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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问一个把一天中的10个小时消耗在了工厂流水线的工人，“你喜欢工作吗？”，估计会有“你幸福吗？”这样的特效。
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等马克思主义者，从卢梭到梭罗等自然主义者，从米尔斯到斯科特等社会学家，都会回答：没有人喜欢这种现代工业体系造就的“异化劳动”。而工人的回答可能是：如果有钱，如果马上就有阶层上升渠道，他跑都怕跑不快。
我们隐隐可以看见一根对饥饿恐惧的皮鞭，让无数人去工作。它是所有人都无力抗拒的自然之鞭：没有通过工作（劳动）获得生存资源，人类不可能存在。一如《圣经》所说的：“男人要辛苦劳作才能得食，女人要承受分娩的痛苦。”
把社会空间进行置换，北上广深CBD里的中产阶层呢？他们的技能和资本，已经让他们摆脱了饥饿的恐惧，很多人似乎也是更喜欢“诗和远方”，而不是格子间里高强度的工作。但假如给他们一种不工作还可以生存下去的可能，他们对工作真的会弃若敝屣吗？
我想了很久，答案是不会。对于人来说，生存问题解决后，需求也水涨船高。对饥饿的恐惧这根自然之鞭放下了，可又出现了另一根皮鞭：社会价值排序上的焦虑。这是社会价值之鞭，不工作意味着不能再进行阶层攀升，不能再出国几日游，不能通过房子和车子的更好配置获取一个更高的自我认同。没有工作作为手段和阶梯，人的社会价值感将失去依托和灵魂。
那么早已实现高级的财务自由的人士呢，比如马云、马化腾、刘强东？他们所挣到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还需要工作吗？是的，他们仍然需要。虽然以上两根鞭子在他们的背后都消失了，可还有一根终极的皮鞭—社会游戏—等着。工作（职位）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节点（而且相当高），不工作意味着他们已经被从社会游戏中剥离，不和大家一起玩的生活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或者准确说，工作背后的社会分工，是社会组织起来的重要方式。一些人选择像梭罗那样隐居是可以的，但如果大家不工作，即使有钱，社会都无法玩了。
工作因此从哲学上讲几乎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是一个社会的刚需，是人和社会游戏规则的深刻碰撞。这种碰撞，每一刻都撞击到我们的内心，并释放出推动社会演化的能量。
“工作”是一部社会史
在我很有年代感的印象中，“工作”是在体制内上班的人的专利，一个政府干部，一个国企工人可以叫做“有工作”，但一个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一个走街串巷的小生意人，一个在民营企业里上班的人，是不能叫做“有工作”的，他们只能被称之为“干活”。
显然，这是根据体制内-体制外的身份来对职业进行区分，表明了两个大社会群体的区隔。在这种区分中，“工作”带有较强的“治人”色彩，暗示着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处于较高的位置，并且得到制度的稳定保障。这个词，对应和讲述着一个由国家组织起来的现代治理和生产的故事。
“干活”呢？它是典型的“劳力者治于人”的味道，暗示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或需要忍受各种辛苦、屈辱的生存行为，并且得不到制度的庇护。它还暗示了这样一个社会事实：“干活”的人更多是自雇者，说明那个时候大规模的工业化的雇佣制还没出现。这个词，一只脚停留在最古老的社会，保持着要用体力劳动才能生存下去的原生态含义，另一只脚则跨入了现代社会，自动在社会价值排序上进行自我身份的设定。
从词语可以看到，产生“工作”和“干活”话语的社会结构具有二元化的封闭色彩，市场经济显然不够发达，还没有从农业社会转换到工业化社会、商业化社会。因此，在“工作”和“干活”这两种经典的职业设定外，并没有别的丰富的职业概念可以畅想，像“自由职业者”就是无法想象的。我想了一下，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工作”、“干活”的社会认知仍然残留在一些老人的思维方式中。
1992年在中国出现大规模的“打工潮”后，社会结构的改变，通过空间的位移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不过二元结构还没有被超越，工业化也还没有建构出城市化、商业化的生活体系。于是，对于没有进入体制内的人来说，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工作一律被称之为“打工”。这个词语是在那个历史阶段中，作为从“干活”到“工作”的过度，是在二元结构的强大价值碾压惯性下的一次妥协。但它也暗示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把包括最偏远乡村在内的人都卷入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化的雇佣体系。那种预设在体制之外，并且也在工业和商业体系之外的“干活”概念已经成为历史遗迹了。
