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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偶像，成于社会的推崇，也败于社会的唾弃。对一些偶像而言，过山车似的命运似乎无法避免。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这些偶像显得有点不知所措——这到底是怎么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偶像的身上寄托着他们对于成功的梦想。每个人都渴望成功，大众对成功学的迷信、四处弥漫着功利主义。有人认为，在我们所处的商业社会，追逐商业价值也不失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然而，只有商业价值，就足够了吗？这更像一道需要我们与所谓的偶像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
白伟林：主持人
五岳散人：嘉宾，媒体评论人
黄集伟：嘉宾，出版人、语专家
张颐武：嘉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谁配做偶像？
白伟林：时代在进步，偶像也在变换。在您的印象中，新时代年轻人的偶像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五岳散人：偶像应该是一个标杆。求职场的成功，往往是社会功利性导致的一种结果。有一句网络上流传的话很有意思——“别跟我谈理想，我戒了。”原来的偶像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超越性，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化身，他们会提出一种别人达不到的东西。而现在的偶像可能更为功利一些，他们注重寻求个人在一个小范围之内的成长。这可能是社会变得更为实际的一种象征。
黄集伟：这个不好界定。价值多元，偶像也会多元。偶像多是好事，如果大家都崇拜一个人會很麻烦的。在过去信息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偶像崇拜也相对单一。价值多元，信息渠道多元的话，偶像崇拜也就是多元的。
白伟林：对于现在新时期偶像的影响，我们是高估了，还是轻视了呢？
五岳散人：我觉得还是被轻视了。因为原来我们是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他们在这10年间才真正走上历史的舞台。这里我要先作一个解释，我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指他能在公众领域对社会问题进行发言。不过，目前还没有很多人看到他们改变社会的力量之所在，这是跟我们的社会大背景相关的。很多时候，他们被低估了。可能很多时候，会有很多人觉得：“你不就是一个说话的吗，你不就是发表了意见吗，你们真能改变什么吗？”其实这些人错了。当所有人开始意识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说话”时，其实他是在改变我们本身的思维方式，在能够更多地争取权利的时候，那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就已经放大到改变整个社会走向的程度上了。
张颐武：大家对他们的重视还是很充分的。这些偶像的意义在于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的一种反应。他们这些人有很多忠实的粉丝，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对生活的预期与想象。随着生活的变化，出现新的偶像了。随着80后和90后的崛起，中国正在发生着一个深刻的换代，偶像也在随之换代。
我们需要什么偶像？
白伟林：唐骏学历造假一事，使人不禁重新审视我们身边的偶像。成功学是令人厌恶的，但有市场。“高考状元”、“哈佛女孩”传经送宝的书籍照例要摆在书店的显著位置。“复制成功”的“自卖自夸”也能多次重印，畅销一时。成功名人更是电视节目和网站栏目里的常客。包装偶像、热捧偶像，是商业利益驱动的结果。您觉得现如今公众对“偶像”的需求，是自发形成的，还是商业刺激的结果呢？
五岳散人：两者都有。在第一个问题中，对于更多的现实，很多人已经更实际了。他们崇拜成功，这种成功也是有指标的，通过钱、名声、地位等等来评判。还有一种成功存在于商业社会里，必须要贩卖这种成功，才能为自己的合理存在找到证据。谁都想过好的生活，而商业社会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商业社会本身又要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也会放大这种成功。因此，双方合力，就形成了现在这种状态。
张颐武：这两种都存在。成功学在美国、欧洲一直都很流行，在今天的社会里它是一个人们很需要的东西。但是唐骏的事例会使人们用更严格苛刻的眼光去考验我们的社会偶像，人们对价值标准的要求也更加严格了。这是社会一个很大的进步。
白伟林：有人说，如今社会中的偶像普遍缺乏应有的批判与反思精神，过多地沦陷于商业文化的泥潭。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五岳散人：有些确实是。这一观察是正确的。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价值观可以多元，个人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个人成功的同时带来社会的进步，这种个人主义是好的。所以，并不是说一个偶像没有去观察社会其他的问题，他就不高尚。社会定位是不同的，所以偶像的价值也无法衡量。
