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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秦始皇一样，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不世出的皇帝。但由于专制制度的劣根性，在他晚年，竟卷入一场荒唐的宫廷流血惨剧之中。历史的局限性使他的雄才大略蒙上了阴影。
公元前９１年，即汉武帝征和二年，在当时的京都长安，发生了一起造成数万人流血的大惨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而被列为这一事件罪魁祸首的就是江充。
关于江充，不同的历史学家虽然从各个不同的度角出发，对其责难时有轻重，但基本的一点是相同的，即为大奸。倒是康熙是一个明白人。由于他在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时能有一般史臣所没有的居高临下的位置，所以能得出较为符合情理的结论。他在御批《通鉴》的眉批中说了几句公道话：“充虽大奸，岂能谋间骨肉?特觑易储之萌，足以乘机窃发耳，物先腐而后虫生。”事实上，江充的一生绝不是“大奸”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在整个事件中，他起了特殊的作用，也显露了独特的个性和胆识。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属于“布衣之人，闾阎之隶”，也就是当时的中小商人阶层。他本名齐、字次倩。他有个妹妹能歌善舞，嫁给了被称为敬肃王彭祖的儿子太子丹。由于这种姻亲的关系，他得以步入宫廷，成为赵王宫的上宾。
据《汉书》记载，这位敬肃王彭祖是一个以“巧佞、卑谄足恭”，“而心深刻”著称的人物。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后来佛家因果报应说的一个讽刺。
汉王朝对诸侯王是深怀疑忌的，中央派到各王国的“相”都负有监视他们的职责，必要时还可以对他们采取行动。可是彭祖在位的六十多年里，那些派到赵国来的国相及其他长吏，却往往刚干了一两年就因罪而被罢免，并且是“大者死，小者刑”，弄得那些被派到赵国来的“相”个个提心吊胆，不敢对他的恶迹有稍许的揭露。
彭祖专用的办法可归纳为八个字，即先发制人，陷人于罪。每当中央派有新的官吏到来，他都穿上帛布单衣，自行迎接，对皇帝的使臣表示异常的恭顺和尊重。以后，他又“多设疑事诈动之”，千方百计地制造圈套促使对方失误。一旦那些使臣鬼迷心窍，在他面前说出犯朝廷忌讳的话，他就偷偷地记录在案，然后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要挟。如果你不服服帖帖，听其所为；如果你不买账，想干点什么，他就把搜查到的材料捅上去，给你造成杀身之祸。这种豺狼似的凶狠与狐狸似的狡猾，使他能稳坐在赵王宫的宝座之上，在赵国作威擅权，垄断商业经营，甚至杀人越货，使他的私人收入多于国家的赋税。在赵国，他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且“多内宠及子孙”。
这样一个赵王宫，当然可称之为魔窟了。要在这种魔窟里生活，而且还待为“上客”，不具备超人的机敏和狡诈是绝对不行的。江充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春风得意，的确证明他绝非等闲之辈。
彭祖的儿子太子丹更是一个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物。他的穷凶极恶是无法想像的，仅就荒淫这一点就足以惊世骇俗。他除拥有大量姬妾外，还奸及他父王的后宫和他自己的亲姊妹。皇族的高贵掩盖着禽兽般的无耻。由于干了太多的坏事，他时刻提防别人告发他的隐私。
由于关系过于密切，很多事情当然都无法瞒过江充的耳目，于是怀疑的邪火烧到他的身上来了。韩非子把同床列为八奸之一，作为防范的重点，看来太子丹对此也作过研究。正因为上述原因，太子丹使吏追捕他，他机警地变名潜逃，而他的父兄及全家老小均被捕杀，那位能歌善舞的妹妹也没逃脱被诛杀的命运。江充的遭遇，使他和赵王以及整个刘氏家族结下了血海深仇。
为了彻底逃脱太子丹的追捕，实现报仇的目的，他逃入关中，诣阙告太子丹。一个逃犯要见深宫内院的皇帝，谈何容易，江充凭着他的机智和勇敢见到了汉武帝，告了御状，所列罪状有：“与同产姊及王后宫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治”等。结果，汉武帝龙颜大怒，派吏卒包围赵王宫，收捕太子丹，将他投入魏郡诏狱，被判死刑。这时，赵王彭祖慌了，急忙上书为太子丹罪行申说，反诬江充“逋逃小臣，苟为奸伪，激怒圣朝”。他企图激怒皇帝并借皇帝之手来杀掉江充，以报私怨。他还顺应武帝急于攻击匈奴、安定北方的思想，表示愿意带领赵国的武士去攻打匈奴，愿“极尽死力，以赎丹罪”。但是，赵王彭祖的这些赎罪的哀求和效忠的誓言，并未能使这位骨肉之亲的皇帝感动，最后还是废掉了这位刘丹的太子资格，而仅仅免于一死。
江充斗垮了赵王父子，他的勇敢和才智赢得了武帝的赏识，从而由一个逃犯而成为朝廷的近臣，很快成为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
江充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汉朝自开国以来，中央政府与各诸侯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紧张而微妙的关系。江充的进用，与汉武帝重用张汤、主父偃等原因完全一样，即用酷吏来制服那些嚣张跋扈的诸侯贵戚，达到拱卫王室的目的。正因为这一点，江充的上书正好中了武帝的下怀。于是，江充被召见于犬台宫，并且得到了“以常被服冠见上”的殊荣。
江充魁岸身躯和翩翩风度吸引了汉武帝，“望见而异之”，称赞“燕赵固多奇士”。更重要的是，江充对当时政事的看法博得了武帝的赞同。任何一个地方诸侯国的削弱，都意味着中央政府也就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强。江充打击诸侯的主张，深深地打动了汉武帝的心。
为了进入权力的核心，江充根据以功自进的原则，自请出使匈奴，并提出了“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预图”的行动方略。
