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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北京科技界大会上的说法,中国已经4次错失世界科技革命的机遇:包括“康乾盛世”时期,“洋务运动”时期,20世纪上半叶军阀混战及外敌入侵时期,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时期。
如果把这4次机遇都比作马拉松比赛的话,中国在每一次发令枪响起之时,几乎都是浑然无知。最近这一次落后的幅度较小,但是当中国人清醒过来开始追赶时,列强已经跑出去“几十公里”了——此次落后在起点,而非过程。
“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又在向人类招手。这一次——也是近代以来第一次,中国在发令枪响的同时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出代表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产业,以及空间、海洋和地球深部开发利用领域相关产业等。
作为中国经济脊梁的中央企业,作为经过几十年改革已经逐步甩掉包袱、日渐强壮的中央企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马拉松”赛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公元前490年,菲迪皮得斯的一句“我们胜利了!”不仅为希腊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喜讯,而且为世界人民带来了一项历史悠久的体育运动。马拉松追求运动的和谐美和挑战精神的宗旨千百年来被传颂传承,发扬到了各个领域。
中国的央企会不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成为光荣的“菲迪皮得斯”?
一、发令枪响
从GDP说起
2009年中国GDP达3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中国GDP总量已接近排名世界第二的日本。但若从经济结构布局、人均GDP和国民幸福指数等方面来考虑,中日两国依旧差距明显。日本的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中国则不过3000美元,日本是中国的13倍多——而且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仍在100名之外。——而且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仍在100名之外。
仔细研究一下GDP的构成状况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2009年中国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3.9%,几十年来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且这一成绩是在近乎穷尽政策扶持手段的情况下所取得。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大部分商品仅取得了产业链上最为微薄的利润,无法改变“中国制造”的低端形象,抗击风险能力低下是必然的。
简单的一个数字-3.9%,恰恰暴露了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以资源、环境的浪费和负增长来换取GDP的高增长。例如2009年煤炭大省山西是全国唯一出现负增长的省份,上半年GDP增长率为-4.4%——因为2009年山西进行了大规模的煤矿整顿,“不要带血的GDP”。一个-4.4%更加说明了产业转型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想象一下中国还有多少个“能源大省”需要整顿,多少个传统产业需要转型?
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健康与否。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比例在60%、55%,美国达70%,而2009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勉强达到51%。增加消费需要提升企业的利润率,以提高企业员工的收入,而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提升的空间可以说越来越小。
社会各个层面对加快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认识空前统一。放弃一部分GDP来换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告别高增长时代的呼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外界称“金融危机让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使经济进入减速通道的过程加速”。
粗放型经济增长“减速”,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一“加”一“减”,需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再到企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执行。我们不用和美国、日本比,与同样处于发展阶段的印度比较,就可以找到答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印度以相当于中国50%的投入,达到现在跟中国不相上下的8%的增长速度,主要原因在于其经济体制,以及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
中国实情
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是盲目地顺应某种趋势,而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作为央企来说,不应忽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宏观背景。
2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上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胡锦涛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
胡锦涛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结构调整、自主创新的重要环节。
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讲话更细致地阐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地位: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要科学制定发展规划,选择若干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见到成效,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尽早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历史镜鉴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未来和历史总是有着某种类似和关联。每次危机到来的时候,思想家和战略家更多看到的是变革的契机。纵观全球近代经济发展史,由于科技革新力量的推动,具有颠覆性质的新兴产业总是能够在战胜重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孕育和成长,并凭借其独特的生命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摆脱危机的重要力量,从而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
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使美国迈上了信息技术产业的高速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互联网经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把发展新能源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计划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新能源技术研发;欧盟则表示要在2013年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欧盟区的“绿色经济”;英国也公布了《低碳转型发展规划》。
在2009年11月23日的北京科技界大会上, 温家宝强调:科学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常重要,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将贻误时机。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完全可以有所作为。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既要对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既有要引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
纷纷起跑
2009年9月之后,各方面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下,各部委纷纷表达了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态度: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称,2010年将继续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好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表示,初步考虑把信息网络、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作为培育重点,并加快培育物联网产业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提出,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金融创新产品,优化信贷管理制度并加大扶持力度。
2009年10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与七省(市)人民政府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联合设立20只创业投资基金协议签字仪式。20只基金主要投向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国家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重点扶持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创新型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首批20只基金均由七省市政府选定,根据当地研发优势、产业基础和地方特点来确定专业领域投向,但所选基金必须满足发改委和财政部提出的两个原则:支持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型基金。按当初设想,未来2~3年内,待首批20只基金运作成熟后,国家有意发起设立200只基金,到时中央政府将投入100亿元,地方政府至少投入100亿元,按平均数扩展,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在内,200个基金将最终募集到近1000亿元。这些基金投放市场后,将有1万个新兴产业的小企业获益。
各地政府纷纷闻风而动,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发展和扶持项目。2009年 9月27日,武汉原则通过了15个新兴产业的《实施方案》。“武汉方案”被认为是首个系统性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方案。之后湖南、浙江、重庆、福建、吉林等省市也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义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不过,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举措中,我们还没有看到非常清晰的方案。比如,发展某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是什么?优势是什么?发展模式是什么?
二、央企领跑
“追随者”的尴尬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升为国家意志,并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但仅仅凭此判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还不够充分,马拉松比的是战略和战术,更是实力和耐力。要清楚自己是领跑者还是追随者,并能找到合适的时机,加快脚步转换角色。
客观地说,在这场比赛之前,中国企业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
中国企业包括中央企业,在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某些领域中的地位还不占有优势。仅以中国为例,根据郎咸平《产业链阴谋》系列丛书的调查显示:在资本构成结构和企业规模中,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五名的企业全是外资企业,玻璃行业最大的五家企业全部是外资,电梯行业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五家厂商全部是外资控股,平板电视行业60%~70%是外资,中国进出口贸易中55%是外资,其中高科技出口的87%是外资。
