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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晓伟：网络时代，出版社真的要“下岗”吗？
日前，新闻出版总署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管理司副司长寇晓伟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当新兴的网络出版公司彻底甩开出版社，直接与作者签合同的时候，出版社就好像是一个网络出版业的下岗工人，毫无主动权可言。他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现在网络出版技术公司与出版社的所谓合作，大多是直接用比较低的价格从出版社购买内容，而不是实质性的、互为促进的合作。网络强大的检索功能，为内容的革命、为数字化革命创造了极其巨大的价值，解放了传统内容资源的生产力，也是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出版业的最重要的优势。”
根据2005上海书展期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到2008年，中国50％以上的网上书店会销售电子图书；到2010年，90％以上的出版社将出版电子图书；2015年，中国电子图书的销售额会达到100亿元，贡献的利润将达到全部图书的50％。
郑素珍：网络更有利于作家成长
郑素珍在《青年记者》撰文称，在网络出版环境下，读者、作者、出版机构三者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读者、作者的地位明显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出版机构必须及时地改变自身的出版理念，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优势，重振自己选择把关的地位和功能。网络出版环境下，出版机构不会也不应该走向式微，其选择把关的功能将会也必须要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相对于那些网络写手而言，出版机构的存在，更利于那些高水平作家的成长；相对于那些良莠不齐红极一时的畅销书而言，出版机构的存在，更有利于那些有着相当文化底蕴的精良作品成为缔构社会文化的畅销书。
木乔：传媒产业化当志存高远
《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木乔撰文称，在不影响国家文化主权和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传媒产业条块分割的限制政策将会有所放开，传媒重组和市场融合势不可挡，传媒市场的对外开放也将有所提速。但这并不意味着，极具独特性的传媒产业化进程，可以通过“急行军”方式迅速完成。传媒业无论打破条块分割，还是实现产业、行业融合，都将是个相对长期的过程。特别是那些公共新闻传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宣传，又要经营”，在管理改革和经营搞活过程中，就必须要有明确政策引导，同时解决好融资和体制转换等关键问题。
传媒产业化，不是简单的做大传媒经营，获取经济收益，而是要打造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优势和持续运营能力的优质传媒，更好地担负应有的社会职责。
黄友义：国际合作版是版权合作的高级阶段
外文局副局长、总编辑黄友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书刊推广不出去与中国和别国的意识形态不同有关，但也暴露了外文刊物针对性不够强，出版和发行配合不够的问题，缺少懂得外国读者心理的专业人员。
他说，版权贸易现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签约，把版权卖出去，在国外出外文版。还有一种是卖成书，就是封面上印对方出版社的名字，但是我们替你翻译、印刷，这其中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除了卖版权，更深一步的合作便是国际合作版，属于双方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国际市场的一种做法，如果说把版权卖出去是版权合作的初级阶段，卖成书是版权合作的中级阶段的话，那么国际合作版是版权合作的高级形式。比如，和美国耶鲁大学合作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由国外出版社选中选题，国内和国外出版社共同投资运作。
席殊：民营书业不是越来越强，而是在走弱
政协委员席殊在接受采访时说，希望政府能够出台一些政策，推动民营书业的发展。因为目前民营书业的趋势不是越来越强，而是有走弱的趋势，政府应当看到了这一点。实际上在2005年，虽然说民营书业有些改变和发展，也有一些亮点，包括一些大卖场和新的经营业态的出现，但相对新华书店来说还是无法相比的。2006年可能会出现民营和新华书店互相参股整合的局面，民营书业也可能有机会，但对于有些民营书业来说，可能一年比一年困难，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在这样一个大变局中增加自己的优势。现在整个行业的危机感越来越重，肯定会有大批的死去，也有大批的长大。2006年的行业故事肯定会比2005年多。
汪金友：不必为“国民读书率下降”担忧
杂文界知名人士汪金友在《大公报》撰文称“国民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不能说明我国国民对读书失去了兴趣，更不能说明国民大脑信息量的减少和整体素质的降低。相反，这标志着国民读书选择更理智了，读书方法更科学了。
首先是读“闲书”的少了，读“正书”的多了。其次是阅读方式比过去更广泛了。上网是阅读，看电视是阅读，旅游也是阅读，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去实地看一看，等于读了几遍介绍当地的书。对不读书和读书少的原因，有50．6％的人回答是因为“没时间”。这是我们社会走上规范化的标志。他们对书的选择更挑剔了。
