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两年半,特朗普改变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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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美国和世界的两年半


  倪峰:截至今年6月正式宣布谋求连任为止,特朗普已经执政快两年半了。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领导人在美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严格来讲他并非真正的共和党人,而是借共和党壳“上市”的反建制、反传统、反常规的总统。只用两年多时间,特朗普在各个领域的颠覆性政策就给美国的政治生态乃至整个国际秩序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美国变了,世界也变了”。
  先看政治。特朗普的施政使得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化的现象更加严重。他在2016年大选中出人意料地当选,主观因素上讲靠的是拉拢中间地带蓝领白人选民,客观因素上讲靠的是民主党精英在自由主义思维驱动下忽略社会底层诉求,“脱离群众,忘了初心”。入主白宫后,特朗普没有因选举结束就皈依美国政治常态,而是采用竞选套路继续煽动民粹主义。他就职演说的基调不是去试图弥合因选举政治而撕裂的民意,而是完全把民众和华盛顿精英对立起来,激化社会对立情绪。他抛开专业团队和智库,依赖身边“小圈子”治国,特别是女婿库什纳、女儿伊万卡这样的家庭成员,打破了华盛顿传统的决策模式,显示出令人难以捉摸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他对协调白宫和国会立场不感兴趣,直接利用总统职权频频发布行政令做自己想做的事,比如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筑墙。即便在他的团队内部,走马换将的速度也令人眼花缭乱,至今没有稳定下来,行政部门仍缺编严重,最近又传出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不和而即将撤换之。
  再看社会。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长期基本特点是种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特朗普执政后,其涉及移民、边界管理的各项政策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国内的种族矛盾。特朗普赖以实现政治登顶并强推其政纲的一大要素是代表白人中下层的利益,是避免白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优势地位被少数族裔夺走,其“美国优先”理念的隐性一面是“白人至上”,背后的大问题是美国族裔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美国目前仍是白人占多数的国家(根据2012年人口普查数据是占63%),但新出生婴儿和适龄入学儿童当中的少數族裔人数均已超过白人(2016年数据显示,美国每10名新生婴儿中欧裔白人不到5人,55岁以上美国人中3/4是白人,18?34岁区间则只有56%,未成年人中白人比例刚刚过半),长此以往美国的人口结构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布鲁金斯学会预测2045年美国的非拉丁裔白人将降至50%以下)。这也是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白人焦虑症”越来越重的根源之一。这种渐变已在对选举政治产生影响,一些“阳光地带”州(美国南方气候温暖地带恰是少数族裔移民进入美国的重要通道)有“转蓝”趋势。所以特朗普还会继续竭力为白人利益代言,这也是其稳住基本盘、巩固关键盘的必要策略。
  接着看经济。特朗普上台后主要干了四件事:一是改革税制,推行史所罕见的大规模减税计划,自己将其与里根时期的大减税相提并论;二是放松金融监管;三是推动制造业回流;四是挥舞关税大棒对外四处开火打贸易战,以二战前的极端方式处理与其它国家的经济关系,做起事情来几乎没有底线。这些举措虽然从长期角度看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和声誉,但短期刺激效果却相当明显。一般来讲,美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GDP总规模破20万亿美元了,符合大众预期的潜在年均增长率最多也只能达到2.5%到3%的水平,但今年第一季度竟然增长了3.1%(按年率计算),2018年全年增长了2.9%(三年来最高)。美国的国内就业率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刚刚发布的6月非农就业数据非常亮眼。就连民主党内那些极左的人也承认,美国经济态势目前“非常好”。
  在外交方面,特朗普的政策更是对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的运行构成反动,其影响甚至是颠覆性的。应该说,二战后的国际制度是在美国主导下根据多边主义原则构建的,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则是其在世界上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支柱。但特朗普不这么看,他认为美国在这套体系中承担了过多责任、吃尽苦头,而其它国家则在搭车占便宜,所以他上来后把这两者的平静都打破了。特朗普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等采取“退群”措施,架空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印度、欧盟大搞贸易摩擦(现在又瞄上了越南)、重谈贸易规则,针对中国发动“科技冷战”,强压盟国提高军费GDP占比,严重扰乱了国际秩序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行,也把经济全球化推入濒临割裂的险境。

