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長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到这样一组数字后，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他提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卫生部把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称为“六二六指示”，并立即研究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办法。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召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
　　毛泽东在作出“六二六”指示时，并没有谈到“赤脚医生”这个词。但他的指示中有一条——要有一大批农村养得起的医生给农民看病。
　　对农村有一点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上海市动手较早。“赤脚医生”的叫法，最早就是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这个公社于1965年夏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这个班只学习4个月，学的也是一般的医学常识，以及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来学习的学员学成后，当公社的卫生员。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人叫王桂珍，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王桂珍结业后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是该公社第一批卫生员之一。
　　但王桂珍却与其他卫生员不同，她的工作方式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此外，王桂珍和同伴们在村边的坡地上种了百余种中草药，村里还专门建了土药房。他们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王桂珍的老师黄钰祥1953年毕业于苏州医专，他本人也经常下乡，走村串户为农民治病。
　　王桂珍、黄钰祥的做法，深受当地农民欢迎。当地农民因多种水稻，平时在水田劳动是赤脚的，所以他们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当地农民见王桂珍经常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参加一些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既劳动也行医的意思。正如黄钰祥所说：““赤脚医生’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
　　到1968年，上海川沙县和市卫生部门宣传王桂珍、黄钰祥的事迹已经近三年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沉淀，也有了一些值得在更大范围推广的经验，上海市开始重视了，并且派出记者前往川沙县江镇调查、采访。最后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该文首次使用了“赤脚医生”这个词。
　　1968年夏天，《文汇报》在重要位置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立即引起北京宣传部门的重视。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
　　这篇文章也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仔细阅读后，在他阅过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随着赤脚医生规模的形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建立起来。这种合作医疗方式，为农民看病提供了极大便利，深受农民群众的拥护。
　　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任务。当年国家组织的各项涉及全民的防疫、保健，落实到占总人口近90%的农民身上的工作，是赤脚医生做的。
　　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在毛泽东肯定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也是在毛泽东关怀下走向世界的。
　　1970年，由上海医学院、浙江中医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不仅全国的赤脚医生人手一册，供他们为病人治病时参考，许多普通老百姓也购买阅读以增加一些医学知识。有人说，《“赤脚医生”手册》是当年发行量仅次于《毛主席语录》的书。《“赤脚医生”手册》出版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在今天许多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1974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15分钟的发言。
　　从此，“赤脚医生”成为世界上带有天使意味的名词。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工分计酬方式终结，赤脚医生也难以生存了。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至此，“赤脚医生”成为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