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谈到中国问题时曾提出过“十大忠告”，其中一条是“中国必须让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他认为：“如果权力由法律来约束，如果任何权力的滥用都可以追溯责任，那么腐败就不会威胁到秩序和稳定。”的确，如果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结构看，真正影响未来发展和稳定的，是吏治问题而不是其他。
　　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但接下来，建立起“不敢腐、不能腐”的反腐败法治体系，特别是实现吏治的制度化、法治化，是个很大的战略性任务——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赢得未来长期稳定与发展的基本前提。
　　就法治建设本身看，在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法制，法制在农耕文明时代，本质是“治民”，即单纯把民众作为控制、管理对象。法治则是现代文明之果，法治的真谛是“治权”，即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有效地制约和规范公共权力。建设法治中国的核心任务，是置宪法于崇高地位，维护公民权利，以宪法和法律作为国家治理和公民行为的准则。
　　中国社会，少的是法治精神和法治的文化基础。由于缺乏根深蒂固的法治精神，由于缺乏对于法律的信仰，在中国，修法律易，行法治难，并常以法治之名，行法制之实。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坚韧的“吏治-人治”传统。从民国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短短几十年里，制宪频率之高，在世界亦为罕见。北洋政府时期，曾出台过10多部宪法和宪法草案，但都没有把国家推上法治化的轨道。
　　今天中国社会，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全体公民中培育起对于宪法和法律的信仰。宪法的本质精神有两点：一是人民享有最高权力；二是政府授命于法。换句话说，是“保障民权，限制政府”，这是构成现代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原理，也是现代社会法治的实质所在。
　　在形而下意义上，法律是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形而上意义上，法律更是一种信仰。任何国家，法治真正有效的推行，须深植于民众对于宪法和法律的普遍信仰。信仰所成的“不成文法”，比成文法更有权威。一个国家可以较快建立起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但建立起对于宪法和法律的信仰并使之社会化，则是个相当漫长也是困难的过程。
　　1997年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开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命题，并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建设构想。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问题，这是推进法治建设的新开篇。毫无疑问，它将改变以政治意志治理国家的旧方式，迈入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新境界。
　　法治国家建设的核心，是国家政治结构和治理方式的制度化、现代化。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是强调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强调政府权力必须受制于规范严密的监督体系。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强化社会依法自治，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并通过一系列制度方式构建公众治理体系和监督体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构成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在三者关系上，法治政府建设是整个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和核心。
　　发达国家经历了三百多年才形成法治，今天我们建设法治中国，还要充分吸纳世界各国法治的有益经验为我所用，加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的伟大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