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做使者 嗜好架桥梁
　　
　　台湾是祖国的宝岛,自1949年起与大陆隔绝。长久以来,海峡两岸的人民谈起对方,常常带有一种神秘感。同样,两岸的集邮活动鲜为对方知晓,实为中国邮坛一大遗憾。
　　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转机。随着两岸的相互开放,特别是1987年末台湾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1988年4月台湾开始实施“对大陆通信办法”之后,祖国大陆出现了“台湾热”,台湾则出现了“探亲热”。随之,两岸集邮界的民间交往得到恢复和发展。
　　据《香港快报》1980年3月12日报道,尽管台湾当局绝对禁止祖国大陆出版的刊物进口,尽管当时祖国大陆曾试图绕道美国和日本,把一些不涉及政治的纯科技刊物运入台湾,但皆被台湾有关当局查缉取缔。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复刊的《集邮》杂志,至该年3月10日止,已有4500本进入台湾,另外至少有1万本仍在“渠道”中待运。当然,当时不可能在邮票店里公开销售《集邮》,而是向经常有生意往来的集邮者批销,暗中接受直接订户。仅从这一点来看,《集邮》在沟通海峡两岸交流上有着其他手段所替代不了的功效。
　　由于《集邮》的流入,台湾集邮界终于了解到祖国大陆的集邮研究现状,产生了强烈反响。两岸集邮界绕道第三国或香港,逐渐开始鸿雁传书,重叙邮谊。
　　1982年和198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集邮联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分别发出《致台湾集邮界同仁书》,衷心欢迎台湾邮友同仁前来祖国大陆交流邮品,切磋邮学,并一再呼吁台湾当局尽快恢复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包括通邮在内的“三通”。
　　海水未热邮先热。海峡两岸集邮界的友好交往日渐频繁。祖国大陆邮票已经成为台湾集邮爱好者爱不释手的藏品;在台湾的邮票店里,祖国大陆邮品应有尽有;评论祖国大陆邮票的文章在台湾邮刊上大量出现。在祖国大陆,同样也掀起了收集台湾邮票的热潮。邮市上,台湾邮票十分走俏;邮刊上还开辟专版,介绍和评论台湾邮票。台湾集邮家参加祖国大陆邮展、学术研讨会也不再是什么轰动新闻了。
　　两岸集邮界的交往,已传出不少令人感叹的趣闻佳话。
　　台湾一位集邮者爱收集实寄封。一次他通过朋友收到几封大陆来信,浏览再三,发现一枚封上的地址竟是他45年前就读过的中学,寄信人是谁不知晓。他抱着一试的心情,托朋友从美国寄去一封信。3个月后,他收到祖国大陆的来信,惊悉:他收集的那枚实寄封,竟出自当年中学同学之手。此翁老泪涟涟,长呼:“天助我也!”后来他通过这位老同学又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他感慨万端赋诗述怀:“萧萧白发倚门望,梦里飘飘到故乡。老母慈祥添饭菜,醒来仍觉口余香。”
　　1990年9月,笔者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台湾省台北县中和市署名李茂隆的信件,里边装有两套台湾邮票。信中写道:“吾经由《成功邮刊》获您欲征求邮友,故与您联系。兹随函奉上已盖戳邮票,请查收。嗣后吾祈能与您固定互寄新邮两套。如另有发行小全张票,望唯限壹张……”
　　看完信,我由喜转惊,陷入沉思。李先生说是从台湾《成功邮刊》获悉我欲征求邮友,可我从未见过该刊,更没有联系过,他们怎么会登出有关我的消息?时至今日这仍是个谜。从此我与李先生开始了愉快的集邮神交。由此可见,确有一些好心的邮坛红娘,默默地在为两岸邮友牵线搭桥。
　　
　　人员频来往 学术常交流
　　
　　40年的阻隔,给海峡两岸集邮界造成极大损失。台湾许多老集邮家都是20世纪30～40年代“新光”、“甲戌”等邮会的老会员,神交多年的老邮友却彼此全无音讯。由于在华邮研究方面缺少相互合作交流,影响了整个中国集邮水平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1985年11月,为庆祝新光邮票会成立60周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在上海举办了纪念会。台湾的郝铭之、伍晔及新加坡、瑞典、巴黎、加拿大的邮友寄来贺词、送了花篮,台湾吴乐园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香港徐铁生亲往,使纪念会成为一次海内外邮友联谊的盛会。