混乱而有效的治理

2019年6月28日,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女婿库什纳在陪同他出席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握手

  倪峰:特朗普的这种执政方式表面上看凌乱、随意、打破常规、不按套路出牌,其实有深层次的国内政治考量。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牢牢抓住共和党的基本盘,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为此,他特别重视兑现竞选承诺,将此作为一切要务的优先,从退出TPP、推行超大规模税改、收紧移民政策到推翻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提高关税水平,再到认定伊朗没有遵守核协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基本说到做到,已成为美国政治史上竞选承诺兑现率最高的总统之一。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共和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开创“个人改造组织”的先例,也就是说,共和党的传统支持者转化成了特朗普个人的支持者,就像2018年中期选举显示的那样,只要是特朗普出面站台的共和党联邦议员候选人基本都成功当选。共和党高层对此现象无能为力,只能继续支持特朗普。
  应该承认,特朗普的内外策略在他看来是“管用”的,在分化的社会里也是有效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什么太大的纰漏。他的“极限施压”促使几乎所有对手都不得不认真考虑他开出的条件,其团队人士在内部明确承认决策可能错误的只有退出TPP一项。他相信美国应尽量避免在海外重陷战争,处理热点问题也就能够随时调整,就像前不久在美国战机升空后叫停对伊朗地面目标的军事打击计划。所以,我们不能把特朗普的“不靠谱”看成是“不成事”,处理与美国的竞合关系不能低估了这个对手。   张志新:特朗普的决策模式很有商业味儿,像管理公司一样治国。他严重依赖“小圈子”决策,也就是被极少数他充分信任的人和家人所包围。应该说“小圈子”决策是历届总统任内都会有的现象,但往往在任期末或者第二任期才会出现,而特朗普一上来便这么干。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的美国外交与国家安全决策枢纽的作用在弱化。一段时间以来,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召集的部长级委员会会议明显减少,国安会内部跨部门的协调会议作用也在下降,外界几乎感觉不到国安会的存在。有美国媒体评论说,博尔顿正在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和削弱国安会”。白宫内部斗争激烈,一波接一波,起初是在倾向自由贸易的“全球主义者”和“经济民族主义者”之间,后来是在“经济民族主义者”和极端右翼之间。特朗普很享受手下的相互竞争,因为他是最终的裁决者。在两派的争斗当中,总统的权威和掌控力就得到确立。但是内斗不断的结果就是白宫“政出多门”,各种混乱信息的传出,导致行政部门莫衷一是,不知道究竟谁的意见代表总统的政策。
2019年6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出席支持者集会时正式宣布竞选谋求连任。

  “推特治国”成了特朗普理政的一大特点。早在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因为主流媒体歪曲、曲解他的讲话,直接向媒体宣战。这其中包括禁止《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政治家》和《赫芬顿邮报》等媒体记者参加其选战活动,如果发现就会有保安礼貌地将他们“请出”。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抨击“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卖力地为希拉里·克林顿助选,实际上已成为“克林顿新闻网”。当选后,特朗普痛恨代表精英立场的主流自由派媒体,斥之为“人民公敌”和“假新闻发布者”,利用推特直接与支持他的选民对话、发布决策消息,以及与对手互动,话题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把追踪美国内外政策信号的人的注意力完全吸引过去,掌握了议题设置的主动权。在特朗普执政早期,因为他在外交决策上的杂乱无章,国务院团队终日惶惶不安,不知道这位新老板会在推特上发表何种耸人听闻的言论。更有美国外交官员在接受外界询问时表示,他们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也需要关注总统的推特来了解政府的最新政策立场。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临近,特朗普加大力度在推特上嘲讽和攻击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也有意在进入两党候选人对决阶段之前,为自己的竞选连任清除阻力。此外,特朗普还利用推特提出外交倡议,并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个最近的例子便是6月他前往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突然发推说想利用访问韩国之机在板门店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上一面,最终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破美国国内极右势力的阻挠,实现了第三次“金特会”,戏剧性地再次“创造历史”。

