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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客观性理念植根于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脱胎于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便士报运动。在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它虽然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却也经常被人利用，甚至它自身也给人类制造了灾害。至于在日常的新闻操作中，客观性理念则时刻表现出与新闻实践的矛盾。正如美国新闻学教授詹姆斯·阿伦森说：“大概很少有人会不同意这一规定(指新闻客观性——引者注)，我们当然也没有异议。但实践起来则往往是另一回事。记者在取舍材料的时候就表达了他的主观意志……”①
为什么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理念在实践中会有这么多的缺陷?依笔者愚见，从哲学的角度纵观新闻客观性原则发展的历史，其原因在于它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弊病：违背认识规律，排斥主观性。
在论证这一观点之前，有必要先阐明马克思主义对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认识。主观性和客观性是认识论的一对范畴，分别对应于主体和客体。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主体和客体既相互对立又相依共存，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在这种反映的结果中，主观性和客观性体现在其中，并且对立统一地并存着。具体到新闻实践，作为记者反映客观世界的结果，新闻作品无疑既具有新闻客观性，又具有新闻主观性。哲学层次上的新闻主观性，是指新闻实践主体属性在新闻中的表现。这些属性有在选择客观事实和传播活动中所产生的表象、概念的抽象性，表象与表象相互联系的自由性，概念与概念之间相互联系的确定性，以及人的社会属性等。哲学层次上的新闻客观性，指新闻描述的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打上了传播者烙印的客观事实，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其本来面目。二者不可分割。
另外，既然记者写作新闻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那为什么就只能照相式地反映呢?为什么要一味排斥理性认识的参加呢?早在2000多年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说：“有两种形式的认识：真理性的认识和暗昧的认识，属于后者的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但真理性的认识和这根本不同。”②同样，唯物主义哲学虽然看重感性具体在认识中的重要性，但却更重视抽象思维方法的作用，更何况思维也具有客观的内容。抽象思维的基础是概念的运用。为什么我们主张事实的客观性，却不能容忍理性思维的客观性呢?
以如上的认识去反观西方的客观性原则，就会发现它所存在的弊病，下面就此具体谈谈。
客观性原则确立的时候，包括了这样的内涵：其一，新闻报道的最终目的是客观地反映现实；其二，客观地反映现实之所以可以做到，是因为事实和意见是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分离的。这样理解客观性原则的问题出在第二点上，它违背了起码的认识规律。众所周知，人是社会的人，人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制约的。一厢情愿地认为记者可以超然于新闻控制和社会控制，其荒谬正如鲁迅所讽刺的那样：抓住自己的头发，一个劲向上提，试图离开脚下的地球。
考察客观性原则何以确立，可以更深刻理解这样的客观性原则本身的荒谬，并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客观性原则是在人们对政党报纸的反对声中确立的。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政党报纸，把大量的新鲜事实排斥在外，充斥着具有强烈倾向性的言论，谩骂成风，谣言成灾，这也就是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客观性原则的确立和客观报道的盛行，无疑大顺民心，满足了人们对新闻信息的了解欲，但是它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排斥言论、意见。朱黎叶斯·钱伯斯(Julius Chambers)回忆他在《纽约论坛报》的经历时，将其总结为“事实，事实，只有事实”，这明显就是矫枉过正了。
客观性原则也是与媒介的自由主义理论密切相关的，“其基本假设植根于对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和人类认识真理能力的信赖”。③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理论奠基人的约翰·弥尔顿和约翰·密尔等人，17世纪就提出和完善了“意见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等重要概念。按他们的理论，自由而公开的讨论，是接近真理唯一可靠的途径。客观性原则的确立，正是继承了这一自由主义理论的遗产，它致力于不带偏见地向“市场”提供可以据以形成“意见”的新闻报道等各种材料，各种媒介不仅应该免受政府的干涉，而且在其日常的业务实践中，也要排除媒介组织和个人的偏见与意识形态的钳制。从自由竞争到垄断从而导致“意见的公开市场”的破灭，这是19世纪末的事，我们不好借此批评客观性原则。但客观性原则以对人类认识真理能力的信赖作为前提之一，这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因为记者无法为公众提供足够的事实，所提供的只可能是事实的一部分。只凭它们就指望公众能据此认识事情的本质，是很荒谬的。另一方面，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从来都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从现象到本质要经过多次的分析、归纳、抽象。这种分析、归纳、抽象的工作也不能希望一般公众去做，新闻界理当担负起这个责任，责无旁贷。
