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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汪潮涌，这个从小溪奔涌进大洋的“波涛”，已经不只有博揽千帆万木的宽阔胸怀，也变成了齐飞落霞孤鹜的闲情逸致，和欲说还休的无欲无求。
喜欢打高尔夫的汪潮涌把自己的澎湃经历用高尔夫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美国华尔街，他陪客户打球；回国创业，他跟朋友较量；如今，他在球场自我放逐，其实，这也正是他纵横投资界的写照。
1987年，当汪潮涌走进摩根大通银行纽约总部的时候，他也第一次拿起了高尔夫球杆，带着初来乍到的谨小慎微，汪潮涌在华尔街开出了“第一杆”。那时他发现，“扬长避短”是他在“异乡球场”站稳脚跟的关键——清华理工科打下的好基础，巧妙掩盖了他少得可怜的证券知识；客户也发觉，这个姿势并不怎么正确的年轻对手，总会规划出最合理打球线路。
1999年，在回国的第六个年头，汪潮涌创办投资公司“信中利”。即便和竞争对手短兵相接，他依然能寻到百年不遇的“百度”，在他眼里，风投百度的成功，几率堪比“一杆进洞”。
现在的汪潮涌更多时候只身在球场，他每每能听到风吹过草地的“呼呼”声，这个响亮的声音告诉他——此刻没有指点姿势的球友，没有恼人的记分，也没有强言的周旋。当自己的经历已经到了“欲说还休”的阶段，当下的“球场”像极了自己所在的“商场”，对于它们，他不再有任何欲求。
人不是生来就被打败的
衬衫像被刚刚粉刷过，眼镜始終稳固在鼻梁恰到好处的位置，一个男人可以斯文到几乎走路不发出声音。汪潮涌说，自己波澜不惊的外表下，住着汹涌澎湃的波涛。
1985年，汪潮涌拿到当时朱镕基从美国带回来唯一的一个留美名额。他带着三十美元，独自穿过送行的留学生家长，踏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这是他第一次西装革履，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对于大洋彼岸的另一个陌生世界，汪潮涌没有丝毫恐惧。
从小被送到大别山的养父母家中，8岁开始顶家里的工，干不了重体力活，他就在工地计数，每天写“正”字。10岁开始推独轮车，一不小心，连人带车一起翻到山沟里，爬出来再接着走。每两个星期，家里托人给他带去冻成了冰坨的咸菜，他砸成冰碴子吃。冷的时候，脚上的冻疮复发，连鞋子都穿不上。他记得每天睡在稻草堆里，不到天亮就被唤醒，披星戴月再去干活。
汪潮涌源源不断的“无畏感”和“高风险承受能力”正是来源于这样的“童年发动机”。他告诉自己，“曾经这样的苦都受过，还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回家种地。”
所以，在创办信中利的第三年，即便搜狐股价跌到1美元以下时，他依然敢于从搜狐股东手中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大量收购搜狐股票，并最终取胜。他投资4亿带领“中国之队”在亚洲领航“美帆赛”走向世界，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在所有人说他做“白日梦”的时候，他不仅为“中国之队”找到了国际赞助商，也让“中国之队”在世界四大赛事之一的“美帆赛”上名声大噪。
热爱海洋的汪潮涌每次读到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老人，都会有莫名感慨，“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那个时候他到纽约华尔街，即便守着少得可怜的证券知识，也有初生牛犊的勇气。在客户面前，从不示弱。
与巴菲特共进晚餐
1995年，巴菲特和盖茨游历丝绸之路，在北京停留的那个晚上，由于盖茨出席活动，汪潮涌被公司安排独自陪巴菲特吃饭，这个晚上让他终身受益。
“他很平和，是自控力很强的老人，没有光环，有策略，有追求。从社会角度讲，我觉得可能很少有人能超过他，把自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财富、300多亿美金捐出去，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是很难得的，这就是无欲无求的境界。”之后，巴菲特的“长期投资”、“滚雪球”等投资方法，让汪潮涌在风投界受益匪浅，也正是巴菲特的影响，让汪潮涌最终走上了“后半生从事投资的道路”。
