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开学的时候，我和蓝蓝的革命友谊被她的身高插了一竿子：一个假期下来，她竟然长高好多，像根竹竿一样杵在我面前，于是被老师调到教室最后一排去了。我又遗憾又羡慕地问她，你吃什么了，长那么快？她羞赧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长这么高。
　　我相信她说的是心里话，长这么高，就要去最后一排坐了。我的同桌换成了陈淑芬。陈淑芬倒是很开心，她一直想坐我旁边。陈淑芬整个人比我还小一圈儿，瘦瘦的。她有个毛病，口吃。因为口吃，她不爱说话。不过她爱笑，笑起来挺可爱。
　　陈淑芬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她有一根非常长的辫子，那是我长到十四岁见过的最长的辫子，从脑后一直拖到屁股上。上课的时候，为了防止坐在她后面的男生拽她的辫子，她总是把辫子放到胸前，甚至揣在衣服口袋里，但是上体育课或者做操时，还是经常被讨厌的男生拽，有一次竟被拽倒在地。我问她，干吗非要把头发留那么长？剪短点儿嘛。她摇摇头。我自作聪明地说，你这些头发可以卖钱哦，起码可以卖两块钱。我的头发就卖过五毛钱。她还是摇头。我猜想，可能长辫子是她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了。
　　那个时候，我很喜欢花花草草，所有的花草都对我有天然的吸引力。小时候我家虽然住在大学校区，但围墙外便是农田。我时常翻出围墙钻进田野里，一玩儿就是几小时。搬到小城后，我马上发现我们家楼后有一片杂草丛生的坡地，去了几次后，悄悄跑去开垦了一片巴掌大的田。
　　陈淑芬知道我喜欢花花草草，她说她也喜欢，她说她妈妈在家门口一个破痰盂里种了辣椒，已经开花了，马上就会结辣椒。我非常羡慕，她答应明年春天给我两棵辣椒苗。过了两天她又告诉我，她妈妈种的苞谷背娃娃了。我不懂背娃娃是什么意思，她说就是结苞谷了。我一时间泛起无限崇拜，口水都从眼睛里溢出来了。她马上说，等苞谷长……长好了，我就给你带一棒，嫩苞谷特……特好吃。
　　我连连点头，感觉生活一下有了盼头。
　　陈淑芬对我这么好，我也想表示一下，就给了她两个核桃。核桃是妈妈给我当零嘴的，爸爸单位上分的，每家两斤。可核桃壳死硬，我拿到后怎么都吃不进嘴里。所以我把核桃给她，有点儿处理的意思。幸好陈淑芬很高兴，比我听到有苞谷吃还高兴，她摩挲了一下核桃，迅速将其藏进书包里。
　　第二天陈淑芬问我，你家还有核桃吗？我说，干吗？她说，我老汉儿病了，吃……吃中药，就……就差核桃。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结巴得更厉害了。我连忙问她需要多少个，她伸出两根手指。于是我连续三天，每天上学前都悄悄从橱柜里拿两个核桃，藏在书包里带给她。
　　到第五天，终于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很生气，她说，你想吃就告诉我，干吗偷偷摸摸的？我覺得自己是在做好人好事，被妈妈骂很委屈，就大声说，我不是偷吃，我是为了帮助同学！同学的爸爸生病了，要配中药！妈妈听了哭笑不得地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中药里有核桃的，是你那个同学自己嘴馋了吧？我一愣，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陈淑芬那么瘦，肯定嘴馋，说不定她以前没吃过核桃。
　　但我没好意思去追问她，我只是跟她说，我们家没核桃了。陈淑芬连忙说，没事的，我老汉儿不……不喝中药了。我松了一口气。
　　只是没想到我很快就发现了陈淑芬的秘密。
　　那天晚上吃过饭，我去学校参加入团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结束从学校出来，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我很少这么晚独自回家，便从市中心绕着走。
　　路过市中心公园时，见门口围着一圈人，似乎有人在唱《红灯记》。我下意识地凑过去想看一眼，不料这一眼就把我给定住了——原来圈子里围着的，是陈淑芬和一个瞎老头。
　　瞎老头在拉二胡，陈淑芬在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目瞪口呆，没想到陈淑芬的嗓子那么尖亮，而且一点儿不磕巴，很流畅，很专业，好像她身体里装了台收音机。瞎老头咿咿呀呀地拉，她比比画画地唱，我简直听傻了，很有些佩服。
　　陈淑芬唱完，围观的人都鼓掌。突然，出现了两个戴红袖套的，大声呵斥说，不许在这儿唱！哪个喊你们在这儿唱的？
　　围观的人一哄而散。
　　陈淑芬收拾好地上的东西，一只胳膊挎着木凳，一只手拎着网兜脸盆，站到那个瞎老头的前面。瞎老头背好二胡，伸手拽住她的辫子，两个人就一前一后走了。
　　我下意识地跟着他们，只见他们慢慢下了台阶，走到马路边上。马路上的人已经不多了，瞎老头紧紧拽着陈淑芬的辫子，有时他跟不上陈淑芬，陈淑芬的辫子就被拽得直直的，脑袋朝后仰。
