试用微博体写小说。
　　城市会给予小说家灵感，并刺激他们写出更契合时代的作品——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总有一些小说家会走在时代前面，在城市还没变成如今的样子之前，就写出了划时代的作品。比如，不妨可以将“意识流”名作、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或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视为“超链接小说”的鼻祖，就算互联网在他们的时代连影子都还没有呢。或许，标签只是标签，无论是“城市小说”还是“超链接小说”，这些标签只能马后炮一般供评论家们作个标记，而伟大的作品总是超越这些标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