在国内,中国企业的高端产品市场份额也不令人乐观。外资保险业开业三年占据了中国市场10%的份额;在上海,外资银行开业三年占据了17%的市场份额;计算机操作系统95%是外资,英特尔的CPU占据了85%的市场份额;思科占据了企业无线网络60%的市场份额;中国2009年的新车销售量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是国内市场汽车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追随者的尴尬还体现在话语权的缺失。
在大宗贸易的谈判上,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中国企业“拥有市场,却不拥有话语权”。以宝钢等央企为首的中国钢铁企业,与世界铁矿石巨头的谈判一波三折悬而未决,真正上演了一幕疯狂的石头的闹剧。在日常生活领域,近两年涉及彩电专利的纠纷不断涌现,因为LED核心技术大部分掌握在日韩企业手中,中国企业经常以侵权的名义被送上“被告席”。
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有人说“在金融危机下西方国家主流意识是用实用主义代替市场原则,用贸易保护主义代替全球化”——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局长杨益称:“中国遭遇贸易保护主义重围,贸易摩擦对产业安全的威胁加剧。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调查激增,使中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
世界经济处于高速运转的“现在进行时”,中国企业却常常尴尬地处于“被动进行时”——“被绑架”、“被反倾销”、“被贸易保护”、“被侵权”。客观来讲,中国企业与世界的差距是长期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机制造成的,不必过分悲观。只要能够努力缩小差距,发扬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新,寻求心灵自由和顽强拼搏、锐意进取、永不止步的马拉松精神,坚持不懈尽量不掉队,我们就有反超的机会,变追随者为领跑者,尤其是近年来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变化的央企。
储备和热身
谁都可以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参赛者,但并不是谁都能成为“菲迪皮得斯”。
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尤其是代表国家利益和意志的大企业的竞争。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这场马拉松比赛中、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央企自然被寄予更多的厚望。事实上,央企的储备以及适度的热身也是民营企业无法企及的。
以科技创新为例,2009年大部分央企交出了一份相对令人满意的答卷。2008年央企中的67家创新型(试点)企业科技投入合计达1830.3亿元,占中央企业全部科技投入的85%;其中R&D经费1026.2亿元,占中央企业全部R&D经费的84.8%,占2008年国家研发费用(3710亿元)的27.7%。有投入就会有回报,央企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点取得的成果更具有说服力:在200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41家央企总共获得104项奖励。其中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3项,占比100%;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0项,占比27%;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9项,占比62.5%;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81项,占比29.9%。
在国家需要保持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重点行业,中央企业特别是创新型(试点)企业获得了大部分科技奖励,体现出央企在这些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央企积极开展前期研发和技术储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新材料领域获得“高性能造船用钢制造技术创新与集成”等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节能环保和电动汽车领域获得包括“混合动力城市客车节能减排关键技术”在内的4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信息产业方面获得“城域网多业务环技术方法”等2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移动通讯用滤波器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等8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9年7月央企负责人会议上归纳的一系列成就,基本上代表了当前央企的科技水平:国家电网建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代表国际输电技术最高水平的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南方电网投资的世界上第一个±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中国商飞公司全面开展技术攻关,总装制造中心22项关键技术攻关项目进入实施阶段;航天科技每年自筹8亿元用于自主研发,成立卫星应用研究院,探索产学研结合创新模式;中国中铁加快建设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自主研发设计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上半年有6项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电信科研院依托自主核心技术,掌握TD-SCDMA后续技术TD-LTE核心技术专利,并积极参与4G国际标准的竞争;中国联通投资约600亿元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WCDMA网络,已在100个城市成功试商用;华录集团研发的中国数字音频编解码标准DRA,已成为国际蓝光光盘协会组织发布的新标准。
除了技术创新外,央企在其他方面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2009年12月29日,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签署战略投资协议。社保基金会作为战略投资者,通过直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大唐电信集团所属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大大推动了大唐控股实现股权多元化。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戴相龙表示,这是社保基金会首次对中央企业进行实业投资,是双方在“创新型国家战略”指导下的战略性合作。
2010年1月18日,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为依托、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投资主体,联合其他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首只专注于航天产业发展的股权投资基金——“航天产业基金”创立。“航天产业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封闭式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的形式,首期募集资金30.3亿元人民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指出,这种市场化运作的积极探索,有助于更好发挥航天高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对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培育战略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有着深远意义。
起跑线上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之火在2009年的冬天被点燃,一些具有前瞻眼光的央企已经开始行动。
2009年7月,由神华集团、中海油、国家电网等13家央企共同建设的未来科技城在北京奠基。未来科技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神华集团将投资15亿元与清华大学共同建设的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2009年11月,在人民大会堂的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签字仪式上,神华集团与美国GE签署气化技术合作备忘录。神华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能源生产企业,正在为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
更具超前意识且抢先一步行动的是瞄准电动汽车发展前景的电动汽车充电企业。国内电动汽车产业仍处于百业待兴,电动汽车的“未来之马”还没有在神州大地上跑起来,国家电网、中海油等央企已经开始“圈地”了。中海油与中国普天成立了合资公司——普天海油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专门运营电动汽车能源供给网络。
2009 年11月,中国电信物联网应用和推广中心、中国电信物联网技术重点实验室在江苏无锡成立。中国电信与无锡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决定深入推进物联网项目合作,促进传感技术与中国电信有线、无线宽带网及3G网络的融合,在智能交通、智能校园等行业应用领域,以及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电子支付等技术领域广泛开展项目合作和市场化运作试验,加快建设国家“感知中国”示范区。中国电信在无锡迈出的关键一步对于我国物联网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纵观2009年的国有经济,并购重组成为央企战略布局的关键一步。2010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很多央企旨在通过战略重组,为自己过去的十年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并为下一个十年的发展做准备。2009年11月10日,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宣告长安集团与中航旗下汽车业务进行战略重组。重组后的“长安汽车”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在各种重组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将长沙矿冶研究院并入旗下,使之成为自己的全资子企业。科研院所并入央企是央企的重要整合思路之一,这样做的深意显而易见——不仅为企业引进了高素质的科研人员,更为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发动机”。
2009年12月14日,李荣融在央企负责人会议上指出,2010年末国资委将结合编制“十二五”规划和实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引导国有资本向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投入。
央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优势凸显,在国字号梯队里,国务院国资委扮演的是教练员的身份,国资委在努力挖掘各个企业的优势,寻找央企队伍中的“菲迪皮得斯”。
三、粮草先行
“原动力”不足
央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预热都是一掷千金的“大手笔”。在外人看来,央企拥有强大的资本实力和政策支持,拥有聚集优质资源和优秀人才的诸多便利。但也正因为如此,央企的投资行为也容易出现市场动力不够的弊病。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在接受《国企》采访时认为:中央政府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非常具有国际视野的战略眼光,使央企有机会走上产业的制高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是短期的投机行为,而是长期的投资行为。国有企业目前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考核。现有的考核机制使国企领导人的决策缺乏持续性、长久性和战略性。左小蕾强调,市场化的企业管理者应该是敏感的,十年以后的事要从现在开始做。而国企领导人的考核机制没有长久和持续性,容易导致为了眼前的政绩而不愿“冒险”做长期的投资。
以大家都关注的汽车行业为例,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在金融危机下面临倒闭,不得不剥离资产寻求起死回生的最后途径。中国的汽车销售却一路高歌“钱”景喜人——但是前景不见得也喜人,在石油价格一路上涨、低碳经济呼之欲出的背景下,中国的汽车工业如果不能实现快速转型,若干年后也许要步通用的后尘。左小蕾表示,美国汽车工业的衰落对美国企业也许是好现象,他们可以抛弃原有的东西重新起程,而中国的汽车产业显然不存在这样的压力。严酷的现实是,我们电动汽车产业中的电池优势正在逐步被赶超。在发展电动汽车方面,中国如果不能抢占先机就容易陷入被动局面,重走传统汽车工业发展的老路,如果等到你已经明显感到自己落后再追,恐怕为时已晚了。
