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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我何以穿越20年时光隧道，飞到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时期？！
本人虽得幸免那一段耻辱与灾难，但我的亲人我的家族我的同胞却不同程度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直至血腥镇压。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在日本侵略军的野蛮屠刀下，中国军民死伤人数达3500多万人。这触目惊心的数字啊！
记得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有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值此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让我们唤醒那些惨痛的回忆，铭记这段悲伤的历史，为的是让悲剧不再重演。
第一次沦陷（1941年4月19日-5月1日）
1941年4月19日凌晨3点，温州夜空响起凄厉的空袭警报声，中午12点再度响起，一场浩劫降临温州。日寇刚进城时，对老百姓曾施展其政治怀柔的欺骗手段，跟居民说笑，请居民吸烟，还送糖果给孩子们，披上“和蔼可亲”的面纱。可第二天起，其凶残面目逐渐暴露。日军强拉民保，为他们搬运铁钎、铅丝、西药、桐油等物资。国货公司货品被抢一空，小南门码头货物堆积如山。他们用永瑞汽轮一批批装运到瑞安方向去。有老人回顾，当他有天途经三官殿巷温州大戏院门口，迎面遇到两个手提酒瓶、东摇西摆的日寇。日寇见路上一妇女，就眯起淫眼发出狞笑，而后拉进戏院轮奸。读到这里，我有如芒刺在背。因我老家就在三官殿巷距大戏院不到150米的地方，小学五年级时我经常去一位住在大戏院的同学家（时年已改为多户混居的大杂院）玩耍。此刻，我的耳边仿佛想起那位妇女绝望悲惨的呼救声。另据一位老人回忆，温州第一次沦陷时，府前街的实业银行（时称瓯海实业银行，在府前街钟楼下，现为金来大厦位置）为日军司令部占用，门口有四五个凶神恶煞般的日军警卫。四顾桥三青团团部（具体位置已不可考）也驻扎敌兵。联立中学（即温州第二高级中学，时称温属联立初中，坐落在府学巷孔庙遗址）也驻扎着敌脚踏车队。
虽然这一段历史距我有些遥远，但这几个地点如府前街钟楼下、四顾桥是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天天要照路过的呢。1981年6月，我家从三官殿巷搬到府前街靠近四顾桥的百货公司宿舍。1981年12月，我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在五马办事处晏公殿巷储蓄所上班。从单位到我家，直线距离不过300米，我可以选择从府前街钟楼下瓯海实业银行边上的小路绕过去，也可选择走四顾桥、五马街、公安路，再到晏公殿巷的方法。年轻时因为好奇心驱使，我通常两条道路交叉使用，为的是每天上班有新鲜感。那当年坐落在府学巷孔庙遗址的温属联立初中，后来演变为温州第二高级中学。而温二中恰好又是开启我高中时期青春梦想的重要所在。
现在回想，原来我与温州第一次沦陷时几个重要的地点链接得竟然如此紧密！
第二次沦陷（1942年7月11日至1942年8月15日）
这次日寇人数比前次多，共有近千人，一进城就大肆掠夺战略物资，挨家挨户搜寻强壮挑夫，为他们搬运货物。有老人回忆日寇把国民政府埋藏在东门株柏码头一带的锡劫走，连担水山宫（现烈士路小学）围墙的铁栏干也被拆走。西郊木坛几万株杉木更是一棵不留。他看到有个从东门逃难来的宁波人一男二女。二女是姑嫂，嫂大肚皮（怀孕），姑还未婚，不幸被日寇搜到，日寇强要她们脱衣洗澡，尔后强奸。其夫痛不忍睹，日寇就强押他去划船，后被刺死在河中。
