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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我们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①从宏观上看，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就是生活在天——地——生这一系统之中。天——地——生系统又各成系统和互成系统，形成多层次的子系统。各系统皆按其本身规律在运动、发展和相互渗透。人在天——地——生系统中处于重要地位，起着积极的作用。这是因为人具有思维、认识和实践等活动能力，在天——地——生系统相互作用中，是主观能动的、最活跃的因素。
关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就已逐渐地建立起明确的认识来了，比西方为早。我国古代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是自对人在大自然中所处的地位的认识开始的，这是正确处理天、地、生相互关系的总的前提。西周时代（公元前1060—771年）产生的《易经》中以八卦的乾卦为天、为阳、为男；坤卦为地、为阴、为女。这是把自然界分为天、地两大系统，人则从属于天、地系统，这是朴素的天——地系统观。天、地是根本，其余六卦中的雷、风、水、火等四卦为天象；山、泽等二卦为地文，天、地系统是一个复合的物质系统。战国（公元403—221年）后成书的《易经》中进一步建立天——地——人（生）系统观，摆好了人在天、地系统中的位置，即“三才说”。还提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是各有规律的。“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系辞下》），“道”就是客观规律，“天道”、“地道”是自然规律，“人道”是社会规律。在天、地、人相互关系的认识上，先秦时期的思想领域，有“天命论”（孔子），也有“制天命而用之”（荀子）的思想，有“天人合一观”（墨子），也有“天人之分说”（荀子），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周礼·地官·司徒》），也有朴素的“人地关系协调论”（《国语·鲁语》）思想的萌芽。
先秦时期成书的《五藏山经》，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含有论述生态环境系统内容的古文献。
我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太平洋西岸。全境多山，地势西高东低，主要山脉自西向东延伸，影响水系、气候、土壤、生物等的分布及人类活动。《五藏山经》即以山为纲，分全国为南、西、北、东、中五大区，亦即五大生态环境系统。各生态环境结构包括自然环境方面的山岳、河川，自然资源方面的动物、植物、矿藏及社会情况方面的民族、文化等。在描述这五大生态环境时，由于当时科学知识水平的局限，不可避免地附会想象。
继天——地——人（生）系统的建立和对生态环境结构的认识，保护和发展优良的生态环境的思想产生了。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2—221年），各诸侯国竞相争霸称雄，讲求耕战之策。在接受了“烧山林，破泽薮”受到大自然无情惩罚教训之后，变得聪明些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张和做法被“诸子百家”提出来了。概括起来，有下述两个主要方面。
（一）合理利用自然条件、自然资源思想
1.调查研究，因地制宜的思想。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社会情况所构成的生态环境，是多元、多层次的，各地区互有差异的。要做到合理开发利用，以保护和发展生态环境，就必须对生态环境进行调查研究。早在西周初年，西周公刘率领周人由邰（今陕西武功境）北迁到泾水上游的豳（今陕西旬邑境）定居和生产，就已先作实地调查：“陟则在山献，复降在原”，“观其流泉，度其隰原”（《诗经·大雅·生民》）。根据地形、水源等具体条件，规划耕地、沟渠和居住区域。《吕氏春秋·纪·孟春纪》中提到“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就是要根据不同地形，进行农业布局。利用自然条件，发展生产，要因地制宜。改造不利的自然条件，也要因地制宜。例如，改良不同地区的土壤，要根据土壤的质地、结构、水分、肥、地势等条件，采取不同的措施。《吕氏春秋·任地》中写道：“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躁，躁者欲湿。”
2.建立法度、设官等管理思想。例如《周礼·地官》中提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河川、牧地、矿藏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莫不立法设官。“犯禁者，执而诛伐之。”（《冢宰》）《吕氏春秋·季春纪》中还提到：每年派官员（“司空”）“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
（二）维护和发展优良的生态环境思想
《国语·鲁语（上）》记载：鲁宣公（公元前608—690年）不以其时在泗水上张网捕鱼，里革走上去把渔网割断，扔到水里，对鲁宣公说，春夏季节，动植物生长繁衍，不宜捕伐。《逸周书·大聚解》中也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 《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的有关保护生态环境的论述，更为深入，具体到一年四季的安排。仲春，“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夏季，“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秋季，“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周礼·地官·司徒》中，除了规定，伐木材“以时入之”，还规定盗伐树木要受到严厉惩处。
我国古代为了保证保护生态环境的方针政策的实现，还立法设官，监督管理，即使国君违反，也会遭到抵制。虞衡掌管山林、川泽、渔猎诸事，国君打猎要派人拿皮冠通知虞衡。《孟子》中记载：有一次，齐景公打猎，派人拿旌去通知虞衡，虞衡认为这一次齐景公打猎违反有关规定的，便以自己不通告敢奉召为理由，加以抵制。
我国先秦时期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是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的一页。新中国建立后，环境保护已成为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已经颁布了一系列的有关法令，设置了多层次的有关机构，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我们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光辉的环境保护思想，齐心协力，共同把我国建设成为经济发展、生态优良、人民生活康乐的乐园