进入21世纪后，“打工”这个概念其实已经不合时宜了。那时候，大学生已不包分配，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进程加大，并且不可逆。職业体系的设定需要一种跟二元化结构不一样的价值认同。因此，即使仍然是在体制外，在人们的心理上，他们所干的也是正儿八经的“工作”。这种“工作”不仅仅像“打工”那样是解决生存问题，而是一个人在城市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中生存并且获得上升的自然方式，他们通过工作把自己纳入社会结构的某个节点并力图向上位移。这个时候，即使还有人说“打工”，也更像是一个用来自嘲的非正式用语了。
到现在，社会变化让我们对“工作”的理解有了丰富的内涵。简单来说，在合法的前提下，只要有事可做并且可以获取报酬，那就是工作，无论是干什么。不仅仅体制内的叫工作，体制外的“血汗工厂”同样也叫工作；受雇于人叫工作，自由职业者也叫工作。工作回归到了它应有的本义：让人生存发展，让人跟他人在社会结构上连接起来。
旧的工作消失，新的工作不断被创造出来，因此最直观地反映了社会的变化。
对工作的爱恨
大多数人应该都会承认：工作是辛苦的，至少有辛苦的一面。它要消耗我们的精力体力，而且压抑自我。我们几乎都需要靠透支头脑、心理、身体的能量来作为生存发展的代价，很多人还会付出人格。 所以，我们对工作的爱恨真是一言难尽。1861年，有过在瓦尔登湖寻找过“诗和远方”傲人经历的梭罗就恨恨地说：“人们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工作……我想，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事，甚至是犯罪行为，能比这永不休止的工作，更与哲学、诗意以及生命自身背道而驰的了。”
李晓虎，23岁，健身教练，北漂1年。李晓虎是一名连锁健身馆的教练，工作地点在寸土寸金的国贸。一节课收费约500元，按课时算提成。靠着不停加班，李晓虎的月工资最高能到2万，但他仍觉得不够。李晓虎在租房上很节约，他与3名同事合租，两人挤在一间狭窄的卧室。这样算下来，每月租金只要1000元。一日三餐，也成了一笔不小的开支，再加上约会、买礼物等，万把块钱的工资也不经花。他盘算着，或许开一家健身馆，自己当老板，才是最终的出路。他希望能多存点钱，早日向心爱的女友求婚。
“就白领人士而言，雇佣劳动者和其劳动产品的异化，使其向卡夫卡式的结局又迈进了一步……他们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成年累月地重复着自己的工作，这使他们更为疯狂地将自己的闲暇时间用于专门向他们推销的那些替代性消遣之上，沉溺于各种既不舒适也不能释放什么的人为刺激。他们厌恶工作，耽于无休止的娱乐，这种可怕的交替方式使他们筋疲力尽。”
读到米尔斯这段话时，我不禁想到了现在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很多上班族，当他们从写字楼里出来时，立即会迅速地看手机刷微信，寻找各种可以让他们娱乐放松的资讯。越是娱乐的东西，越是看上去有“逼格”的东西越能吸引他们，而严肃的、深刻的东西无异于上班一天在被工作抽干能量之后的又一次摧残。直面自我而不是放松自我的东西是不受欢迎和要遭受到心理上抗拒的。
而米尔斯，偏偏是一个喜欢逼人直面自我的人，他继续说道：
“当白领们获得自己的工作时，他们出卖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还包括他们的人格。”
看来，人其实是被工作所伤害的人。人在工作时好像远没有在娱乐时愉快。
米尔斯说的是中产阶层在工作中的异化和对工作产生的厌恶体验。至于产业工人在劳动中的异化，从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分析，到马尔库塞的哲学分析，再到弗洛姆的心理分析，已经非常经典了。
我们工作中“苦逼”的这一面，经由他们的分析，变得如此的形象、刺激。于是我们发现，工作多多少少在生存条件上、心理上、精神上是有自我强迫性质的。
但认为人天生不喜欢工作，或工作没有意义，那就错了。它相当于，社会条件培养了人的自私，于是一些人经过观察后就得出结论，说人天生是自私的。
苏幕遮，24岁，新媒体运营，北漂2年。初到北京，苏幕遮在一家旅游公司做了内容编辑。她发现这个方向的发展空间不大，不久后便跳槽去了一家国企做新媒体运营。她喜欢这里的工作氛围，但时常会遇到突发选题，需要加班熬夜，有时一天甚至要工作12小时。
找到社会位置
弗洛姆是把这一点说破的人。
他发现，很多人确实对工作反感，“什么也不做”成了他们的理想。但人天生就好逸恶劳吗？不是的，他们对工作反感是对异化劳动的反弹：“不满，淡漠，无聊，缺少快乐和幸福，无用感和模糊的生活无意义感，都是这种情况（异化劳动）不可避免的结果。”