第二次沦陷期间发生的龙方桥惨案最是令温州人咬牙切齿、痛不欲生。龙方桥在南塘河中段，原是十字形河道。日寇在丝胶厂搭了个7米多高的嘹望台，东望直达划龙桥，向南可观察梧田街，西看一直到牛山，往北可看到南塘街。日寇站在台上，看见有人走动，或是有船划过，就说你是游击队，你就别想逃出他们的魔掌。一天，日寇从梧田霞坊一带抓来18个青年带到龙方桥，先放在石板上让烈日暴晒，然后浸放水里，又拉上来曝晒，如此反复直到折磨致死。18个青年中只有一个趁浸水时泅水脱逃，其余无一幸免。
霞坊是我夫家祖辈居住的地方，我猜想那17个屈死的冤魂中也许就有一个是他家祖上呢！
据当年《浙瓯日报》报导，日寇这次进城，温州市民被杀身亡353人，伤36人，失踪54人。
第三次沦陷（1944年9月9日至1945年6月17日）
沦陷前一天下午，温州城西南角枪声大作，这是因为日军快到阳岙时，正遇上县国民兵团督导员张贤良所率部分自卫队和警察等数十人的伏击。经过激战，我方虽死伤十余人，但阻止了日寇的长驱直入有人回忆张督导员事后讲话：“我原是带部队疏散的，既无阻击任务，也自知寡不敌众。不过，眼看鬼子如入无人之境，我是中国人，内心气愤不过，揍他一顿也是民族大义。我虽身负重伤，听说鬼子也死了一人，伤了几人，我心里也感到快慰。”后来，据说国民政府给予他嘉奖。
这次进犯温州的日寇有三千余人，开头还较平静，没几天就露出了凶残的面目。他们疯狂地抢劫物资如木材、铁、油等，并用敌舰一批批运向瓯江口。
家父就是1945年夏时被日本兵抓去去挑粮食的。当时，家父年仅15岁，正在瑞安“李大同”糕饼房学生意。老板等人逃走后，留下可怜的小学徒看门。这天，家父被日本兵逼着去挑沉重的粮包。当时他个子矮小、身子瘦弱，根本挑不动那沉重的粮包。可是，背上日本兵刺刀顶着呢，小小少年怎敢说个“不”字？可怜他只得从命，与一位花白胡子的老人一起从瑞安城关开始抬了十多里路，将粮包抬到莘塍。最后，他趁着多混杂，揪准一个机会逃了回来。回家时，天色已晚。当他踉踉跄跄跑到一个拐角处，迎面猛地伸出两把刺刀：“干什么的？（他猜想鬼子说的是这个意思）”吓得他两腿哆嗦，差一点昏过去，遂手脚并用告诉鬼子是给他们挑粮食回来，这才被放过。如今，70年过去，家父依然记得那漆黑的月夜，那惨白的刺刀。
温州第三次沦陷期间，不甘受辱的爱国志士以各种方式打击、搔扰日寇，搞得鬼子不得安宁。1945年2月13日，日军前往温州上河乡一带的部队遭到国军攻击，对峙达一周之久，日军伤亡颇重。同月21日，日军山木部队有3人失踪。据查，系我爱国志士所暗杀。游击队也经常在城郊附近骚扰敌人。农历4月20日前后，忠义救国军爆破组中一些热心抗日的官兵，还派人将两枚定时炸弹秘密带进城，分别安放在日军司令部后院和敌伪盐税机构门口，炸得日寇胆战心惊，全城戒严。
这时期，我家还出过一位抗日英雄呢——那可是滤去意识形态渲染的真正英雄——他是我小舅公，外婆的三弟。那时，小舅公从青田来温投靠姐姐（我外婆，当时外婆一家住在信河街古厢巷口），在信河街、九山一带踩三轮车谋生。一次，两个鬼子上了他的车。到目的地后，鬼子们非但不给钱，还用枪托狠狠捅我三舅公，且命他重新折回，一边还放肆地浪笑。我三舅公彼时正值青春血性，又练过几招拳脚，如何受得了这般侮辱，在经过九山落霞湖时，一下子把两个鬼子翻进河里，弃车而去——算是替温州人、中国人出了口恶气。小舅公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加上父母早亡、时局动荡，又没有找到固定的谋生手段，而姐姐（我外婆）一家也没有可周济的，导致他终身未娶，8年前以80高龄孤老终去。
现在想来，国难时期，中国民众以各种方式抗议、抗击日本侵略者，尤其像小舅公这样不甘受辱，以最朴素的方式抗日的人和事，展现出了“桑梓之地，义与存亡”的英勇品格，是最应该被记取、被纪念的啊！
如今，我和我的亲人我的家族我的同胞回顾那些惨痛的记忆，铭记这段可悲的历史，为的是控拆战争的残酷和罪恶，控诉战争对人类文明的摧残；为的是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为的是以此引导并激发富有正义感的人们重拾人性的尊严与和平的希望。
走笔至此，耳边忽然想起台湾歌手凤飞飞的一首歌《我是中国人》：“八年艰苦的奋斗，证实我艰毅的民族。不到最后的关头，决不轻言战斗。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同胞受苦河山待复，我会牢牢记住。我不管生在哪里，我是中国人。不论死在何处，誓做中国魂。”
