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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4日和14日,相差仅10天,在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和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分别发生一起校园殴打致死案,受害者年龄分别为15岁和14岁;同样在2015年7月,一段女中学生的霸凌视频在网络上疯传,视频中一名女生被脱光上身,遭8名同校女生拳脚相向……如今,在这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愈来愈多的校园霸凌事件跃入我们的眼帘,无不让我们感到纠心和痛心。社会应该有责任正视霸凌问题,而霸凌的根源究竟何在?
有人类就有霸凌
霸凌是世界性问题,存在于各个国家,也存在于各种人群、各年龄段和各种环境中。其特征是,受害者重复而长期地被某人或多人欺凌和伤害,无法摆脱;这些伤害包括身体伤害、言语伤害、人际伤害和网络霸凌,其中人际伤害包括排挤某人、传播某人的谣言、公开某人的秘密、无视某人的存在,等等。根据美国安全和援助学校的调查,言语伤害是占比最大的霸凌形式,其次是人际伤害。
霸凌者并不都是凶狠的校园恶霸,其中有受欢迎的人,也有讨厌鬼;有学生,也有学校教员;有的霸凌者就是曾经的受害者。但是霸凌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计后果,不同情他人。受害者也不一定是胆小怕事、弱不禁风的人,不合群的性格往往更容易使人成为受害者。
发生在小学高年级到中学时期的霸凌事件非常频繁,这一阶段是学习的重要时期,也是从未成年走向成年的人生关键点,使校园霸凌显得尤为值得关注。
平时新闻报道的都是相对较为少见的严重霸凌事件,实际上,中学校园霸凌现象发生频率非常高。在美国,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20.8%的学生报告自己受到霸凌,但其实只有36%的学生会报告自己的霸凌遭遇。日本在2015年统计的校园霸凌事件达22万多件。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校园霸凌比例差距较大,最低的有2%,最高的可达66%,同样由于学生不愿报告自己遭受霸凌,中国在霸凌问题上的关注度不高,这一比例相当保守。可以说,霸凌事件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用霸凌昭示权力
当我们谈论霸凌时,我们知道,那主要指的是一群加害者对一个孤单的受害者非常严重的伤害行为。特别是在女性霸凌事件中,霸凌一方对受害者更为歹毒,她们对同为女性的欺凌对象无所不用其极,从指责、辱骂、中伤,到在众目睽睽之下扒光受害者衣服,对赤身裸体的受害者肆意殴打。而被伤害的女生往往忍气吐声,不敢还击,任由欺侮。
在很多情况下,她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都是才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而且又都是熟识的同学,最多也就是一些小矛盾,那霸凌者为什么常常对受害者极尽凌辱而后快呢?
那是因为霸凌者心目中的控制欲和征服欲在作祟。霸凌事件的开始,往往都是受害者有意无意地得罪了霸凌者,霸凌者感到吃了亏,要强烈报复对方,在报复心和征服欲的驱使下,霸凌者仗着人多势众,会把心中所有的恶气全部发泄到受害者身上,极尽侮辱之能事。这会带来一种征服的快感。
在美国,一些运动型女生身材高大、身体健壮,就可能欺凌身体瘦弱或者体型很胖、同时性格较为内向的女生。有时这种欺凌没有任何理由,霸凌者也许会说只是因为“好玩”,其实就是在享受向弱者展现自己权力的快感。而且霸凌的最终目标就是对受害者造成伤害,更重要的是使其产生恐惧和紧张情绪,这是权力展示成功与否的标志。
霸凌者的权力不仅来自于人多或身体强壮,也可能来源于在学校的受欢迎程度、家庭背景如富二代或官二代、校外社会背景如帮派背景,还有学校“上流”阶层。例如,学生领导层的设置会在学校中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可能导致“权力阶层”学生对“平民”学生实施霸凌行为。