有先见之明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他在2006年就认为,中国只有在以锂离子蓄电池为基础的电动汽车市场上,可能凭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应该尽快发展。但是他的呼吁——“在国内电动汽车生产技术相对成熟的基础上,应该尽快围绕我国电动车的市场需求、行业标准及准入门槛制定详细规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今,国内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标准”之争已硝烟弥漫。日产正在通过与工信部合作,来确立中国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标准。这对于目前正处于研发试制阶段的中国自主企业来说,是个巨大考验。有人担心,继丰田在混合动力汽车领域基本主导了中国的技术标准后,中国电动汽车的标准也将成为外资的“囊中之物”。
事实上我国主要汽车生产厂家都在从事新能源汽车的研制和生产,但目前都处于“埋头苦干”阶段,没有形成产业化的规模,也没有站出来制定标准的魄力。而一批从未有过任何造车经验的企业,却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纷纷进入新能源汽车这一领域,并提出了打造年产百万辆电动车的远景规划,使得电动汽车的产业竞争更加激烈。目前的电动汽车产业,玩的还都是概念,因为电动汽车的性价比较传统汽车而言没有绝对的优势,消费者也基本处于观望状态——真是缺了领头羊,再有电你也释放不出能量来。
众所周知,成功跑完马拉松首先需要保持跑马拉松的原动力,而马拉松原动力来自于内心。马拉松需要勇气、耐力、专注和积极性。选手必须在赛前进行训练,并对自己的训练许下承诺。跑赢马拉松的关键秘诀在于成功的配速。合理的训练加上正确的配速,运动员不仅可以跑完马拉松,而且可能赢得比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各方人士高度重视这场比赛,建言献策为之摇旗呐喊。这里没有旁观者只有拉拉队,央企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上亿人的眼睛,这种压力如果能转换成原动力,那么央企这台“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运转起来,其能量将何其巨大。
能力和眼光
左小蕾对于国内企业普遍的研发能力不足表示担忧。她认为当前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需要在各个环节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改革。左小蕾的担忧不无道理,曾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战略学教授的曾鸣早就著书预言:“世界最主要的竞争,在中国市场上看得很清楚:中国企业不断从低端往高端走,跨国公司不断从高端向下渗透。他们将在中端市场短兵相接,决定成败的因素将是性价比。”在新兴产业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低成本低端复制的“优势”已经不再诱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应该放在核心技术的突破和掌握上,不断进行技术革新才是制胜的法宝。
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委员会秘书长吴子敬在接受《国企》采访时说,央企应该从“安全和发展”的角度去看待这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态势。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产业主动权正逐步被美国人掌握,美国通过有计划地控制产业,期望最终达到对价格的控制。民营企业因为资金和技术力量薄弱,大局观念不强,很难和外资企业抗衡,因此央企就义不容辞地被推到了时代的前沿。央企要在做强自身的同时,在产业联盟中放下架子,引领其他企业唱“大合唱”。
吴子敬指出,中国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国的企业家目前面临知识产权薄弱,品牌观念不强,对核心技术的“攻关”欲不强,对核心产业的“掌控”欲不强的劣势,而这些几乎都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中国人常说时事造英雄,是不是英雄要看你能不能把握住时机。中国的企业并不缺钱,而是缺乏整体布局和战略划分。浮躁的时代要杜绝浮躁,杜绝无序的竞争。国资委应该做一个分布,既要保证市场的良性竞争,又要避免精力太分散,不能重拳出击。
事实上对于社会上的这些担忧国资委也早有考虑。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明确指出:“中央企业要通过2010年中央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进一步巩固行业领先地位,在结构调整中占据主动权。”他要求中央企业准确把握方向,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专注发展优势产业,加快清理非主业和低效资产,推动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资源向主业集中。
有句话说的好,“战略思维就是选择不做什么”。央企要解决做什么不做什么的问题,需要一定的魄力并做出牺牲。有人说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什么时候它成为央企 “自下而上”的革命,才会真正看到革命的曙光。
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场马拉松比赛中,我们需要树立奥林匹克的竞技意识和精神,培养一个实力强健的“国家队”,新兴产业乃至中国未来的经济才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占有资源和规模优势的央企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理应成为这个“国家队”的“种子选手”。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 温家宝总理在科技大会上强调,中国企业必须做好战略决策储备、科技创新储备、领军人才储备、产业化储备,“这四项储备决定未来”。这四项储备,中央企业是不是已经足够丰厚?
链接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目前世界各国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侧重各有不同:美国和欧盟在低碳的思路下寻找新能源;英国注重高科技生物产业;日本侧重能源和环境产业;俄罗斯在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根据2009年11月23日温家宝在科技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外界将其概括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到底处于怎样的现状,面临那些问题?
新能源
新能源包括水电、太阳能、生物质能、核能。
我国对于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一直非常重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发展水电,目前已经基本成熟;我国的风电装机容量2008年底居世界第四位,预计2010年可望达到3000万千瓦,2020年实现装机容量1亿千瓦的目标;除沼气外,我国其他生物质能技术的应用仍处于产业化发展初期;近期内中国生物液体燃料的重点技术研发方向是利用非粮食原料生产燃料乙醇技术;2008年底,中国光伏电池产量达到了2500多兆瓦,居世界第一位。估计2010年我国光伏发电产品产量可能突破5000兆瓦,成为世界最大的光伏电池生产国。虽然太阳能是最理想的能源,技术也已经成熟,但是由于成本过高以及硅材料的短缺,与商业化应用还有相当的距离;一些西方国家把核能作为发展新能源的主导,亚洲的核能发展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甚至名列前茅。
电动汽车
新能源汽车是个诱人的“概念股”,尽管产业化的道路漫长,却是能源危机下的大势所趋。新能源汽车包括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氢发动机汽车、其他新能源汽车等。目前,美国基本上确定了氢燃料和乙醇汽油技术路线,欧洲则选择柴油汽车和氢内燃机技术,日本是发展混合动力,中国目前在技术上有一定优势的技术方向就是电动汽车。但是这一技术的市场化受到快速充电系统和充电站的建设规模等因素的制约,短期内难有突破。国家的政策是一步一步走,现阶段更可能的路线图是,支持混合动力技术,然后由混合动力技术过渡到电动汽车技术。
节能环保
低碳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西欧、北美发达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都在积极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环保产业正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产业前景乐观。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预计到2010年,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2.8万亿元。
新材料
新材料是发展高新技术的基础,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专家分析,中国的新材料产业在一些优势领域形成特色。如包头形成了稀土新材料产业地带;武汉、长春等基地是国内主要
的光电材料产业基地;湖南则以电池材料、硬质合金材料、复合材料为主;宁波以磁性材料、高分子材料为特色等。但是新材料产业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引领了新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其制造、生产、使用、废弃全过程又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面对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中国新材料产业必须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路子,调整产品结构、把生态环保意识贯穿于产品和生产工艺设计中,提高新材料产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制造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新医药
美国、欧洲和日本是世界新医药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中国新医药产业虽然初具规模,但仍存在缺乏国家发展战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研发成果转化率低、融资渠道不畅、国家研发投入力度不足、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差等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
生物育种
我国是国际上农业生物工程应用最早的国家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转基因作物的研究。我国的转基因作物育种的整体发展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已处于领先地位,某些项目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杂交育种的玉米、水稻的单产都曾创世界纪录,现在正在研育的超级玉米、超级水稻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动物研究领域,海洋动物中的多倍体育种、转基因等生物工程技术极少在市场中
被提及,多数研究还没有走出实验室。我国育种研发的主体基本上是科研院所和高校,企业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具有研发能力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
信息产业
信息产业是一个产业关联度、感应度和带动性都很高的产业。
我国的信息产业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真正进入了发展阶段,业年产值平均增长率保持在25%以上。
信息产业目前面临的问题有:一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产业门类不平衡,目前已形成的四大信息产业生产基地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而不发达地区的信息产业发展速度很慢;二是门类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计算机、数据库、通信等产业发展较快而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相对滞后;三是经济规模小,与国际通行的经济规模相比相差甚远——我国现有软件生产企业5000多个,多为小作坊式的企业,技术力量严重分散。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高级信息人才。
国药打造“央企医药健康产业平台”
作为国资委确定的央企医药健康产业平台,中国医药集团如何看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如何认识自己在这场马拉松赛中的地位?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董事会秘书、规划发展部主任石晟怡。
抓住重大契机
《国企》:请从专业的角度谈一下“新医药”产业的概念?您如何理解温家宝总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视?
