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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以探寻事实真相为目的的调查性报道跃然而起，它以揭露社会弊端，鞭挞腐败而闻名，有力的维护了公共利益，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主体就是调查性报道的记者，简称调查记者。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调查性报道的内涵和由来，通过国内著名的揭黑记者王克勤来分析中国调查性记者的生存现状，并进一步指出调查性记者发展的建议，希望在中国的新闻界能出现一支强有力的“正义战士”。
关键词：调查性报道；调查性记者；专业素质；王克勤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193-02
调查性报道最早起源于西方20世纪初的“扒粪运动”，从事“扒粪运动”的新闻工作者被称为“正义的战士”，他们主张通过新闻报道的方式揭露社会弊病、鞭挞罪恶和腐败。美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普利策曾经指出，如果人们想要和世界上的罪行、邪恶、灾难作斗争，他们必须知道这些罪行，因为这些罪行正是在秘密的基础上才得以滋生的。由此，我们可以形象的说出调查性报道的主要目的就是“把黑暗的东西放在阳光下暴晒”。
然而，我们国家新闻界的调查性报道又与西方国家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国家一切从公众利益出发，通过调查性报道实现舆论监督。孙志刚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整个事件从《南方都市报》的首次披露，到新浪网转载从而升级为全国新闻，而后《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介入调查报道，最后引起《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高度关注。伴随着孙志刚事件的揭发、调查、审判的每一个环节，直到全国各地收容遣送站开始摘牌并着手进行改造，到最终国务院公布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标志着收容遣送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一事件可以说新闻媒体真正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更体现出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文明进程。
新闻报道的关键环节在于记者的采访。调查性报道尤其强调记者采访写作的调查性、实证性、原创性、独立性和思辨性。他们必须具备一般记者所没有的素质，调查性记者要有不顾一切的勇气和胆识，有公正的判断力，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更要有相当的思辨能力和分析能力。在国内，一直致力于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有很多，他们为了追求心中的新闻理想，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和国家的进步而不懈的奋斗着。其中最为著名的调查性记者就是王克勤，他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
2001年，王克勤凭借一篇《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的调查性报道，引起了全国证券市场的震动，随后《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重磅作品也连篇登场。因这些调查报道而最终锒铛入狱的黑恶分子，就多达160余人。但王克勤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黑恶势力出价500萬元人民币买他的人头，同年11月，他更被原所在单位无辜开除公职。于是他投身北京新闻界，成为千万“京漂”中的一员，2002年，时为《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的他用近半年时间，先后采访了一百多位出租车司机及出租车公司和政府相关部门，以一篇深度调查报道《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惊动最高决策层，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出租车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实证依据。轰动全国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同样也是他耗费半年多时间的心血结晶，揭开了中国疫苗管理危机乃至整个公共卫生危机。王克勤每一次调查报道的重大突围，都是对中国调查记者群体的极大振奋和鼓舞！他的许多报道，都是在拮据和窘困中创造出来的，有时甚至拮据到采访中往往连的士也不敢打。每次的潜伏采访，因为长时间没有文章发表而没有稿费，只能靠低微的基本工资维生。但他没有停止过冲锋。年过四十的他很有信心地说：“我还可以再干十年，这应该是一个调查记者的黄金年龄。”这就是真实的王克勤，真正的调查性记者。
曾经有位记者问王克勤，当你看到一个人掉进水里，你是先救人还是先拍照？王克勤立即就说，先救人。因为我首先是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名公民，之后才是记者！我们不能为了报道而报道！这是新闻人最起码的良知！王克勤对身边的记者一直强调：“做新闻到底是为了什么？初级的目标就是传递信息，中级的目标是报告真相。但新闻还有一个终极的守望、终极的目标，那是什么？就是守护个人权利。所以我一直讲我先是人，然后是一个公民，再是一个记者。人家常说我做太多不属于记者范畴的事，说我越轨了。我说对不起，我在报道中严格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定律，按照记者的职业规范去做。但是做完之后，我作为公民，还可以给我面对的弱者争取更多的权利，这时我就必须要采取公民行动。作为一个人，我看到别人痛苦我也会跟着痛苦，要自己不痛苦就要去行动。什么叫人性？就是当别人痛苦的时候，你看到了，你的内心有痛感。而如果别人受难时你反而有快感，说明你的人性已经异化了！”