霸凌反映的其实是人类共有的人性之恶,然而,成人明白这么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或会导致道德名誉受损,且成人也有更多的渠道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如努力工作,因此使得霸凌现象在成人间不那么突出。在青少年阶段,社会和家长往往将霸凌行为也与一般的打架、吵嘴混为一谈,不够重视,最多训斥几句。因此,青少年常常无需考虑后果,使得霸凌行为通行无阻。
霸凌也是帮派抱团的标志。当人类进入青少年时期,开始逐渐脱离父母,寻找外界的归属或者认同,这时校园中那些结成帮派的团伙常常通过霸凌加强这一团体的紧密性,而领头的霸凌者則在团体中获得更加巩固的地位。
那么,什么样的学生容易成为霸凌对象呢?一般来说,那些身材、长相特别的学生,或者性格孤僻、害羞、家庭缺失的学生,都容易成为霸凌受害者。在欧美国家,肤色或种族,文化或宗教也会成为使其变成霸凌对象的原因。
霸凌是一个循环系统
每次霸凌看似单个事件,其实,霸凌所牵涉到的人、事都一环扣一环,互相连接,使得霸凌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系统。
虽然霸凌反映的是人性之恶,但无疑是被其他人激发的,或者从其他人那里学来的,在成长环境中,父母是孩子学习霸凌的第一任老师。
在家庭中,如果父母对待孩子过于严苛,打骂、甚至虐待孩子,家庭缺少爱与温情,孩子就会感觉到强大的权力压迫,形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权力失衡状态。而为了找回自己的控制权,这个孩子会模仿父母的行为,找比自己弱小的同学,通过压迫弱者获得权力的平衡感。有的父母会教育孩子以暴制暴,或者暗示用暴力解决争端,这也是一种“霸凌教育”。
能成为霸凌老师的还有暴虐的长兄、暴力行为频繁的社区,以及充斥着暴力场面的影视剧。除此之外,无人监管的孩子,如留守儿童,也因为缺乏父母的教导和看管容易成为霸凌者或受害者。
在众多霸凌事件中,一些受害者会转化为霸凌者。与家庭影响类似,当受害者被欺凌之后,为了获得平衡,去欺负比他们更加弱小的同学,或者与其他受害者组织成群反制欺凌,自己也成为霸凌者。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洛杉矶留学的一些台湾高中生和大学生受到人数众多的拉丁裔同学的欺凌。为了自保,这些留学生组织成帮派——少年华青帮,共同反制霸凌者,以至发生群殴甚至火拼。几次交手之后,少年华青帮名声大振,越来越多的华人留学生为避免受欺负,加入了这一帮派,使霸凌现象愈演愈烈。 另外,1999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杰佛逊郡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事件,两名高中生持枪进入校园,枪杀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24人受伤,凶手自杀身亡。一年后,加州斯托克顿市再次发生校园枪击事件,5人死亡。警方调查后发现,这些持枪者都是校园霸凌事件的受害者,他们精神受挫,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来报复。正是以上几次事件促使美国开始针对霸凌立法。
而在霸凌这个循环系统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旁观者。当霸凌发生时,大多数人只是冷眼旁观,他们可能会想“这不关我的事”,“我可能成为下一个被霸凌的对象”,“我没有能力阻止”;更坏的情况是,旁观者会站在霸凌者一方起哄,让他们的霸凌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调查显示,如果有旁观者,霸凌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霸凌遗害
“限期已至,我走了。
去到了一个遥远而更美好的地方。
我爱你们大家,如你们所见。
但这样更好,因为我自由了。”
这是一名美国16岁女学生卡西迪在脸书上留下的遗言,她在自己家中上吊自杀身亡。因为长期经受同班同学的骚扰和恐吓,卡西迪最终无法忍受而选择了这条不归路。美国曾报道多起霸凌导致的自杀事件,中国虽然报道寥寥,但并不表示没有,只能说明中国目前对霸凌事件还不够重视。
