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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社会民俗学研究,任何其他的学术研究,要能够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引起社会的重视、得到较多读者的认可,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偏重于集大成,站在巨人的肩上,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推陈出新,取得新的最高成就;一种是偏重于开创研究的新领域,展示广阔的社会背景,发现新的课题,开辟新的研究途径。
集大成者需要有扎实的功底;而发现新课题者则需要独具慧眼,能够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社会现象中发现新的课题,需要有相当的灵性和悟性。从这一侧面来说,《社会的又一层面——中国近代女佣》(以下简称《中国近代女佣》)应当称得上是一部开拓新领域的专著。
《中国近代女佣》研究所涉及的年代,起自1840年,迄于1949年,相当于中国的近代史。在中国女性研究史或中国民俗学研究上,上接奴婢,下接保姆或家政妇。
女佣可谓中国近代社会七十二行中的一类,居于社会的底层,不引人注目,容易为人疏忽。在《中国近代女佣》一书问世之前,关于奴婢史的研究,已经出版了几部专著,可供人们阅读、学习。关于中国近代女佣的研究,虽也有一些文章见诸报刊,但大都篇幅短小,不成体系,没有能够从总体上勾勒出中国近代女佣的全貌,不能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个社会的又一层面。这是一个遗憾,也给社会民俗学研究留下了可供开掘的领域和余地。《中国近代女佣》这一专著的出版,填补了中国近代史上女佣研究的空白。
从研究的角度来说,集大成者贵在纠正前人观点的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作出更为全面的概括;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者则难在资料的搜集。《中国近代女佣》的作者努力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发掘资料,从文人的著作、文章中引证资料,从传闻中选择资料,从小说、诗歌中借鉴资料,从现实中调查材料,虽不能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但所参考的文献已相当丰富。可以说,这部著作乃是迄今为止集女佣资料最全面、最丰富的一部,也给以后的女佣研究者提供了许多资料的便利。
女佣在中国近代社会大量产生,是由于社会存在着“推”和“拉”的两方面动力的作用。所谓推,是指中国近代社会天灾人祸不断,失去土地、在农村黄土地上无以为生的贫困农民源源不断地产生,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流入城市谋生,而当女佣则是农村女性的最简易、便利的选择。所谓拉,是指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城市进一步发展起来了,加大了对于女佣的需求。由于这两个因素,促使女佣这一社会阶层迅速扩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了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女佣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物,必然具有了近代社会的某些特点。在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奴婢、当代社会的保姆的比较中,这本专著得出了女佣的本质特征是“奴性”的消退、“佣性”的突出的论点,这是符合近代女佣的本质特征的。她们一般具有人身的自由,是被雇佣者,主人已经不能随意杀死她、出卖她,这和历史上的女婢制度相比,确实是一大进步,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群的觉醒。然而,女佣的社会地位仍然非常低下,通常对于东家有着经济上甚至思想上的依赖性,担心东家会辞退她,以此与新社会的保姆相区别。
顾名思义,书名为《中国近代女佣》,论述的重点或者说中心当然是女佣。这部著作,对女佣这一阶层作了较为充分的分析,并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概括,不乏独到的见解。我们可以将此书论述女佣这一社会阶层的见解,简单归纳为以下五点:第一,女佣大都来自中国最贫穷、最落后的乡村,在城里佣工,即可得到衣食,满足糊口之需,不少女佣在赚了钱后带回故乡,购地、建屋,促进了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她们的带领下,又有一些同乡人走出农村来到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多余劳动力的问题,减轻了当地农村人多地少的压力。第二,女佣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最早的职业妇女。她们最早走出封闭、落后的农村,踏入全新的城市生活。为人料理家务是乡村贫穷妇女进入城市生活的初级台阶,也是她们由农业家庭生活转入城市商业化社会生活的起始,因此女佣可以被称为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职业女性,要早于纺织女工。第三,女佣在城市里接触到了新事物,学到了新知识,有了更为自由的空间,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新的生活方式,有助于自身的发展。有些女佣经过一番磨练,还做出了一番事业。第四,女佣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帮佣,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夫权主义,促进了新思想的萌芽。她们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经济上独立了,当然感到扬眉吐气,连昔日不把她们放在眼里的充满了大男子主义的丈夫,这时也不得不刮目相看。女佣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其价值远远超出“赚取工资”本身而具有非同一般的社会意义。