　　1990年1月,上海、杭州等地集邮界人士为张包子俊祝贺90寿辰。张包老收到台湾台北市集邮家黄、李文亮等邮友发来的贺电,令他喜不自禁。沙漠还在台湾邮刊上撰文《中华邮老,松鹤延年》。文中说:“我们台湾集邮界青年才俊后起之秀,虽然对张包老尚感陌生,也感同身受默默为老前辈邮人一举崇庆之长寿酒,盼能善养千金,待百岁寿辰‘真正’全国集邮界大庆祝,再举庆寿杯。”字里行间,切望两岸集邮界密切交往之心着实感人。
　　1991年3月,由张包子俊出面,呼吁筹备成立新光邮票会会员联谊会,海内外健在的原老会员对此非常支持。1993年7月5日,在中华全国集邮联、浙江省集邮协会的关心支持下,“原新光邮票会会员联谊会联络处”正式成立。联谊会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先后与台湾邮友吴乐园、沈嘉济、陈俊雄、陈绳祖、郝铭之、胡全木、周鸡晨等建立了联系;接待了许多台湾朋友来祖国大陆参加邮展,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1993年9月10日,由台湾“海峡两岸邮史研究会”张敏生、何辉庆等10人组成的“大陆邮学之旅”旅行团抵达杭州。此时张包子俊病卧不起,无法参加欢迎活动。只得委托亲属代为出席欢迎会,并宣读了他在病床上所写的欢迎词《海峡共明月,邮坛系一家》。老邮会、老邮人无形中成为沟通两岸新老邮友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1988年9月5日,国际集邮联合会(FIP)在布拉格举行的第57届代表大会上,批准中国台北集邮协会加入国际集邮联。说起此事还有一段小插曲。自从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加入国际集邮联以后,台湾集邮界也有加入这个国际集邮组织的愿望。为此,祖国大陆与台湾集邮界均与FIP进行了多次磋商。1987年12月,FIP的代表与台湾集邮组织的代表在新加坡达成了协议,规定台湾集邮组织必须改变名称,以“中国台北集邮协会”的名义申请加入FIP。另外,台湾集邮组织在国际邮展、世界邮展和FIP代表大会上使用的旗、徽、歌均须经FIP同意。
　　自从祖国大陆和台湾都加入国际集邮联以后,在海峡两岸集邮者之间又架起了一座交流的桥梁。两岸集邮家不仅在各类国际、世界邮展上频繁相聚,而且祖国大陆举办的许多邮展,都有台湾集邮家光临,并送邮集参展。
　　1989年10月12日至21日,为庆祝建国40周年,在北京举办了“1989年中华全国集邮展览”。台湾集邮界第一次派出代表来京参加全国邮展。台湾集邮家周鹏明的《民信局》邮集参加展出,属台湾邮集首次在祖国大陆参展。
　　坚冰打破,春水徐来。1990年10月25日至29日,“海峡两岸集邮家首届邮展”在北京开幕。1993年3月,在台湾台北市举办了“海峡两岸首届邮票大展”,吴凤岗作为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祖国大陆集邮家,主持了大展活动,受到台湾集邮界的热烈欢迎。此行在台湾新闻界也引起轰动,台湾报纸的标题称:“顶着大陆邮会名义,踏上台湾土地,吴凤岗首开彼岸第一人。”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海峡两岸所举办的展出对方邮票的活动还只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带有尝试性的意味,那么90年代两岸集邮界的友好交往,则更加体现出共同策划、相互往来的较深层次的合作。在集邮学术研究方面,同样硕果累累。80年代初,祖国大陆与台湾的集邮家,曾就“大龙”邮票发行日期、“红印花”原票等问题分别撰文,间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至80年代中期,逐渐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共识。从80年代末开始,海峡两岸集邮界对1988年4月18日起两岸通信的方式方法、互寄邮件的处理特征等课题,形成研究热潮,影响所及远远超出集邮界。在1992年举行的“粤闽台港澳集邮研讨会”上,“海峡两岸邮政通信历史状况研究”、“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集邮名词之异同及统一称谓的研究”、“提高华邮国际地位的研究”等研讨课题,充分反映出两岸集邮界的学术交流不仅着眼历史,而且胸怀未来。
　　与此同时,两岸集邮书刊的交流也十分活跃。1984年9月在湖南长沙问世的民间邮刊《甲子邮刊》,为沟通两岸邮友的联系做出了有益的贡献。1995年,台湾“海峡两岸邮史研究会”出版了丛书第三辑——《邮海话沧桑》。此书汇集了成都集邮家叶季戎1987—1994年间发表于国内外邮刊的集邮文章近60篇。这本书的出版,是海峡两岸集邮界密切交流、精诚合作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