石晟怡:“新医药”的概念非常大,总体来讲是指利用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新型制药工艺、新剂型等医药健康高新技术促进的“整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创新和升级’。发展“新医药”将改变中国医药产业原有的靠大宗原料药在产业链低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局面,逐渐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创新产品、新型制剂和生物制品以提升整个产业的发展水平。新医药必然是环保的,不牺牲环境和资源为前提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对健康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从而使医药产业成为朝阳产业。“新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医药行业由于其相对钢性的需求成为受影响较小的行业,在资本市场受到了广大投资者的青睐。其次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且近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世界医药市场在逐渐向中国转移。第三,本届政府非常关注民生,在医药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中特别明确了政府将投入8500亿元用于基础医疗机构建设和基本药物的供应,医药行业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第四,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近年来的重大灾情疫情越来越多,医药行业的作用和地位都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促成了中央新医药战略的提出。
《国企》:“新医药”计划的提出,对于国药来说是怎样的契机?
石晟怡:“国药集团”作为国内医药行业的国家队,在医药这个全竞争行业经过多年打拼,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近5年保持了销售收入30%的年均增长。国资委率先提出了把“国药集团”打造成“中央医药健康产业平台”的战略思路,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药行业最大的问题是资源分散,产业集中度低。举例来说,美国的医药商业企业是前3家占市场90%的份额,在中国是前10家占20%的份额,其中“国药集团”的商业部分就占整个市场的10%。简单的数字对比说明,中国医药行业需要加大整合力度。
把中央医药企业整合起来做一个大的平台,使中央医药产业高度集中,形成国内规模最大、网络最全、覆盖面最广、产业链最全的医药行业名副其实的领军者。完整的产业链和坚实的产业基础增强了企业的抗击打能力。不论是国资委的决策,还是“国药集团”自身的发展思路,都符合温家宝总理关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论述,因此也为“国药集团”未来的良好发展埋下了伏笔。
迎接全球竞争
《国企》:2009年国药在战略发展上做出了那些具体部署?
石晟怡:2009年“国药集团”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对外部资源的整合,完成了对新疆和宁夏等地方强势医药企业的整合,医药流通配送网络迅速覆盖全国,有力配合了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目标的实现。积极响应国资委“打造中央医药健康产业平台”的指示精神,完成了与中国最大的疫苗和血制品生产供应商中生集团的联合重组,进一步实现了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央企医药健康产业平台的战略思路;2009年9月23日,国药控股在香港上市,打破了多个纪录,成就了发行规模第一、估值第一、首家拥有央企概念的医药股份、首家同时拥有医疗分销及零售概念等多项第一的殊荣。国药控股是唯一具有医疗分销及零售概念的上市公司,同时拥有内需、医药、收购合并、政策扶持等多重投资概念,有别于其他医药生产或制造的单一业务公司,使国药集团的融资渠道更加畅通。
通过一系列战略目标的实现,国药集团目前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全、网络覆盖面最广、承担医药领域国家战略任务的医药健康产业集团。
《国企》:国药未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石晟怡:整合以后,国药发展的主体思路不变。首先是继续把现有的资源进一步整合。我们非常欣赏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的美国卡地纳健康集团,外界形容它是“沉静的巨人”,它自己的定位是“把蛋糕做厚”。国药的作风稳健低调,会努力向它学习和看齐。其次是弥补现有的短板。我们从不回避自己和世界领先企业的差距,但是希望能努力缩小这个差距。国药在进一步利用现有优势将医药流通做深将生物制药做强外,下一步要发展中药产业、化学工业和医疗器械产业;在资源已经确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研发,并不断提高科研成果产业化能力。
国药集团下一步将着力强化集团医药科技创新能力。国药的考虑是:第一,重大的基础科研要做,要参与国家总体的规划,履行央企的使命;第二,要为医药行业服务,制定行业标准,提升行业总体水平;第三,通过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提升国药的能力,实现企业的稳健增长;第四,资源整合后要更好地利用资本平台,拓展科研开发融资渠道。
《国企》:国药如何在新医药产业领域与跨国公司竞争?
石晟怡:中国市场是跨国公司最看好的、高成长性的市场。
中国的市场是终端需求拉动上游。目前进入中国市场的大型跨国公司多是从事医药制造业的企业。在中国跨国公司最搞不定的就是市场网络,中国的医药企业要应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就必须从其最薄弱的环节入手。
可以说国药是唯一能和跨国公司议价的中国医药企业。国药控制了市场网络,目前正在从下游往上游突围。国药是央企中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产业链最健全,订单处理、物流配送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下一步国药要继续把网络做实,把增值服务深入到医院。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打造国药的科研和工业化平台,最终把国药做强做大。
随着近几年国家对医药行业科技创新的支持,中国的医药行业科技创新水平正在逐渐拉近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但在产学研结合和医药科研成果转化上做得还不够好。随着国药集团的中央医药健康产业平台的搭建,科、工、贸一体化的良性产业循环将形成。
多年以来,国药的特点是低调务实,在战略转型关键点把握得比较好,母子公司管控体系健全、运转有序。比如在抗震救灾中用3天时间筹集了7吨药品和物资;2009年国庆大阅兵的医药安全是国药保障的——国药发挥了“国家医药物资应急平台”的作用。这些都得益于国药的市场化“垂直领导”体系。从行业、产业、民族产业的角度来说,国药扮演的是产业集中的角色。
中国建材“三新战略”先行一步
“过剩经济”的现状与“低碳经济”的兴起,使建材产业的发展面临挑战和机遇。结合建材行业的现状与企业自身的特点,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和国内外产业经济结构调整发展趋势,在大力推进水泥、玻璃等大宗建材业务的联合重组、结构调整与节能减排的同时,抢占行业发展先机,实施“三新战略”,大力发展新型建材、新型房屋和新能源材料,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先行者。
新型建材:节能减排的典范
作为我国新型建材的开拓者和引领者,中国建材一直致力于开发生产节能环保的绿色建材产品,抓住国家大力推广新型建材的有利时机,一方面快速完成了全国10亿平方米石膏板的产业布局,成为亚洲第一。一方面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开发并采用100%电厂废弃的脱硫石膏作原料的生产技术。仅此,每年可消纳电厂废弃物脱硫石膏560万吨,极大地减少了废弃物治理带来的二次污染;减少使用粘土砖60亿块标砖,减少耕地破坏7500亩。与传统粘土砖对比,节约90万吨标煤,成为新型建材行业节能减排的典范。
新能源材料:让科技成为生产力
作为建材行业的排头兵,中国建材承担起了推动行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责任,下大力气,加快风力发电机叶片、碳纤维、太阳能玻璃等新能源材料的研发和工业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绩。在风力发电叶片方面,成功收购欧洲第二大风电设备厂商德国NOI 公司,建设海外叶片研发中心,构建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集研发、设计、制造为一体的我国最大的兆瓦级大功率风力发电叶片生产研发基地,并在2009年顺利生产出了国内最长的3兆瓦50.3米叶片,成为我国最大的风电叶片制造商和风电叶片事业的领跑者;在碳纤维方面,冲破国外技术壁垒,建成了自行设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万吨碳纤维一期工程,打
破了国外公司对碳纤维的垄断,一跃成为国产碳纤维(T300级)的主要制造商;在太阳能膜玻璃方面,研发出国内领先的太阳能超白玻璃生产成套技术与装备,成功重组了日本KIS公司、四川阿波罗公司。
新型房屋:为新农村建设添彩
近年来,中国建材引进并开发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多种新型节能环保房屋制造和建造技术。2009年,为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国建材积极推进“房屋下乡”工作,在农村建设钢结构节能环保集成房屋。目前,中国建材的百村计划已落实36个示范村,取得了很好的社会、环境、经济效益。2010年为积极响应中央“一号文件”的号召,中国建材把“房屋下乡”作为带动建材下乡的一种重要方式,正在努力与各级地方政府合作,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住宅产业化,在各地集中建设一批建材与房屋工厂,把循环经济、新型建材、房屋工厂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形成农房建设的产业链,使“房屋下乡”成为长期拉动经济的火车头,拉动基础建设,拉动工业的发展,促进农民就业,提高农民居住生活质量。
如果把这4次机遇都比作马拉松比赛的话,中国在每一次发令枪响起之时,几乎都是浑然无知。最近这一次落后的幅度较小,但是当中国人清醒过来开始追赶时,列强已经跑出去“几十公里”了——此次落后在起点,而非过程。
“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又在向人类招手。这一次——也是近代以来第一次,中国在发令枪响的同时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出代表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产业,以及空间、海洋和地球深部开发利用领域相关产业等。
作为中国经济脊梁的中央企业,作为经过几十年改革已经逐步甩掉包袱、日渐强壮的中央企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马拉松”赛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公元前490年,菲迪皮得斯的一句“我们胜利了!”不仅为希腊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喜讯,而且为世界人民带来了一项历史悠久的体育运动。马拉松追求运动的和谐美和挑战精神的宗旨千百年来被传颂传承,发扬到了各个领域。
中国的央企会不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成为光荣的“菲迪皮得斯”?