新闻业当初选择客观报道原则，同样也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的。报纸提供的商品是新闻，服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新闻业为了使利润最大化，就必须争取最大多数的受众。而任何有主观倾向的报道都可能失去一部分受众，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客观报道。另外，客观报道原则被新闻业确立，还是出于保护自身的必要。报道新闻特别是硬新闻时，稍有不慎就可能卷入利益冲突或集团纷争中。而采用客观报道方法，则可以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由此可见，新闻业确立客观报道原则，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个人意图的烙印。
总之，我们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客观性原则具有与生俱来的弊端。而这些弊端为什么会产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违背了起码的认识论规律。
客观性原则的内在缺陷，由于一战的爆发、公共关系行业的兴起、经济大萧条降临等事件而被人们认识到了。有的记者意识到完全的客观不可能做到，就选择了另一个极端：背叛客观性原则，创造了一种新新闻主义。新新闻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充斥着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以及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等。这种现象曾经一度在美国红极一时，但很快就悄然退出了新闻舞台。这证明客观性原则虽有缺陷，但有其不容忽视的合理内核，只可修正，不可推翻。
很多新闻从业者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完善着客观性原则。考察这种努力的种种实践和理论上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在朝唯物主义认识论靠近。阐释性报道和精确新闻学的相继兴起，确立了主观性的合法地位。而主观性发挥最充分的是调查性报道，其中关于越战中美国士兵屠杀美莱村民的报道和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令世界震惊。调查性报道与传统的客观报道不同，“它从如下的基本假设出发展开新闻的采写活动：某些事实或真相是对于公众有重大价值和意义的，而某些个人(主要是担任公职的人员)和组织(政府机构或利益团体)试图隐瞒这些事实和真相，而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各种壁垒以获得这些事实和真相。在其他类型的新闻采写活动中，都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这种紧张对峙的状态”。④
除了实务层面，在理论上，西方客观性原则也有相应的拓展。人们认识到绝对的客观性不可能达到，主观色彩不可避免，而且不是所有的主观内容都必须控制。科第斯·麦克道格尔在《阐释性报道》中就详细论述了阐释的必要性。更有一些专家强调，即使在阐释性的文字中，记者也是在借助事实说话，而不是随意议论；精确新闻里的数据和调查性报道里的内幕，更具有事实性的力量。这些实践和理论上的进步无疑会带来至少两方面的好处：承认主观性之不可避免，可以为进一步克服主观性中的偏见做出相应的防范。事实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并不感到突然，就是因为阐释性报道在起作用；解释美国1967年黑人暴乱的原因和1968年以后历届总统为何能当选，靠的是精确新闻数据的力量；至于调查性报道把“水门事件”的内幕公之于世，更是众所周知。
总之，我们认为，最初的新闻客观性原则有其不可抹杀的存在理由，但由于违背了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规律，所以其理论有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其实践给人类带来了不可忘记的不幸。而这些矛盾借助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可以克服的，不幸也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诚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着眼未来，我们应该自觉运用唯物主义认识论去完善新闻的客观主义理念。“既然哲学家们已经对客观性问题做了大量艰苦而繁重的奠基工作，新闻工作者何不利用这种优势呢?”⑤
注释：
①刘九洲：《新闻学范畴引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49页。
②林京耀、张帆：《马克思恩格斯认识论的形成和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0页。