改变美国决策机理的人


  张志新:不管特朗普的执政方式是否有效,他对美国的决策机理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削弱。我所说的“决策机理”,是在行政决策和白宫与国会关系两个層面上的。特朗普从多个角度对美国传统的执政和议事方式发起挑战。
  他喜欢绕开“三权分立”原则直接发号施令,已成为美国政治史上在执政初期颁布行政令最多的总统之一,并且涉嫌为推行个人政策议程而滥用“紧急状态”行政令。去年,特朗普为实现在美墨边境筑墙的竞选承诺,宣布南部地区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从而为其挪用军费修墙制造法理依据,此举很明显是对国会拨款权的直接挑战。这是因为,通常情况下,联邦政府预算由行政部门提出,由国会审议通过后执行,对联邦预算的任何扣押、挪用都是非法行为。尽管在“国家紧急状态”下,总统是否可以挪用军费各方并无定论,但在民主党看来,国会拥有排他性的财政权力,即便以“国家紧急状态”的借口为建墙拨款,也是“颠覆三权分立”的“滥权行为”。
  特朗普上台后与司法系统公开对立,这在颁布“禁穆令”和“通俄门”调查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和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等情报部门的关系紧张,也质疑他们提供的信息,这些部门的首脑日子都不好过。特朗普甚至当面要求FBI局长科米向他个人效忠,这件事在科米被解职后被披露,一度引起轩然大波,因为FBI长期以来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只能效忠美国宪法,而不能效忠总统个人。
  特朗普在执政过程中还显示出明显的对传统官僚体制的蔑视。在美国,新当选总统上任时一般会任命总数超过2000人左右的官员进入新政府工作,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然而,特朗普上任后只任命了400多名官员,行政缺编到现在仍很严重。特朗普对传统建制派精英的排斥,导致政府无人可用、无智可用。自由派精英对特朗普嗤之以鼻,而许多保守派战略界人士因曾支持希拉里,也遭到特朗普排斥。仅有的几个保守派智库也人力有限,无法满足政府庞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持需求。即便如此,针对外界称特朗普无法填补国务院等政府机构空缺、影响外交决策等问题,他竟表示:“我是唯一重要的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是做决定的人。”

  在很多美国人眼里,特朗普是“最没有总统相的总统”“最不适合当总统的人”。在美国社会面上,总统形象与“美国梦”直接关联,父母教育孩子往往把总统的行为举止当作标杆,然而特朗普冲击着这些标准。他不尊重女性,任人唯亲,怠慢外国领导人,经常发表有种族歧视意味的言论,甚至在推特上写错字。此外,他还打破许多美国总统的惯例,例如抗拒公开自己的纳税记录,而许多美国总统在宣布参选后就已经公开自身财政状况;他还在“通俄门”调查过程中教唆身边人拒绝法庭的传唤,多次被指涉嫌“藐视法庭”,所有这些都令普通美国人难以把他同“国家形象的代表”等同起来。   特朗普非传统的作派虽不入流,为精英阶层所诟病,但在美国内外政策剧烈调整的当下有着历史的必然性,这个人与时代转换的“相遇”是一种“历史机缘”。自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起,美国的“政治钟摆”便开始从中左向中右摆动,政治的两极化、社会的保守化、阶层的分化和对外战略的逐渐收缩都是表现,需要有一个不拘一格敢做敢为的强势之人出来,领导美国跨越各种鸿沟做成看似不可能之事,历史选择了特朗普。
2019年7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美国制造”展。根据参展指南,所有参展物品最后的组装加工都是在美国本土完成的。左图为特朗普登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萨德”反导系统发射车,右图为副总统彭斯在展会上观看詹努斯摩托车。