一、发令枪响
从GDP说起
2009年中国GDP达3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中国GDP总量已接近排名世界第二的日本。但若从经济结构布局、人均GDP和国民幸福指数等方面来考虑,中日两国依旧差距明显。日本的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中国则不过3000美元,日本是中国的13倍多——而且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仍在100名之外。——而且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仍在100名之外。
仔细研究一下GDP的构成状况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2009年中国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3.9%,几十年来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且这一成绩是在近乎穷尽政策扶持手段的情况下所取得。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大部分商品仅取得了产业链上最为微薄的利润,无法改变“中国制造”的低端形象,抗击风险能力低下是必然的。
简单的一个数字-3.9%,恰恰暴露了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以资源、环境的浪费和负增长来换取GDP的高增长。例如2009年煤炭大省山西是全国唯一出现负增长的省份,上半年GDP增长率为-4.4%——因为2009年山西进行了大规模的煤矿整顿,“不要带血的GDP”。一个-4.4%更加说明了产业转型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想象一下中国还有多少个“能源大省”需要整顿,多少个传统产业需要转型?
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健康与否。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比例在60%、55%,美国达70%,而2009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勉强达到51%。增加消费需要提升企业的利润率,以提高企业员工的收入,而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提升的空间可以说越来越小。
社会各个层面对加快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认识空前统一。放弃一部分GDP来换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告别高增长时代的呼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外界称“金融危机让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使经济进入减速通道的过程加速”。
粗放型经济增长“减速”,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一“加”一“减”,需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再到企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执行。我们不用和美国、日本比,与同样处于发展阶段的印度比较,就可以找到答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印度以相当于中国50%的投入,达到现在跟中国不相上下的8%的增长速度,主要原因在于其经济体制,以及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
中国实情
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是盲目地顺应某种趋势,而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作为央企来说,不应忽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宏观背景。
2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上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胡锦涛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
胡锦涛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结构调整、自主创新的重要环节。
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讲话更细致地阐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地位: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要科学制定发展规划,选择若干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见到成效,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尽早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历史镜鉴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未来和历史总是有着某种类似和关联。每次危机到来的时候,思想家和战略家更多看到的是变革的契机。纵观全球近代经济发展史,由于科技革新力量的推动,具有颠覆性质的新兴产业总是能够在战胜重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孕育和成长,并凭借其独特的生命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摆脱危机的重要力量,从而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
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使美国迈上了信息技术产业的高速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互联网经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把发展新能源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计划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新能源技术研发;欧盟则表示要在2013年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欧盟区的“绿色经济”;英国也公布了《低碳转型发展规划》。
在2009年11月23日的北京科技界大会上, 温家宝强调:科学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常重要,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将贻误时机。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完全可以有所作为。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既要对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既有要引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
纷纷起跑
2009年9月之后,各方面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下,各部委纷纷表达了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态度: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称,2010年将继续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好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表示,初步考虑把信息网络、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作为培育重点,并加快培育物联网产业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提出,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金融创新产品,优化信贷管理制度并加大扶持力度。
2009年10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与七省(市)人民政府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联合设立20只创业投资基金协议签字仪式。20只基金主要投向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国家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重点扶持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创新型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首批20只基金均由七省市政府选定,根据当地研发优势、产业基础和地方特点来确定专业领域投向,但所选基金必须满足发改委和财政部提出的两个原则:支持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型基金。按当初设想,未来2~3年内,待首批20只基金运作成熟后,国家有意发起设立200只基金,到时中央政府将投入100亿元,地方政府至少投入100亿元,按平均数扩展,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在内,200个基金将最终募集到近1000亿元。这些基金投放市场后,将有1万个新兴产业的小企业获益。
各地政府纷纷闻风而动,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发展和扶持项目。2009年 9月27日,武汉原则通过了15个新兴产业的《实施方案》。“武汉方案”被认为是首个系统性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方案。之后湖南、浙江、重庆、福建、吉林等省市也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义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不过,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举措中,我们还没有看到非常清晰的方案。比如,发展某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是什么?优势是什么?发展模式是什么?
二、央企领跑
“追随者”的尴尬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升为国家意志,并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但仅仅凭此判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还不够充分,马拉松比的是战略和战术,更是实力和耐力。要清楚自己是领跑者还是追随者,并能找到合适的时机,加快脚步转换角色。
客观地说,在这场比赛之前,中国企业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
中国企业包括中央企业,在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某些领域中的地位还不占有优势。仅以中国为例,根据郎咸平《产业链阴谋》系列丛书的调查显示:在资本构成结构和企业规模中,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五名的企业全是外资企业,玻璃行业最大的五家企业全部是外资,电梯行业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五家厂商全部是外资控股,平板电视行业60%~70%是外资,中国进出口贸易中55%是外资,其中高科技出口的87%是外资。
在国内,中国企业的高端产品市场份额也不令人乐观。外资保险业开业三年占据了中国市场10%的份额;在上海,外资银行开业三年占据了17%的市场份额;计算机操作系统95%是外资,英特尔的CPU占据了85%的市场份额;思科占据了企业无线网络60%的市场份额;中国2009年的新车销售量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是国内市场汽车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追随者的尴尬还体现在话语权的缺失。
在大宗贸易的谈判上,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中国企业“拥有市场,却不拥有话语权”。以宝钢等央企为首的中国钢铁企业,与世界铁矿石巨头的谈判一波三折悬而未决,真正上演了一幕疯狂的石头的闹剧。在日常生活领域,近两年涉及彩电专利的纠纷不断涌现,因为LED核心技术大部分掌握在日韩企业手中,中国企业经常以侵权的名义被送上“被告席”。
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有人说“在金融危机下西方国家主流意识是用实用主义代替市场原则,用贸易保护主义代替全球化”——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局长杨益称:“中国遭遇贸易保护主义重围,贸易摩擦对产业安全的威胁加剧。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调查激增,使中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