“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作为一种战略来说，的确是深刻而高明的。这比起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来，变被动的“知”为主动的“师”，使消极的应付事变转而为积极地应付事态的发展，研究敌人的策略，学习敌人的长技，以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从江充对汉武帝的奏对，我们可以看出他绝非那种曲媚便僻侥幸得势之辈。在他的身上具备了哲学家的头脑和政治家的胆略。而汉武帝对他的重用，正表明他不愧为一代雄主。
江充出使匈奴之后，当上了权势显赫的直指绣衣使者，大举弹劾那些奢僭逾侈的贵戚重臣，使那些不可一世的贵戚子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于是，他们各以官爵大小输钱北军，总数达数千万。对贵戚的打击，使江充在汉武帝心中形成了“忠直、奉法不阿”的良好印象。也正因为他的努力，使汉家“三尺法”得到了维护和伸张。在与贵戚的斗争中，还发生了两起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两起事件，从正面揭开了“巫蛊之祸”的序幕。
第一起，就是对汉武帝的姑母兼岳母馆陶长公主的弹劾。
馆陶长公主名嫖，为汉文帝的长女，景帝的姐姐，武帝的姑母，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能够左右朝政的贵妇人。汉代的长公主都喜欢为她们做皇帝的弟弟物色美女，首开其端的就是这位馆陶公主。当时，景帝后宫的诸美人均因为长公主的推荐赞誉而得贵幸，她这种普遍结恩的办法激怒了太子的母亲栗姬。这位识短而妒的栗姬低估了馆陶公主的力量，断然谢绝了馆陶公主主动提出的将女儿许与太子为妃的要求，使这位皇帝乃姊老羞成怒，于是把目光转向王夫人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据传说，这位后来的皇帝竟是一位天生的情种!虽然当时只有四岁，却表示如果将来能得到这位表姐（即馆陶公主之女）为妻，一定打造一座金房子来给她住。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金屋藏娇”的佳话。
王夫人许婚后，馆陶长公主在景帝面前对栗姬大加诋毁，最后终于造成了废栗姬子而立王夫人子为太子的事实，王夫人也晋封为皇后。
由于馆陶长公主与汉武帝的皇位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她成了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她敢于不顾皇家禁令，乘车奔驰于只能供皇帝车骑行驶的驰道之中，大量的随从车马显示她特殊的高贵和尊严。对于她的这种显赫势位，对于她这种逾侈奢僭的行为，一般人都习以为常，有的即使心有异议也不敢过问。然而这次长公主的车骑却被江充撞见了。对这种从来无人干涉的违制行为，江充竟“呵问之”。这一声呵问，对于这位高贵得无以复加的金枝玉叶来说，的确是大不敬的行为，没有敢于捋虎须的勇气是喊不出来的。馆陶公主对自己的行为是习以为常更有恃无恐。她坦然回答：“有太后诏”。虽然如此，江充仍然坚持只准公主一人进宫，将其随从全部挡在宫外，并没收了全部车马被具。
另一事件是对太子的制裁。
一次，江充跟汉武帝上甘泉宫，遇见太子家人乘车马行驰道中，江充又将其交司法机构审讯，同时没收了车马。这一来，太子惶恐了。他请人向江充求情，希望他不把这事情张扬出去，以免父皇知道。但是，江充却不听这些，竟如实上奏。汉武帝备极赞赏江充此举，认为“人臣当如是矣”。由于这两件事，江充大见信用，威震京师，成为了汉武帝的心腹重臣，登上了他一生中权力的极峰。
江充敢于绳长公主和太子以法，绝不能仅以他本人对汉武帝的忠诚来解释，而是他充分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江充的得势过程，证明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武帝的心理状态是有充分了解的。他的行为既非大奸似忠地作伪，也不是后世儒臣的那种憨直愚忠，而是揣摸了汉武帝的心事的“因变制宜”。
馆陶公主作为武帝的姑母岳母，的确是权倾朝野的人物。但在此时此地，情况已发生变化。由于那位金屋藏娇的陈皇后过分娇妒，由于岁月流逝容貌衰减，更由于没有生儿子，她早已为武帝所厌憎。后来她又因挟媚道，搞巫蛊祠祭祝诅被贬于长门宫，过着守活寡的生活。司马相如的《长门赋》里，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这位阿娇的弃妇生涯。其哀婉凄绝之情，的确可以使人潸然泪下。但这首艳赋并未能挽回汉武帝的龙心。可以想见，到这时，长公主与武帝之间，除了宗法关系的传统约束和昔日在立太子时的旧恩以外，亲密的感情已不复存在了。况且，这位贵妇人还老而内行不修，在五十多岁的高龄，仍耐不住寡居的寂寞，把一个年仅十多岁的董偃弄来做面首，以至不得不膝行向她的侄儿及女婿的汉武帝谢罪，以求得他的宽赦。可以说，到这时候，长公主的声威已一落千丈，不过一块空招牌罢了。
至于太子，虽然贵为储君，也正处于严重的感情危机之中。
太子为卫皇后所生，这位卫皇后本是平阳公主家里的一名歌女，名叫子夫。由于武帝即位后数年无子，武帝的大姐又依照乃姑馆陶公主的故技，准备了十几名良家女，打算当武帝到她家时献上，以备日后能够左右汉室的君位。但是，汉武帝对这些良家女一个也不满意，而“独悦子夫”。这种命运的巧合，使这位出身微贱的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了一个儿子，她自己则于元朔元年被立为皇后。由奴婢而为皇后，汉武帝对血统的贵贱竟是这样超然。
孟德斯鸠曾说，专制制度是“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愿，反复无常的情欲领导一切”的。汉武帝开始宠陈皇后，后来又移爱于卫子夫。一旦卫后因色衰而爱弛，那戾太子和卫氏家族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终武帝一生，他一直追求着天上的长生和地上的事功。但是，随着春秋渐高，对天堂的幻灭必然逐渐加深，而对地上的执著也就愈加强烈了。为延长统治人间的岁月，他将尽一切努力来推迟权力交割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长的太子无异于一个准备抢夺玉玺的强盗。汉武帝对权力迷恋所产生的对太子的仇视心理，早已压倒一般的所谓父子之情，而正是这个时候，拳夫人的儿子出生了。延续交班时间的诱惑和人类偏爱幼子的特性在这里交相作用，促成了汉武帝易太子的决心。