  坦率而言,特朗普迄已采取的各项内外激进措施在实现美国的短期利益方面——比如在创造就业、提高居民可支配资金、增加财政收入、迫使盟友承担更多军费、避免美国过度卷入地区冲突等方面是在取得成效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美国的硬实力和综合国力。但他的所作所为也在损害美国农业、制造、信息等产业的现实利益,增加美国通货膨胀与经济走弱的隐患,并且严重破坏美国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包括对盟友伙伴的号召力、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力,以及外界对美国做出承诺的信任度。因此,大量支持特朗普的人更加支持他,反對他的人更加反对他。

“寅吃卯粮”的经济繁荣


  张明:特朗普执政两年半以来,美国经济基本面向好,各项经济指标比较靓丽。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按年率计)3.1%,去年全年是2.9%,均高于潜在增长率(市场大致认为美国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约在1.8%上下);劳动力市场繁荣,刚刚发布的6月非农就业数据显示,失业率仅为3.7%,接近50年来最低,劳动参与率明显反弹;核心通胀率、非核心通胀率均在2%上下,基层老百姓工资也有所上涨;美元汇率延续强劲走势,股市高位盘整连创新高;房地产市场过去几年也发展得不错,已趋近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状态。
  应该承认,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具有较强的逻辑一致性,为美国这一轮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刺激和推动作用。但他的经济政策过于追求短期可见的收益,也明显服务于笼络选民、收买选票、谋求连任的政治需要,为此不惜“下猛药”,缺少长期谋划,用“寅吃卯粮”来形容并不为过。下面,我从五个角度具体谈谈看法。
  首先是财政政策。特朗普财政政策的最大动作是实施大规模税收减免,重点在于减免企业所得税,并通过改变税制引导美国的跨国企业把海外留存收益汇回本土。他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减税来刺激美国企业投资,把获得的收益用于再投资,并为美国的金融体系创造利好。美国国内支持和反对这一政策的人都比较多,支持者夸赞特朗普成功地为美国企业减负,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反对者担心大规模减税会导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急剧扩大,美国老百姓迟早会为之埋单。
  在财政政策方面,除税改外,特朗普还力推大规模基建。美国很多基础设施日益老化,的确需要一个大的基建方案,但由于从预算中拿不出钱来,共和、民主两党也一直无法达成完整共识,至今没有实质性推出,这有可能成为特朗普2020年竞选比较突出的议题。
  其次是货币政策。特朗普上台时,美联储主席是珍妮特·耶伦,两人意见不和,特朗普经常公开指责美联储,当经济增长表现不如预期时,就将之归咎于美联储。现在美联储主席换成了杰罗姆·鲍威尔,他与特朗普关系不错,最近美国有媒体披露两人每天都要通上几分钟的电话。传统上讲,美联储拥有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总统一般不加评论,更不能直接干预。现在,这种政策独立性受到了质疑,而今年以来美联储的风格也确实发生了“鹰转鸽”的重大变化。6月中旬美联储召开了一次议息会议,鲍威尔释放出经济数据不好就一定会降息的信号。过去美联储往往要等经济明显显示减速迹象后才开始降息,这次却不太一样,美国经济的表现仍相当不错,所以有评论将美联储最近释放的信号定义为“预防性降息”。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美国市场上大概有四分之三的人认为7月份美联储会一次性降息50个基点,四分之一的人认为会降25个基点。
  第三是汇率。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明确支持强势美元政策,以期留住更多资本并利好股市、房市,其影响持续至今。特朗普上台后,经常对美元指数发表评论,认为美元汇率“过高”。这是因为他非常看重贸易问题,希望减少美国的巨额逆差,而过高的汇率不利于他的有关努力。此外,他也经常利用汇率问题向其它国家施压,威胁要将它们列入“汇率操纵国”清单,尽管在此方面施压的力度不如奥巴马政府。未来一段时间他可能继续拿中国的汇率政策说事儿,防止中方通过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来平抑在贸易战中增加的成本。所以说,特朗普的汇率政策是与贸易政策密切关联的。但他也还没有完全想好强美元政策和弱美元政策到底哪个更有利于美国,也害怕美元贬得过快可能导致资本外流并对美国股市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他对美元的态度是首鼠两端的,希望既不要太强,也不要太弱。
  第四是贸易政策。调整贸易政策是特朗普的施政重点之一,基调是反对自由贸易,强调公平贸易,聚焦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否“公平”。在贸易政策方面,特朗普可以说是“利”字当头、四面出击,敲打了很多国家,中国自然首当其冲,其它摩擦对象包括欧元区和日本、墨西哥、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越南,几乎打了个遍。特朗普与奥巴马处理对外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手段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希望通过再造全球贸易投资体系向中国施压,在全球推动“三个T”,即,与不同区域的国家商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如果都谈成了,就脱离世界贸易组织而构筑起新的贸易投资体系、规则和标准。特朗普则退出了TPP,同时重谈北美自贸协定和与日本、韩国等国的双边贸易协定,绕开多边安排直接向对手施压。特朗普一直认为中国在双边贸易中获得了不公正的优势,认为中国通过向本国企业提供补贴以获得贸易优势,所以就必须针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其逻辑非常简单粗暴,政策几乎没有底线。他觉得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背靠中国政府”获得竞争优势,还以各种手段从美国“窃取”核心技术,所以以这些企业“违反公平竞争原则”为由,出台强硬措施加以遏制。