霸凌自杀是少数极端事件,而大多数霸凌受害者会变得排斥上学、荒废学业、变得孤独,产生抑郁、焦虑的情绪,心怀恐惧、自卑,也更容易生病,并且自杀倾向更为严重。据英国《今日医学新闻》中登载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8岁到10岁遭受了霸凌的孩子在12岁时出现梦游、噩梦的可能性更大。
霸凌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止如此,它会像一团抹不去的阴影几乎伴随你的整个人生。据2014年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霸凌导致的人际、身体和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在霸凌期过后的40年里仍然明显。研究者调查了曾经在10岁左右遭受霸凌而今已经50多岁的人群,排除其他成长背景、孩子智力等因素,与未遭受过霸凌的人相比,这些霸凌受害者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健康明显更差,而且认知能力更低。同时,这一人群受教育水平更低,收入更少,无业现象更加突出。他们在人际方面也缺少他人支持。
研究还显示 ,霸凌者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他们更容易辍学,在青少年以及成人之后更可能滥用酒精或毒品、触犯法律、过早发生性行为,成家后,也更可能对配偶和孩子施暴。但并非因为其孤立的霸凌行为,而是之前就长期存在各种行为问题,如强烈的攻击性,以及家庭困境形成的心理问题,这也是导致其产生霸凌行为的原因。
霸凌的旁观者自身也会受到霸凌行为的伤害,当学生在围观霸凌行为时,会心跳加速和身体出汗;围观的次数越多,身心创伤就越重,同样会持续多年。
建立反霸凌系统
校园是霸凌的主要发生地,受害者都是学生,学校应该负起反霸凌的责任,还给孩子们一个可以安全、安心学习的场所。那么,究竟用什么方式才能阻断或减少霸凌行为?
根据刑罚思路,很容易想到谁霸凌谁受罚,即使不涉及体罚,也会有警告、留校察看、退学等措施。结果如何呢?在美国2005年公布的一项调查中,调查者对学校做了一个8年的纵向研究,结果显示,采用惩罚性方式处理霸凌事件不仅没有使学校变得更安全,反而出现了更严重的反社会行为和更强烈的焦虑氛围。
类似这样的调查非常多,统统证明了惩罚性反霸凌的无力。因为它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即使惩罚能一时阻止受罚者继续实施霸凌,但它更可能引发学生的怒气、挫败感,伴随着惩罚而来的言语上的责骂使受罚者蒙羞。许多霸凌学生正是因为在家庭中遭受了专制型父母类似的对待才成为霸凌者的。这样看来,惩罚不就如同霸凌一样吗?因此,惩罚只会加强青少年心中本应被修正的霸凌认知:通过强权解决问题。在这一系列的影响之下,受罚者会更加自私,也更加不考虑后果,致使学生变得更加具有侵害性,甚至学到新的欺凌技巧。以恶制恶,只会恶上加恶。
霸凌本質上是一个强权关系问题,因此,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要建立健康的校园人际关系,只处理个案只会越忙越乱。
霸凌受害者往往是被孤立或内心脆弱的学生,因此,需要减少偏见,营造一种氛围,无论同学有怎样的特点,如性格、长相、家庭背景或者有无缺陷,都可以被接受,并帮助弱小的同学建立自信。霸凌者往往不计后果,不考虑他人感受,只考虑自己,因此,要培养学生的同情心,学习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和与他人互相尊重。通过以上的努力来修复同学之间权力失衡的人际关系。
为了达成这一效果,教员们要做出榜样,尊重每个学生,使每个学生都成为班级里重要的一员;当霸凌事件发生时,要立刻介入,认真对待;当霸凌发生后,不能单纯地责骂和惩罚学生,而是以帮助学生学习和成长为出发点,以尊重的态度与学生平等对话,多种方式结合使用,包括走访家庭、心理辅导等。
与此同时,开设反霸凌课程,并将其作为核心课程之一;加强对操场、走道等霸凌事件经常发生的区域的监控;成立反霸凌工作组,专门处理与霸凌有关的事务,同时招募社区志愿者或高年级学生共同帮助低年级学生;对教员自身以及家长进行反霸凌培训……
在一个健康的校园里,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应该关系紧密,不边缘化任何一个人,每个学生在众多的学习和活动中都有参与、被认可和领导的机会。这样,霸凌现象将无机可趁。