第五,女佣的大量产生,为近代工业、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社会分工,加速了近代工业、商品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女佣,又将各地的传统文化带入了城市,促进了城市和乡村的交流,形成了中国城市文化涵容各地特色的风景。女佣最集中的地方,就是近代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中国近代女佣》这本专著,比较完整、全面地论述了女佣的社会作用、历史地位等相关问题,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这本著作主要描写的是女佣,但是并没有局限于女佣。在书中,作者将整个近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了女佣广阔的活动舞台。全书以女佣为主线贯穿全书,其辐射波及中外、上下层、贫富等各阶层人士,其构成浑然一体,蔚为大观,足以供人赏鉴、参考和阅读。虽说女佣社会地位低下,平日里只能仰人鼻息过日子,但是女佣与社会各阶层的关联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从社会的上下层来说,女佣与袁世凯、蒋介石、军阀以及上海三大亨、被称之为“士”的知识分子都有密切关系;从对外关系来说,女佣与外国的资本主义者也有密切关系;此外,由女佣出身,最后成为富豪、名人者也不乏其人。可见,中国近代女佣群体的人数虽然不能与中国近代女工相比,但是其社会影响、作用也是相当巨大的。“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从女佣这一层面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因此,这部专著对于学习、了解中国近代社会也是有相当作用的。
从行文的角度来说,这本专著在深刻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为了使作品吸引更多的读者,不但有机地融入了大量的、富有情节的故事,还配有许多老照片,使得这本专著既有理论分析,又增加了相当的可读性。这样,大大扩大了读者群,既可以适合专家和研究者参考、阅读,又可以适合普通的读者群。特别是对广大的保姆雇用者,以及正在准备或将来准备从事保姆工作的人来说,阅读此书,不仅可以增加历史知识和基本常识,而且对于促进当代的家政业,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通俗化的理论著作;或者说,这是一部理论化的通俗读物,给传统的社会民俗学研究领域带来了一些新的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评论这部著作所获得的成绩时,并不是说它已经十全十美,而是在于肯定它的首创之功。人们常说,“万事开头难”,尽管难,但是《中国近代女佣》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善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发现新的题材,是《中国近代女佣》作者之一的陆德阳的学术特点之一。在这之前,陆德阳出版了由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题词的《中国残疾人史》,以及《流民史》和《流氓史》等,在社会民俗学研究方面有着不俗的功底和表现。这本专著的问世,则表现了作者仍在社会民俗学研究领域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努力。
不过,读完全书之后,却会使人产生一个问题:此书书名为《社会的又一层面——中国近代女佣》,如果直接叫做《中国近代女佣》,不是更为明确和简洁吗?当然,这仅仅是书评者的疑问,抑或作者自有考虑或安排。
集大成者需要有扎实的功底;而发现新课题者则需要独具慧眼,能够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社会现象中发现新的课题,需要有相当的灵性和悟性。从这一侧面来说,《社会的又一层面——中国近代女佣》(以下简称《中国近代女佣》)应当称得上是一部开拓新领域的专著。
《中国近代女佣》研究所涉及的年代,起自1840年,迄于1949年,相当于中国的近代史。在中国女性研究史或中国民俗学研究上,上接奴婢,下接保姆或家政妇。
女佣可谓中国近代社会七十二行中的一类,居于社会的底层,不引人注目,容易为人疏忽。在《中国近代女佣》一书问世之前,关于奴婢史的研究,已经出版了几部专著,可供人们阅读、学习。关于中国近代女佣的研究,虽也有一些文章见诸报刊,但大都篇幅短小,不成体系,没有能够从总体上勾勒出中国近代女佣的全貌,不能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个社会的又一层面。这是一个遗憾,也给社会民俗学研究留下了可供开掘的领域和余地。《中国近代女佣》这一专著的出版,填补了中国近代史上女佣研究的空白。
从研究的角度来说,集大成者贵在纠正前人观点的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作出更为全面的概括;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者则难在资料的搜集。《中国近代女佣》的作者努力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发掘资料,从文人的著作、文章中引证资料,从传闻中选择资料,从小说、诗歌中借鉴资料,从现实中调查材料,虽不能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但所参考的文献已相当丰富。可以说,这部著作乃是迄今为止集女佣资料最全面、最丰富的一部,也给以后的女佣研究者提供了许多资料的便利。
女佣在中国近代社会大量产生,是由于社会存在着“推”和“拉”的两方面动力的作用。所谓推,是指中国近代社会天灾人祸不断,失去土地、在农村黄土地上无以为生的贫困农民源源不断地产生,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流入城市谋生,而当女佣则是农村女性的最简易、便利的选择。所谓拉,是指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城市进一步发展起来了,加大了对于女佣的需求。由于这两个因素,促使女佣这一社会阶层迅速扩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了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女佣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物,必然具有了近代社会的某些特点。在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奴婢、当代社会的保姆的比较中,这本专著得出了女佣的本质特征是“奴性”的消退、“佣性”的突出的论点,这是符合近代女佣的本质特征的。她们一般具有人身的自由,是被雇佣者,主人已经不能随意杀死她、出卖她,这和历史上的女婢制度相比,确实是一大进步,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群的觉醒。然而,女佣的社会地位仍然非常低下,通常对于东家有着经济上甚至思想上的依赖性,担心东家会辞退她,以此与新社会的保姆相区别。