股市表现是特朗普最挂心的


  张明:第五是股票市场。在特朗普之前,基本上没有美国总统会拿股市做文章,把股市上扬说成是自己的执政业绩,自然也不会有选民把股市下跌归咎于“总统的无能”。而去年美股达到历史高点,特朗普自夸说这是他治理经济成功的表现,这其实是他给自己挖了个坑。现在美股已连涨九年,明显形成泡沫,不可能永远“屡创新高”,总有泡沫破裂的一天,事实上2018年以来已经发生了两次显著调整。市场对何时会发生大的调整莫衷一是,但普遍承认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年底是高风险时段。既然特朗普公开宣称美股上涨是他的政绩,也就意味着将来美股如果發生大的震荡,股民也会怪罪于他,所以特朗普特别害怕股市崩掉,尤其不愿股市在他竞选谋连任期间剧烈波动,这也是为什么他继续向美联储施压,不希望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原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比较高的资产价格再维持上一段时间,至少在他成功连任之前不要出大问题。然而资产价格,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产价格,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波动还是要波动的。
  目前美国经济基本面的确是比较强劲的,处在一个相当长的增长周期里。繁荣是真实的,特朗普的各项经济政策也的确起到了直接而明显的刺激作用。但这轮增长周期是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产生了的,奥巴马时期的量化宽松政策为之打下了基础,因此并不能将之完全归功于特朗普。
  现在美国市场上对经济重陷衰退的忧虑正在累积,有数据表明美国的消费增速、制造业投资增速开始显示疲态,存在近期内显著下滑的可能性;对外贸易逆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仍在扩大;股市一旦发生重大调整,可能推动经济加速转入下行轨道。特朗普将宏观政策和资产价格捆绑起来的做法是有风险的,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下行压力会在未来一年半内越来越明显,进而给他谋求连任的努力带来较大不确定性。而美国经济这一次一旦重返下行周期,在当前的内外条件下,估计也会像这一轮增长一样,将会持续较长时间。

