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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下行趋势，既有宏观经济周期因素，也存在潜力增长受阻因素。周期性下行与长期经济减速，来自于各式各样不同的原因，在认识上应该将两者加以区别。在应对经济增长出现下行的政策上，要特别防止采用刺激性手段；应对长期减速趋势，潜力增长难以超越，只能通过改革予以解决，靠改革的动力来促进经济潜力增长。
潜力增长出现变数
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影响着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受供给方因素制约，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要素及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供给水平和生产率提高方式，具有阶段性特点，构成特定的潜在增长率。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得益于人口红利，经济要素供给充足，生产率提升空间巨大，潜在经济力和实际增长率，均达到很高水平。
我国潜在增长率1978年-1994年为10.4%，1995年-2009年为9.8%。这两个时期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0.1%和9.9%。其中，贡献因素71%来自于资本形成，8%为劳动力增长，4%为人力资本积累，7%为人口抚养比下降，10%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然而，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停止增长，以此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贡献因素将出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
与此同时，从短期需求方面来看，欧债危机抑制了欧洲对中国产品的短期需求。美国经济没有恢复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同样受限。尽管美国出台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但此轮政策的时滞效应，恐怕未必会使美国对中国产品的短期需求大幅上涨。从此来看，出口对经济增长放缓，的确有一定影响。
据估算，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分别降至7.2%和6.1%。经济增长下行趋势，受到欧债危机、发达国家需求因素制约，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相应受阻，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周期性地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或之下。归根结底，由供给方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构成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制约。
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从1.78亿，增加到2.21亿，老年人口比重将从13.3%增加到16%。人口老龄化、土地刚性制约，使我国经济发展不得不寻找新的增长驱动力，将经济转型的重心，转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科技投入，拓展创新道路，加快制度改革，释放要素活力。只有从依靠要素投入转为从制度建设、科技创新和体制改革中寻找红利，我国才能抓住经济增长转入中速发展时机，大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供需认识存在误区
在潜在增长率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致命误区，那就是混淆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因素和需求方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常常会把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增长减速，误认为是由需求不足所导致，因而主张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
1990年，日本以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标志，人口红利正式告罄，潜在增长率大幅度降低。许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认为，减速是需求不足导致，多年来坚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政策倾向上不啻南辕北辙，陷入“失去的20年”。
尝试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工具，可能体现在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中。固然，产业政策着眼于动态比较优势，区域政策旨在促进平衡发展，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必然包含刺激需求的政策意图和政策手段。
但是，这类政策应用的限度是使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符，一旦应用过度，必然导致扭曲的结果，加重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在这类发展政策的引导下，地方竞争驱使各地为了追求增长速度，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不安定。
从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来看，通过政策手段不遗余力地“保增长”，会“欲速则不达”。首先是造成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人为地推动的大规模投资，意味着过多廉价资本的投入，压低了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导致背离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加剧资本报酬递减。
其次是造成资源的浪费，加重已经呈现出来的产能过剩。市场力量以外的投资行为，容易导致资源配置不当，促使投资效率降低，进而造成产能过剩。
第三是造成不恰当的保护。对于经营不善、应该退出的企业和行业，如果总是以就业、GDP和税收的名义给予补贴等优惠，防止其倒闭，结果则是保护落后，伤害竞争机制，造就了“僵尸企业”。
长远来看，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增长至3000美元时，高速增长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就会集中爆发，体制和机制创新进入临界点，不少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无法克服经济内部矛盾，导致经济增长迅速回落、停滞。世界上已有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意味着工业化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将会逐渐降低，当资源和能源消耗，不足以支撑投资高速增长后，就必须寻找新的内需潜力。这个潜力，毫无疑问来自于消费，基于巨大的人口基数，消费增长将是经济发展的长远支撑和最大潜力。释放消费潜力，需要加快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激活占全国人口约一半的农民消费活力。
潜力增长重在质量
潛在增长率并非不可改变。通过挖掘相关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允许经济实现更高速度的增长。对我国来说，可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相关改革应被置于优先地位。
推进深度城镇化过程。加快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引擎。推进农民工进城实现市民化，继续挖掘增加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及其稳定性，是有助于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举措。当然，这涉及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
保持教育优先发展的趋势。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要求顺应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本需要大幅度改善和提升劳动者技能。在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或超过100%之后，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是增加未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关键，高等教育发展更是建造国家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这涉及对教育体制和培训形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唯一可持续源泉，就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技术进步、科技创新，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随着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终将日趋衰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更多地来自于生产率源泉。
源泉之一，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流动，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源泉之二，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生产率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的企业，提高行业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这就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拆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固然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但不应过于功利性地看待改革，期待改革出现经济增长立竿见影的效果。面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方面需要把改革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为更长期的持续增长构建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习惯于接受较低的增长速度，把增长模式从立足于投入增长的速度型，转向立足于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