本人虽得幸免那一段耻辱与灾难，但我的亲人我的家族我的同胞却不同程度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直至血腥镇压。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在日本侵略军的野蛮屠刀下，中国军民死伤人数达3500多万人。这触目惊心的数字啊！
记得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有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值此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让我们唤醒那些惨痛的回忆，铭记这段悲伤的历史，为的是让悲剧不再重演。
第一次沦陷（1941年4月19日-5月1日）
1941年4月19日凌晨3点，温州夜空响起凄厉的空袭警报声，中午12点再度响起，一场浩劫降临温州。日寇刚进城时，对老百姓曾施展其政治怀柔的欺骗手段，跟居民说笑，请居民吸烟，还送糖果给孩子们，披上“和蔼可亲”的面纱。可第二天起，其凶残面目逐渐暴露。日军强拉民保，为他们搬运铁钎、铅丝、西药、桐油等物资。国货公司货品被抢一空，小南门码头货物堆积如山。他们用永瑞汽轮一批批装运到瑞安方向去。有老人回顾，当他有天途经三官殿巷温州大戏院门口，迎面遇到两个手提酒瓶、东摇西摆的日寇。日寇见路上一妇女，就眯起淫眼发出狞笑，而后拉进戏院轮奸。读到这里，我有如芒刺在背。因我老家就在三官殿巷距大戏院不到150米的地方，小学五年级时我经常去一位住在大戏院的同学家（时年已改为多户混居的大杂院）玩耍。此刻，我的耳边仿佛想起那位妇女绝望悲惨的呼救声。另据一位老人回忆，温州第一次沦陷时，府前街的实业银行（时称瓯海实业银行，在府前街钟楼下，现为金来大厦位置）为日军司令部占用，门口有四五个凶神恶煞般的日军警卫。四顾桥三青团团部（具体位置已不可考）也驻扎敌兵。联立中学（即温州第二高级中学，时称温属联立初中，坐落在府学巷孔庙遗址）也驻扎着敌脚踏车队。
虽然这一段历史距我有些遥远，但这几个地点如府前街钟楼下、四顾桥是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天天要照路过的呢。1981年6月，我家从三官殿巷搬到府前街靠近四顾桥的百货公司宿舍。1981年12月，我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在五马办事处晏公殿巷储蓄所上班。从单位到我家，直线距离不过300米，我可以选择从府前街钟楼下瓯海实业银行边上的小路绕过去，也可选择走四顾桥、五马街、公安路，再到晏公殿巷的方法。年轻时因为好奇心驱使，我通常两条道路交叉使用，为的是每天上班有新鲜感。那当年坐落在府学巷孔庙遗址的温属联立初中，后来演变为温州第二高级中学。而温二中恰好又是开启我高中时期青春梦想的重要所在。
现在回想，原来我与温州第一次沦陷时几个重要的地点链接得竟然如此紧密！
第二次沦陷（1942年7月11日至1942年8月15日）
这次日寇人数比前次多，共有近千人，一进城就大肆掠夺战略物资，挨家挨户搜寻强壮挑夫，为他们搬运货物。有老人回忆日寇把国民政府埋藏在东门株柏码头一带的锡劫走，连担水山宫（现烈士路小学）围墙的铁栏干也被拆走。西郊木坛几万株杉木更是一棵不留。他看到有个从东门逃难来的宁波人一男二女。二女是姑嫂，嫂大肚皮（怀孕），姑还未婚，不幸被日寇搜到，日寇强要她们脱衣洗澡，尔后强奸。其夫痛不忍睹，日寇就强押他去划船，后被刺死在河中。
第二次沦陷期间发生的龙方桥惨案最是令温州人咬牙切齿、痛不欲生。龙方桥在南塘河中段，原是十字形河道。日寇在丝胶厂搭了个7米多高的嘹望台，东望直达划龙桥，向南可观察梧田街，西看一直到牛山，往北可看到南塘街。日寇站在台上，看见有人走动，或是有船划过，就说你是游击队，你就别想逃出他们的魔掌。一天，日寇从梧田霞坊一带抓来18个青年带到龙方桥，先放在石板上让烈日暴晒，然后浸放水里，又拉上来曝晒，如此反复直到折磨致死。18个青年中只有一个趁浸水时泅水脱逃，其余无一幸免。