让资金最大效益地发挥作用，也是汪潮涌从巴菲特身上学到的，“以前很多人责难他，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他那时候很有钱却不捐，不做公益，但是他还是坚持下来。他认为早做不如晚做，资金在他手上，发挥作用会更大，实际结果也证明确实如此。”
汪潮涌唯一不能赞同的是巴菲特单调的生活，“他住得很简单，对任何运动都不热衷，可能受女儿和太太的影响，只对音乐有些兴趣。”汪潮涌更倾向于在运动方面不断丰富自己，他最近学起了年轻人喜欢的滑板运动，“我就是想跟女儿能够玩到一块儿去。”
中国最敢玩的富豪
汪潮涌的“敢玩”也成了“投资”。
2007年，在某杂志评选的“奢侈富豪排行榜”上，因组建“中国之队”，汪潮涌排名探花。那一年状元是中信泰富的荣智健，榜眼是富华国际的陈丽华，而在当年的胡润排行榜里，荣智健排名第6，陈丽华排名第16，汪潮涌没有进入前100。在财富排行那一栏，字眼闪烁含混：“汪潮涌的能力不在于他自己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他结识了多少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媒体评论称，“他不是最有钱的，但确是最敢花钱、最敢玩的富豪。”
除了“敢玩”和“追求商业价值”，汪潮涌最强烈的驱动力在于信念，他说，“男人会为信念去做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个“意想不到”的事，在20年前就已经潜伏在了他的潜意识里。
1987年，汪潮涌进入摩根大通银行的第一课，不是熟悉业务，也不是分析数据，而是学习航海，培养团队精神。纽约帆船俱乐部就坐落在摩根大通银行附近。夏天，汪潮涌和同事上船，专业人士手把手教他们玩帆船，那是他关于航海的第一手经验。他一下子爱极了航海，这个时候的汪潮涌可能连想都不敢想，20年之后，他将买下一支世界级船队，代表中国，开进世界四大赛事的“美洲杯”帆船赛赛场。
除了“美帆赛”，他也越来越热爱高尔夫。在他的个人旅游线路中，甚至有一条是专门为高尔夫开设的。他几乎和朋友一起打遍了世界100家最美的高尔夫球场，在那之后，他决定投资一个“最与众不同的高尔夫球场”。
做投资：有所为有所不为
最近，在汪潮涌的老家湖北蕲春，他正在筹划投资一个国际级的度假胜地。“以中国唯一一个漂着药香味的球场为依托，把高尔夫运动和中草药、药膳、理疗、灵修等放在一起，球场边上就是禅宗的四祖寺、五祖寺，还有长江、大湖大山，会非常特别，也将成为一个国际级的度假胜地。”
汪潮涌喜欢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里的四个字：“站着赚钱”。他见惯了即使已经很富有，却依然为了追逐利益去做“不好投资”的企业家。汪潮涌说，“方向的选择很重要，只顾埋头拉车，不看路不行；正确的方向、道路，加持之以恒才能成功。如果在错误的道路上，你越坚持可能错得越远，怎么选择正确的方向和策略，你就要审时度势，要不断地修整自己。”
汪潮涌说自己不仅是一个企业家，也要做一个“社会企业家”。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你可以选择不去投。比如有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的东西。黄赌毒，要选择不去做，当然如果有多余的财富，要去帮助别人，对社会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这就是它的“投资有所为，有所不为。”
汪潮涌的人生，似乎每一步都安排得非常完美：求学、工作、创业，公益……这或许跟他做事的理性程度和风险承受度有关。“人生是由一个个阶段性的目标穿起来的。”汪潮涌说，“很重要的是阶段性目标做好，不能把阶段性的目标处理得太高，自己够不着就很痛苦。一步步的累计，最后达到自己的终极目标。”
这个模模糊糊的“终极目标”，在汪潮涌十五岁，考入华中理工大学时，他就已经为自己确立，“我这一辈子要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做一个幸福的人、富有的人、健康的人，这些都是那个时候为自己制定的终极目标。”