对这位身居钩弋宫的拳夫人生的佳儿，汉武帝是寄予厚望的，所以武帝为他的将立为储君制造了一系列神话，用现代语言讲，就叫做制造舆论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怀孕十四月的奇迹。这种违反人类生理规律的胡说在当时是迷惑了一部分人的，何况还有一个在母亲子宫里住了十四个月的神圣的尧呢?尧母门的命名本身就是易太子的公开示意。
中国有句老话“疏不间亲”，确是概括了很多人世间纠葛的经验之谈。江充敢于间人骨肉，这的确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但是，对于江充这样的深通人情的人来说，他一定懂得帝王父子之情和常人是不能比拟的。帝王拥有众多妃嫔姬妾，众多的子女不过是他淫乐的副产品罢了。他们对子女的唯一要求就是保证家族的繁衍和保持政权在一姓内的传递。众多的子女，使他们能有较常人远为宽阔的选择余地。而在权力的诱惑下，则可以泯灭一切骨肉之恩。
另一方面，江充对长公主和太子的挑战显示了他强烈的复仇欲望，代表了当时中、小商人阶层对贵戚的仇恨心理。汉代所实行的抑制商人的政策，使他们对权势者怀有刻骨的仇恨。但江充从赵国逃出之后，虎口余生，痛定思痛。在那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的古代社会，江充的复仇之火在熊熊燃烧。然而事与愿违，他的仇敌赵王敬肃及已废太子丹仍然健在，并与朝廷贵戚声息相通。而江充所凭依的就只能是武帝的眷顾了，一旦这种圣眷稍有动摇，他江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情况，与秦之商鞅的遭遇是极为相似的。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加强了他报仇的勇气。他相信，只有不断进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走投无路的人往往是最勇敢的”。这正是江充铤而走险的力量。在宫廷斗争的刀光剑影之中，他独立四顾，明察秋毫，具有猎犬般的警觉和狮子般的勇敢。
在弹劾了长公主和戾太子之后，江充进入了权力的顶峰，也走向了毁灭的边缘。到此，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不除掉戾太子，成为新太子的拥立者，必然在戾太子登基以后静待族诛之祸。他只能背水一战了。
征和二年为汉武帝在位的第五十年，这时的武帝已经六十六岁，离他归天的时间只剩四个年头了。由于长期和方士打交道，武帝的迷信是很深的。虽然皇帝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的话头，但他并不相信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威。对于冥冥中的巫鬼，他仍然确信它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正图谋结束他的生命。正是这样的精神状态，造成了巫蛊之祸得以蔓延的条件，致使数万生灵成为牺牲。
造成巫蛊之祸的直接起因是丞相公孙贺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
公孙贺出身世家大族，祖父公孙浑邪当过太守，封平曲侯，有著作传世。公孙贺年轻时身为骑士，并建有军功。在武帝为太子时，他官居太子舍人，成为武帝的亲近之臣。公孙贺的夫人为武帝卫皇后的姐姐，在卫子夫得宠的时候，公孙贺青云直上，并以军功封侯。但究其实，这些并非出自本人的能耐，而是得力于皇后的恩泽和大将军卫青的提携。所以每当他独当一面的时候，竟无尺寸之功，证明了他平庸无能，就这样一个靠裙带关系起家的公孙贺，竟被拔擢于丞相的高位。
公孙贺拜相后，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代他担任了太仆，从而父子并居三公卿位。这种表面上烈火烹油的荣耀使老于世故的公孙贺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却使他的儿子公孙敬声更加骄奢违法而肆无忌惮。
贵族子弟的骄奢豪横为当时社会的通病，何况敬声又是皇后姊子，父为丞相，自己身为公卿，所以所作所为无所不用其极。征和中，竟擅自动用北军钱一千九百万，终于被发觉而下狱。
对于儿子的种种不法行为，公孙贺应该是知情的。但是，由于他爱子心切，不打算对自己的亲子绳之以法，而是异想天开，打算立功来赎敬声之罪。这时，朝廷正诏捕京师大侠阳陵朱安世。当时的游侠，都是“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他们交游王侯，权行州域，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所以虽然“上求之急”但仍不能得。为了救儿子的性命，公孙贺亲自请捕朱安世。在得到武帝的批准后，他立即行动，居然大功告成。
但是，朱世安的捕得，却给公孙贺造成了新的祸患。当朱安世得知公孙贺捕自己是为他儿子赎罪后，竟幸灾乐祸地笑道：“丞相这下可要遭灭族之祸了。”
当时的游侠都广结党羽，互通声息。由于他们来往于花街柳巷，活动于市井之中，所以对豪门的隐私了如指掌，而公孙敬声这位浪荡儿的丑行，早已在他们之中广为传播了。朱安世说，公孙父子的罪过，“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于是他狱中向武帝上书，揭发了敬声的种种不法行为。其主要事实为：一、与武帝的女儿即他表妹阳石公主私通；二、使巫在祭祠时诅咒汉武帝；三、在上甘泉宫的驰道上埋下木偶人等等。
上列罪状，除第一条为当时常事，不值深究外，第二、第三条都是很难证实的。这正如后来戾太子少傅石德就太子宫巫蛊一案所说的：“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邪，将实有也，无以证明。”这是最容易做手脚、最容易栽赃、最容易陷人于罪的地方。然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最犯武帝的忌讳。
在武帝的授意下，有司穷治所犯，结果是公孙贺父子俱死狱中，家族无一幸免，并连及阳石、诸邑两位公主及皇后弟弟的儿子长平侯卫伉偕坐诛。经过这一大案，武帝已处于妄想与怀疑的狂热之中!