王克勤在《西部商报》工作时，“几个人连续几天几夜写稿，困了就在办公室拿凳子睡觉，每个月的收入是四五百块人民币，收入非常低。记者的工作，一方面是冒生命的危险，另一方面是重体力、费心力的劳动，同时收入又是这样的微薄，这样的状况是非常普遍的，而且随时面临在竞争中被淘汰。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才会涉及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高层次的需求才能实现。待遇保障是调查记者最基本的需求，追求精神理想的实现是调查记者高层次的需求。调查记者的待遇得不到保障，仅仅靠精神理想来支撑着，这对于调查性报道的发展是不利的。调查记者处于生存的弱势状态，这对于新闻人职业道德问题的改善是极为不利的。
面对这样的尴尬困境，调查记者的生存环境需要极大的改善和提高，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新闻界吸取有益的经验。首先是需要建立专门的调查记者协会，西方国家成立了很多调查性报道合作组织，这些组织为调查性记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美国有“调查性报道记者和编辑协会”，该协会为调查记者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平台，他们可以相互借鉴学习，共享新闻理念和新闻资源。另外，还有基金会为调查性报道的发展提供资金帮助。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尝试建立一个这样的协会组织来支持调查记者，对其形成一种保护，减少一些无畏的牺牲。而且媒体之间可以形成联动机制，最大程度的保护记者人身安全。
至今，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完善的新闻法，大众传播法制还处在一个不健全阶段，已有的条例和规则虽然有一定的效力，但还没有建立起新闻传播领域的法律秩序。正是由于法律上的不健全，发生了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尴尬难行。如果能建立一部专属新闻传播领域的法律法规，我国的新闻事业将会得到跨越式发展。丁伯铨教授认为：“应对正当的舆论监督与并不属于舆论监督的侵权违法行为做出明确的界定，从而消除人们因进行舆论监督而被送上法庭的后顾之忧；应提供对阻挠舆论监督工作正常开展的行为进行惩处的法律依据；应针对打击和陷害依法实施舆论监督的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做出法律制裁的规定。”
调查性记者不仅是真实信息的传递者，环境的守望者，一定意义上还是民众思想的启蒙者。调查性记者相对于党报记者而言，他们的生存环境更为艰辛，属于新闻界的边缘群体。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发展大变革时期，各种矛盾和社会冲突点不断出现，新鲜事物也接踵而至，这对于调查记者的成长是个很好的良机。真诚的期待在中国能有一支新闻力量团队，他们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客观公正的立场，理性的思辨精神来讲述被事实掩盖的真相。
参考文献：
\[1\]李春邦.当代舆论监督新论\[M\].新华出版社,2003:243.
\[2\]丁伯铨.新闻理论新探\[M\].新华出版社,1999:323.
关键词：调查性报道；调查性记者；专业素质；王克勤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193-02
调查性报道最早起源于西方20世纪初的“扒粪运动”，从事“扒粪运动”的新闻工作者被称为“正义的战士”，他们主张通过新闻报道的方式揭露社会弊病、鞭挞罪恶和腐败。美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普利策曾经指出，如果人们想要和世界上的罪行、邪恶、灾难作斗争，他们必须知道这些罪行，因为这些罪行正是在秘密的基础上才得以滋生的。由此，我们可以形象的说出调查性报道的主要目的就是“把黑暗的东西放在阳光下暴晒”。
然而，我们国家新闻界的调查性报道又与西方国家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国家一切从公众利益出发，通过调查性报道实现舆论监督。孙志刚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整个事件从《南方都市报》的首次披露，到新浪网转载从而升级为全国新闻，而后《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介入调查报道，最后引起《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高度关注。伴随着孙志刚事件的揭发、调查、审判的每一个环节，直到全国各地收容遣送站开始摘牌并着手进行改造，到最终国务院公布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标志着收容遣送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一事件可以说新闻媒体真正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更体现出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文明进程。
新闻报道的关键环节在于记者的采访。调查性报道尤其强调记者采访写作的调查性、实证性、原创性、独立性和思辨性。他们必须具备一般记者所没有的素质，调查性记者要有不顾一切的勇气和胆识，有公正的判断力，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更要有相当的思辨能力和分析能力。在国内，一直致力于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有很多，他们为了追求心中的新闻理想，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和国家的进步而不懈的奋斗着。其中最为著名的调查性记者就是王克勤，他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
