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迅速反应，采取有力措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之一。我们践行“人类共同体”理念，对遭受疫情严重的国家施以援手。医疗援助的国际反响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部分因地缘政治竞争导致对华不信任以及急需“甩锅”的国家持负面态度，人道主义未能跨越政治意识形态。提升援助效果，需进一步争夺国际主流话语权，同时细化工作，使援助者的主观意愿与受援者的客观需求更加紧密契合，提高民众认同度。
2020年1月以来，中国承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在最短时间里构建起全民动员、联防联控、公开透明的防控体系，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求和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原则。经过3个月艰苦卓绝的奋战，中国成为世界上率先控制住国内疫情的国家之一，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
一、中国医疗援助外交效果显著
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候，国际社会给予了宝贵的支持，而在中国疫情防控出现胜利曙光之时，疫情在多国暴发蔓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中国主动为有需要的国家施以援手。
（一）防控诊疗资源分享
中国毫无保留地与各国分享防控诊疗经验，第一时间通报疫情信息，迅速测出并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为各国尽早发现病毒和阻击疫情创造了条件。分两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5000万美元，承诺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公开发布7版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中国先后向意大利、塞尔维亚、柬埔寨、巴基斯坦、委内瑞拉等17个国家派出19支医疗专家组，专家组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组建，从相关的省市选派，专业领域涵盖公共卫生、临床诊疗、心理辅导和中医药等。专家组与各国卫生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和专家开展合作交流，沟通疫情信息，分享防控经验，并开展各种形式的专业培训，提供咨询和指导，同时为当地的华人华侨和中国留学生提供帮助。仅在非洲，中国援外医疗队就开展各类培训和健康教育活动达250余场，培训1万多人，发布多语种的公告和防控指南800多份，覆盖了广大非洲民众和在非华人华侨，取得积极效果。利用远程视频会议方式，钟南山等一批专家同近160个国家的卫生专家就如何有效应对和战胜疫情与各方多次深入交流。
（二）防疫物资、药品支持
中国政府和民间已经或正在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多批急需的医疗物资援助。同时积极发挥产能优势，及时开放医疗物资市场和出口渠道，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同中方出口商签署防疫物资商业采购协议。抗疫以来，出口口罩近80亿只，防护服5557万件，红外测温仪359万件，呼吸机2.01万台，护目镜1369万副。“中国援助”与“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疫情防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元首外交、多边外交多点开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国际社会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战而胜之。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力亲为，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同柬埔寨首相、蒙古国总统、巴基斯坦总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会谈会见，同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外国领导人通电话，向韩国、意大利等国家的领导人致慰问电，传递中国愿同国际社会同舟共济的真诚意愿，提振各方信心;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提出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四点重要倡议，推动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开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推广全面系统有效的防控指南、发起二十國集团抗疫援助倡议、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举办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高级别会议等一系列务实合作。李克强总理也同多国领导人通电话，并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为东亚地区抗疫合作注入重要动力。外交战线主动开展地区抗疫合作，推动举行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澜湄合作第五次外长会、中日韩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视频会议，同韩国等周边国家成立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在遏制疫情发展、维护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此次医疗援助外交的国际反响
腾讯指数大数据分析3月至4月针对中国抗疫援助话题的境外各国媒体报道和网民言论和评论，通过情感识别算法分析其中正向报道和正面情绪数量及占比，计算各国舆论对中国抗疫援助的认同度。在医疗资源实际已经或预期将严重承压的国家，中国的医疗被视为“雪中送炭”、“及时雨”，当地政要屡次表达谢意，推高当地舆论对中国援助的评价，舆论认可度明显提升，正向效应明显。在塞尔维亚，医疗专家组受到了总统和总理的迎接和接见，两次受邀参加了塞尔维亚国家防控指挥部的会议，商讨防控策略;在柬埔寨，洪森首相在其社交媒体帐号上直播我们专家组的相关工作;意大利外长迪马约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近几天中国将向意大利派遣物资和一批专业的医疗专家队伍，他们是第一批面对新冠病毒的人，有着丰富经验，对此，我十分感谢中国政府”;捷克总统泽曼表示：我要感谢中国，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向捷克提供医疗物资援助的国家;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方专家有问必答，慷慨地向白俄罗斯专家和医生分享抗疫经验，“谢谢全体中国人民对我们提供的帮助”，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