日前，新闻出版总署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管理司副司长寇晓伟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当新兴的网络出版公司彻底甩开出版社，直接与作者签合同的时候，出版社就好像是一个网络出版业的下岗工人，毫无主动权可言。他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现在网络出版技术公司与出版社的所谓合作，大多是直接用比较低的价格从出版社购买内容，而不是实质性的、互为促进的合作。网络强大的检索功能，为内容的革命、为数字化革命创造了极其巨大的价值，解放了传统内容资源的生产力，也是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出版业的最重要的优势。”
根据2005上海书展期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到2008年，中国50％以上的网上书店会销售电子图书；到2010年，90％以上的出版社将出版电子图书；2015年，中国电子图书的销售额会达到100亿元，贡献的利润将达到全部图书的50％。
郑素珍：网络更有利于作家成长
郑素珍在《青年记者》撰文称，在网络出版环境下，读者、作者、出版机构三者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读者、作者的地位明显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出版机构必须及时地改变自身的出版理念，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优势，重振自己选择把关的地位和功能。网络出版环境下，出版机构不会也不应该走向式微，其选择把关的功能将会也必须要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相对于那些网络写手而言，出版机构的存在，更利于那些高水平作家的成长；相对于那些良莠不齐红极一时的畅销书而言，出版机构的存在，更有利于那些有着相当文化底蕴的精良作品成为缔构社会文化的畅销书。
木乔：传媒产业化当志存高远
《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木乔撰文称，在不影响国家文化主权和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传媒产业条块分割的限制政策将会有所放开，传媒重组和市场融合势不可挡，传媒市场的对外开放也将有所提速。但这并不意味着，极具独特性的传媒产业化进程，可以通过“急行军”方式迅速完成。传媒业无论打破条块分割，还是实现产业、行业融合，都将是个相对长期的过程。特别是那些公共新闻传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宣传，又要经营”，在管理改革和经营搞活过程中，就必须要有明确政策引导，同时解决好融资和体制转换等关键问题。
传媒产业化，不是简单的做大传媒经营，获取经济收益，而是要打造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优势和持续运营能力的优质传媒，更好地担负应有的社会职责。
黄友义：国际合作版是版权合作的高级阶段
外文局副局长、总编辑黄友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书刊推广不出去与中国和别国的意识形态不同有关，但也暴露了外文刊物针对性不够强，出版和发行配合不够的问题，缺少懂得外国读者心理的专业人员。
他说，版权贸易现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签约，把版权卖出去，在国外出外文版。还有一种是卖成书，就是封面上印对方出版社的名字，但是我们替你翻译、印刷，这其中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除了卖版权，更深一步的合作便是国际合作版，属于双方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国际市场的一种做法，如果说把版权卖出去是版权合作的初级阶段，卖成书是版权合作的中级阶段的话，那么国际合作版是版权合作的高级形式。比如，和美国耶鲁大学合作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由国外出版社选中选题，国内和国外出版社共同投资运作。
席殊：民营书业不是越来越强，而是在走弱
政协委员席殊在接受采访时说，希望政府能够出台一些政策，推动民营书业的发展。因为目前民营书业的趋势不是越来越强，而是有走弱的趋势，政府应当看到了这一点。实际上在2005年，虽然说民营书业有些改变和发展，也有一些亮点，包括一些大卖场和新的经营业态的出现，但相对新华书店来说还是无法相比的。2006年可能会出现民营和新华书店互相参股整合的局面，民营书业也可能有机会，但对于有些民营书业来说，可能一年比一年困难，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在这样一个大变局中增加自己的优势。现在整个行业的危机感越来越重，肯定会有大批的死去，也有大批的长大。2006年的行业故事肯定会比2005年多。
汪金友：不必为“国民读书率下降”担忧
杂文界知名人士汪金友在《大公报》撰文称“国民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不能说明我国国民对读书失去了兴趣，更不能说明国民大脑信息量的减少和整体素质的降低。相反，这标志着国民读书选择更理智了，读书方法更科学了。
首先是读“闲书”的少了，读“正书”的多了。其次是阅读方式比过去更广泛了。上网是阅读，看电视是阅读，旅游也是阅读，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去实地看一看，等于读了几遍介绍当地的书。对不读书和读书少的原因，有50．6％的人回答是因为“没时间”。这是我们社会走上规范化的标志。他们对书的选择更挑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