2001年，王克勤凭借一篇《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的调查性报道，引起了全国证券市场的震动，随后《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重磅作品也连篇登场。因这些调查报道而最终锒铛入狱的黑恶分子，就多达160余人。但王克勤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黑恶势力出价500萬元人民币买他的人头，同年11月，他更被原所在单位无辜开除公职。于是他投身北京新闻界，成为千万“京漂”中的一员，2002年，时为《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的他用近半年时间，先后采访了一百多位出租车司机及出租车公司和政府相关部门，以一篇深度调查报道《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惊动最高决策层，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出租车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实证依据。轰动全国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同样也是他耗费半年多时间的心血结晶，揭开了中国疫苗管理危机乃至整个公共卫生危机。王克勤每一次调查报道的重大突围，都是对中国调查记者群体的极大振奋和鼓舞！他的许多报道，都是在拮据和窘困中创造出来的，有时甚至拮据到采访中往往连的士也不敢打。每次的潜伏采访，因为长时间没有文章发表而没有稿费，只能靠低微的基本工资维生。但他没有停止过冲锋。年过四十的他很有信心地说：“我还可以再干十年，这应该是一个调查记者的黄金年龄。”这就是真实的王克勤，真正的调查性记者。
曾经有位记者问王克勤，当你看到一个人掉进水里，你是先救人还是先拍照？王克勤立即就说，先救人。因为我首先是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名公民，之后才是记者！我们不能为了报道而报道！这是新闻人最起码的良知！王克勤对身边的记者一直强调：“做新闻到底是为了什么？初级的目标就是传递信息，中级的目标是报告真相。但新闻还有一个终极的守望、终极的目标，那是什么？就是守护个人权利。所以我一直讲我先是人，然后是一个公民，再是一个记者。人家常说我做太多不属于记者范畴的事，说我越轨了。我说对不起，我在报道中严格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定律，按照记者的职业规范去做。但是做完之后，我作为公民，还可以给我面对的弱者争取更多的权利，这时我就必须要采取公民行动。作为一个人，我看到别人痛苦我也会跟着痛苦，要自己不痛苦就要去行动。什么叫人性？就是当别人痛苦的时候，你看到了，你的内心有痛感。而如果别人受难时你反而有快感，说明你的人性已经异化了！”
王克勤在《西部商报》工作时，“几个人连续几天几夜写稿，困了就在办公室拿凳子睡觉，每个月的收入是四五百块人民币，收入非常低。记者的工作，一方面是冒生命的危险，另一方面是重体力、费心力的劳动，同时收入又是这样的微薄，这样的状况是非常普遍的，而且随时面临在竞争中被淘汰。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才会涉及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高层次的需求才能实现。待遇保障是调查记者最基本的需求，追求精神理想的实现是调查记者高层次的需求。调查记者的待遇得不到保障，仅仅靠精神理想来支撑着，这对于调查性报道的发展是不利的。调查记者处于生存的弱势状态，这对于新闻人职业道德问题的改善是极为不利的。
面对这样的尴尬困境，调查记者的生存环境需要极大的改善和提高，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新闻界吸取有益的经验。首先是需要建立专门的调查记者协会，西方国家成立了很多调查性报道合作组织，这些组织为调查性记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美国有“调查性报道记者和编辑协会”，该协会为调查记者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平台，他们可以相互借鉴学习，共享新闻理念和新闻资源。另外，还有基金会为调查性报道的发展提供资金帮助。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尝试建立一个这样的协会组织来支持调查记者，对其形成一种保护，减少一些无畏的牺牲。而且媒体之间可以形成联动机制，最大程度的保护记者人身安全。
至今，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完善的新闻法，大众传播法制还处在一个不健全阶段，已有的条例和规则虽然有一定的效力，但还没有建立起新闻传播领域的法律秩序。正是由于法律上的不健全，发生了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尴尬难行。如果能建立一部专属新闻传播领域的法律法规，我国的新闻事业将会得到跨越式发展。丁伯铨教授认为：“应对正当的舆论监督与并不属于舆论监督的侵权违法行为做出明确的界定，从而消除人们因进行舆论监督而被送上法庭的后顾之忧；应提供对阻挠舆论监督工作正常开展的行为进行惩处的法律依据；应针对打击和陷害依法实施舆论监督的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做出法律制裁的规定。”
调查性记者不仅是真实信息的传递者，环境的守望者，一定意义上还是民众思想的启蒙者。调查性记者相对于党报记者而言，他们的生存环境更为艰辛，属于新闻界的边缘群体。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发展大变革时期，各种矛盾和社会冲突点不断出现，新鲜事物也接踵而至，这对于调查记者的成长是个很好的良机。真诚的期待在中国能有一支新闻力量团队，他们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客观公正的立场，理性的思辨精神来讲述被事实掩盖的真相。
参考文献：
\[1\]李春邦.当代舆论监督新论\[M\].新华出版社,2003:243.
\[2\]丁伯铨.新闻理论新探\[M\].新华出版社,1999: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