世界经济处于高速运转的“现在进行时”,中国企业却常常尴尬地处于“被动进行时”——“被绑架”、“被反倾销”、“被贸易保护”、“被侵权”。客观来讲,中国企业与世界的差距是长期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机制造成的,不必过分悲观。只要能够努力缩小差距,发扬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新,寻求心灵自由和顽强拼搏、锐意进取、永不止步的马拉松精神,坚持不懈尽量不掉队,我们就有反超的机会,变追随者为领跑者,尤其是近年来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变化的央企。
储备和热身
谁都可以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参赛者,但并不是谁都能成为“菲迪皮得斯”。
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尤其是代表国家利益和意志的大企业的竞争。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这场马拉松比赛中、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央企自然被寄予更多的厚望。事实上,央企的储备以及适度的热身也是民营企业无法企及的。
以科技创新为例,2009年大部分央企交出了一份相对令人满意的答卷。2008年央企中的67家创新型(试点)企业科技投入合计达1830.3亿元,占中央企业全部科技投入的85%;其中R&D经费1026.2亿元,占中央企业全部R&D经费的84.8%,占2008年国家研发费用(3710亿元)的27.7%。有投入就会有回报,央企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点取得的成果更具有说服力:在200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41家央企总共获得104项奖励。其中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3项,占比100%;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0项,占比27%;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9项,占比62.5%;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81项,占比29.9%。
在国家需要保持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重点行业,中央企业特别是创新型(试点)企业获得了大部分科技奖励,体现出央企在这些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央企积极开展前期研发和技术储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新材料领域获得“高性能造船用钢制造技术创新与集成”等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节能环保和电动汽车领域获得包括“混合动力城市客车节能减排关键技术”在内的4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信息产业方面获得“城域网多业务环技术方法”等2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移动通讯用滤波器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等8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9年7月央企负责人会议上归纳的一系列成就,基本上代表了当前央企的科技水平:国家电网建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代表国际输电技术最高水平的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南方电网投资的世界上第一个±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中国商飞公司全面开展技术攻关,总装制造中心22项关键技术攻关项目进入实施阶段;航天科技每年自筹8亿元用于自主研发,成立卫星应用研究院,探索产学研结合创新模式;中国中铁加快建设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自主研发设计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上半年有6项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电信科研院依托自主核心技术,掌握TD-SCDMA后续技术TD-LTE核心技术专利,并积极参与4G国际标准的竞争;中国联通投资约600亿元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WCDMA网络,已在100个城市成功试商用;华录集团研发的中国数字音频编解码标准DRA,已成为国际蓝光光盘协会组织发布的新标准。
除了技术创新外,央企在其他方面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2009年12月29日,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签署战略投资协议。社保基金会作为战略投资者,通过直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大唐电信集团所属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大大推动了大唐控股实现股权多元化。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戴相龙表示,这是社保基金会首次对中央企业进行实业投资,是双方在“创新型国家战略”指导下的战略性合作。
2010年1月18日,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为依托、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投资主体,联合其他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首只专注于航天产业发展的股权投资基金——“航天产业基金”创立。“航天产业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封闭式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的形式,首期募集资金30.3亿元人民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指出,这种市场化运作的积极探索,有助于更好发挥航天高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对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培育战略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有着深远意义。
起跑线上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之火在2009年的冬天被点燃,一些具有前瞻眼光的央企已经开始行动。
2009年7月,由神华集团、中海油、国家电网等13家央企共同建设的未来科技城在北京奠基。未来科技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神华集团将投资15亿元与清华大学共同建设的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2009年11月,在人民大会堂的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签字仪式上,神华集团与美国GE签署气化技术合作备忘录。神华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能源生产企业,正在为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
更具超前意识且抢先一步行动的是瞄准电动汽车发展前景的电动汽车充电企业。国内电动汽车产业仍处于百业待兴,电动汽车的“未来之马”还没有在神州大地上跑起来,国家电网、中海油等央企已经开始“圈地”了。中海油与中国普天成立了合资公司——普天海油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专门运营电动汽车能源供给网络。
2009 年11月,中国电信物联网应用和推广中心、中国电信物联网技术重点实验室在江苏无锡成立。中国电信与无锡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决定深入推进物联网项目合作,促进传感技术与中国电信有线、无线宽带网及3G网络的融合,在智能交通、智能校园等行业应用领域,以及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电子支付等技术领域广泛开展项目合作和市场化运作试验,加快建设国家“感知中国”示范区。中国电信在无锡迈出的关键一步对于我国物联网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纵观2009年的国有经济,并购重组成为央企战略布局的关键一步。2010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很多央企旨在通过战略重组,为自己过去的十年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并为下一个十年的发展做准备。2009年11月10日,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宣告长安集团与中航旗下汽车业务进行战略重组。重组后的“长安汽车”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在各种重组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将长沙矿冶研究院并入旗下,使之成为自己的全资子企业。科研院所并入央企是央企的重要整合思路之一,这样做的深意显而易见——不仅为企业引进了高素质的科研人员,更为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发动机”。
2009年12月14日,李荣融在央企负责人会议上指出,2010年末国资委将结合编制“十二五”规划和实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引导国有资本向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投入。
央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优势凸显,在国字号梯队里,国务院国资委扮演的是教练员的身份,国资委在努力挖掘各个企业的优势,寻找央企队伍中的“菲迪皮得斯”。
三、粮草先行
“原动力”不足
央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预热都是一掷千金的“大手笔”。在外人看来,央企拥有强大的资本实力和政策支持,拥有聚集优质资源和优秀人才的诸多便利。但也正因为如此,央企的投资行为也容易出现市场动力不够的弊病。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在接受《国企》采访时认为:中央政府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非常具有国际视野的战略眼光,使央企有机会走上产业的制高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是短期的投机行为,而是长期的投资行为。国有企业目前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考核。现有的考核机制使国企领导人的决策缺乏持续性、长久性和战略性。左小蕾强调,市场化的企业管理者应该是敏感的,十年以后的事要从现在开始做。而国企领导人的考核机制没有长久和持续性,容易导致为了眼前的政绩而不愿“冒险”做长期的投资。
以大家都关注的汽车行业为例,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在金融危机下面临倒闭,不得不剥离资产寻求起死回生的最后途径。中国的汽车销售却一路高歌“钱”景喜人——但是前景不见得也喜人,在石油价格一路上涨、低碳经济呼之欲出的背景下,中国的汽车工业如果不能实现快速转型,若干年后也许要步通用的后尘。左小蕾表示,美国汽车工业的衰落对美国企业也许是好现象,他们可以抛弃原有的东西重新起程,而中国的汽车产业显然不存在这样的压力。严酷的现实是,我们电动汽车产业中的电池优势正在逐步被赶超。在发展电动汽车方面,中国如果不能抢占先机就容易陷入被动局面,重走传统汽车工业发展的老路,如果等到你已经明显感到自己落后再追,恐怕为时已晚了。
有先见之明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他在2006年就认为,中国只有在以锂离子蓄电池为基础的电动汽车市场上,可能凭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应该尽快发展。但是他的呼吁——“在国内电动汽车生产技术相对成熟的基础上,应该尽快围绕我国电动车的市场需求、行业标准及准入门槛制定详细规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今,国内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标准”之争已硝烟弥漫。日产正在通过与工信部合作,来确立中国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标准。这对于目前正处于研发试制阶段的中国自主企业来说,是个巨大考验。有人担心,继丰田在混合动力汽车领域基本主导了中国的技术标准后,中国电动汽车的标准也将成为外资的“囊中之物”。
事实上我国主要汽车生产厂家都在从事新能源汽车的研制和生产,但目前都处于“埋头苦干”阶段,没有形成产业化的规模,也没有站出来制定标准的魄力。而一批从未有过任何造车经验的企业,却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纷纷进入新能源汽车这一领域,并提出了打造年产百万辆电动车的远景规划,使得电动汽车的产业竞争更加激烈。目前的电动汽车产业,玩的还都是概念,因为电动汽车的性价比较传统汽车而言没有绝对的优势,消费者也基本处于观望状态——真是缺了领头羊,再有电你也释放不出能量来。
众所周知,成功跑完马拉松首先需要保持跑马拉松的原动力,而马拉松原动力来自于内心。马拉松需要勇气、耐力、专注和积极性。选手必须在赛前进行训练,并对自己的训练许下承诺。跑赢马拉松的关键秘诀在于成功的配速。合理的训练加上正确的配速,运动员不仅可以跑完马拉松,而且可能赢得比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各方人士高度重视这场比赛,建言献策为之摇旗呐喊。这里没有旁观者只有拉拉队,央企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上亿人的眼睛,这种压力如果能转换成原动力,那么央企这台“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运转起来,其能量将何其巨大。
