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母亲，我就会回想到这样一个时间：1982年12月23日。这天的旷野里刮着很大的西北特有的风，且伴随着飞舞的雪花。这一年我十四岁，母亲四十八岁。这一天，我失去了我敬爱的、值得依赖的母亲。这一天之后，母亲再也不能给我任何的关爱了。
　　这一年我刚刚从乡下来到县城上初中。大约在深秋的时候，父亲领着母亲来到学校。我很高兴在陌生的环境看到他们。可是，父亲告诉我，他们不是特意来看我的，而是领着母亲来县医院看病的。父亲沉郁地告诉我，母亲患的是肝癌，且是晚期。我的眼泪便止不住地刷地流了出来。我知道肝癌是什么样的病。
　　看我在哭，母亲说：哭什么？妈不还在么？不用担心我，把你的功课做好妈就放心了。
　　随后，母亲给我留下一布袋自己亲手做的干粮，便去了医院。他们担心学校的伙食不好，他们怕我饿着，因为我正处于身体成长的时候。
　　母亲住院了。除了上课外，闲余时间，我便会跑到母亲的身边，去看看她。每去一次，就会发现母亲又瘦了一圈。我也偷偷地哭上一会，有时候夜里醒来会发现枕头上落有潮湿的泪痕。我知道，那是我梦见了母亲，大脑从没有停止对她的挂念。即使我看起来像是睡得很熟很香。
　　我知道，除了泪水，我再没有别的可以给予病危中的母亲。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母亲的状况并没有丝毫起色。保守治疗就是这样，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这个时候，医院建议父亲给予母亲手术。母亲知道后，她拒绝了做手术的建议。母亲说，我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周总理得了这个病都治不好。不用手术了，我们回家吧。
　　父亲拗不过倔强的母亲。不久，他们就回家去了。回去之前，他们又来看我。看着越来越消瘦、憔悴的母亲。我哭着劝她：妈，你别回去，你就做手术吧。母亲心疼地摸了摸我的头说：不了。妈的病治也没用，好不了。就不要花那些冤枉钱了。
　　母亲回去了。我人在学校，心却是不安的，总觉得母亲就在跟前。尽管家离县城只有百十里的路程，我却始终得不到一丝关于母亲病况的消息。好不容易熬过一个学期，我便连通知书都顾不得拿，和老师打了招呼，在街上给母亲买了两瓶罐头，顶着风雪匆匆地徒步往家里赶。
　　一路上我走得很急，不一会浑身就热了起来，汗水渗透到棉衣的夹层里。我知道母亲一定在等我，而我也深深地牵挂着她。我盘算着母亲也许会好起来的，因为母亲是个好人。我甚至在心里问迎面飞过来的喜鹊：喜鹊啊，如果我妈的病能好，你就叫两声。喜鹊果然喳喳地叫了。我就觉得母亲在冥冥中应该是有神助的。
　　回到我家窑洞边上的路口时，我停下了脚步，将身子探向院落，屏住呼吸静静地收集窑洞里有什么样的声音传出来。我心里紧张得怦怦直跳。我听见了哭声，我听见了呼唤，那是我两个姐姐熟悉的声音。我心里强烈不安起来，拔脚往家里跑，不小心被路边裸露出来的树根绊了一跤，顾不上疼痛，立马爬起来冲进了家门。
　　母亲半躺在炕头，她周围围着我的姐姐和哥嫂们。我还没走到母亲跟前便放声大哭起来。姐姐们叫着我的乳名，告诉母亲是我回来了。母亲睁开微闭的眼睛看着我，想用手探到我的头，却怎么也举不起来。我顺势抓住母亲想要伸过来的手，母亲在我的手上使劲地握了握，从喉咙里喃喃地挤出两个字：不哭。
　　说完这两个字，任凭我们再怎么呼唤她，母亲再也没声息了。
　　母亲就这样去了。离开了她生活过四十八年的世界。
　　我平生唯一为她准备的礼物她也没有吃上一勺，或者喝上一口。而把她对待人生的积极而且严肃的态度留了下来，那就是母亲留给这个世界和我的最后两个字：不哭。这是母亲给予我的极其坚强的两个字，我会永远记得：不哭。
　　在离开人世间的最后时刻，母亲都没有因为死亡流露出丝毫的恐惧，而是以平静的口吻安慰我们不要悲伤。不哭！这就是母亲的遗言。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从心底掏出这两个温暖的字来，并以此激励自己：不哭。
　　真的，我没有理由哭泣。
　　
　　责 编：宋世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