他认为，如果是非异化的，吸引人的工作，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但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工作？有多少人能找到？社会学家涂尔干大概提供了一个答案： “社会的构成只有在社会不平等明确地表现出自然不平等的情况下，劳动分工才能自然而然地发生。”
不同的工作就是社会分工最直观的体现。按涂尔干的说法，现在的大多数工作其实都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是强制性的发生，会带来“社会失范”的各种后果的，比如大量的心理问题。而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社会分工，体现出这种社会分工的工作，显然都不是非异化的、吸引人的。
看来，非异化的、吸引人的工作，肯定是没有纳入科层制的严格管理，或超越了科层制管理的工作。它们更集中在一些讲究创造性的行业里，比如某些互联网公司，比如艺术家，比如一些自由职业者。换句话说，是“前科层制”和“超科层制”的领域。
在原始社会，人们打猎、采摘虽然危險、辛苦，但不会讨厌。原因在于，人天生就需要在头脑、心理、人格、身体上行动，去改变世界存在的状态，这样才能发展自己的力量。打猎和采摘都具有创造性，人们能够把控自己的劳动过程和成果。
运用头脑、心理、人格、身体去改变世界存在的状态，提升自己，是人的一种自然反应。人本来天生就喜欢做出有效果的事情。当这种做出效果的事情变成工作时，也不存在厌恶心理，他们只是厌恶异化的工作及背后的一个体系对自己的剥夺而已。
中世纪的工匠就几乎是靠“职业荣誉感”来显示存在价值的。他们也是最具备“工匠精神”的一个群体。但之所以如此，是在当时的社会交换体系中，他们一方面能够控制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每创造一件都像是艺术品，另一方面，他们是靠自己的手艺获得社会认同。在这里，他们不存在被一个异己的社会体系规训的问题。
但现在的很多工作恰恰意味着我们需要被规训，各种规章制度承担的就是这一功能。一个没有被规训的人并不符合科层制的要求。同时，雇佣制的机构和企业，都是一个务实的利益组织，存在人际之间的各种或明或暗的博弈。米尔斯、弗洛姆等人没有讲的是：我们在工作中感到累的，并不仅仅是工作的“异化”，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纷争，甚至，后者才是主要的。很多人可以接受工作中的劳累，但还是很难接受心累。
于是，工作真是一个全方位考验人的复杂社会游戏。厌恶也罢，热爱也罢，我们都无法离开这场游戏。我们厌恶它，是因为它透支着我们的能量；而我们热爱它，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在社会中找到一个位置，找到价值感和提升自我。个人和社会的未来之门都是通过工作而打开。
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等马克思主义者，从卢梭到梭罗等自然主义者，从米尔斯到斯科特等社会学家，都会回答：没有人喜欢这种现代工业体系造就的“异化劳动”。而工人的回答可能是：如果有钱，如果马上就有阶层上升渠道，他跑都怕跑不快。
我们隐隐可以看见一根对饥饿恐惧的皮鞭，让无数人去工作。它是所有人都无力抗拒的自然之鞭：没有通过工作（劳动）获得生存资源，人类不可能存在。一如《圣经》所说的：“男人要辛苦劳作才能得食，女人要承受分娩的痛苦。”
把社会空间进行置换，北上广深CBD里的中产阶层呢？他们的技能和资本，已经让他们摆脱了饥饿的恐惧，很多人似乎也是更喜欢“诗和远方”，而不是格子间里高强度的工作。但假如给他们一种不工作还可以生存下去的可能，他们对工作真的会弃若敝屣吗？
我想了很久，答案是不会。对于人来说，生存问题解决后，需求也水涨船高。对饥饿的恐惧这根自然之鞭放下了，可又出现了另一根皮鞭：社会价值排序上的焦虑。这是社会价值之鞭，不工作意味着不能再进行阶层攀升，不能再出国几日游，不能通过房子和车子的更好配置获取一个更高的自我认同。没有工作作为手段和阶梯，人的社会价值感将失去依托和灵魂。
那么早已实现高级的财务自由的人士呢，比如马云、马化腾、刘强东？他们所挣到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还需要工作吗？是的，他们仍然需要。虽然以上两根鞭子在他们的背后都消失了，可还有一根终极的皮鞭—社会游戏—等着。工作（职位）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节点（而且相当高），不工作意味着他们已经被从社会游戏中剥离，不和大家一起玩的生活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或者准确说，工作背后的社会分工，是社会组织起来的重要方式。一些人选择像梭罗那样隐居是可以的，但如果大家不工作，即使有钱，社会都无法玩了。
工作回归到了它应有的本义：让人生存发展，让人跟他人在社会结构上连接起来。