黄集伟：这个应该是说出了片面的深刻与片面的真理。但是挺对的。之所以这样，我觉得还是偶像不够多。偶像的种类应该更多。国外也有成功学，全世界都有，但是如果只有一种成功的话，那一定是最糟糕的。曾有媒体做过一期专题，叫“成功是一种毒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的成功都非常近似。有钱就上富豪榜，像这类的成功大都一样。而当我们拥有很多类型，很多不同价值的偶像的时候，“成功学”就自然会成为一个多样的范本。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照着同一个方式去实现自己人生的梦想。
张颐武：每一种偶像都有他不同的功能。不过，现在有一类是新崛起的，他们不能被称为社会偶像，但是却又成为巨大的公众人物，像芙蓉姐姐、凤姐等。这种另类的“偶像”也很多。他们既能刺痛社会的痛处，又能使人发笑，这种人反而能在社会体系里运转得游刃有余。这不得不值得我们关注。
偶像们做的怎么样？
白伟林：那在这几年间，社会公众的偶像究竟发生了一个怎样的变化？在他们身上又存在哪些问题呢？
五岳散人：我们的社会偶像与其他地方的偶像有一点小小的差别。他们过于关注成功，而忽视了成功背后的手段，比如唐骏。法学界有一个名词叫“程序正义”，如果没有通过一个好的程序成为成功者的话，那这种成功对社会的意义有时候是负面的。很多人在洗脱他的原罪，在一个长的时间段里他的形象会被他的成功所弥补，而让人忘了他曾经的不光彩。所以很多偶像，他们是有先天性缺陷的。这些缺陷一旦曝光，就会令很多人产生迷惑。很多偶像可以通过不光彩的事获得成功，那我们的价值观是否就可以改变了呢？所以，很多社会偶像在这一方面应该检讨。 黄集伟：大部分的偶像给我的感觉是基本上没有谦卑之意。当接受公众的拥戴的时候，他们很得意，但是却听不得不同的声音。做偶像本身就是要准备受人批评，这是一道必答题。如果一被批评就翻脸，是不具备做偶像的基本条件的。在美国，那些会做偶像的人十分清楚，当你站在聚光灯下的时候，你就要知道那些没有站在聚光灯下的人对你是心生妒意的。所以作为偶像你就要心悦诚服地接受别人的批评，既然得到了掌声，就一定要接受“臭鸡蛋”。这一切全要来自偶像的个人涵养。
张颐武：我觉得公众对偶像的期望不必过高，希望他们完美无缺，最后可能就是失落。
白伟林：那可不可以说，现在的社会偶像正在经历着一个时代迷途？
五岳散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价值多元和社会阶层多元的情况下，现如今的社会偶像确实正处在一个时代迷途中。当我们认可某些东西以后，究竟该朝着哪个方向走？一方面我们要坚持这种多元化，以及对商业精神的肯定与追求；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找到一个保持我们的精神领域时刻具有理想的状态。两者如何能够结合，形成一种新时代的社会偶像的标杆，不禁使人们处在了一个迷茫的状态。包括已经成为偶像的这些人，他们也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他们是通过自己的社会形象和能力，来有意识地引导这个社会成为更为开放、更为公平文明的社会呢？还是只是因为成功而成功，罩上无数的光环而存在于这个世上？我想很多人都没有真正想清楚这个问题。
偶像应该怎么做？
白伟林：那么，它有没有向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
五岳散人：对于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普遍被接受认可的偶像，我个人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
黄集伟：这是肯定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偶像对年轻人真的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和鞭策作用。不过，偶像的发展也离不开粉丝的影响。可以说，一个不好的偶像一定拥有一群不好的粉丝，这些都是互动的。有些粉丝对偶像的错误明目张胆地袒护，这都是造成偶像不良习惯的因素。
白伟林：说到这里，偶像又该以一种怎样的姿态来引领公众呢？
五岳散人：偶像要有一种价值观上的坚守。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准商业社会，很多社会偶像是得益者，他们应该反思自己之所以能够得益，是得益于社会的开放。他们应该坚守并传达这种价值观，使得这种价值观深入人心。对于不论是工商界的人士，还是学术界的人士，只要他们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一个社会偶像，这都应该是他们最起码要做的事情。
黄集伟：简单地说，他们更需要有内敛的精神，更要有谦卑的心意。偶像完全靠包装，完全靠商业操作，那偶像势必会寡淡。
张颐武：偶像有很大的被动性，他既得引领公众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行，又要取悦他的那部分公众。这两方面相结合，才是社会偶像，两者缺一不可。
中国偶像变奏曲
人总是要有些理想的，也因此，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偶像。偶像伴随着一代代的人成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雷锋、陈景润、邓丽君，80年代的张海迪、北岛、三毛，90年代的“刘慧芳”、罗大佑、崔健、周星驰，新千年以后的“小燕子”、超女、周杰伦、姚明、刘翔、“许三多”……这些名字已经成为不同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国人的偶像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也间接反映出了我们的价值观与文化观念的变化。