　　原来，她的长辫子是用来给瞎老头引路的！
　　我被这意外的发现弄得心惊肉跳，难怪她不肯剪辫子。瞎老头是她爷爷吗？从来没听她提起过她有个瞎子爷爷呀。
　　我在他们后面跟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回家。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妈妈自然一顿训斥，我顾不上辩解，就迫不及待地把遇见的事告诉了她。妈妈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又叹了口气，我感觉她很难过。
　　这么大的秘密，我实在是憋不住。
　　第二天上学路上，我就告诉了蓝蓝。我说了之后，期待着蓝蓝张大嘴巴瞪大眼睛的表情，我甚至打算约她一起去公园看。不料蓝蓝一副三百年前就知道的样子，慢条斯理地说，我晓得，那个老头儿不是她爷爷，是她老汉儿。
　　结果张大嘴巴的是我，那么老一个老头，居然是她老汉儿？
　　我说，你也晓得她晚上要去公园唱戏？
　　蓝蓝说，我不晓得，我只晓得她老汉儿原来是川剧团的琴师。
　　我好歹挽回了一点面子。看来，陈淑芬会唱戏也不是什么秘密。于是见到陈淑芬时，我脱口就说，昨天晚上我看到你了……
　　你看到我了？在哪儿？她有些紧张，居然没口吃。 　　我连忙改口，不是不是，我梦到你了。
　　你梦到我在干什么呢？她问，还是有些疑心。
　　我说，我梦见你，那个，在唱歌，唱得很好听。
　　我一时编不出别的内容来，她的笑容马上消失了。
　　她知道我知道了，我知道她知道我知道了，但我们都没说破。我的心情很复杂：又同情她，又怀疑她;又想告诉别人她会唱戏，又怕别人知道她在唱戏。
　　但过了几天我还是按捺不住了，我问她，你老汉儿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她回答说，从小就瞎。
　　我又问，她又答。我们的谈话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经历了好长时间。终于，我搞清楚了她老汉儿的基本情况。原来她老汉儿从小就有一只眼睛是瞎的，跟着一个拉二胡的学会了拉二胡，拉得特别好，就进了川剧团。哪知前些年，另一只眼睛也看不到了，全瞎了。她老汉儿因为不能上台演出，成天闷在家里，时常乱发脾气。
　　我想让老汉儿高兴，就带他到外头去拉，只要有人听，有人叫好，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她全说了。
　　我总也忘不了那个画面，她老汉儿拽着她的辫子，在夜色里徐徐向前。我很想问，你老汉儿那样拽着你，不疼吗？可是最终没有问。我怕她会伤心。
　　我们不再谈这件事。我们还是谈花花草草。我们在农技课上学了果树嫁接，便想把它应用在我的小花园里。
　　星期天一早，我从家里拿了一把剪刀，一根长布条，还有一副线手套，陈淑芬则带了小刀，一共四样“作案”工具。
　　陈淑芬一见我就说，跟你说个“嘿好嘿好”的消息，我老汉儿今天晚上要去演出！是正儿八经的演出！在文化宫。他们川剧团排演《红灯记》，那个拉二胡的病了，喊我老汉儿去顶替。昨天晚上通知的，我老汉儿笑美了。
　　我第一次听到陈淑芬一口气讲出这么多话，而且完全没有磕巴，像唱出来的，太不可思议了。看来结巴也不是铁打的。我被她的情绪感染，大声说，噢，真的！太好了，我也要去看！
　　去嘛去嘛，你……你不用买票，到后……后台找我。
　　陈淑芬恢复了常态，大包大揽地邀请我。显然，她老汉儿去演出，是少不了她这个“拐杖”的。
　　我们顶着大太阳兴冲冲地走，陈淑芬被喜事鼓舞着，步子迈得飞快。太阳已经发威，把柏油路都晒软了，我感觉脚底发烫，眼前白花花一片。
　　我们来到距离学校不远的马路边上。那条路的两旁全是夹竹桃。六月里，夹竹桃无比茂盛，像一堵密不透风的绿色的墙。眼下它们已经开花了，红色的花和白色的花，都一嘟噜一嘟噜地坠着枝条。
　　我的远大理想是，通过嫁接，让一根夹竹桃的枝上开出两种颜色的花来。陈淑芬虽然对此表示怀疑，但也只把怀疑留在眼神里，没说出来。我说，试试呗，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陈淑芬把长辫子在脖子上绕了两圈，然后挽起袖子，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样子。我也戴上手套，按照书上的方法，先在开红花的夹竹桃里剪了一枝含苞待放的，把树枝根部削尖。再到开白花的粗干上去切切口。没想到切口很难切，虽然陈淑芬说她的小刀“嘿快”，其实远不够快，我切了半天才切开一点，还差点儿划到手指头。后来还是陈淑芬上手，费了好大劲儿才切了两厘米深的口。我把削尖的枝条插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用布条把它缠绕起来，缠了三圈，系紧，感觉很结实了，松了口气。
　　我捡了块石头放在那棵夹竹桃下面，作记号。陈淑芬觉得不够明显，她四下打量后，找到旁边一根电线杆，然后用脚丈量了一下，说离电线杆七步。嗯，这个好，比我的做法聪明。