工作因此从哲学上讲几乎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是一个社会的刚需，是人和社会游戏规则的深刻碰撞。这种碰撞，每一刻都撞击到我们的内心，并释放出推动社会演化的能量。
“工作”是一部社会史
在我很有年代感的印象中，“工作”是在体制内上班的人的专利，一个政府干部，一个国企工人可以叫做“有工作”，但一个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一个走街串巷的小生意人，一个在民营企业里上班的人，是不能叫做“有工作”的，他们只能被称之为“干活”。
显然，这是根据体制内-体制外的身份来对职业进行区分，表明了两个大社会群体的区隔。在这种区分中，“工作”带有较强的“治人”色彩，暗示着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处于较高的位置，并且得到制度的稳定保障。这个词，对应和讲述着一个由国家组织起来的现代治理和生产的故事。
“干活”呢？它是典型的“劳力者治于人”的味道，暗示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或需要忍受各种辛苦、屈辱的生存行为，并且得不到制度的庇护。它还暗示了这样一个社会事实：“干活”的人更多是自雇者，说明那个时候大规模的工业化的雇佣制还没出现。这个词，一只脚停留在最古老的社会，保持着要用体力劳动才能生存下去的原生态含义，另一只脚则跨入了现代社会，自动在社会价值排序上进行自我身份的设定。
从词语可以看到，产生“工作”和“干活”话语的社会结构具有二元化的封闭色彩，市场经济显然不够发达，还没有从农业社会转换到工业化社会、商业化社会。因此，在“工作”和“干活”这两种经典的职业设定外，并没有别的丰富的职业概念可以畅想，像“自由职业者”就是无法想象的。我想了一下，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工作”、“干活”的社会认知仍然残留在一些老人的思维方式中。
1992年在中国出现大规模的“打工潮”后，社会结构的改变，通过空间的位移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不过二元结构还没有被超越，工业化也还没有建构出城市化、商业化的生活体系。于是，对于没有进入体制内的人来说，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工作一律被称之为“打工”。这个词语是在那个历史阶段中，作为从“干活”到“工作”的过度，是在二元结构的强大价值碾压惯性下的一次妥协。但它也暗示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把包括最偏远乡村在内的人都卷入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化的雇佣体系。那种预设在体制之外，并且也在工业和商业体系之外的“干活”概念已经成为历史遗迹了。
进入21世纪后，“打工”这个概念其实已经不合时宜了。那时候，大学生已不包分配，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进程加大，并且不可逆。職业体系的设定需要一种跟二元化结构不一样的价值认同。因此，即使仍然是在体制外，在人们的心理上，他们所干的也是正儿八经的“工作”。这种“工作”不仅仅像“打工”那样是解决生存问题，而是一个人在城市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中生存并且获得上升的自然方式，他们通过工作把自己纳入社会结构的某个节点并力图向上位移。这个时候，即使还有人说“打工”，也更像是一个用来自嘲的非正式用语了。
到现在，社会变化让我们对“工作”的理解有了丰富的内涵。简单来说，在合法的前提下，只要有事可做并且可以获取报酬，那就是工作，无论是干什么。不仅仅体制内的叫工作，体制外的“血汗工厂”同样也叫工作；受雇于人叫工作，自由职业者也叫工作。工作回归到了它应有的本义：让人生存发展，让人跟他人在社会结构上连接起来。
旧的工作消失，新的工作不断被创造出来，因此最直观地反映了社会的变化。
对工作的爱恨
大多数人应该都会承认：工作是辛苦的，至少有辛苦的一面。它要消耗我们的精力体力，而且压抑自我。我们几乎都需要靠透支头脑、心理、身体的能量来作为生存发展的代价，很多人还会付出人格。 所以，我们对工作的爱恨真是一言难尽。1861年，有过在瓦尔登湖寻找过“诗和远方”傲人经历的梭罗就恨恨地说：“人们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工作……我想，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事，甚至是犯罪行为，能比这永不休止的工作，更与哲学、诗意以及生命自身背道而驰的了。”
认为人天生不喜欢工作，或工作没有意义，那就错了。它相当于，社会条件培养了人的自私，于是一些人经过观察后就得出结论，说人天生是自私的。