同时，在受疫情影响较重但医疗体系尚未被击穿的部分西方国家及其“朋友圈”，舆论对中国援助的反馈并不友善。由于地缘政治竞争导致的对华不信任以及当地政府“甩锅”中国的举动，或是受到西方发达国家舆论影响较大，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援助普遍持负面态度。随着疫情持续扩散触发美英等部分西方国家舆论向中国所谓“问责”的负面情绪，叠加特朗普、蓬佩奥等政客渲染所谓“病毒中国起源论”和“中国隐瞒疫情论”，并以所谓“中国责任论”向中国发起舆论战，这些国家舆论对中国抗疫援助的认同度出现下跌。 近年，中国等新兴国家开始改变作为客体接受援助的形象，在国际援助中发挥主动作用。但是，由于国际传播机制不平衡，国际信息80%以上仍被英语传播载体占据，中国在此领域的影响力亟待提高。上述这些别有用心的指责折射出两个问题：一、随着当前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上升及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增强，某些西方国家深感威胁和焦虑，借批評中国的外援之机鼓吹“中国威胁论”。它们名为批评中国的外援，实为歪曲丑化中国崛起;二、西方对中国外援的指责也反映出以“北京共识”为基础和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中西方发展模式的差异和争论。到底是已经开始关闭全球化大门、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的西方模式更有效，还是将经济发展同保护主权和经济自主权相结合的中国模式更能保障它们的可持续发展。
三、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需要我们不断开拓创新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认真评估此次医疗援助外交宣传工作中存在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提出建议，有助于我国占据未来国际体系有利地位。对外，由于中西方援助统计方式存在差异以及中国外援总体信息尚未完全公开，国际社会对中国外援的认识不够，一定程度上为某些西方国家歪曲事实、指责中国提供了借口。对内，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国内民众对于我国对外援助的立场、政策、渠道和成效等了解不多，有时候还会造成公众的误解。
国际援助起源于宗教传播，二战后实现了机制化、体系化，战后最成功的案例是欧洲复兴计划。西方发达国家在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同时，输出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控制，进而改变其政治体制，长期以来被批判为“新殖民主义”。近年来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从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中国遵从的是“发展”的逻辑，即以受援者的经济发展为首要目的，而非西方国家集中在价值观改造。
必须指出，中国此次医疗援助秉承救死扶伤的精神，代表的人道主义是普世价值观，应该跨越社会制度、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的鸿沟。我国医疗援助通过“自我能力和经验展示”来展现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优势，同时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宣传效果，这也正是援外医疗作为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对于此次医疗援助外交中外媒出现的抨击舆论，新华锐评、央视评论“连番开炮”、“定点轰炸”。我们一系列凌厉的宣传攻势没有给中国援助污名化的负面报道以可乘之机，更没有让西方国家达到丑化中国形象的目的。同时在国际层面加强宣传力度，通过与其他援助国交流、分享中国援助经验，介绍中国援助成果，让世人持续强化“人类共同抗疫”的观念，更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对外援助工作，减少无端猜忌指责。受援国家主流媒体纷纷表示，中国的经验对他们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帮助他们提升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也为全球卫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对中国的支持表示由衷感谢。
中国此次援外医疗实践证明，不断提升我国国家形象，要在管理、舆论、预案等方面不断创新，使援助者的主观意愿与受援者的客观需求紧密契合。中国通过此次疫情中对其他国家的帮助，已经开始建立新的基准，如中国与日本、韩国联合应对疫情，向欧盟提供重要卫生设备的行为，并以此与各国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下一步可积极考虑三方面工作：1.举办国际发展援助网络峰会，推广中国援助理念和成果，强化“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意义。同时，充分肯定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在此次疫情中开展国际援助的成果，避免与西方国家陷入“话语对抗”，为中国赢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可。2.深入了解受援国生存逻辑和社会生态，利用当地社会、媒体、法律资源加大宣传，促进公共关系发展。通过加强与当地有影响NGO及主流媒体的联系，及时向其反映为挽救众多当地民众生命的鲜活事例，多渠道传播，争取得到广泛社会认可。3.在国内层面，大力加强新媒体、自媒体平台建设，为民间传播软实力提升营造良好氛围。给予懂传播、具有国际视野和国家情怀的典型人物更多话语空间，为其涉外活动提供方便，使其成为新媒体建设的中坚力量。同时，做好舆情监测和应急预案，加强对不实言论治理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
（作者简介：李森，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中心机关门诊部副主任）
参考文献：
[1]王毅，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在全球抗疫合作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2020.5
[2]蒋华杰，中国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议国际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性问题，外交评论，2015.1