尚无有力对手的竞选态势


  张腾军:特朗普此次竞选前景,抛开突发事件不讲,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美国经济走势在大选期间会不会发生由景气到衰退的逆转,二是民主党能否推出足以挑战他的强劲对手。刚才张明老师讲了美国经济形势,我就谈谈第二点。
  的确,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一段时间来表现得非常极端化、非理性化,这是美国“政治钟摆”向右摆动的趋势遇上特朗普这样一位“独特”总统的结果。而来自左右翼民粹势力的挑战,已令主流政治共识脆弱不堪。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在共和党内,随着特朗普支持的右翼共和党人大量进入国会,主流保守派江河日下,这个党明显“特朗普化”了。而在民主党内,“进步力量”加速崛起,建制派力量撤退,整体左转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民主党6月底举行的党内初选电视辩论上,竞选人几乎人人谈到免费高等教育、全民医保、恢复被废除的“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这样的主张,显示进步主义力量正在加速塑造党内政治议程。长线看,民主党面临内部分化的压力,是继续左转,搞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还是坚持自由主义、全球主义,搞奥巴马执政前期推动的那一套,终会做出选择,后一条路显然不符合美国政治的现实口味。但民主党建制派不会愿意将主导权拱手相让,党内斗争的烈度恐怕不会比党间斗争低。
  而从美国整个社会形态的演变来看,其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是“身份认同的危机”,这对两党今后的政治演化将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刚才倪峰老师讲过了,白人在美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正在被外来少数族裔所侵蚀,其“白人主导的民主国家”基本面貌一点点发生变化。短期看,非白人少数族裔的数量将继续上升,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恐难得到改变。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白人民族主义力量正是意识到了这一危险性,开始推行强硬的移民政策,已在减缓少数族裔特别是拉丁裔融入美国社会的速度,削弱美国传统的“熔炉”功能。但美国开放兼容的传统价值观仍在,政治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的惯性仍在,始终面临“向何处去”的选择困境,这也是左右美国“政治钟摆”的长期动力。不过,借由种族问题引发的社会撕裂如得不到弥合,那么美国很可能迎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
2019年1月30日,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经济压力和温和通胀的情况下,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单独降息。

  2020年大选的两党初选形势同2016年大不相同了。共和党这边当然无需初选,直接跳入决选态势。民主党这边则要麻烦得多:一方面竞选人身份认同标签复杂多元,包括老中青三代和白人、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等,严重分散选票;另一方面民粹主义、进步主义力量崛起,导致传统的民主党政治主张不再富有吸引力。经过初选辩论,现在20多名竞选人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前副总统乔·拜登,政治资历深,党内声望高;第二梯队是有“社会主义者”之称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加利福尼亚州前监察长卡马拉·哈里斯(贺锦丽,女)、马萨诸塞州资深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女),各有大量拥趸,实力不弱;第三梯队就是那些“陪跑者”,多数是年纪轻轻就出来参选以积累政治资本从长计议的政治新秀。

两个明显的“在任优势”