汪潮涌一路走，也在路上慢慢实现。
喜欢打高尔夫的汪潮涌把自己的澎湃经历用高尔夫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美国华尔街，他陪客户打球；回国创业，他跟朋友较量；如今，他在球场自我放逐，其实，这也正是他纵横投资界的写照。
1987年，当汪潮涌走进摩根大通银行纽约总部的时候，他也第一次拿起了高尔夫球杆，带着初来乍到的谨小慎微，汪潮涌在华尔街开出了“第一杆”。那时他发现，“扬长避短”是他在“异乡球场”站稳脚跟的关键——清华理工科打下的好基础，巧妙掩盖了他少得可怜的证券知识；客户也发觉，这个姿势并不怎么正确的年轻对手，总会规划出最合理打球线路。
1999年，在回国的第六个年头，汪潮涌创办投资公司“信中利”。即便和竞争对手短兵相接，他依然能寻到百年不遇的“百度”，在他眼里，风投百度的成功，几率堪比“一杆进洞”。
现在的汪潮涌更多时候只身在球场，他每每能听到风吹过草地的“呼呼”声，这个响亮的声音告诉他——此刻没有指点姿势的球友，没有恼人的记分，也没有强言的周旋。当自己的经历已经到了“欲说还休”的阶段，当下的“球场”像极了自己所在的“商场”，对于它们，他不再有任何欲求。
人不是生来就被打败的
衬衫像被刚刚粉刷过，眼镜始終稳固在鼻梁恰到好处的位置，一个男人可以斯文到几乎走路不发出声音。汪潮涌说，自己波澜不惊的外表下，住着汹涌澎湃的波涛。
1985年，汪潮涌拿到当时朱镕基从美国带回来唯一的一个留美名额。他带着三十美元，独自穿过送行的留学生家长，踏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这是他第一次西装革履，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对于大洋彼岸的另一个陌生世界，汪潮涌没有丝毫恐惧。
从小被送到大别山的养父母家中，8岁开始顶家里的工，干不了重体力活，他就在工地计数，每天写“正”字。10岁开始推独轮车，一不小心，连人带车一起翻到山沟里，爬出来再接着走。每两个星期，家里托人给他带去冻成了冰坨的咸菜，他砸成冰碴子吃。冷的时候，脚上的冻疮复发，连鞋子都穿不上。他记得每天睡在稻草堆里，不到天亮就被唤醒，披星戴月再去干活。
汪潮涌源源不断的“无畏感”和“高风险承受能力”正是来源于这样的“童年发动机”。他告诉自己，“曾经这样的苦都受过，还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回家种地。”
所以，在创办信中利的第三年，即便搜狐股价跌到1美元以下时，他依然敢于从搜狐股东手中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大量收购搜狐股票，并最终取胜。他投资4亿带领“中国之队”在亚洲领航“美帆赛”走向世界，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在所有人说他做“白日梦”的时候，他不仅为“中国之队”找到了国际赞助商，也让“中国之队”在世界四大赛事之一的“美帆赛”上名声大噪。
热爱海洋的汪潮涌每次读到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老人，都会有莫名感慨，“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那个时候他到纽约华尔街，即便守着少得可怜的证券知识，也有初生牛犊的勇气。在客户面前，从不示弱。
与巴菲特共进晚餐
1995年，巴菲特和盖茨游历丝绸之路，在北京停留的那个晚上，由于盖茨出席活动，汪潮涌被公司安排独自陪巴菲特吃饭，这个晚上让他终身受益。
“他很平和，是自控力很强的老人，没有光环，有策略，有追求。从社会角度讲，我觉得可能很少有人能超过他，把自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财富、300多亿美金捐出去，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是很难得的，这就是无欲无求的境界。”之后，巴菲特的“长期投资”、“滚雪球”等投资方法，让汪潮涌在风投界受益匪浅，也正是巴菲特的影响，让汪潮涌最终走上了“后半生从事投资的道路”。