“就白领人士而言，雇佣劳动者和其劳动产品的异化，使其向卡夫卡式的结局又迈进了一步……他们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成年累月地重复着自己的工作，这使他们更为疯狂地将自己的闲暇时间用于专门向他们推销的那些替代性消遣之上，沉溺于各种既不舒适也不能释放什么的人为刺激。他们厌恶工作，耽于无休止的娱乐，这种可怕的交替方式使他们筋疲力尽。”
读到米尔斯这段话时，我不禁想到了现在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很多上班族，当他们从写字楼里出来时，立即会迅速地看手机刷微信，寻找各种可以让他们娱乐放松的资讯。越是娱乐的东西，越是看上去有“逼格”的东西越能吸引他们，而严肃的、深刻的东西无异于上班一天在被工作抽干能量之后的又一次摧残。直面自我而不是放松自我的东西是不受欢迎和要遭受到心理上抗拒的。
而米尔斯，偏偏是一个喜欢逼人直面自我的人，他继续说道：
“当白领们获得自己的工作时，他们出卖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还包括他们的人格。”
看来，人其实是被工作所伤害的人。人在工作时好像远没有在娱乐时愉快。
米尔斯说的是中产阶层在工作中的异化和对工作产生的厌恶体验。至于产业工人在劳动中的异化，从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分析，到马尔库塞的哲学分析，再到弗洛姆的心理分析，已经非常经典了。
我们工作中“苦逼”的这一面，经由他们的分析，变得如此的形象、刺激。于是我们发现，工作多多少少在生存条件上、心理上、精神上是有自我强迫性质的。
但认为人天生不喜欢工作，或工作没有意义，那就错了。它相当于，社会条件培养了人的自私，于是一些人经过观察后就得出结论，说人天生是自私的。
找到社会位置
弗洛姆是把这一点说破的人。
他发现，很多人确实对工作反感，“什么也不做”成了他们的理想。但人天生就好逸恶劳吗？不是的，他们对工作反感是对异化劳动的反弹：“不满，淡漠，无聊，缺少快乐和幸福，无用感和模糊的生活无意义感，都是这种情况（异化劳动）不可避免的结果。”
他认为，如果是非异化的，吸引人的工作，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但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工作？有多少人能找到？社会学家涂尔干大概提供了一个答案： “社会的构成只有在社会不平等明确地表现出自然不平等的情况下，劳动分工才能自然而然地发生。”
不同的工作就是社会分工最直观的体现。按涂尔干的说法，现在的大多数工作其实都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是强制性的发生，会带来“社会失范”的各种后果的，比如大量的心理问题。而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社会分工，体现出这种社会分工的工作，显然都不是非异化的、吸引人的。
看来，非异化的、吸引人的工作，肯定是没有纳入科层制的严格管理，或超越了科层制管理的工作。它们更集中在一些讲究创造性的行业里，比如某些互联网公司，比如艺术家，比如一些自由职业者。换句话说，是“前科层制”和“超科层制”的领域。
在原始社会，人们打猎、采摘虽然危險、辛苦，但不会讨厌。原因在于，人天生就需要在头脑、心理、人格、身体上行动，去改变世界存在的状态，这样才能发展自己的力量。打猎和采摘都具有创造性，人们能够把控自己的劳动过程和成果。
运用头脑、心理、人格、身体去改变世界存在的状态，提升自己，是人的一种自然反应。人本来天生就喜欢做出有效果的事情。当这种做出效果的事情变成工作时，也不存在厌恶心理，他们只是厌恶异化的工作及背后的一个体系对自己的剥夺而已。
中世纪的工匠就几乎是靠“职业荣誉感”来显示存在价值的。他们也是最具备“工匠精神”的一个群体。但之所以如此，是在当时的社会交换体系中，他们一方面能够控制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每创造一件都像是艺术品，另一方面，他们是靠自己的手艺获得社会认同。在这里，他们不存在被一个异己的社会体系规训的问题。
但现在的很多工作恰恰意味着我们需要被规训，各种规章制度承担的就是这一功能。一个没有被规训的人并不符合科层制的要求。同时，雇佣制的机构和企业，都是一个务实的利益组织，存在人际之间的各种或明或暗的博弈。米尔斯、弗洛姆等人没有讲的是：我们在工作中感到累的，并不仅仅是工作的“异化”，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纷争，甚至，后者才是主要的。很多人可以接受工作中的劳累，但还是很难接受心累。
于是，工作真是一个全方位考验人的复杂社会游戏。厌恶也罢，热爱也罢，我们都无法离开这场游戏。我们厌恶它，是因为它透支着我们的能量；而我们热爱它，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在社会中找到一个位置，找到价值感和提升自我。个人和社会的未来之门都是通过工作而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