能力和眼光
左小蕾对于国内企业普遍的研发能力不足表示担忧。她认为当前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需要在各个环节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改革。左小蕾的担忧不无道理,曾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战略学教授的曾鸣早就著书预言:“世界最主要的竞争,在中国市场上看得很清楚:中国企业不断从低端往高端走,跨国公司不断从高端向下渗透。他们将在中端市场短兵相接,决定成败的因素将是性价比。”在新兴产业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低成本低端复制的“优势”已经不再诱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应该放在核心技术的突破和掌握上,不断进行技术革新才是制胜的法宝。
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委员会秘书长吴子敬在接受《国企》采访时说,央企应该从“安全和发展”的角度去看待这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态势。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产业主动权正逐步被美国人掌握,美国通过有计划地控制产业,期望最终达到对价格的控制。民营企业因为资金和技术力量薄弱,大局观念不强,很难和外资企业抗衡,因此央企就义不容辞地被推到了时代的前沿。央企要在做强自身的同时,在产业联盟中放下架子,引领其他企业唱“大合唱”。
吴子敬指出,中国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国的企业家目前面临知识产权薄弱,品牌观念不强,对核心技术的“攻关”欲不强,对核心产业的“掌控”欲不强的劣势,而这些几乎都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中国人常说时事造英雄,是不是英雄要看你能不能把握住时机。中国的企业并不缺钱,而是缺乏整体布局和战略划分。浮躁的时代要杜绝浮躁,杜绝无序的竞争。国资委应该做一个分布,既要保证市场的良性竞争,又要避免精力太分散,不能重拳出击。
事实上对于社会上的这些担忧国资委也早有考虑。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明确指出:“中央企业要通过2010年中央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进一步巩固行业领先地位,在结构调整中占据主动权。”他要求中央企业准确把握方向,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专注发展优势产业,加快清理非主业和低效资产,推动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资源向主业集中。
有句话说的好,“战略思维就是选择不做什么”。央企要解决做什么不做什么的问题,需要一定的魄力并做出牺牲。有人说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什么时候它成为央企 “自下而上”的革命,才会真正看到革命的曙光。
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场马拉松比赛中,我们需要树立奥林匹克的竞技意识和精神,培养一个实力强健的“国家队”,新兴产业乃至中国未来的经济才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占有资源和规模优势的央企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理应成为这个“国家队”的“种子选手”。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 温家宝总理在科技大会上强调,中国企业必须做好战略决策储备、科技创新储备、领军人才储备、产业化储备,“这四项储备决定未来”。这四项储备,中央企业是不是已经足够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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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目前世界各国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侧重各有不同:美国和欧盟在低碳的思路下寻找新能源;英国注重高科技生物产业;日本侧重能源和环境产业;俄罗斯在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根据2009年11月23日温家宝在科技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外界将其概括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到底处于怎样的现状,面临那些问题?
新能源
新能源包括水电、太阳能、生物质能、核能。
我国对于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一直非常重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发展水电,目前已经基本成熟;我国的风电装机容量2008年底居世界第四位,预计2010年可望达到3000万千瓦,2020年实现装机容量1亿千瓦的目标;除沼气外,我国其他生物质能技术的应用仍处于产业化发展初期;近期内中国生物液体燃料的重点技术研发方向是利用非粮食原料生产燃料乙醇技术;2008年底,中国光伏电池产量达到了2500多兆瓦,居世界第一位。估计2010年我国光伏发电产品产量可能突破5000兆瓦,成为世界最大的光伏电池生产国。虽然太阳能是最理想的能源,技术也已经成熟,但是由于成本过高以及硅材料的短缺,与商业化应用还有相当的距离;一些西方国家把核能作为发展新能源的主导,亚洲的核能发展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甚至名列前茅。
电动汽车
新能源汽车是个诱人的“概念股”,尽管产业化的道路漫长,却是能源危机下的大势所趋。新能源汽车包括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氢发动机汽车、其他新能源汽车等。目前,美国基本上确定了氢燃料和乙醇汽油技术路线,欧洲则选择柴油汽车和氢内燃机技术,日本是发展混合动力,中国目前在技术上有一定优势的技术方向就是电动汽车。但是这一技术的市场化受到快速充电系统和充电站的建设规模等因素的制约,短期内难有突破。国家的政策是一步一步走,现阶段更可能的路线图是,支持混合动力技术,然后由混合动力技术过渡到电动汽车技术。
节能环保
低碳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西欧、北美发达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都在积极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环保产业正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产业前景乐观。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预计到2010年,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2.8万亿元。
新材料
新材料是发展高新技术的基础,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专家分析,中国的新材料产业在一些优势领域形成特色。如包头形成了稀土新材料产业地带;武汉、长春等基地是国内主要
的光电材料产业基地;湖南则以电池材料、硬质合金材料、复合材料为主;宁波以磁性材料、高分子材料为特色等。但是新材料产业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引领了新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其制造、生产、使用、废弃全过程又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面对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中国新材料产业必须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路子,调整产品结构、把生态环保意识贯穿于产品和生产工艺设计中,提高新材料产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制造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新医药
美国、欧洲和日本是世界新医药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中国新医药产业虽然初具规模,但仍存在缺乏国家发展战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研发成果转化率低、融资渠道不畅、国家研发投入力度不足、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差等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
生物育种
我国是国际上农业生物工程应用最早的国家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转基因作物的研究。我国的转基因作物育种的整体发展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已处于领先地位,某些项目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杂交育种的玉米、水稻的单产都曾创世界纪录,现在正在研育的超级玉米、超级水稻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动物研究领域,海洋动物中的多倍体育种、转基因等生物工程技术极少在市场中
被提及,多数研究还没有走出实验室。我国育种研发的主体基本上是科研院所和高校,企业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具有研发能力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
信息产业
信息产业是一个产业关联度、感应度和带动性都很高的产业。
我国的信息产业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真正进入了发展阶段,业年产值平均增长率保持在25%以上。
信息产业目前面临的问题有:一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产业门类不平衡,目前已形成的四大信息产业生产基地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而不发达地区的信息产业发展速度很慢;二是门类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计算机、数据库、通信等产业发展较快而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相对滞后;三是经济规模小,与国际通行的经济规模相比相差甚远——我国现有软件生产企业5000多个,多为小作坊式的企业,技术力量严重分散。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高级信息人才。
国药打造“央企医药健康产业平台”
作为国资委确定的央企医药健康产业平台,中国医药集团如何看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如何认识自己在这场马拉松赛中的地位?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董事会秘书、规划发展部主任石晟怡。
抓住重大契机
《国企》:请从专业的角度谈一下“新医药”产业的概念?您如何理解温家宝总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视?
石晟怡:“新医药”的概念非常大,总体来讲是指利用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新型制药工艺、新剂型等医药健康高新技术促进的“整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创新和升级’。发展“新医药”将改变中国医药产业原有的靠大宗原料药在产业链低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局面,逐渐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创新产品、新型制剂和生物制品以提升整个产业的发展水平。新医药必然是环保的,不牺牲环境和资源为前提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对健康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从而使医药产业成为朝阳产业。“新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医药行业由于其相对钢性的需求成为受影响较小的行业,在资本市场受到了广大投资者的青睐。其次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且近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世界医药市场在逐渐向中国转移。第三,本届政府非常关注民生,在医药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中特别明确了政府将投入8500亿元用于基础医疗机构建设和基本药物的供应,医药行业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第四,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近年来的重大灾情疫情越来越多,医药行业的作用和地位都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促成了中央新医药战略的提出。
《国企》:“新医药”计划的提出,对于国药来说是怎样的契机?