　　书上说，嫁接的枝条，至少要一周的时间才能成活。我又反复看了看那个嫁接的地方，确认没问题，才离开。
　　我们两个大汗淋漓，我甚至感到有点儿头晕。那一刻我脑子里转的就一件事：一星期后，红色和白色的夹竹桃花开在一个枝头上。
　　那天晚上，我没能去看陈淑芬她老汉儿参加演出的《红灯记》，原因是妈妈不同意。她无论如何不允许我晚上十点才回家。我也没反抗，因为《红灯记》我已经看过好几遍了。
　　第二天陈淑芬兴奋地告诉我，演出很成功，老汉儿高兴坏了。老汉儿说等演出完了，要给她做一件新衣服。
　　后来的一天，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陈淑芬站在舞台上唱戏，可是光比画动作，没有声音。更奇怪的是，她剃了个光头。我问她，你的辫子呢？她说，我不想要辫子了。我怀疑地说，你不是陈淑芬吧？她笑眯眯地说，我就是。我说，那你唱一句让我听听。她转身就跑了。我去追，却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一着急，就醒了。
　　我觉得这梦很有意思，我竟然梦见一个光头的陈淑芬，她的长辫子不见了。我真想马上把这个梦讲给她听。
　　可是早上到学校，她却没来。我猜大概她连续演出太累了吧。我们那个时候不来上课就不来上课，很平常，所以我没太在意。但是下午她没来，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还没来。
　　我跑去办公室问老师，老师说，陈淑芬吗，她妈妈刚刚让人带话来，说她受伤了，在人民医院。
　　我吓了一跳，原来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和蓝蓝放学后就跑去医院看她。她果然躺在病床上，头上裹着白纱布。纱布很厚，从头顶一直缠绕到脖子上，一张脸被遮得只剩下巴掌那么大。
　　原来演出的第三天晚上，回家路上，他们被一辆板车撞了。那个板车拉的东西太多，下坡时控制不住，先撞倒了她老汉儿，她老汉儿又带倒了她，她的长辫子被搅进轮子里，拖拽了好一段。她的脑袋裂了一道口子，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和藍蓝傻呆呆地站在床边。病房里有好几张床，病人和家属挤得满满的，很热。天花板上的电扇慢悠悠地转圈儿，扇出来的全是热风。蓝蓝问她，你不热吗？她说，不热。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她的脸色很难看，嘴唇发白。我盯着她缠满白纱布的脑袋想，难道她真的成了光头？我想起自己做的梦，她光着头站在舞台上，好可怕，我居然提前梦见了坏事情。
　　陈淑芬见我不说话，反过来安慰我说，没有好大个事，再等几天拆线了，就可以回家了。我还是说不出话。她忽然说，对了，你要记着去看我们嫁接的夹竹桃哦。一个星期了哦。
　　可不是，差点儿忘了。我连忙说，我明天就去。
　　她说，肯定开花了。肯定好看得很。
　　第二天我早早就出了门，一个人跑到我们的“试验基地”去，满怀期待。真希望试验成功，看到白色的花和红色的花开在一个枝头上，像陈淑芬说的，好看得很。退一步想，就算没开出两种颜色的花，至少希望我们嫁接的枝条活了。这样我下次去看陈淑芬，就可以告诉她了。
　　可是，我怎么都找不到我们的“嫁接成果”了。
　　我记得我当时在树下放了块石头，可石头不见了。再按陈淑芬说的用电线杆定位，也没找到。我来来回回地走，一眼望去，所有的枝条都长得一模一样。我们当时是在白花夹竹桃上做的试验，但那一片白花夹竹桃依然白花花的，没有一星半点的红。我又钻进去扒拉开来，一根一根地看，就是找不到。
　　我失望至极，再也没去看陈淑芬。我不想告诉她坏消息，也不想骗她。
　　等我再见到陈淑芬时，已经是秋天了，又一个新学期来临了。
　　陈淑芬顶着一头寸发出现在我身边，像个男孩子。她不好意思地搔着脑袋，问，我是……是不是，很难看？
　　我安慰她说，没事儿的，头发很快就可以长长的。
　　她说，不，我再……再也不留辫子了，一……一辈子都不留了。
　　我吃惊地说，那你老汉儿怎么办？
　　她说，我老汉儿，走……走了。
　　她说这话时，依然笑眯眯的。我愕然。脑海里浮现出瞎眼老头拽着她辫子的画面，她的头朝后仰，像一根小小的拐杖。
　　我忽然想起那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你的辫子卖了几块钱？
　　她摇头，说，没有卖，埋……埋了，和老汉儿一起。
　　哦。原来，她老汉儿把“拐杖”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陈淑芬真的说到做到，直到初中毕业，我们分开，她的头发都一直是短短的，比我的还要短。她还养成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随时甩一下头，好像在确定自己的脑袋是轻松的，没有拖累。
　　只是我很想知道，她后来嫁人的时候，有没有长发及腰。
　　（大浪淘沙摘自《山花》2021年第1期，本刊节选，李小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