③王征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选讲》，农村读物出版社，1991年版，103页。
④赫伯特·阿特休尔[美]：《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158页。
⑤安东尼·塞拉菲尼[美]著，宋昭勋译：《把哲学运用于新闻学》，《国际新闻界》，1998年。
(作者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张红玲
为什么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理念在实践中会有这么多的缺陷?依笔者愚见，从哲学的角度纵观新闻客观性原则发展的历史，其原因在于它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弊病：违背认识规律，排斥主观性。
在论证这一观点之前，有必要先阐明马克思主义对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认识。主观性和客观性是认识论的一对范畴，分别对应于主体和客体。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主体和客体既相互对立又相依共存，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在这种反映的结果中，主观性和客观性体现在其中，并且对立统一地并存着。具体到新闻实践，作为记者反映客观世界的结果，新闻作品无疑既具有新闻客观性，又具有新闻主观性。哲学层次上的新闻主观性，是指新闻实践主体属性在新闻中的表现。这些属性有在选择客观事实和传播活动中所产生的表象、概念的抽象性，表象与表象相互联系的自由性，概念与概念之间相互联系的确定性，以及人的社会属性等。哲学层次上的新闻客观性，指新闻描述的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打上了传播者烙印的客观事实，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其本来面目。二者不可分割。
另外，既然记者写作新闻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那为什么就只能照相式地反映呢?为什么要一味排斥理性认识的参加呢?早在2000多年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说：“有两种形式的认识：真理性的认识和暗昧的认识，属于后者的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但真理性的认识和这根本不同。”②同样，唯物主义哲学虽然看重感性具体在认识中的重要性，但却更重视抽象思维方法的作用，更何况思维也具有客观的内容。抽象思维的基础是概念的运用。为什么我们主张事实的客观性，却不能容忍理性思维的客观性呢?
以如上的认识去反观西方的客观性原则，就会发现它所存在的弊病，下面就此具体谈谈。
客观性原则确立的时候，包括了这样的内涵：其一，新闻报道的最终目的是客观地反映现实；其二，客观地反映现实之所以可以做到，是因为事实和意见是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分离的。这样理解客观性原则的问题出在第二点上，它违背了起码的认识规律。众所周知，人是社会的人，人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制约的。一厢情愿地认为记者可以超然于新闻控制和社会控制，其荒谬正如鲁迅所讽刺的那样：抓住自己的头发，一个劲向上提，试图离开脚下的地球。
考察客观性原则何以确立，可以更深刻理解这样的客观性原则本身的荒谬，并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客观性原则是在人们对政党报纸的反对声中确立的。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政党报纸，把大量的新鲜事实排斥在外，充斥着具有强烈倾向性的言论，谩骂成风，谣言成灾，这也就是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客观性原则的确立和客观报道的盛行，无疑大顺民心，满足了人们对新闻信息的了解欲，但是它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排斥言论、意见。朱黎叶斯·钱伯斯(Julius Chambers)回忆他在《纽约论坛报》的经历时，将其总结为“事实，事实，只有事实”，这明显就是矫枉过正了。
客观性原则也是与媒介的自由主义理论密切相关的，“其基本假设植根于对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和人类认识真理能力的信赖”。③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理论奠基人的约翰·弥尔顿和约翰·密尔等人，17世纪就提出和完善了“意见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等重要概念。按他们的理论，自由而公开的讨论，是接近真理唯一可靠的途径。客观性原则的确立，正是继承了这一自由主义理论的遗产，它致力于不带偏见地向“市场”提供可以据以形成“意见”的新闻报道等各种材料，各种媒介不仅应该免受政府的干涉，而且在其日常的业务实践中，也要排除媒介组织和个人的偏见与意识形态的钳制。从自由竞争到垄断从而导致“意见的公开市场”的破灭，这是19世纪末的事，我们不好借此批评客观性原则。但客观性原则以对人类认识真理能力的信赖作为前提之一，这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因为记者无法为公众提供足够的事实，所提供的只可能是事实的一部分。只凭它们就指望公众能据此认识事情的本质，是很荒谬的。另一方面，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从来都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从现象到本质要经过多次的分析、归纳、抽象。这种分析、归纳、抽象的工作也不能希望一般公众去做，新闻界理当担负起这个责任，责无旁贷。
