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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产儿，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雅各宾派的主要领导人有着对民主、自由等政治理想的强烈执着，有着对革命的坚定的真诚信念。然而作为法国大革命最高阶段的雅各宾派的统治却被称为“自由的专制”。在托克维尔看来，“用共和去称呼1793年统治过法国的寡头统治，那是对共和政体的侮辱”。这的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政治体制方面，雅各宾政权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体制上的缺陷，一方面表现为政治集权而无分权制衡，另一方面表现为战时政府的不稳定。就前者而言，集权虽然是战时体制所要求的，但同时又为自己的倒台埋下了伏笔；当战时体制不再是必要的，而且分权制衡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的时候，这种集权就失去了合法性，再加上它推行全面的恐怖政策，其倒台就更为容易了。就后者而言，救国委员会作为革命临时政府每月都需要经过一次国民公会的认可，因此，它必须维持自身的团结，才能维持在国民公会中的优势地位，以使革命政府维持下去。如果自身不团结，就会影响到其在国民公会中赢得多数，从而导致革命政府的垮台。然而在救国委员会内部存在着左派、右派、极左派和中间派四种派别。这种多派别同时存在的形势隐含着救国委员会存在着分裂的危险。
在政治回应性方面，雅各宾政权显得无力
在政治的回应性方面，即政治输入与输出方面，雅各宾派的支持者——巴黎无套裤汉与当权的山岳派存在着根本的矛盾。无套裤汉要求导致直接选举政府的民主，包括：对当权者的监督、人民罢免代表的权利、公开唱名选举法，尽管这都是共和元年宪法所规定和承认的，但革命政府认为，这种要求与战争状态所要求的集权政府体制不相适应。无套裤汉还要求消灭贵族，而政府只要求贵族的服从。“两委员会”禁止人民集会，镇压了1794年5月27日的马拉区宗教仪式集会和7月巴黎各区举行的“博爱宴会”运动，取消了市长、区长选举，取消了直接民主制度，使无套裤汉阶级深感不满。这种政治输入和输出的脱节，削弱了雅各宾专政政权的合法性。
在政治行为方面，政治激进主义倾向明显
法国启蒙思想家构造了一个虚幻的理想社会，而革命就是实现理想的过程，“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然后在废墟上建立一个完全由理性指导的新社会，塑造完全按照理性生活的新人类。革命者尤其是雅各宾派深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为了与旧制度彻底划清界限，认为革命不仅需要恐怖，还需要忘却，需要完全从记忆中抹去过去的痕迹，以示革命的彻底。“巴黎一千四百条街道的名称改了，从群众的观点看，凡与王室有关的名称统统废除。国王广场改为联邦广场，路易十五世广场改为革命广场，波旁街改为里拉街。同样，使人联想起宗教、教会的东西也要从人民的心中消除。”类似的情景也出现在诸多发生了革命的国家，导致这种彻底性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偏执与极端，更是整个民族的理性的丧失与狂热。这种全社会性的疯狂是社会不成熟的表现，其结果必然是悲剧。然而，由于法国是启蒙运动的故乡，是启蒙运动最成熟的地方，上帝的权威已经受到质疑，人间世俗权威的滥用必然也要受到严厉的挑战。当人们认识到这种与传统的断然割裂和无情的抛弃一切终究是一场灾难的时候，雅各宾专政离覆亡也就不远了，罗伯斯庇尔也就要大祸临头了，“最终，在血泊之中，群众的激情消逝了，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僚们被推翻了，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
在政治政策方面，恐怖政策过度实施
以嫌疑犯法令和救国委员会集权体制为特征，包括改组革命法庭、在巴黎和各地设立断头台、由革命委员会决定嫌疑犯身份、中央特派员在各地方和军队中拥有一切大权、无套裤汉在政治生活中地位十分显赫、各革命团体对敌斗争的加强等等，是政治恐怖的主要内容。作为其代表的是1794年6月10日的牧月法令。该法令废除了对被告的预审制度，取消了被告的辩护人，规定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法官可根据内心的确认来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还规定对反对共和国的敌人只用一种刑罚——死刑。牧月法令的实施使恐怖严重扩大化了。从1794年6月10日到热月政变发生时的7月27日，在短短的48天内，仅在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恐怖政策一旦失去制度的控制，其反社会反人民的本质就暴露无疑。据统计，在整个恐怖时期，大约有30万到50万人被当做嫌疑犯关入监狱，被以各种形式处死的人共有3.5万到4万，其中工人占31%，农民占28%。