[3]何霁赠，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面临的挑战及改革路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9.100
2020年1月以来，中国承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在最短时间里构建起全民动员、联防联控、公开透明的防控体系，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求和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原则。经过3个月艰苦卓绝的奋战，中国成为世界上率先控制住国内疫情的国家之一，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
一、中国医疗援助外交效果显著
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候，国际社会给予了宝贵的支持，而在中国疫情防控出现胜利曙光之时，疫情在多国暴发蔓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中国主动为有需要的国家施以援手。
（一）防控诊疗资源分享
中国毫无保留地与各国分享防控诊疗经验，第一时间通报疫情信息，迅速测出并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为各国尽早发现病毒和阻击疫情创造了条件。分两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5000万美元，承诺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公开发布7版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中国先后向意大利、塞尔维亚、柬埔寨、巴基斯坦、委内瑞拉等17个国家派出19支医疗专家组，专家组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组建，从相关的省市选派，专业领域涵盖公共卫生、临床诊疗、心理辅导和中医药等。专家组与各国卫生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和专家开展合作交流，沟通疫情信息，分享防控经验，并开展各种形式的专业培训，提供咨询和指导，同时为当地的华人华侨和中国留学生提供帮助。仅在非洲，中国援外医疗队就开展各类培训和健康教育活动达250余场，培训1万多人，发布多语种的公告和防控指南800多份，覆盖了广大非洲民众和在非华人华侨，取得积极效果。利用远程视频会议方式，钟南山等一批专家同近160个国家的卫生专家就如何有效应对和战胜疫情与各方多次深入交流。
（二）防疫物资、药品支持
中国政府和民间已经或正在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多批急需的医疗物资援助。同时积极发挥产能优势，及时开放医疗物资市场和出口渠道，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同中方出口商签署防疫物资商业采购协议。抗疫以来，出口口罩近80亿只，防护服5557万件，红外测温仪359万件，呼吸机2.01万台，护目镜1369万副。“中国援助”与“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疫情防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元首外交、多边外交多点开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国际社会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战而胜之。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力亲为，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同柬埔寨首相、蒙古国总统、巴基斯坦总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会谈会见，同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外国领导人通电话，向韩国、意大利等国家的领导人致慰问电，传递中国愿同国际社会同舟共济的真诚意愿，提振各方信心;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提出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四点重要倡议，推动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开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推广全面系统有效的防控指南、发起二十國集团抗疫援助倡议、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举办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高级别会议等一系列务实合作。李克强总理也同多国领导人通电话，并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为东亚地区抗疫合作注入重要动力。外交战线主动开展地区抗疫合作，推动举行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澜湄合作第五次外长会、中日韩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视频会议，同韩国等周边国家成立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在遏制疫情发展、维护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此次医疗援助外交的国际反响
腾讯指数大数据分析3月至4月针对中国抗疫援助话题的境外各国媒体报道和网民言论和评论，通过情感识别算法分析其中正向报道和正面情绪数量及占比，计算各国舆论对中国抗疫援助的认同度。在医疗资源实际已经或预期将严重承压的国家，中国的医疗被视为“雪中送炭”、“及时雨”，当地政要屡次表达谢意，推高当地舆论对中国援助的评价，舆论认可度明显提升，正向效应明显。在塞尔维亚，医疗专家组受到了总统和总理的迎接和接见，两次受邀参加了塞尔维亚国家防控指挥部的会议，商讨防控策略;在柬埔寨，洪森首相在其社交媒体帐号上直播我们专家组的相关工作;意大利外长迪马约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近几天中国将向意大利派遣物资和一批专业的医疗专家队伍，他们是第一批面对新冠病毒的人，有着丰富经验，对此，我十分感谢中国政府”;捷克总统泽曼表示：我要感谢中国，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向捷克提供医疗物资援助的国家;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方专家有问必答，慷慨地向白俄罗斯专家和医生分享抗疫经验，“谢谢全体中国人民对我们提供的帮助”，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