经过公孙父子之案，卫氏势力已接近彻底瓦解，而作为卫氏集团核心的戾太子，更是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他与父王的关系，此时已势不两立。
帝王的传统是母爱则子贵。虽然古人规定各种立长立贤的原则，但对唯我独尊的皇帝来说，一切原则必须是服从他本人的感情。由于卫后的宠衰，武帝与戾太子及卫氏集团的矛盾已处于对抗状态，待到杀阳石、诸邑两位公主，则表明武帝对卫氏集团已断绝一切恩情。
武帝感情的转移，在他身边用事的江充洞若观火，他知道决战的时刻已到，看来他已稳操胜券了。
在处置公孙父子一案之后，武帝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数不清的巫诅和偶人，使他日夜胆战心惊，寝食难安。“上心既疑，常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为惊疑，因是体不平”。睡午觉也梦见攻击，甚至吓出病来，其精神之紧张可以想见。为了消除这神秘的隐患，他委派江充为专治巫蛊的使者。于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大比拼随之开始了。
专治巫蛊的权力，为江充彻底清除卫氏集团的残余提供了方便，由于他“知上意”，所以可大胆施为而无所顾忌。于是他从后宫希幸夫人开始，然后涉及皇后，最后又在戾太子宫挖出了桐木人。这接二连三的战果，使主持者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在这种狂风暴雨的影响下，民间也互相举报。当时，凡是犯巫蛊罪的都被劾为大逆不道，是十恶不赦之罪，所以前后因巫蛊而死者数万人。
当时，武帝因年高有病，避暑在甘泉宫。皇后和戾太子却在京师，双方消息隔绝，而情况对太子十分不利。于是戾太子召见他的少傅石德，请问应变之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太子的师傅是十分危险的，无论左袒右顾，他都难逃诛杀的命运。危急中，石德劝说戾太子效法楚庄王之父商臣“行大事”，或可以转祸为福。因他给太子献了矫节逮捕江充发兵造反之计，从而点燃了武装冲突的导火线。从征和二年初丞相公孙贺下狱死，到七月巫蛊之祸发展为父子交兵，半年时间，京师长安处于一片恐怖血泊之中。
七月壬午日，太子派人假扮使者收捕江充。当时，与江充共同负责典治巫蛊的按道使韩说曾对使者的真伪表示过怀疑，但他终于被太子派去的人所格杀。江充被捕获，与他共事的御史章赣在受伤的情况下突围逃出，“黄门苏文亡归甘泉言状”。江充遭到暗算，也许是他已往的成功过于容易的结果，由于他对武帝和他自己的力量过分信赖，从而排除了任何非常事变的可能性，以致在韩说等都能识破的伪诈面前，反而判断不清而行动迟疑，终于束手就擒。一个以“因变制宜“自许的人，在关键的时刻却缺乏应变的机敏，这种情况只有用“胜利冲昏了头脑”来解释。这也应验了西方的一句格言：“上帝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莫过于让他轻易地取得成功。”
戾太子捕获江充后，立即派亲信持皇帝的符节入未央宫长秋门，将情况告诉了皇后，然后调集宫中的近卫军和太子的宾客杀了江充，大开牢门，放出了长安的囚徒并组织起来，部署人马在京城内外开始了叛乱的军事行动。
这时在京师内坐镇的是丞相刘屈氂。这位刘屈氂，就是蜀汉先主刘备的始祖中山靖王的一百二十多个儿子的一个，是一位除了血统“高贵”外，无其他能耐的庸人。在公孙贺被诛之后，由他来收拾这个乱摊子，实在是一个很不合适的人选。所以，当太子的人马攻入丞相府时，他惊惶失措，只有“挺身逃”而亡其印绶。倒是丞相长史乘马跑到甘泉宫，将京师兵变的消息报告了武帝。
汉武帝得知消息后，忙问：丞相如何处置京师的局面?长史回答说：丞相封锁了太子兵变的消息，没有敢发兵。于是武帝大怒，他说：既然已是明目张胆的叛乱，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丞相完全没有周公的作风，周公不是还讨伐过叛乱的管叔和蔡叔吗?的确，处于变乱中的刘屈氂是很不称职的，而且他根本未弄清武帝的真实意图。汉武帝接着下令：积极捕斩反者的有赏，不力者罚。用牛车构筑工事，不要与反者短兵相接，以免造成更多的伤亡，同时坚闭城门，使造反者无法出城。这一场临战处置，表明武帝实在不愧为高明的军事家，特别是不准戾太子兵出城，斩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保证了最后的一举消灭。
这次事变复杂而激烈，二十多天的时间，造成逾十万人的死亡和不少大臣的诛杀，也有不少人因此建功封侯，而一场新的清洗又随之而起。
戾太子败后，逃到了长安之东的湖县泉鸠里的一个农家，“主人家贫，常卖履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发觉。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启经”。戾太子过不了贫贱生活，终于在寻找富友生活时，被围捕而自杀身亡。对于汉武帝来说，巫蛊之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胜利，他终于实现了易储君立少子的愿望。
太子兵败，武帝反而显得更加焦躁不安了。他虽然贵为皇帝，仍然担心天下的舆论，他不能做无骨肉之恩的忍人，所以他以后的行为充满矛盾而反复无常，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当太子逃亡生死未卜的时候，壶关的一个三老叫令狐茂的上书为太子申辩，其中虽然将武帝的责任完全推给江充，但骨子里矛头仍然对准武帝，所谓“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他将太子起兵说成是“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这样一篇上书，肯定后面是有谋主的。书中提到“往者江充谋杀赵太子”，不言而喻，这篇上书代表了那些骄奢不法的贵戚近臣的声音。不过无论如何，武帝还是从这位乡间三老的书中感到了人言可畏，他不愿承担信谗杀子的恶名。在太子叛乱被平息后，他一方面杀了那些捕斩反者不力和在事变中可能怀有二心的臣下，同时又将死于太子之手的江充灭三族，并且在围捕太子有功者封侯时，又将加刃于太子者族诛。这些互相矛盾的做法，一半是出于真情，一半是为了文过。至于为思念戾太子而作的思子宫，更是为了向天下表白自己的心迹。按今天的说法，完全是一场掩人耳目的“作秀”。
其后车千秋复诉太子冤，武帝擢升千秋为宰相。车千秋的拜相，正是因为他对于武帝父子之间难言的隐情作了合理的解释，使天下明白他们的权力斗争完全是受人挑拨。后来，匈奴单于在评论车千秋拜相一事时，认为这是“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正好说出了武帝的心病。