让资金最大效益地发挥作用，也是汪潮涌从巴菲特身上学到的，“以前很多人责难他，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他那时候很有钱却不捐，不做公益，但是他还是坚持下来。他认为早做不如晚做，资金在他手上，发挥作用会更大，实际结果也证明确实如此。”
汪潮涌唯一不能赞同的是巴菲特单调的生活，“他住得很简单，对任何运动都不热衷，可能受女儿和太太的影响，只对音乐有些兴趣。”汪潮涌更倾向于在运动方面不断丰富自己，他最近学起了年轻人喜欢的滑板运动，“我就是想跟女儿能够玩到一块儿去。”
中国最敢玩的富豪
汪潮涌的“敢玩”也成了“投资”。
2007年，在某杂志评选的“奢侈富豪排行榜”上，因组建“中国之队”，汪潮涌排名探花。那一年状元是中信泰富的荣智健，榜眼是富华国际的陈丽华，而在当年的胡润排行榜里，荣智健排名第6，陈丽华排名第16，汪潮涌没有进入前100。在财富排行那一栏，字眼闪烁含混：“汪潮涌的能力不在于他自己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他结识了多少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媒体评论称，“他不是最有钱的，但确是最敢花钱、最敢玩的富豪。”
除了“敢玩”和“追求商业价值”，汪潮涌最强烈的驱动力在于信念，他说，“男人会为信念去做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个“意想不到”的事，在20年前就已经潜伏在了他的潜意识里。
1987年，汪潮涌进入摩根大通银行的第一课，不是熟悉业务，也不是分析数据，而是学习航海，培养团队精神。纽约帆船俱乐部就坐落在摩根大通银行附近。夏天，汪潮涌和同事上船，专业人士手把手教他们玩帆船，那是他关于航海的第一手经验。他一下子爱极了航海，这个时候的汪潮涌可能连想都不敢想，20年之后，他将买下一支世界级船队，代表中国，开进世界四大赛事的“美洲杯”帆船赛赛场。
除了“美帆赛”，他也越来越热爱高尔夫。在他的个人旅游线路中，甚至有一条是专门为高尔夫开设的。他几乎和朋友一起打遍了世界100家最美的高尔夫球场，在那之后，他决定投资一个“最与众不同的高尔夫球场”。
做投资：有所为有所不为
最近，在汪潮涌的老家湖北蕲春，他正在筹划投资一个国际级的度假胜地。“以中国唯一一个漂着药香味的球场为依托，把高尔夫运动和中草药、药膳、理疗、灵修等放在一起，球场边上就是禅宗的四祖寺、五祖寺，还有长江、大湖大山，会非常特别，也将成为一个国际级的度假胜地。”
汪潮涌喜欢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里的四个字：“站着赚钱”。他见惯了即使已经很富有，却依然为了追逐利益去做“不好投资”的企业家。汪潮涌说，“方向的选择很重要，只顾埋头拉车，不看路不行；正确的方向、道路，加持之以恒才能成功。如果在错误的道路上，你越坚持可能错得越远，怎么选择正确的方向和策略，你就要审时度势，要不断地修整自己。”
汪潮涌说自己不仅是一个企业家，也要做一个“社会企业家”。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你可以选择不去投。比如有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的东西。黄赌毒，要选择不去做，当然如果有多余的财富，要去帮助别人，对社会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这就是它的“投资有所为，有所不为。”
汪潮涌的人生，似乎每一步都安排得非常完美：求学、工作、创业，公益……这或许跟他做事的理性程度和风险承受度有关。“人生是由一个个阶段性的目标穿起来的。”汪潮涌说，“很重要的是阶段性目标做好，不能把阶段性的目标处理得太高，自己够不着就很痛苦。一步步的累计，最后达到自己的终极目标。”
这个模模糊糊的“终极目标”，在汪潮涌十五岁，考入华中理工大学时，他就已经为自己确立，“我这一辈子要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做一个幸福的人、富有的人、健康的人，这些都是那个时候为自己制定的终极目标。”
汪潮涌一路走，也在路上慢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