同时，在受疫情影响较重但医疗体系尚未被击穿的部分西方国家及其“朋友圈”，舆论对中国援助的反馈并不友善。由于地缘政治竞争导致的对华不信任以及当地政府“甩锅”中国的举动，或是受到西方发达国家舆论影响较大，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援助普遍持负面态度。随着疫情持续扩散触发美英等部分西方国家舆论向中国所谓“问责”的负面情绪，叠加特朗普、蓬佩奥等政客渲染所谓“病毒中国起源论”和“中国隐瞒疫情论”，并以所谓“中国责任论”向中国发起舆论战，这些国家舆论对中国抗疫援助的认同度出现下跌。 近年，中国等新兴国家开始改变作为客体接受援助的形象，在国际援助中发挥主动作用。但是，由于国际传播机制不平衡，国际信息80%以上仍被英语传播载体占据，中国在此领域的影响力亟待提高。上述这些别有用心的指责折射出两个问题：一、随着当前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上升及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增强，某些西方国家深感威胁和焦虑，借批評中国的外援之机鼓吹“中国威胁论”。它们名为批评中国的外援，实为歪曲丑化中国崛起;二、西方对中国外援的指责也反映出以“北京共识”为基础和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中西方发展模式的差异和争论。到底是已经开始关闭全球化大门、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的西方模式更有效，还是将经济发展同保护主权和经济自主权相结合的中国模式更能保障它们的可持续发展。
三、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需要我们不断开拓创新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认真评估此次医疗援助外交宣传工作中存在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提出建议，有助于我国占据未来国际体系有利地位。对外，由于中西方援助统计方式存在差异以及中国外援总体信息尚未完全公开，国际社会对中国外援的认识不够，一定程度上为某些西方国家歪曲事实、指责中国提供了借口。对内，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国内民众对于我国对外援助的立场、政策、渠道和成效等了解不多，有时候还会造成公众的误解。
国际援助起源于宗教传播，二战后实现了机制化、体系化，战后最成功的案例是欧洲复兴计划。西方发达国家在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同时，输出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控制，进而改变其政治体制，长期以来被批判为“新殖民主义”。近年来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从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中国遵从的是“发展”的逻辑，即以受援者的经济发展为首要目的，而非西方国家集中在价值观改造。
必须指出，中国此次医疗援助秉承救死扶伤的精神，代表的人道主义是普世价值观，应该跨越社会制度、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的鸿沟。我国医疗援助通过“自我能力和经验展示”来展现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优势，同时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宣传效果，这也正是援外医疗作为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对于此次医疗援助外交中外媒出现的抨击舆论，新华锐评、央视评论“连番开炮”、“定点轰炸”。我们一系列凌厉的宣传攻势没有给中国援助污名化的负面报道以可乘之机，更没有让西方国家达到丑化中国形象的目的。同时在国际层面加强宣传力度，通过与其他援助国交流、分享中国援助经验，介绍中国援助成果，让世人持续强化“人类共同抗疫”的观念，更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对外援助工作，减少无端猜忌指责。受援国家主流媒体纷纷表示，中国的经验对他们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帮助他们提升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也为全球卫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对中国的支持表示由衷感谢。
中国此次援外医疗实践证明，不断提升我国国家形象，要在管理、舆论、预案等方面不断创新，使援助者的主观意愿与受援者的客观需求紧密契合。中国通过此次疫情中对其他国家的帮助，已经开始建立新的基准，如中国与日本、韩国联合应对疫情，向欧盟提供重要卫生设备的行为，并以此与各国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下一步可积极考虑三方面工作：1.举办国际发展援助网络峰会，推广中国援助理念和成果，强化“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意义。同时，充分肯定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在此次疫情中开展国际援助的成果，避免与西方国家陷入“话语对抗”，为中国赢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可。2.深入了解受援国生存逻辑和社会生态，利用当地社会、媒体、法律资源加大宣传，促进公共关系发展。通过加强与当地有影响NGO及主流媒体的联系，及时向其反映为挽救众多当地民众生命的鲜活事例，多渠道传播，争取得到广泛社会认可。3.在国内层面，大力加强新媒体、自媒体平台建设，为民间传播软实力提升营造良好氛围。给予懂传播、具有国际视野和国家情怀的典型人物更多话语空间，为其涉外活动提供方便，使其成为新媒体建设的中坚力量。同时，做好舆情监测和应急预案，加强对不实言论治理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
（作者简介：李森，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中心机关门诊部副主任）
参考文献：
[1]王毅，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在全球抗疫合作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2020.5
[2]蒋华杰，中国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议国际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性问题，外交评论，2015.1
[3]何霁赠，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面临的挑战及改革路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9.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