在这场复杂的宫廷政变中，江充最后仍然是一个牺牲品。他把一生献给汉武帝，并为他担当了全部历史罪责。对于归宿，他应该是早有准备的。汉代出身于商人平民的酷吏，对那些皇亲权贵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随时都是准备以卵击石、碰得粉碎的。主父偃说得对：“大丈夫生能五鼎食，死当五鼎烹耳!”恰当表达了他们的人生目的。
在作为帝王将相家谱的正史中，江充以“大奸”而遗臭万年。就是有些离经叛道的李贽，也在他的《藏书》中把江充归入“贼臣传”内。但我们通读汉代典籍，才了解到江充并非“大奸”，亦非“贼臣”，而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复仇者活跃在汉武帝的晚年。
值得注意的是，戾太子兵败，“诏收后玺绶，后自杀”，武帝倾注过那么多感情的戾太子之母卫子夫也自杀了。在太子兵败的次年，那位不走运的刘屈氂又卷入一场新的巫蛊之祸，得到妻子枭首、本人腰斩东市的结果。
不知谁发明的这句成语：“伴君如伴虎。”信然！信然！
公元前９１年，即汉武帝征和二年，在当时的京都长安，发生了一起造成数万人流血的大惨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而被列为这一事件罪魁祸首的就是江充。
关于江充，不同的历史学家虽然从各个不同的度角出发，对其责难时有轻重，但基本的一点是相同的，即为大奸。倒是康熙是一个明白人。由于他在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时能有一般史臣所没有的居高临下的位置，所以能得出较为符合情理的结论。他在御批《通鉴》的眉批中说了几句公道话：“充虽大奸，岂能谋间骨肉?特觑易储之萌，足以乘机窃发耳，物先腐而后虫生。”事实上，江充的一生绝不是“大奸”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在整个事件中，他起了特殊的作用，也显露了独特的个性和胆识。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属于“布衣之人，闾阎之隶”，也就是当时的中小商人阶层。他本名齐、字次倩。他有个妹妹能歌善舞，嫁给了被称为敬肃王彭祖的儿子太子丹。由于这种姻亲的关系，他得以步入宫廷，成为赵王宫的上宾。
据《汉书》记载，这位敬肃王彭祖是一个以“巧佞、卑谄足恭”，“而心深刻”著称的人物。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后来佛家因果报应说的一个讽刺。
汉王朝对诸侯王是深怀疑忌的，中央派到各王国的“相”都负有监视他们的职责，必要时还可以对他们采取行动。可是彭祖在位的六十多年里，那些派到赵国来的国相及其他长吏，却往往刚干了一两年就因罪而被罢免，并且是“大者死，小者刑”，弄得那些被派到赵国来的“相”个个提心吊胆，不敢对他的恶迹有稍许的揭露。
彭祖专用的办法可归纳为八个字，即先发制人，陷人于罪。每当中央派有新的官吏到来，他都穿上帛布单衣，自行迎接，对皇帝的使臣表示异常的恭顺和尊重。以后，他又“多设疑事诈动之”，千方百计地制造圈套促使对方失误。一旦那些使臣鬼迷心窍，在他面前说出犯朝廷忌讳的话，他就偷偷地记录在案，然后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要挟。如果你不服服帖帖，听其所为；如果你不买账，想干点什么，他就把搜查到的材料捅上去，给你造成杀身之祸。这种豺狼似的凶狠与狐狸似的狡猾，使他能稳坐在赵王宫的宝座之上，在赵国作威擅权，垄断商业经营，甚至杀人越货，使他的私人收入多于国家的赋税。在赵国，他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且“多内宠及子孙”。
这样一个赵王宫，当然可称之为魔窟了。要在这种魔窟里生活，而且还待为“上客”，不具备超人的机敏和狡诈是绝对不行的。江充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春风得意，的确证明他绝非等闲之辈。
彭祖的儿子太子丹更是一个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物。他的穷凶极恶是无法想像的，仅就荒淫这一点就足以惊世骇俗。他除拥有大量姬妾外，还奸及他父王的后宫和他自己的亲姊妹。皇族的高贵掩盖着禽兽般的无耻。由于干了太多的坏事，他时刻提防别人告发他的隐私。
由于关系过于密切，很多事情当然都无法瞒过江充的耳目，于是怀疑的邪火烧到他的身上来了。韩非子把同床列为八奸之一，作为防范的重点，看来太子丹对此也作过研究。正因为上述原因，太子丹使吏追捕他，他机警地变名潜逃，而他的父兄及全家老小均被捕杀，那位能歌善舞的妹妹也没逃脱被诛杀的命运。江充的遭遇，使他和赵王以及整个刘氏家族结下了血海深仇。
为了彻底逃脱太子丹的追捕，实现报仇的目的，他逃入关中，诣阙告太子丹。一个逃犯要见深宫内院的皇帝，谈何容易，江充凭着他的机智和勇敢见到了汉武帝，告了御状，所列罪状有：“与同产姊及王后宫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治”等。结果，汉武帝龙颜大怒，派吏卒包围赵王宫，收捕太子丹，将他投入魏郡诏狱，被判死刑。这时，赵王彭祖慌了，急忙上书为太子丹罪行申说，反诬江充“逋逃小臣，苟为奸伪，激怒圣朝”。他企图激怒皇帝并借皇帝之手来杀掉江充，以报私怨。他还顺应武帝急于攻击匈奴、安定北方的思想，表示愿意带领赵国的武士去攻打匈奴，愿“极尽死力，以赎丹罪”。但是，赵王彭祖的这些赎罪的哀求和效忠的誓言，并未能使这位骨肉之亲的皇帝感动，最后还是废掉了这位刘丹的太子资格，而仅仅免于一死。
江充斗垮了赵王父子，他的勇敢和才智赢得了武帝的赏识，从而由一个逃犯而成为朝廷的近臣，很快成为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
江充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汉朝自开国以来，中央政府与各诸侯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紧张而微妙的关系。江充的进用，与汉武帝重用张汤、主父偃等原因完全一样，即用酷吏来制服那些嚣张跋扈的诸侯贵戚，达到拱卫王室的目的。正因为这一点，江充的上书正好中了武帝的下怀。于是，江充被召见于犬台宫，并且得到了“以常被服冠见上”的殊荣。
江充魁岸身躯和翩翩风度吸引了汉武帝，“望见而异之”，称赞“燕赵固多奇士”。更重要的是，江充对当时政事的看法博得了武帝的赞同。任何一个地方诸侯国的削弱，都意味着中央政府也就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强。江充打击诸侯的主张，深深地打动了汉武帝的心。