霞坊是我夫家祖辈居住的地方，我猜想那17个屈死的冤魂中也许就有一个是他家祖上呢！
据当年《浙瓯日报》报导，日寇这次进城，温州市民被杀身亡353人，伤36人，失踪54人。
第三次沦陷（1944年9月9日至1945年6月17日）
沦陷前一天下午，温州城西南角枪声大作，这是因为日军快到阳岙时，正遇上县国民兵团督导员张贤良所率部分自卫队和警察等数十人的伏击。经过激战，我方虽死伤十余人，但阻止了日寇的长驱直入有人回忆张督导员事后讲话：“我原是带部队疏散的，既无阻击任务，也自知寡不敌众。不过，眼看鬼子如入无人之境，我是中国人，内心气愤不过，揍他一顿也是民族大义。我虽身负重伤，听说鬼子也死了一人，伤了几人，我心里也感到快慰。”后来，据说国民政府给予他嘉奖。
这次进犯温州的日寇有三千余人，开头还较平静，没几天就露出了凶残的面目。他们疯狂地抢劫物资如木材、铁、油等，并用敌舰一批批运向瓯江口。
家父就是1945年夏时被日本兵抓去去挑粮食的。当时，家父年仅15岁，正在瑞安“李大同”糕饼房学生意。老板等人逃走后，留下可怜的小学徒看门。这天，家父被日本兵逼着去挑沉重的粮包。当时他个子矮小、身子瘦弱，根本挑不动那沉重的粮包。可是，背上日本兵刺刀顶着呢，小小少年怎敢说个“不”字？可怜他只得从命，与一位花白胡子的老人一起从瑞安城关开始抬了十多里路，将粮包抬到莘塍。最后，他趁着多混杂，揪准一个机会逃了回来。回家时，天色已晚。当他踉踉跄跄跑到一个拐角处，迎面猛地伸出两把刺刀：“干什么的？（他猜想鬼子说的是这个意思）”吓得他两腿哆嗦，差一点昏过去，遂手脚并用告诉鬼子是给他们挑粮食回来，这才被放过。如今，70年过去，家父依然记得那漆黑的月夜，那惨白的刺刀。
温州第三次沦陷期间，不甘受辱的爱国志士以各种方式打击、搔扰日寇，搞得鬼子不得安宁。1945年2月13日，日军前往温州上河乡一带的部队遭到国军攻击，对峙达一周之久，日军伤亡颇重。同月21日，日军山木部队有3人失踪。据查，系我爱国志士所暗杀。游击队也经常在城郊附近骚扰敌人。农历4月20日前后，忠义救国军爆破组中一些热心抗日的官兵，还派人将两枚定时炸弹秘密带进城，分别安放在日军司令部后院和敌伪盐税机构门口，炸得日寇胆战心惊，全城戒严。
这时期，我家还出过一位抗日英雄呢——那可是滤去意识形态渲染的真正英雄——他是我小舅公，外婆的三弟。那时，小舅公从青田来温投靠姐姐（我外婆，当时外婆一家住在信河街古厢巷口），在信河街、九山一带踩三轮车谋生。一次，两个鬼子上了他的车。到目的地后，鬼子们非但不给钱，还用枪托狠狠捅我三舅公，且命他重新折回，一边还放肆地浪笑。我三舅公彼时正值青春血性，又练过几招拳脚，如何受得了这般侮辱，在经过九山落霞湖时，一下子把两个鬼子翻进河里，弃车而去——算是替温州人、中国人出了口恶气。小舅公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加上父母早亡、时局动荡，又没有找到固定的谋生手段，而姐姐（我外婆）一家也没有可周济的，导致他终身未娶，8年前以80高龄孤老终去。
现在想来，国难时期，中国民众以各种方式抗议、抗击日本侵略者，尤其像小舅公这样不甘受辱，以最朴素的方式抗日的人和事，展现出了“桑梓之地，义与存亡”的英勇品格，是最应该被记取、被纪念的啊！
如今，我和我的亲人我的家族我的同胞回顾那些惨痛的记忆，铭记这段可悲的历史，为的是控拆战争的残酷和罪恶，控诉战争对人类文明的摧残；为的是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为的是以此引导并激发富有正义感的人们重拾人性的尊严与和平的希望。
走笔至此，耳边忽然想起台湾歌手凤飞飞的一首歌《我是中国人》：“八年艰苦的奋斗，证实我艰毅的民族。不到最后的关头，决不轻言战斗。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同胞受苦河山待复，我会牢牢记住。我不管生在哪里，我是中国人。不论死在何处，誓做中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