新闻业当初选择客观报道原则，同样也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的。报纸提供的商品是新闻，服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新闻业为了使利润最大化，就必须争取最大多数的受众。而任何有主观倾向的报道都可能失去一部分受众，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客观报道。另外，客观报道原则被新闻业确立，还是出于保护自身的必要。报道新闻特别是硬新闻时，稍有不慎就可能卷入利益冲突或集团纷争中。而采用客观报道方法，则可以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由此可见，新闻业确立客观报道原则，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个人意图的烙印。
总之，我们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客观性原则具有与生俱来的弊端。而这些弊端为什么会产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违背了起码的认识论规律。
客观性原则的内在缺陷，由于一战的爆发、公共关系行业的兴起、经济大萧条降临等事件而被人们认识到了。有的记者意识到完全的客观不可能做到，就选择了另一个极端：背叛客观性原则，创造了一种新新闻主义。新新闻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充斥着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以及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等。这种现象曾经一度在美国红极一时，但很快就悄然退出了新闻舞台。这证明客观性原则虽有缺陷，但有其不容忽视的合理内核，只可修正，不可推翻。
很多新闻从业者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完善着客观性原则。考察这种努力的种种实践和理论上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在朝唯物主义认识论靠近。阐释性报道和精确新闻学的相继兴起，确立了主观性的合法地位。而主观性发挥最充分的是调查性报道，其中关于越战中美国士兵屠杀美莱村民的报道和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令世界震惊。调查性报道与传统的客观报道不同，“它从如下的基本假设出发展开新闻的采写活动：某些事实或真相是对于公众有重大价值和意义的，而某些个人(主要是担任公职的人员)和组织(政府机构或利益团体)试图隐瞒这些事实和真相，而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各种壁垒以获得这些事实和真相。在其他类型的新闻采写活动中，都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这种紧张对峙的状态”。④
除了实务层面，在理论上，西方客观性原则也有相应的拓展。人们认识到绝对的客观性不可能达到，主观色彩不可避免，而且不是所有的主观内容都必须控制。科第斯·麦克道格尔在《阐释性报道》中就详细论述了阐释的必要性。更有一些专家强调，即使在阐释性的文字中，记者也是在借助事实说话，而不是随意议论；精确新闻里的数据和调查性报道里的内幕，更具有事实性的力量。这些实践和理论上的进步无疑会带来至少两方面的好处：承认主观性之不可避免，可以为进一步克服主观性中的偏见做出相应的防范。事实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并不感到突然，就是因为阐释性报道在起作用；解释美国1967年黑人暴乱的原因和1968年以后历届总统为何能当选，靠的是精确新闻数据的力量；至于调查性报道把“水门事件”的内幕公之于世，更是众所周知。
总之，我们认为，最初的新闻客观性原则有其不可抹杀的存在理由，但由于违背了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规律，所以其理论有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其实践给人类带来了不可忘记的不幸。而这些矛盾借助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可以克服的，不幸也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诚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着眼未来，我们应该自觉运用唯物主义认识论去完善新闻的客观主义理念。“既然哲学家们已经对客观性问题做了大量艰苦而繁重的奠基工作，新闻工作者何不利用这种优势呢?”⑤
注释：
①刘九洲：《新闻学范畴引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49页。
②林京耀、张帆：《马克思恩格斯认识论的形成和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0页。
③王征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选讲》，农村读物出版社，1991年版，103页。
④赫伯特·阿特休尔[美]：《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158页。
⑤安东尼·塞拉菲尼[美]著，宋昭勋译：《把哲学运用于新闻学》，《国际新闻界》，1998年。
(作者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