顾名思义,书名为《中国近代女佣》,论述的重点或者说中心当然是女佣。这部著作,对女佣这一阶层作了较为充分的分析,并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概括,不乏独到的见解。我们可以将此书论述女佣这一社会阶层的见解,简单归纳为以下五点:第一,女佣大都来自中国最贫穷、最落后的乡村,在城里佣工,即可得到衣食,满足糊口之需,不少女佣在赚了钱后带回故乡,购地、建屋,促进了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她们的带领下,又有一些同乡人走出农村来到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多余劳动力的问题,减轻了当地农村人多地少的压力。第二,女佣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最早的职业妇女。她们最早走出封闭、落后的农村,踏入全新的城市生活。为人料理家务是乡村贫穷妇女进入城市生活的初级台阶,也是她们由农业家庭生活转入城市商业化社会生活的起始,因此女佣可以被称为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职业女性,要早于纺织女工。第三,女佣在城市里接触到了新事物,学到了新知识,有了更为自由的空间,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新的生活方式,有助于自身的发展。有些女佣经过一番磨练,还做出了一番事业。第四,女佣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帮佣,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夫权主义,促进了新思想的萌芽。她们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经济上独立了,当然感到扬眉吐气,连昔日不把她们放在眼里的充满了大男子主义的丈夫,这时也不得不刮目相看。女佣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其价值远远超出“赚取工资”本身而具有非同一般的社会意义。第五,女佣的大量产生,为近代工业、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社会分工,加速了近代工业、商品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女佣,又将各地的传统文化带入了城市,促进了城市和乡村的交流,形成了中国城市文化涵容各地特色的风景。女佣最集中的地方,就是近代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中国近代女佣》这本专著,比较完整、全面地论述了女佣的社会作用、历史地位等相关问题,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这本著作主要描写的是女佣,但是并没有局限于女佣。在书中,作者将整个近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了女佣广阔的活动舞台。全书以女佣为主线贯穿全书,其辐射波及中外、上下层、贫富等各阶层人士,其构成浑然一体,蔚为大观,足以供人赏鉴、参考和阅读。虽说女佣社会地位低下,平日里只能仰人鼻息过日子,但是女佣与社会各阶层的关联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从社会的上下层来说,女佣与袁世凯、蒋介石、军阀以及上海三大亨、被称之为“士”的知识分子都有密切关系;从对外关系来说,女佣与外国的资本主义者也有密切关系;此外,由女佣出身,最后成为富豪、名人者也不乏其人。可见,中国近代女佣群体的人数虽然不能与中国近代女工相比,但是其社会影响、作用也是相当巨大的。“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从女佣这一层面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因此,这部专著对于学习、了解中国近代社会也是有相当作用的。
从行文的角度来说,这本专著在深刻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为了使作品吸引更多的读者,不但有机地融入了大量的、富有情节的故事,还配有许多老照片,使得这本专著既有理论分析,又增加了相当的可读性。这样,大大扩大了读者群,既可以适合专家和研究者参考、阅读,又可以适合普通的读者群。特别是对广大的保姆雇用者,以及正在准备或将来准备从事保姆工作的人来说,阅读此书,不仅可以增加历史知识和基本常识,而且对于促进当代的家政业,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通俗化的理论著作;或者说,这是一部理论化的通俗读物,给传统的社会民俗学研究领域带来了一些新的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评论这部著作所获得的成绩时,并不是说它已经十全十美,而是在于肯定它的首创之功。人们常说,“万事开头难”,尽管难,但是《中国近代女佣》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善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发现新的题材,是《中国近代女佣》作者之一的陆德阳的学术特点之一。在这之前,陆德阳出版了由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题词的《中国残疾人史》,以及《流民史》和《流氓史》等,在社会民俗学研究方面有着不俗的功底和表现。这本专著的问世,则表现了作者仍在社会民俗学研究领域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努力。
不过,读完全书之后,却会使人产生一个问题:此书书名为《社会的又一层面——中国近代女佣》,如果直接叫做《中国近代女佣》,不是更为明确和简洁吗?当然,这仅仅是书评者的疑问,抑或作者自有考虑或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