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科布登认为和平和繁荣是相互促进的。他写于1842年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自由贸易是保障人类永恒和平的最佳手段”。诺曼·安吉尔的《大空想》是坚持这一理念的典范。以安吉尔的说法，战争从经济上说不划算：军备开支导致财政负担加重，却很难从战败国那里得到补偿。
　　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凌志车和橄榄树》中有一节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保持和平可带来更多的利益，制造战争只会导致更多损失。”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提出了“预防冲突的金色双拱理论”，即只要两个国家都有麦当劳，这两国就不会打仗。此书于1999年5月17日出版，之后仅仅不到两个月，美国就与南联盟爆发战争。弗里德曼显然没有注意，贝尔格莱德街头的麦当劳广告已经铺天盖地。弗里德曼显然和安吉尔持相同观点，认为经济理性将降低战争的可能性。但这个信念被证实为不折不扣的大幻想。
　　20世纪的许多国家，无视自由主义者倡导的经济理性，一次次走向战争，吃败仗的代价惨重，战胜的代价同样高昂。这种明显的短视行为，或许可以用“有限理性”来解释，即总是低估战争的成本、高估战争的好处。还有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只要通过发动战争获得的直接好处都归统治阶级，而战争的代价由没有发言权的民众承担，那么一个不民主的政权通常不会考虑战争的综合成本和远期成本。
　　从独裁政权的角度看，发动战争能得到的看得见的回报，就是从战败国那里获得战利品、赔款或领土，当然还有荣誉。有时获胜的回报高于获胜的成本。
　　据说在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盈利”占国家收入的近三分之一，主要来自对战败国的盘剥。大革命后，法国一度以剥削被占领地区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从1795年到1804年，荷兰共支付给法国2.29亿荷兰盾，比荷兰一年的国民收入还高。
　　在20世纪的战争中，战胜国所获赔款已经远不及发动战争的费用。根据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俄国需向德国缴付14亿美元的赔款。数目不小，但相对于德国200亿美元的战争总费用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在草拟于1921年的“伦敦最后通牒”中，获胜的协约国要求德国赔款310亿美元。这笔赔款压得德国喘不过气来，但其实战胜国至少付出了580亿美元的战争费用。这两个历史上的战胜方谁也没能得到足额的赔款。从1919年开始支付赔款到1932年停止偿付为止，德国总共支付了不到45亿美元。这笔赔款远远不够协约国用来还清它们借美国的钱，这反映出德国善于装穷，而协约国又心太软。
　　“一战”的经历并未让德日意打消发动战争的念头，它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开始发动新一轮战争，以掠夺土地和金钱。先是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后是德国占领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它们对占领区掠夺的程度称得上史无前例。从占领区盘剥来的收入占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攀升，从战争初期的3％上升到1946年的16％。这仍无法满足德国的战争经费需求。
　　协约国因为太过宽容未能在1918年以后要回德国的战争赔款，而德国在“二战”中则压榨更甚，所到之处各地经济日渐萎靡；另一方面，纳粹头目通过对国内外敌人的掠夺，积攒下巨额私人财富。这些独裁统治阶级只想着及时行乐，对最后的战败也无动于衷，因此独裁政权的气数总比宪政国家的短。
　　西方大国在1945年只要求战败的轴心国赔偿70亿美元。而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费用总计达到2750亿美元，英国的战争费用是910亿美元。美国认为援助西欧（包括德国）和日本进行战后经济重建才是长远考虑。马歇尔计划就是一个“倒贴赔款”的例子。
　　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历史的教训再清楚不过，那就是战争没有好处。战后获得的赔款比不上战争的经费开支。如果战后的目标是安抚，或者是使战败国走上民主化道路，最可取的方式是予以资助，而不是施以惩罚。独裁者却不会这样想，比如萨达姆分明知道吞并科威特代价高昂，他还是会做出尝试。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独裁者一样，萨达姆会毫不犹豫地将他冒险失败的损失转嫁到人民头上，而他和他的亲信们的物质生活却不会受影响。
　　独裁政权似乎比民主国家在战争中更占优势，比如它能够在平民和军事人员上做出更大的牺牲。德国由于资源缺口过大，加上战略缺陷过多，在两次大战中均败北。但我们不能否认其不人道的动员方式能够弥补经济上的劣势，并且也有取胜的可能。
　　《金钱关系》，（英）尼尔·弗格森著，唐颖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4月。本文选自该书第14章，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