70年代末：第一批青年偶像发端
70年代末是一个孕育着变化的时期，一些新的气象悄悄出现。其中之一就是整个社会萌生了对科学的崇敬。刚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百业凋敝，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就成为国人民族振兴愿望的一个投射对象。许多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当科学家。”
1978年，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文章直指“文革”后遗留下来的青少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新一批青年偶像也在这一年诞生，他们是“歌星”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
80年代：复苏的时代偶像多元
80年代是一个春回大地的年代，仿佛一夜之间，万物复苏，蓬勃生长。青年偶像也一样。这个时期的偶像如雨后春笋，从社会的各行各业冒出来，令人应接不暇。
80年代首先是一个复苏的时代，青年们要回到城市，从头开始，他们需要奋斗精神的鼓舞。战无不胜的中国女排顽强拼搏的精神，张海迪身残志不残的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很多人就是在她们的鼓舞下完成了自己的奋斗轨迹。
朦胧诗与当年的新诗潮运动，在青年人当中的影响，超出了诗歌与文学的领域。年轻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成为80年代思想文化复兴时期的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李连杰出演《少林寺》中的主角觉远和尚。这部在武侠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一反旧式武打片中纯表演的花架与镜头技巧的卖弄，让海内外欣赏到了纯正的中国功夫……
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中，一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夺得7个项目中的6枚金牌，这在体操史上尚属首次，李宁不仅是25年来第一位大众体育明星，也是最成功的一位。
港台娱乐明星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拥入大陆，使国人形成了早期的明星崇拜。
与六七十年代相比，80年代的“偶像”概念更加宽泛：它越出了传统学习型偶像的范围，增加了爱慕型的偶像。还有一种说法是，过去的英雄人物是生产型偶像，而现在出现了消费型的偶像——娱乐明星。另外，偶像不再像昔日那样一呼百应，全民崇拜。从这一时期开始，偶像已经走向多元化。
90年代：频繁更替的文化符号
1990年播出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霍元甲》之后，制造了第一轮本土电视剧集引发的万人空巷，也将第一代中国电视明星推向前台。
90年代，每个偶像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两三年”。90年代早期，在思想解放浪潮下，社会文化的叛逆者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对象。罗大佑和崔健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以“愤怒青年”的形象对现实社会发出了批判的声音，表达对时代的清醒思考，因此很快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与精英主义、“无厘头”盛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周星驰和王朔成为叛逆的英雄，他们嘲弄正统、调侃权威的游戏态度使其成为青年的新偶像。
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之后，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消费盛行。青少年的偶像主要是来自港台地区的娱乐明星。另一种趋向则是对“实用型”偶像的崇拜，对于成功、财富的向往使一大批知识英雄、企业家成为青年的新偶像。
新千年：“想唱就唱”
琼瑶电视剧《还珠格格》，不管你喜不喜歡她，以小燕子为代表的野蛮女友类型已经深入人心。2001年，一部《流星花园》使四个青春年少的“花样男人”第一次使“男性美”变成了大众的观赏对象。
2005年，韩国电视剧里的大长今是阿信和刘慧芳的完美终极版。同时，她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劲吹的“哈韩”风达到鼎盛的象征。
超级女声主旨是“想唱就唱，唱得响亮”，2004年首次举办，一炮打响
杨利伟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和偶像，是因为他“寄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一个光芒四射的偶像，火得无处不在——他的名字叫刘翔，雅典奥运会上诞生的“世界飞人”。在《福布斯》2007收入榜上，姚明以2630万美元排名第17位。。