  张腾军:现在预测谁到底会成为特朗普的直接竞争对手为时尚早,但无论怎样,民主党高层确定最终总统候选人的“金标准”是,他(她)是否有足够能力击败特朗普。拜登虽然是“老资格”,但他历史包袱也多。在民主党自身正发生向左转的历史蜕变情况下,拜登的许多政治认知和政策主张与本党越来越不一致,因此在此次初选辩论中受到其他竞选人的围攻,民意支持率在辩论后明显下挫。在接下来的党内初选中,各竞选人将竭力展现自己的政策主张和行事风格与建制派有何不同,以及自己将如何更能应付特朗普的不确定性,这场初选也将成为民主党内的群雄逐鹿。目前,还看不出民主党内有哪个竞选人特别突出地满足这些标准。
  而进入两党全面竞选阶段之后,民主党即便找到了在能力和魅力上均足以挑战特朗普的那个人,也将在竞选策略上面临固守基本盘还是争取关键盘的艰难选择。2016年大选,希拉里·克林顿吃了忽视摇摆州的大亏,赢了普选票输了选举人票。2018年中期选举,民主党表现出吸取教训的意识,在地方州层面极力争取蓝领白人、少数族裔和女性选民选票,取得成效,夺回了国会众院主导权和不少州长和州议员席位。在已经揭幕的2020年大选中,民主党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继续扩大自已的基础选民、动员他们多出来投票上,还是从特朗普手中抢夺支持者,不同策略需要侧重的议题和重点投入的选区都是不一样的,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在社会上也仍为很多选民所不认可。正是看到这一点,前一段特朗普及其团队已开始渲染美国国内政治当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大喊“美国绝不搞社会主义”。
  对特朗普来说,尽管反感他的人很多,但目前来看其争取连任的有利条件还是比较明显的。从美国近现代政治史来看,在任总统谋求连任往往拥有“在任优势”,竞选难度要明显低于其首任谋求入主白宫。特朗普目前享有的“在任优势”,一是其共和党内支持率极高,超过九成,不过这同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率(最新民调显示其登记选民支持率为47%,不支持率为50%)落差之大史所罕见,也就增加了预测其能否成功连任的难度(美国历史上鲜有全民支持率低于50%的总统成功连任的先例)。二是其搞经济的短期成效明显,只要大选期间整个美国市场不发生剧烈震荡,美国经济的繁荣表面就可以继续是他的利好因素,而且即便发生了波动,依特朗普的本性他也能找到各种托辞为自己辩解。
  特朗普要想成功连任,除了巩固住以上两个“在任优势”外,也需动员更多支持者出来投票。2016年,正是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中下层白人踊跃出来投票,把特朗普抬进了白宫,但那届大选的平均投票率也不过55%。时隔四年,他们还有足够激情出来支持特朗普吗?美国国内最近有不同预测认为,2020年大选有可能是过去数十年甚至是一百年来投票率最高的一届大选,但这一次踊跃出来投票的可能是少数族裔、女性和年轻人,他们的政治取向是有利于民主党的。现在就对2020年大选做出预测为时尚早,我们还需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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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4日,意大利舉行了战后第十八届议会选举。此后,经过近三个月的政治拉锯战,由反建制派五星运动党和极右翼的联盟党(前北方联盟党)联合组建的新政府于6月1日在总统府宣誓就职。选举结果和新政府的组建过程表明,民粹主义政党已成为政坛“新主流”,成为左右该国未来对内对外政策走向的关键力量。作为西欧国家中、同时也是欧盟创始成员国中首个上台执政的民粹主义政府,意大利新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广受各方关注。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一、免去马朝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俞建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權大使。二、免去刘结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马朝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三、免去马明强的
2018年12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加深互信,合作共赢,推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继续深入发展,让中德合作取得更多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成果。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复杂深刻的演变。中德在很多问题上有相同或相近看法,双方应继续加强双多边合作,在造福两国人民的同时也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习近平提出以下主张:
自4月以来,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迅速升级。美国先是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后又吊销中国、印度、土耳其等继续进口伊朗石油的豁免权,5月初更向波斯湾派出航母战斗群。5月8日,伊朗通知美国以外的其他伊核协议签署方,伊朗决定减少履行伊核协议下的“部分承诺”。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朗并不是要退出伊核协议,并表示欧洲有60天时间与伊朗举行会谈。5月12日,沙特、阿联酋等国油轮在波斯湾水域
在4月22日参加“世界地球日”线上活动时,因发起环保运动而迅速走红的瑞典“气候少女”格蕾塔·通贝里表示,“后疫情时代”欧洲另选发展路径的机会浮现。她的意思是欧洲可以借助此次危机进一步推进“欧洲绿色协议”议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通贝里的发言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欧洲人的观点,他们对“欧盟复苏计划”能在欧洲经济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方面增添助力寄予厚望。“绿色复苏”被寄予厚望  近日,“欧盟2021~20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2日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阿瑟·阿什金、法国科学家热拉尔·穆鲁以及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以表彰他们在激光物理学领域的突破性贡献。三名科学家将分享900万瑞典克朗(约合100万美元)奖金,其中阿什金获得其中一半,穆鲁和斯特里克兰将共享另外一半。    今年的获奖研究为激光物理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阿什金发明的光镊工具能够“夹”住微小如原子、病毒以及活
10月27日,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夫人钱韦女士发起的“大爱无国界——用爱助力奔跑”国际义卖活动在国家体育场热身场举行。这已是义卖活动连续第11年举办。近90家驻华使馆、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近50家中资企事业单位参加。  王毅和150余位驻华使馆、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代表及夫人出席开幕式。  钱韦女士在致辞中表示,十年来,国际义卖活动硕果累累,已成为各国展示多元民族文化的窗口、中国民众近距离感知世界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