在政治文化方面，雅各宾派受到民族性和国家崇拜倾向的影响
在民族性方面，从历史上看，法兰西人具有富于浪漫情趣、易于冲动狂热、乐于变动、好走极端的特性。这些特性产生于法兰西民族国家产生之初，并一直不断地被强化着，在十六世纪后期的胡格诺战争时期就表现得比较明显。法国人民族性的这些特点，在大革命中得到充分体现。一首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可以证明狂热冲动的程度：“让我们吃他的心，喝他的血；这是一顿绝妙的美餐，我的爱好使之更加提味，这美餐是自由允诺你们并给你们的……”。浪漫的旋律唱出的却是嗜血的心态，这就是法兰西民族的不宽容。这种涂上自由色彩饿带着血腥恐怖的社会心态，是罗伯斯庇尔推行恐怖政策、滥杀嫌疑犯的社会心理基础。庞龙指责罗伯斯庇尔不宽容，实际上也没有人对罗伯斯庇尔宽容。主张宽容的丹东和坚持不宽容的罗伯斯庇尔都没有得到宽容。这是由于法国人民族性中的不宽容在革命中膨胀的缘故。
在国家崇拜方面，一方面表现为对中央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过渡期望，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家理由”或“政府理由”的最高权威与最大正当性，即“个性不在他们的政府安排之中，国家重于一切”。就前者而言，如同托克维尔所言：“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
在民族性的狂热、不宽容的熏染和国家崇拜心理的推动下，法国革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越来越激烈狂热，越来越血腥恐怖，演出了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这种在和平时期就存在的政治文化，推动着法国大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为大革命所逐步强化。当社会秩序混乱已极，大众生活难以正常维持，血腥恐怖令人忍无可忍时，那走向极端的政治文化就会渐渐退潮；同时由于对大革命的反思而在这种民族性与国家崇拜中注入了理性的因子，但这丝毫也不会削减狂热、不宽容的民族性与国家崇拜心理对法国政治的影响。当人们转向并不断强化对社会问题的控诉时，这种隐藏在和平生活中的政治文化就会凸显出来，显现其对社会政治的推动作用。大革命以后的两次帝制，波旁王朝的复辟，四次共和制的建立，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在政治体制方面，雅各宾政权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体制上的缺陷，一方面表现为政治集权而无分权制衡，另一方面表现为战时政府的不稳定。就前者而言，集权虽然是战时体制所要求的，但同时又为自己的倒台埋下了伏笔；当战时体制不再是必要的，而且分权制衡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的时候，这种集权就失去了合法性，再加上它推行全面的恐怖政策，其倒台就更为容易了。就后者而言，救国委员会作为革命临时政府每月都需要经过一次国民公会的认可，因此，它必须维持自身的团结，才能维持在国民公会中的优势地位，以使革命政府维持下去。如果自身不团结，就会影响到其在国民公会中赢得多数，从而导致革命政府的垮台。然而在救国委员会内部存在着左派、右派、极左派和中间派四种派别。这种多派别同时存在的形势隐含着救国委员会存在着分裂的危险。
在政治回应性方面，雅各宾政权显得无力
在政治的回应性方面，即政治输入与输出方面，雅各宾派的支持者——巴黎无套裤汉与当权的山岳派存在着根本的矛盾。无套裤汉要求导致直接选举政府的民主，包括：对当权者的监督、人民罢免代表的权利、公开唱名选举法，尽管这都是共和元年宪法所规定和承认的，但革命政府认为，这种要求与战争状态所要求的集权政府体制不相适应。无套裤汉还要求消灭贵族，而政府只要求贵族的服从。“两委员会”禁止人民集会，镇压了1794年5月27日的马拉区宗教仪式集会和7月巴黎各区举行的“博爱宴会”运动，取消了市长、区长选举，取消了直接民主制度，使无套裤汉阶级深感不满。这种政治输入和输出的脱节，削弱了雅各宾专政政权的合法性。
在政治行为方面，政治激进主义倾向明显