2007年，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虚构人物“许三多”凭借“钝感力量”被评为“年度新锐人物”。理由是：“许三多身上的钝感力量，是一种社会稀缺资源，是快速成功学、浮躁社会的反义词”……
对于很多人来说，偶像的身上寄托着他们对于成功的梦想。每个人都渴望成功，大众对成功学的迷信、四处弥漫着功利主义。有人认为，在我们所处的商业社会，追逐商业价值也不失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然而，只有商业价值，就足够了吗？这更像一道需要我们与所谓的偶像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
白伟林：主持人
五岳散人：嘉宾，媒体评论人
黄集伟：嘉宾，出版人、语专家
张颐武：嘉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谁配做偶像？
白伟林：时代在进步，偶像也在变换。在您的印象中，新时代年轻人的偶像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五岳散人：偶像应该是一个标杆。求职场的成功，往往是社会功利性导致的一种结果。有一句网络上流传的话很有意思——“别跟我谈理想，我戒了。”原来的偶像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超越性，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化身，他们会提出一种别人达不到的东西。而现在的偶像可能更为功利一些，他们注重寻求个人在一个小范围之内的成长。这可能是社会变得更为实际的一种象征。
黄集伟：这个不好界定。价值多元，偶像也会多元。偶像多是好事，如果大家都崇拜一个人會很麻烦的。在过去信息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偶像崇拜也相对单一。价值多元，信息渠道多元的话，偶像崇拜也就是多元的。
白伟林：对于现在新时期偶像的影响，我们是高估了，还是轻视了呢？
五岳散人：我觉得还是被轻视了。因为原来我们是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他们在这10年间才真正走上历史的舞台。这里我要先作一个解释，我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指他能在公众领域对社会问题进行发言。不过，目前还没有很多人看到他们改变社会的力量之所在，这是跟我们的社会大背景相关的。很多时候，他们被低估了。可能很多时候，会有很多人觉得：“你不就是一个说话的吗，你不就是发表了意见吗，你们真能改变什么吗？”其实这些人错了。当所有人开始意识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说话”时，其实他是在改变我们本身的思维方式，在能够更多地争取权利的时候，那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就已经放大到改变整个社会走向的程度上了。
张颐武：大家对他们的重视还是很充分的。这些偶像的意义在于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的一种反应。他们这些人有很多忠实的粉丝，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对生活的预期与想象。随着生活的变化，出现新的偶像了。随着80后和90后的崛起，中国正在发生着一个深刻的换代，偶像也在随之换代。
我们需要什么偶像？
白伟林：唐骏学历造假一事，使人不禁重新审视我们身边的偶像。成功学是令人厌恶的，但有市场。“高考状元”、“哈佛女孩”传经送宝的书籍照例要摆在书店的显著位置。“复制成功”的“自卖自夸”也能多次重印，畅销一时。成功名人更是电视节目和网站栏目里的常客。包装偶像、热捧偶像，是商业利益驱动的结果。您觉得现如今公众对“偶像”的需求，是自发形成的，还是商业刺激的结果呢？
五岳散人：两者都有。在第一个问题中，对于更多的现实，很多人已经更实际了。他们崇拜成功，这种成功也是有指标的，通过钱、名声、地位等等来评判。还有一种成功存在于商业社会里，必须要贩卖这种成功，才能为自己的合理存在找到证据。谁都想过好的生活，而商业社会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商业社会本身又要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也会放大这种成功。因此，双方合力，就形成了现在这种状态。
张颐武：这两种都存在。成功学在美国、欧洲一直都很流行，在今天的社会里它是一个人们很需要的东西。但是唐骏的事例会使人们用更严格苛刻的眼光去考验我们的社会偶像，人们对价值标准的要求也更加严格了。这是社会一个很大的进步。
白伟林：有人说，如今社会中的偶像普遍缺乏应有的批判与反思精神，过多地沦陷于商业文化的泥潭。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五岳散人：有些确实是。这一观察是正确的。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价值观可以多元，个人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个人成功的同时带来社会的进步，这种个人主义是好的。所以，并不是说一个偶像没有去观察社会其他的问题，他就不高尚。社会定位是不同的，所以偶像的价值也无法衡量。