关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就已逐渐地建立起明确的认识来了，比西方为早。我国古代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是自对人在大自然中所处的地位的认识开始的，这是正确处理天、地、生相互关系的总的前提。西周时代（公元前1060—771年）产生的《易经》中以八卦的乾卦为天、为阳、为男；坤卦为地、为阴、为女。这是把自然界分为天、地两大系统，人则从属于天、地系统，这是朴素的天——地系统观。天、地是根本，其余六卦中的雷、风、水、火等四卦为天象；山、泽等二卦为地文，天、地系统是一个复合的物质系统。战国（公元403—221年）后成书的《易经》中进一步建立天——地——人（生）系统观，摆好了人在天、地系统中的位置，即“三才说”。还提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是各有规律的。“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系辞下》），“道”就是客观规律，“天道”、“地道”是自然规律，“人道”是社会规律。在天、地、人相互关系的认识上，先秦时期的思想领域，有“天命论”（孔子），也有“制天命而用之”（荀子）的思想，有“天人合一观”（墨子），也有“天人之分说”（荀子），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周礼·地官·司徒》），也有朴素的“人地关系协调论”（《国语·鲁语》）思想的萌芽。
先秦时期成书的《五藏山经》，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含有论述生态环境系统内容的古文献。
我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太平洋西岸。全境多山，地势西高东低，主要山脉自西向东延伸，影响水系、气候、土壤、生物等的分布及人类活动。《五藏山经》即以山为纲，分全国为南、西、北、东、中五大区，亦即五大生态环境系统。各生态环境结构包括自然环境方面的山岳、河川，自然资源方面的动物、植物、矿藏及社会情况方面的民族、文化等。在描述这五大生态环境时，由于当时科学知识水平的局限，不可避免地附会想象。
继天——地——人（生）系统的建立和对生态环境结构的认识，保护和发展优良的生态环境的思想产生了。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2—221年），各诸侯国竞相争霸称雄，讲求耕战之策。在接受了“烧山林，破泽薮”受到大自然无情惩罚教训之后，变得聪明些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张和做法被“诸子百家”提出来了。概括起来，有下述两个主要方面。
（一）合理利用自然条件、自然资源思想
1.调查研究，因地制宜的思想。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社会情况所构成的生态环境，是多元、多层次的，各地区互有差异的。要做到合理开发利用，以保护和发展生态环境，就必须对生态环境进行调查研究。早在西周初年，西周公刘率领周人由邰（今陕西武功境）北迁到泾水上游的豳（今陕西旬邑境）定居和生产，就已先作实地调查：“陟则在山献，复降在原”，“观其流泉，度其隰原”（《诗经·大雅·生民》）。根据地形、水源等具体条件，规划耕地、沟渠和居住区域。《吕氏春秋·纪·孟春纪》中提到“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就是要根据不同地形，进行农业布局。利用自然条件，发展生产，要因地制宜。改造不利的自然条件，也要因地制宜。例如，改良不同地区的土壤，要根据土壤的质地、结构、水分、肥、地势等条件，采取不同的措施。《吕氏春秋·任地》中写道：“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躁，躁者欲湿。”
2.建立法度、设官等管理思想。例如《周礼·地官》中提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河川、牧地、矿藏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莫不立法设官。“犯禁者，执而诛伐之。”（《冢宰》）《吕氏春秋·季春纪》中还提到：每年派官员（“司空”）“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
（二）维护和发展优良的生态环境思想
《国语·鲁语（上）》记载：鲁宣公（公元前608—690年）不以其时在泗水上张网捕鱼，里革走上去把渔网割断，扔到水里，对鲁宣公说，春夏季节，动植物生长繁衍，不宜捕伐。《逸周书·大聚解》中也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 《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的有关保护生态环境的论述，更为深入，具体到一年四季的安排。仲春，“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夏季，“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秋季，“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周礼·地官·司徒》中，除了规定，伐木材“以时入之”，还规定盗伐树木要受到严厉惩处。
我国古代为了保证保护生态环境的方针政策的实现，还立法设官，监督管理，即使国君违反，也会遭到抵制。虞衡掌管山林、川泽、渔猎诸事，国君打猎要派人拿皮冠通知虞衡。《孟子》中记载：有一次，齐景公打猎，派人拿旌去通知虞衡，虞衡认为这一次齐景公打猎违反有关规定的，便以自己不通告敢奉召为理由，加以抵制。
我国先秦时期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是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的一页。新中国建立后，环境保护已成为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已经颁布了一系列的有关法令，设置了多层次的有关机构，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我们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光辉的环境保护思想，齐心协力，共同把我国建设成为经济发展、生态优良、人民生活康乐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