为了进入权力的核心，江充根据以功自进的原则，自请出使匈奴，并提出了“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预图”的行动方略。
“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作为一种战略来说，的确是深刻而高明的。这比起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来，变被动的“知”为主动的“师”，使消极的应付事变转而为积极地应付事态的发展，研究敌人的策略，学习敌人的长技，以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从江充对汉武帝的奏对，我们可以看出他绝非那种曲媚便僻侥幸得势之辈。在他的身上具备了哲学家的头脑和政治家的胆略。而汉武帝对他的重用，正表明他不愧为一代雄主。
江充出使匈奴之后，当上了权势显赫的直指绣衣使者，大举弹劾那些奢僭逾侈的贵戚重臣，使那些不可一世的贵戚子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于是，他们各以官爵大小输钱北军，总数达数千万。对贵戚的打击，使江充在汉武帝心中形成了“忠直、奉法不阿”的良好印象。也正因为他的努力，使汉家“三尺法”得到了维护和伸张。在与贵戚的斗争中，还发生了两起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两起事件，从正面揭开了“巫蛊之祸”的序幕。
第一起，就是对汉武帝的姑母兼岳母馆陶长公主的弹劾。
馆陶长公主名嫖，为汉文帝的长女，景帝的姐姐，武帝的姑母，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能够左右朝政的贵妇人。汉代的长公主都喜欢为她们做皇帝的弟弟物色美女，首开其端的就是这位馆陶公主。当时，景帝后宫的诸美人均因为长公主的推荐赞誉而得贵幸，她这种普遍结恩的办法激怒了太子的母亲栗姬。这位识短而妒的栗姬低估了馆陶公主的力量，断然谢绝了馆陶公主主动提出的将女儿许与太子为妃的要求，使这位皇帝乃姊老羞成怒，于是把目光转向王夫人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据传说，这位后来的皇帝竟是一位天生的情种!虽然当时只有四岁，却表示如果将来能得到这位表姐（即馆陶公主之女）为妻，一定打造一座金房子来给她住。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金屋藏娇”的佳话。
王夫人许婚后，馆陶长公主在景帝面前对栗姬大加诋毁，最后终于造成了废栗姬子而立王夫人子为太子的事实，王夫人也晋封为皇后。
由于馆陶长公主与汉武帝的皇位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她成了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她敢于不顾皇家禁令，乘车奔驰于只能供皇帝车骑行驶的驰道之中，大量的随从车马显示她特殊的高贵和尊严。对于她的这种显赫势位，对于她这种逾侈奢僭的行为，一般人都习以为常，有的即使心有异议也不敢过问。然而这次长公主的车骑却被江充撞见了。对这种从来无人干涉的违制行为，江充竟“呵问之”。这一声呵问，对于这位高贵得无以复加的金枝玉叶来说，的确是大不敬的行为，没有敢于捋虎须的勇气是喊不出来的。馆陶公主对自己的行为是习以为常更有恃无恐。她坦然回答：“有太后诏”。虽然如此，江充仍然坚持只准公主一人进宫，将其随从全部挡在宫外，并没收了全部车马被具。
另一事件是对太子的制裁。
一次，江充跟汉武帝上甘泉宫，遇见太子家人乘车马行驰道中，江充又将其交司法机构审讯，同时没收了车马。这一来，太子惶恐了。他请人向江充求情，希望他不把这事情张扬出去，以免父皇知道。但是，江充却不听这些，竟如实上奏。汉武帝备极赞赏江充此举，认为“人臣当如是矣”。由于这两件事，江充大见信用，威震京师，成为了汉武帝的心腹重臣，登上了他一生中权力的极峰。
江充敢于绳长公主和太子以法，绝不能仅以他本人对汉武帝的忠诚来解释，而是他充分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江充的得势过程，证明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武帝的心理状态是有充分了解的。他的行为既非大奸似忠地作伪，也不是后世儒臣的那种憨直愚忠，而是揣摸了汉武帝的心事的“因变制宜”。
馆陶公主作为武帝的姑母岳母，的确是权倾朝野的人物。但在此时此地，情况已发生变化。由于那位金屋藏娇的陈皇后过分娇妒，由于岁月流逝容貌衰减，更由于没有生儿子，她早已为武帝所厌憎。后来她又因挟媚道，搞巫蛊祠祭祝诅被贬于长门宫，过着守活寡的生活。司马相如的《长门赋》里，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这位阿娇的弃妇生涯。其哀婉凄绝之情，的确可以使人潸然泪下。但这首艳赋并未能挽回汉武帝的龙心。可以想见，到这时，长公主与武帝之间，除了宗法关系的传统约束和昔日在立太子时的旧恩以外，亲密的感情已不复存在了。况且，这位贵妇人还老而内行不修，在五十多岁的高龄，仍耐不住寡居的寂寞，把一个年仅十多岁的董偃弄来做面首，以至不得不膝行向她的侄儿及女婿的汉武帝谢罪，以求得他的宽赦。可以说，到这时候，长公主的声威已一落千丈，不过一块空招牌罢了。
至于太子，虽然贵为储君，也正处于严重的感情危机之中。
太子为卫皇后所生，这位卫皇后本是平阳公主家里的一名歌女，名叫子夫。由于武帝即位后数年无子，武帝的大姐又依照乃姑馆陶公主的故技，准备了十几名良家女，打算当武帝到她家时献上，以备日后能够左右汉室的君位。但是，汉武帝对这些良家女一个也不满意，而“独悦子夫”。这种命运的巧合，使这位出身微贱的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了一个儿子，她自己则于元朔元年被立为皇后。由奴婢而为皇后，汉武帝对血统的贵贱竟是这样超然。
孟德斯鸠曾说，专制制度是“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愿，反复无常的情欲领导一切”的。汉武帝开始宠陈皇后，后来又移爱于卫子夫。一旦卫后因色衰而爱弛，那戾太子和卫氏家族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终武帝一生，他一直追求着天上的长生和地上的事功。但是，随着春秋渐高，对天堂的幻灭必然逐渐加深，而对地上的执著也就愈加强烈了。为延长统治人间的岁月，他将尽一切努力来推迟权力交割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长的太子无异于一个准备抢夺玉玺的强盗。汉武帝对权力迷恋所产生的对太子的仇视心理，早已压倒一般的所谓父子之情，而正是这个时候，拳夫人的儿子出生了。延续交班时间的诱惑和人类偏爱幼子的特性在这里交相作用，促成了汉武帝易太子的决心。