黄集伟：这个应该是说出了片面的深刻与片面的真理。但是挺对的。之所以这样，我觉得还是偶像不够多。偶像的种类应该更多。国外也有成功学，全世界都有，但是如果只有一种成功的话，那一定是最糟糕的。曾有媒体做过一期专题，叫“成功是一种毒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的成功都非常近似。有钱就上富豪榜，像这类的成功大都一样。而当我们拥有很多类型，很多不同价值的偶像的时候，“成功学”就自然会成为一个多样的范本。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照着同一个方式去实现自己人生的梦想。
张颐武：每一种偶像都有他不同的功能。不过，现在有一类是新崛起的，他们不能被称为社会偶像，但是却又成为巨大的公众人物，像芙蓉姐姐、凤姐等。这种另类的“偶像”也很多。他们既能刺痛社会的痛处，又能使人发笑，这种人反而能在社会体系里运转得游刃有余。这不得不值得我们关注。
偶像们做的怎么样？
白伟林：那在这几年间，社会公众的偶像究竟发生了一个怎样的变化？在他们身上又存在哪些问题呢？
五岳散人：我们的社会偶像与其他地方的偶像有一点小小的差别。他们过于关注成功，而忽视了成功背后的手段，比如唐骏。法学界有一个名词叫“程序正义”，如果没有通过一个好的程序成为成功者的话，那这种成功对社会的意义有时候是负面的。很多人在洗脱他的原罪，在一个长的时间段里他的形象会被他的成功所弥补，而让人忘了他曾经的不光彩。所以很多偶像，他们是有先天性缺陷的。这些缺陷一旦曝光，就会令很多人产生迷惑。很多偶像可以通过不光彩的事获得成功，那我们的价值观是否就可以改变了呢？所以，很多社会偶像在这一方面应该检讨。 黄集伟：大部分的偶像给我的感觉是基本上没有谦卑之意。当接受公众的拥戴的时候，他们很得意，但是却听不得不同的声音。做偶像本身就是要准备受人批评，这是一道必答题。如果一被批评就翻脸，是不具备做偶像的基本条件的。在美国，那些会做偶像的人十分清楚，当你站在聚光灯下的时候，你就要知道那些没有站在聚光灯下的人对你是心生妒意的。所以作为偶像你就要心悦诚服地接受别人的批评，既然得到了掌声，就一定要接受“臭鸡蛋”。这一切全要来自偶像的个人涵养。
张颐武：我觉得公众对偶像的期望不必过高，希望他们完美无缺，最后可能就是失落。
白伟林：那可不可以说，现在的社会偶像正在经历着一个时代迷途？
五岳散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价值多元和社会阶层多元的情况下，现如今的社会偶像确实正处在一个时代迷途中。当我们认可某些东西以后，究竟该朝着哪个方向走？一方面我们要坚持这种多元化，以及对商业精神的肯定与追求；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找到一个保持我们的精神领域时刻具有理想的状态。两者如何能够结合，形成一种新时代的社会偶像的标杆，不禁使人们处在了一个迷茫的状态。包括已经成为偶像的这些人，他们也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他们是通过自己的社会形象和能力，来有意识地引导这个社会成为更为开放、更为公平文明的社会呢？还是只是因为成功而成功，罩上无数的光环而存在于这个世上？我想很多人都没有真正想清楚这个问题。
偶像应该怎么做？
白伟林：那么，它有没有向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
五岳散人：对于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普遍被接受认可的偶像，我个人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
黄集伟：这是肯定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偶像对年轻人真的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和鞭策作用。不过，偶像的发展也离不开粉丝的影响。可以说，一个不好的偶像一定拥有一群不好的粉丝，这些都是互动的。有些粉丝对偶像的错误明目张胆地袒护，这都是造成偶像不良习惯的因素。
白伟林：说到这里，偶像又该以一种怎样的姿态来引领公众呢？
五岳散人：偶像要有一种价值观上的坚守。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准商业社会，很多社会偶像是得益者，他们应该反思自己之所以能够得益，是得益于社会的开放。他们应该坚守并传达这种价值观，使得这种价值观深入人心。对于不论是工商界的人士，还是学术界的人士，只要他们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一个社会偶像，这都应该是他们最起码要做的事情。
黄集伟：简单地说，他们更需要有内敛的精神，更要有谦卑的心意。偶像完全靠包装，完全靠商业操作，那偶像势必会寡淡。
张颐武：偶像有很大的被动性，他既得引领公众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行，又要取悦他的那部分公众。这两方面相结合，才是社会偶像，两者缺一不可。
中国偶像变奏曲
人总是要有些理想的，也因此，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偶像。偶像伴随着一代代的人成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雷锋、陈景润、邓丽君，80年代的张海迪、北岛、三毛，90年代的“刘慧芳”、罗大佑、崔健、周星驰，新千年以后的“小燕子”、超女、周杰伦、姚明、刘翔、“许三多”……这些名字已经成为不同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国人的偶像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也间接反映出了我们的价值观与文化观念的变化。
70年代末：第一批青年偶像发端