法国启蒙思想家构造了一个虚幻的理想社会，而革命就是实现理想的过程，“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然后在废墟上建立一个完全由理性指导的新社会，塑造完全按照理性生活的新人类。革命者尤其是雅各宾派深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为了与旧制度彻底划清界限，认为革命不仅需要恐怖，还需要忘却，需要完全从记忆中抹去过去的痕迹，以示革命的彻底。“巴黎一千四百条街道的名称改了，从群众的观点看，凡与王室有关的名称统统废除。国王广场改为联邦广场，路易十五世广场改为革命广场，波旁街改为里拉街。同样，使人联想起宗教、教会的东西也要从人民的心中消除。”类似的情景也出现在诸多发生了革命的国家，导致这种彻底性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偏执与极端，更是整个民族的理性的丧失与狂热。这种全社会性的疯狂是社会不成熟的表现，其结果必然是悲剧。然而，由于法国是启蒙运动的故乡，是启蒙运动最成熟的地方，上帝的权威已经受到质疑，人间世俗权威的滥用必然也要受到严厉的挑战。当人们认识到这种与传统的断然割裂和无情的抛弃一切终究是一场灾难的时候，雅各宾专政离覆亡也就不远了，罗伯斯庇尔也就要大祸临头了，“最终，在血泊之中，群众的激情消逝了，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僚们被推翻了，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
在政治政策方面，恐怖政策过度实施
以嫌疑犯法令和救国委员会集权体制为特征，包括改组革命法庭、在巴黎和各地设立断头台、由革命委员会决定嫌疑犯身份、中央特派员在各地方和军队中拥有一切大权、无套裤汉在政治生活中地位十分显赫、各革命团体对敌斗争的加强等等，是政治恐怖的主要内容。作为其代表的是1794年6月10日的牧月法令。该法令废除了对被告的预审制度，取消了被告的辩护人，规定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法官可根据内心的确认来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还规定对反对共和国的敌人只用一种刑罚——死刑。牧月法令的实施使恐怖严重扩大化了。从1794年6月10日到热月政变发生时的7月27日，在短短的48天内，仅在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恐怖政策一旦失去制度的控制，其反社会反人民的本质就暴露无疑。据统计，在整个恐怖时期，大约有30万到50万人被当做嫌疑犯关入监狱，被以各种形式处死的人共有3.5万到4万，其中工人占31%，农民占28%。
在政治文化方面，雅各宾派受到民族性和国家崇拜倾向的影响
在民族性方面，从历史上看，法兰西人具有富于浪漫情趣、易于冲动狂热、乐于变动、好走极端的特性。这些特性产生于法兰西民族国家产生之初，并一直不断地被强化着，在十六世纪后期的胡格诺战争时期就表现得比较明显。法国人民族性的这些特点，在大革命中得到充分体现。一首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可以证明狂热冲动的程度：“让我们吃他的心，喝他的血；这是一顿绝妙的美餐，我的爱好使之更加提味，这美餐是自由允诺你们并给你们的……”。浪漫的旋律唱出的却是嗜血的心态，这就是法兰西民族的不宽容。这种涂上自由色彩饿带着血腥恐怖的社会心态，是罗伯斯庇尔推行恐怖政策、滥杀嫌疑犯的社会心理基础。庞龙指责罗伯斯庇尔不宽容，实际上也没有人对罗伯斯庇尔宽容。主张宽容的丹东和坚持不宽容的罗伯斯庇尔都没有得到宽容。这是由于法国人民族性中的不宽容在革命中膨胀的缘故。
在国家崇拜方面，一方面表现为对中央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过渡期望，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家理由”或“政府理由”的最高权威与最大正当性，即“个性不在他们的政府安排之中，国家重于一切”。就前者而言，如同托克维尔所言：“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
在民族性的狂热、不宽容的熏染和国家崇拜心理的推动下，法国革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越来越激烈狂热，越来越血腥恐怖，演出了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这种在和平时期就存在的政治文化，推动着法国大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为大革命所逐步强化。当社会秩序混乱已极，大众生活难以正常维持，血腥恐怖令人忍无可忍时，那走向极端的政治文化就会渐渐退潮；同时由于对大革命的反思而在这种民族性与国家崇拜中注入了理性的因子，但这丝毫也不会削减狂热、不宽容的民族性与国家崇拜心理对法国政治的影响。当人们转向并不断强化对社会问题的控诉时，这种隐藏在和平生活中的政治文化就会凸显出来，显现其对社会政治的推动作用。大革命以后的两次帝制，波旁王朝的复辟，四次共和制的建立，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