对这位身居钩弋宫的拳夫人生的佳儿，汉武帝是寄予厚望的，所以武帝为他的将立为储君制造了一系列神话，用现代语言讲，就叫做制造舆论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怀孕十四月的奇迹。这种违反人类生理规律的胡说在当时是迷惑了一部分人的，何况还有一个在母亲子宫里住了十四个月的神圣的尧呢?尧母门的命名本身就是易太子的公开示意。
中国有句老话“疏不间亲”，确是概括了很多人世间纠葛的经验之谈。江充敢于间人骨肉，这的确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但是，对于江充这样的深通人情的人来说，他一定懂得帝王父子之情和常人是不能比拟的。帝王拥有众多妃嫔姬妾，众多的子女不过是他淫乐的副产品罢了。他们对子女的唯一要求就是保证家族的繁衍和保持政权在一姓内的传递。众多的子女，使他们能有较常人远为宽阔的选择余地。而在权力的诱惑下，则可以泯灭一切骨肉之恩。
另一方面，江充对长公主和太子的挑战显示了他强烈的复仇欲望，代表了当时中、小商人阶层对贵戚的仇恨心理。汉代所实行的抑制商人的政策，使他们对权势者怀有刻骨的仇恨。但江充从赵国逃出之后，虎口余生，痛定思痛。在那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的古代社会，江充的复仇之火在熊熊燃烧。然而事与愿违，他的仇敌赵王敬肃及已废太子丹仍然健在，并与朝廷贵戚声息相通。而江充所凭依的就只能是武帝的眷顾了，一旦这种圣眷稍有动摇，他江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情况，与秦之商鞅的遭遇是极为相似的。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加强了他报仇的勇气。他相信，只有不断进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走投无路的人往往是最勇敢的”。这正是江充铤而走险的力量。在宫廷斗争的刀光剑影之中，他独立四顾，明察秋毫，具有猎犬般的警觉和狮子般的勇敢。
在弹劾了长公主和戾太子之后，江充进入了权力的顶峰，也走向了毁灭的边缘。到此，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不除掉戾太子，成为新太子的拥立者，必然在戾太子登基以后静待族诛之祸。他只能背水一战了。
征和二年为汉武帝在位的第五十年，这时的武帝已经六十六岁，离他归天的时间只剩四个年头了。由于长期和方士打交道，武帝的迷信是很深的。虽然皇帝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的话头，但他并不相信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威。对于冥冥中的巫鬼，他仍然确信它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正图谋结束他的生命。正是这样的精神状态，造成了巫蛊之祸得以蔓延的条件，致使数万生灵成为牺牲。
造成巫蛊之祸的直接起因是丞相公孙贺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
公孙贺出身世家大族，祖父公孙浑邪当过太守，封平曲侯，有著作传世。公孙贺年轻时身为骑士，并建有军功。在武帝为太子时，他官居太子舍人，成为武帝的亲近之臣。公孙贺的夫人为武帝卫皇后的姐姐，在卫子夫得宠的时候，公孙贺青云直上，并以军功封侯。但究其实，这些并非出自本人的能耐，而是得力于皇后的恩泽和大将军卫青的提携。所以每当他独当一面的时候，竟无尺寸之功，证明了他平庸无能，就这样一个靠裙带关系起家的公孙贺，竟被拔擢于丞相的高位。
公孙贺拜相后，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代他担任了太仆，从而父子并居三公卿位。这种表面上烈火烹油的荣耀使老于世故的公孙贺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却使他的儿子公孙敬声更加骄奢违法而肆无忌惮。
贵族子弟的骄奢豪横为当时社会的通病，何况敬声又是皇后姊子，父为丞相，自己身为公卿，所以所作所为无所不用其极。征和中，竟擅自动用北军钱一千九百万，终于被发觉而下狱。
对于儿子的种种不法行为，公孙贺应该是知情的。但是，由于他爱子心切，不打算对自己的亲子绳之以法，而是异想天开，打算立功来赎敬声之罪。这时，朝廷正诏捕京师大侠阳陵朱安世。当时的游侠，都是“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他们交游王侯，权行州域，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所以虽然“上求之急”但仍不能得。为了救儿子的性命，公孙贺亲自请捕朱安世。在得到武帝的批准后，他立即行动，居然大功告成。
但是，朱世安的捕得，却给公孙贺造成了新的祸患。当朱安世得知公孙贺捕自己是为他儿子赎罪后，竟幸灾乐祸地笑道：“丞相这下可要遭灭族之祸了。”
当时的游侠都广结党羽，互通声息。由于他们来往于花街柳巷，活动于市井之中，所以对豪门的隐私了如指掌，而公孙敬声这位浪荡儿的丑行，早已在他们之中广为传播了。朱安世说，公孙父子的罪过，“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于是他狱中向武帝上书，揭发了敬声的种种不法行为。其主要事实为：一、与武帝的女儿即他表妹阳石公主私通；二、使巫在祭祠时诅咒汉武帝；三、在上甘泉宫的驰道上埋下木偶人等等。
上列罪状，除第一条为当时常事，不值深究外，第二、第三条都是很难证实的。这正如后来戾太子少傅石德就太子宫巫蛊一案所说的：“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邪，将实有也，无以证明。”这是最容易做手脚、最容易栽赃、最容易陷人于罪的地方。然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最犯武帝的忌讳。
在武帝的授意下，有司穷治所犯，结果是公孙贺父子俱死狱中，家族无一幸免，并连及阳石、诸邑两位公主及皇后弟弟的儿子长平侯卫伉偕坐诛。经过这一大案，武帝已处于妄想与怀疑的狂热之中!