石晟怡:“国药集团”作为国内医药行业的国家队,在医药这个全竞争行业经过多年打拼,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近5年保持了销售收入30%的年均增长。国资委率先提出了把“国药集团”打造成“中央医药健康产业平台”的战略思路,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药行业最大的问题是资源分散,产业集中度低。举例来说,美国的医药商业企业是前3家占市场90%的份额,在中国是前10家占20%的份额,其中“国药集团”的商业部分就占整个市场的10%。简单的数字对比说明,中国医药行业需要加大整合力度。
把中央医药企业整合起来做一个大的平台,使中央医药产业高度集中,形成国内规模最大、网络最全、覆盖面最广、产业链最全的医药行业名副其实的领军者。完整的产业链和坚实的产业基础增强了企业的抗击打能力。不论是国资委的决策,还是“国药集团”自身的发展思路,都符合温家宝总理关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论述,因此也为“国药集团”未来的良好发展埋下了伏笔。
迎接全球竞争
《国企》:2009年国药在战略发展上做出了那些具体部署?
石晟怡:2009年“国药集团”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对外部资源的整合,完成了对新疆和宁夏等地方强势医药企业的整合,医药流通配送网络迅速覆盖全国,有力配合了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目标的实现。积极响应国资委“打造中央医药健康产业平台”的指示精神,完成了与中国最大的疫苗和血制品生产供应商中生集团的联合重组,进一步实现了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央企医药健康产业平台的战略思路;2009年9月23日,国药控股在香港上市,打破了多个纪录,成就了发行规模第一、估值第一、首家拥有央企概念的医药股份、首家同时拥有医疗分销及零售概念等多项第一的殊荣。国药控股是唯一具有医疗分销及零售概念的上市公司,同时拥有内需、医药、收购合并、政策扶持等多重投资概念,有别于其他医药生产或制造的单一业务公司,使国药集团的融资渠道更加畅通。
通过一系列战略目标的实现,国药集团目前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全、网络覆盖面最广、承担医药领域国家战略任务的医药健康产业集团。
《国企》:国药未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石晟怡:整合以后,国药发展的主体思路不变。首先是继续把现有的资源进一步整合。我们非常欣赏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的美国卡地纳健康集团,外界形容它是“沉静的巨人”,它自己的定位是“把蛋糕做厚”。国药的作风稳健低调,会努力向它学习和看齐。其次是弥补现有的短板。我们从不回避自己和世界领先企业的差距,但是希望能努力缩小这个差距。国药在进一步利用现有优势将医药流通做深将生物制药做强外,下一步要发展中药产业、化学工业和医疗器械产业;在资源已经确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研发,并不断提高科研成果产业化能力。
国药集团下一步将着力强化集团医药科技创新能力。国药的考虑是:第一,重大的基础科研要做,要参与国家总体的规划,履行央企的使命;第二,要为医药行业服务,制定行业标准,提升行业总体水平;第三,通过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提升国药的能力,实现企业的稳健增长;第四,资源整合后要更好地利用资本平台,拓展科研开发融资渠道。
《国企》:国药如何在新医药产业领域与跨国公司竞争?
石晟怡:中国市场是跨国公司最看好的、高成长性的市场。
中国的市场是终端需求拉动上游。目前进入中国市场的大型跨国公司多是从事医药制造业的企业。在中国跨国公司最搞不定的就是市场网络,中国的医药企业要应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就必须从其最薄弱的环节入手。
可以说国药是唯一能和跨国公司议价的中国医药企业。国药控制了市场网络,目前正在从下游往上游突围。国药是央企中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产业链最健全,订单处理、物流配送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下一步国药要继续把网络做实,把增值服务深入到医院。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打造国药的科研和工业化平台,最终把国药做强做大。
随着近几年国家对医药行业科技创新的支持,中国的医药行业科技创新水平正在逐渐拉近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但在产学研结合和医药科研成果转化上做得还不够好。随着国药集团的中央医药健康产业平台的搭建,科、工、贸一体化的良性产业循环将形成。
多年以来,国药的特点是低调务实,在战略转型关键点把握得比较好,母子公司管控体系健全、运转有序。比如在抗震救灾中用3天时间筹集了7吨药品和物资;2009年国庆大阅兵的医药安全是国药保障的——国药发挥了“国家医药物资应急平台”的作用。这些都得益于国药的市场化“垂直领导”体系。从行业、产业、民族产业的角度来说,国药扮演的是产业集中的角色。
中国建材“三新战略”先行一步
“过剩经济”的现状与“低碳经济”的兴起,使建材产业的发展面临挑战和机遇。结合建材行业的现状与企业自身的特点,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和国内外产业经济结构调整发展趋势,在大力推进水泥、玻璃等大宗建材业务的联合重组、结构调整与节能减排的同时,抢占行业发展先机,实施“三新战略”,大力发展新型建材、新型房屋和新能源材料,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先行者。
新型建材:节能减排的典范
作为我国新型建材的开拓者和引领者,中国建材一直致力于开发生产节能环保的绿色建材产品,抓住国家大力推广新型建材的有利时机,一方面快速完成了全国10亿平方米石膏板的产业布局,成为亚洲第一。一方面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开发并采用100%电厂废弃的脱硫石膏作原料的生产技术。仅此,每年可消纳电厂废弃物脱硫石膏560万吨,极大地减少了废弃物治理带来的二次污染;减少使用粘土砖60亿块标砖,减少耕地破坏7500亩。与传统粘土砖对比,节约90万吨标煤,成为新型建材行业节能减排的典范。
新能源材料:让科技成为生产力
作为建材行业的排头兵,中国建材承担起了推动行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责任,下大力气,加快风力发电机叶片、碳纤维、太阳能玻璃等新能源材料的研发和工业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绩。在风力发电叶片方面,成功收购欧洲第二大风电设备厂商德国NOI 公司,建设海外叶片研发中心,构建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集研发、设计、制造为一体的我国最大的兆瓦级大功率风力发电叶片生产研发基地,并在2009年顺利生产出了国内最长的3兆瓦50.3米叶片,成为我国最大的风电叶片制造商和风电叶片事业的领跑者;在碳纤维方面,冲破国外技术壁垒,建成了自行设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万吨碳纤维一期工程,打
破了国外公司对碳纤维的垄断,一跃成为国产碳纤维(T300级)的主要制造商;在太阳能膜玻璃方面,研发出国内领先的太阳能超白玻璃生产成套技术与装备,成功重组了日本KIS公司、四川阿波罗公司。
新型房屋:为新农村建设添彩
近年来,中国建材引进并开发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多种新型节能环保房屋制造和建造技术。2009年,为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国建材积极推进“房屋下乡”工作,在农村建设钢结构节能环保集成房屋。目前,中国建材的百村计划已落实36个示范村,取得了很好的社会、环境、经济效益。2010年为积极响应中央“一号文件”的号召,中国建材把“房屋下乡”作为带动建材下乡的一种重要方式,正在努力与各级地方政府合作,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住宅产业化,在各地集中建设一批建材与房屋工厂,把循环经济、新型建材、房屋工厂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形成农房建设的产业链,使“房屋下乡”成为长期拉动经济的火车头,拉动基础建设,拉动工业的发展,促进农民就业,提高农民居住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