最近，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13年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所以说，经济潜力增长，重在提高质量。
（本文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潜力增长出现变数
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影响着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受供给方因素制约，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要素及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供给水平和生产率提高方式，具有阶段性特点，构成特定的潜在增长率。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得益于人口红利，经济要素供给充足，生产率提升空间巨大，潜在经济力和实际增长率，均达到很高水平。
我国潜在增长率1978年-1994年为10.4%，1995年-2009年为9.8%。这两个时期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0.1%和9.9%。其中，贡献因素71%来自于资本形成，8%为劳动力增长，4%为人力资本积累，7%为人口抚养比下降，10%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然而，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停止增长，以此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贡献因素将出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
与此同时，从短期需求方面来看，欧债危机抑制了欧洲对中国产品的短期需求。美国经济没有恢复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同样受限。尽管美国出台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但此轮政策的时滞效应，恐怕未必会使美国对中国产品的短期需求大幅上涨。从此来看，出口对经济增长放缓，的确有一定影响。
据估算，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分别降至7.2%和6.1%。经济增长下行趋势，受到欧债危机、发达国家需求因素制约，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相应受阻，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周期性地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或之下。归根结底，由供给方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构成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制约。
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从1.78亿，增加到2.21亿，老年人口比重将从13.3%增加到16%。人口老龄化、土地刚性制约，使我国经济发展不得不寻找新的增长驱动力，将经济转型的重心，转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科技投入，拓展创新道路，加快制度改革，释放要素活力。只有从依靠要素投入转为从制度建设、科技创新和体制改革中寻找红利，我国才能抓住经济增长转入中速发展时机，大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供需认识存在误区
在潜在增长率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致命误区，那就是混淆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因素和需求方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常常会把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增长减速，误认为是由需求不足所导致，因而主张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
1990年，日本以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标志，人口红利正式告罄，潜在增长率大幅度降低。许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认为，减速是需求不足导致，多年来坚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政策倾向上不啻南辕北辙，陷入“失去的20年”。
尝试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工具，可能体现在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中。固然，产业政策着眼于动态比较优势，区域政策旨在促进平衡发展，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必然包含刺激需求的政策意图和政策手段。
但是，这类政策应用的限度是使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符，一旦应用过度，必然导致扭曲的结果，加重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在这类发展政策的引导下，地方竞争驱使各地为了追求增长速度，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不安定。
从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来看，通过政策手段不遗余力地“保增长”，会“欲速则不达”。首先是造成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人为地推动的大规模投资，意味着过多廉价资本的投入，压低了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导致背离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加剧资本报酬递减。
其次是造成资源的浪费，加重已经呈现出来的产能过剩。市场力量以外的投资行为，容易导致资源配置不当，促使投资效率降低，进而造成产能过剩。
第三是造成不恰当的保护。对于经营不善、应该退出的企业和行业，如果总是以就业、GDP和税收的名义给予补贴等优惠，防止其倒闭，结果则是保护落后，伤害竞争机制，造就了“僵尸企业”。
长远来看，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增长至3000美元时，高速增长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就会集中爆发，体制和机制创新进入临界点，不少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无法克服经济内部矛盾，导致经济增长迅速回落、停滞。世界上已有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意味着工业化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将会逐渐降低，当资源和能源消耗，不足以支撑投资高速增长后，就必须寻找新的内需潜力。这个潜力，毫无疑问来自于消费，基于巨大的人口基数，消费增长将是经济发展的长远支撑和最大潜力。释放消费潜力，需要加快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激活占全国人口约一半的农民消费活力。
潜力增长重在质量
潛在增长率并非不可改变。通过挖掘相关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允许经济实现更高速度的增长。对我国来说，可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相关改革应被置于优先地位。
推进深度城镇化过程。加快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引擎。推进农民工进城实现市民化，继续挖掘增加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及其稳定性，是有助于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举措。当然，这涉及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
保持教育优先发展的趋势。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要求顺应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本需要大幅度改善和提升劳动者技能。在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或超过100%之后，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是增加未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关键，高等教育发展更是建造国家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这涉及对教育体制和培训形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唯一可持续源泉，就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技术进步、科技创新，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随着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终将日趋衰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更多地来自于生产率源泉。
源泉之一，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流动，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源泉之二，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生产率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的企业，提高行业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这就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拆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固然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但不应过于功利性地看待改革，期待改革出现经济增长立竿见影的效果。面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方面需要把改革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为更长期的持续增长构建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习惯于接受较低的增长速度，把增长模式从立足于投入增长的速度型，转向立足于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
最近，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13年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所以说，经济潜力增长，重在提高质量。
（本文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