经过公孙父子之案，卫氏势力已接近彻底瓦解，而作为卫氏集团核心的戾太子，更是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他与父王的关系，此时已势不两立。
帝王的传统是母爱则子贵。虽然古人规定各种立长立贤的原则，但对唯我独尊的皇帝来说，一切原则必须是服从他本人的感情。由于卫后的宠衰，武帝与戾太子及卫氏集团的矛盾已处于对抗状态，待到杀阳石、诸邑两位公主，则表明武帝对卫氏集团已断绝一切恩情。
武帝感情的转移，在他身边用事的江充洞若观火，他知道决战的时刻已到，看来他已稳操胜券了。
在处置公孙父子一案之后，武帝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数不清的巫诅和偶人，使他日夜胆战心惊，寝食难安。“上心既疑，常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为惊疑，因是体不平”。睡午觉也梦见攻击，甚至吓出病来，其精神之紧张可以想见。为了消除这神秘的隐患，他委派江充为专治巫蛊的使者。于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大比拼随之开始了。
专治巫蛊的权力，为江充彻底清除卫氏集团的残余提供了方便，由于他“知上意”，所以可大胆施为而无所顾忌。于是他从后宫希幸夫人开始，然后涉及皇后，最后又在戾太子宫挖出了桐木人。这接二连三的战果，使主持者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在这种狂风暴雨的影响下，民间也互相举报。当时，凡是犯巫蛊罪的都被劾为大逆不道，是十恶不赦之罪，所以前后因巫蛊而死者数万人。
当时，武帝因年高有病，避暑在甘泉宫。皇后和戾太子却在京师，双方消息隔绝，而情况对太子十分不利。于是戾太子召见他的少傅石德，请问应变之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太子的师傅是十分危险的，无论左袒右顾，他都难逃诛杀的命运。危急中，石德劝说戾太子效法楚庄王之父商臣“行大事”，或可以转祸为福。因他给太子献了矫节逮捕江充发兵造反之计，从而点燃了武装冲突的导火线。从征和二年初丞相公孙贺下狱死，到七月巫蛊之祸发展为父子交兵，半年时间，京师长安处于一片恐怖血泊之中。
七月壬午日，太子派人假扮使者收捕江充。当时，与江充共同负责典治巫蛊的按道使韩说曾对使者的真伪表示过怀疑，但他终于被太子派去的人所格杀。江充被捕获，与他共事的御史章赣在受伤的情况下突围逃出，“黄门苏文亡归甘泉言状”。江充遭到暗算，也许是他已往的成功过于容易的结果，由于他对武帝和他自己的力量过分信赖，从而排除了任何非常事变的可能性，以致在韩说等都能识破的伪诈面前，反而判断不清而行动迟疑，终于束手就擒。一个以“因变制宜“自许的人，在关键的时刻却缺乏应变的机敏，这种情况只有用“胜利冲昏了头脑”来解释。这也应验了西方的一句格言：“上帝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莫过于让他轻易地取得成功。”
戾太子捕获江充后，立即派亲信持皇帝的符节入未央宫长秋门，将情况告诉了皇后，然后调集宫中的近卫军和太子的宾客杀了江充，大开牢门，放出了长安的囚徒并组织起来，部署人马在京城内外开始了叛乱的军事行动。
这时在京师内坐镇的是丞相刘屈氂。这位刘屈氂，就是蜀汉先主刘备的始祖中山靖王的一百二十多个儿子的一个，是一位除了血统“高贵”外，无其他能耐的庸人。在公孙贺被诛之后，由他来收拾这个乱摊子，实在是一个很不合适的人选。所以，当太子的人马攻入丞相府时，他惊惶失措，只有“挺身逃”而亡其印绶。倒是丞相长史乘马跑到甘泉宫，将京师兵变的消息报告了武帝。
汉武帝得知消息后，忙问：丞相如何处置京师的局面?长史回答说：丞相封锁了太子兵变的消息，没有敢发兵。于是武帝大怒，他说：既然已是明目张胆的叛乱，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丞相完全没有周公的作风，周公不是还讨伐过叛乱的管叔和蔡叔吗?的确，处于变乱中的刘屈氂是很不称职的，而且他根本未弄清武帝的真实意图。汉武帝接着下令：积极捕斩反者的有赏，不力者罚。用牛车构筑工事，不要与反者短兵相接，以免造成更多的伤亡，同时坚闭城门，使造反者无法出城。这一场临战处置，表明武帝实在不愧为高明的军事家，特别是不准戾太子兵出城，斩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保证了最后的一举消灭。
这次事变复杂而激烈，二十多天的时间，造成逾十万人的死亡和不少大臣的诛杀，也有不少人因此建功封侯，而一场新的清洗又随之而起。
戾太子败后，逃到了长安之东的湖县泉鸠里的一个农家，“主人家贫，常卖履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发觉。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启经”。戾太子过不了贫贱生活，终于在寻找富友生活时，被围捕而自杀身亡。对于汉武帝来说，巫蛊之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胜利，他终于实现了易储君立少子的愿望。
太子兵败，武帝反而显得更加焦躁不安了。他虽然贵为皇帝，仍然担心天下的舆论，他不能做无骨肉之恩的忍人，所以他以后的行为充满矛盾而反复无常，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当太子逃亡生死未卜的时候，壶关的一个三老叫令狐茂的上书为太子申辩，其中虽然将武帝的责任完全推给江充，但骨子里矛头仍然对准武帝，所谓“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他将太子起兵说成是“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这样一篇上书，肯定后面是有谋主的。书中提到“往者江充谋杀赵太子”，不言而喻，这篇上书代表了那些骄奢不法的贵戚近臣的声音。不过无论如何，武帝还是从这位乡间三老的书中感到了人言可畏，他不愿承担信谗杀子的恶名。在太子叛乱被平息后，他一方面杀了那些捕斩反者不力和在事变中可能怀有二心的臣下，同时又将死于太子之手的江充灭三族，并且在围捕太子有功者封侯时，又将加刃于太子者族诛。这些互相矛盾的做法，一半是出于真情，一半是为了文过。至于为思念戾太子而作的思子宫，更是为了向天下表白自己的心迹。按今天的说法，完全是一场掩人耳目的“作秀”。
其后车千秋复诉太子冤，武帝擢升千秋为宰相。车千秋的拜相，正是因为他对于武帝父子之间难言的隐情作了合理的解释，使天下明白他们的权力斗争完全是受人挑拨。后来，匈奴单于在评论车千秋拜相一事时，认为这是“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正好说出了武帝的心病。
在这场复杂的宫廷政变中，江充最后仍然是一个牺牲品。他把一生献给汉武帝，并为他担当了全部历史罪责。对于归宿，他应该是早有准备的。汉代出身于商人平民的酷吏，对那些皇亲权贵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随时都是准备以卵击石、碰得粉碎的。主父偃说得对：“大丈夫生能五鼎食，死当五鼎烹耳!”恰当表达了他们的人生目的。
在作为帝王将相家谱的正史中，江充以“大奸”而遗臭万年。就是有些离经叛道的李贽，也在他的《藏书》中把江充归入“贼臣传”内。但我们通读汉代典籍，才了解到江充并非“大奸”，亦非“贼臣”，而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复仇者活跃在汉武帝的晚年。
值得注意的是，戾太子兵败，“诏收后玺绶，后自杀”，武帝倾注过那么多感情的戾太子之母卫子夫也自杀了。在太子兵败的次年，那位不走运的刘屈氂又卷入一场新的巫蛊之祸，得到妻子枭首、本人腰斩东市的结果。
不知谁发明的这句成语：“伴君如伴虎。”信然！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