70年代末是一个孕育着变化的时期，一些新的气象悄悄出现。其中之一就是整个社会萌生了对科学的崇敬。刚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百业凋敝，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就成为国人民族振兴愿望的一个投射对象。许多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当科学家。”
1978年，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文章直指“文革”后遗留下来的青少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新一批青年偶像也在这一年诞生，他们是“歌星”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
80年代：复苏的时代偶像多元
80年代是一个春回大地的年代，仿佛一夜之间，万物复苏，蓬勃生长。青年偶像也一样。这个时期的偶像如雨后春笋，从社会的各行各业冒出来，令人应接不暇。
80年代首先是一个复苏的时代，青年们要回到城市，从头开始，他们需要奋斗精神的鼓舞。战无不胜的中国女排顽强拼搏的精神，张海迪身残志不残的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很多人就是在她们的鼓舞下完成了自己的奋斗轨迹。
朦胧诗与当年的新诗潮运动，在青年人当中的影响，超出了诗歌与文学的领域。年轻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成为80年代思想文化复兴时期的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李连杰出演《少林寺》中的主角觉远和尚。这部在武侠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一反旧式武打片中纯表演的花架与镜头技巧的卖弄，让海内外欣赏到了纯正的中国功夫……
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中，一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夺得7个项目中的6枚金牌，这在体操史上尚属首次，李宁不仅是25年来第一位大众体育明星，也是最成功的一位。
港台娱乐明星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拥入大陆，使国人形成了早期的明星崇拜。
与六七十年代相比，80年代的“偶像”概念更加宽泛：它越出了传统学习型偶像的范围，增加了爱慕型的偶像。还有一种说法是，过去的英雄人物是生产型偶像，而现在出现了消费型的偶像——娱乐明星。另外，偶像不再像昔日那样一呼百应，全民崇拜。从这一时期开始，偶像已经走向多元化。
90年代：频繁更替的文化符号
1990年播出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霍元甲》之后，制造了第一轮本土电视剧集引发的万人空巷，也将第一代中国电视明星推向前台。
90年代，每个偶像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两三年”。90年代早期，在思想解放浪潮下，社会文化的叛逆者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对象。罗大佑和崔健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以“愤怒青年”的形象对现实社会发出了批判的声音，表达对时代的清醒思考，因此很快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与精英主义、“无厘头”盛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周星驰和王朔成为叛逆的英雄，他们嘲弄正统、调侃权威的游戏态度使其成为青年的新偶像。
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之后，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消费盛行。青少年的偶像主要是来自港台地区的娱乐明星。另一种趋向则是对“实用型”偶像的崇拜，对于成功、财富的向往使一大批知识英雄、企业家成为青年的新偶像。
新千年：“想唱就唱”
琼瑶电视剧《还珠格格》，不管你喜不喜歡她，以小燕子为代表的野蛮女友类型已经深入人心。2001年，一部《流星花园》使四个青春年少的“花样男人”第一次使“男性美”变成了大众的观赏对象。
2005年，韩国电视剧里的大长今是阿信和刘慧芳的完美终极版。同时，她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劲吹的“哈韩”风达到鼎盛的象征。
超级女声主旨是“想唱就唱，唱得响亮”，2004年首次举办，一炮打响
杨利伟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和偶像，是因为他“寄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一个光芒四射的偶像，火得无处不在——他的名字叫刘翔，雅典奥运会上诞生的“世界飞人”。在《福布斯》2007收入榜上，姚明以2630万美元排名第17位。。
2007年，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虚构人物“许三多”凭借“钝感力量”被评为“年度新锐人物”。理由是：“许三多身上的钝感力量，是一种社会稀缺资源，是快速成功学、浮躁社会的反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