在中国,随着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的增加,无人看顾的孩子越来越多地成为霸凌者或被霸凌的受害者;而学校一味地强调学习成绩和升学率,视其他身心培育和发展如无物,更让霸凌有了绝佳的滋生空间;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强权关系也为校园霸凌提供了榜样的力量和学习的参考。因此,在中国要控制霸凌事件,还有漫漫长路。
有人类就有霸凌
霸凌是世界性问题,存在于各个国家,也存在于各种人群、各年龄段和各种环境中。其特征是,受害者重复而长期地被某人或多人欺凌和伤害,无法摆脱;这些伤害包括身体伤害、言语伤害、人际伤害和网络霸凌,其中人际伤害包括排挤某人、传播某人的谣言、公开某人的秘密、无视某人的存在,等等。根据美国安全和援助学校的调查,言语伤害是占比最大的霸凌形式,其次是人际伤害。
霸凌者并不都是凶狠的校园恶霸,其中有受欢迎的人,也有讨厌鬼;有学生,也有学校教员;有的霸凌者就是曾经的受害者。但是霸凌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计后果,不同情他人。受害者也不一定是胆小怕事、弱不禁风的人,不合群的性格往往更容易使人成为受害者。
发生在小学高年级到中学时期的霸凌事件非常频繁,这一阶段是学习的重要时期,也是从未成年走向成年的人生关键点,使校园霸凌显得尤为值得关注。
平时新闻报道的都是相对较为少见的严重霸凌事件,实际上,中学校园霸凌现象发生频率非常高。在美国,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20.8%的学生报告自己受到霸凌,但其实只有36%的学生会报告自己的霸凌遭遇。日本在2015年统计的校园霸凌事件达22万多件。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校园霸凌比例差距较大,最低的有2%,最高的可达66%,同样由于学生不愿报告自己遭受霸凌,中国在霸凌问题上的关注度不高,这一比例相当保守。可以说,霸凌事件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用霸凌昭示权力
当我们谈论霸凌时,我们知道,那主要指的是一群加害者对一个孤单的受害者非常严重的伤害行为。特别是在女性霸凌事件中,霸凌一方对受害者更为歹毒,她们对同为女性的欺凌对象无所不用其极,从指责、辱骂、中伤,到在众目睽睽之下扒光受害者衣服,对赤身裸体的受害者肆意殴打。而被伤害的女生往往忍气吐声,不敢还击,任由欺侮。
在很多情况下,她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都是才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而且又都是熟识的同学,最多也就是一些小矛盾,那霸凌者为什么常常对受害者极尽凌辱而后快呢?
那是因为霸凌者心目中的控制欲和征服欲在作祟。霸凌事件的开始,往往都是受害者有意无意地得罪了霸凌者,霸凌者感到吃了亏,要强烈报复对方,在报复心和征服欲的驱使下,霸凌者仗着人多势众,会把心中所有的恶气全部发泄到受害者身上,极尽侮辱之能事。这会带来一种征服的快感。
在美国,一些运动型女生身材高大、身体健壮,就可能欺凌身体瘦弱或者体型很胖、同时性格较为内向的女生。有时这种欺凌没有任何理由,霸凌者也许会说只是因为“好玩”,其实就是在享受向弱者展现自己权力的快感。而且霸凌的最终目标就是对受害者造成伤害,更重要的是使其产生恐惧和紧张情绪,这是权力展示成功与否的标志。
霸凌者的权力不仅来自于人多或身体强壮,也可能来源于在学校的受欢迎程度、家庭背景如富二代或官二代、校外社会背景如帮派背景,还有学校“上流”阶层。例如,学生领导层的设置会在学校中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可能导致“权力阶层”学生对“平民”学生实施霸凌行为。
霸凌反映的其实是人类共有的人性之恶,然而,成人明白这么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或会导致道德名誉受损,且成人也有更多的渠道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如努力工作,因此使得霸凌现象在成人间不那么突出。在青少年阶段,社会和家长往往将霸凌行为也与一般的打架、吵嘴混为一谈,不够重视,最多训斥几句。因此,青少年常常无需考虑后果,使得霸凌行为通行无阻。
霸凌也是帮派抱团的标志。当人类进入青少年时期,开始逐渐脱离父母,寻找外界的归属或者认同,这时校园中那些结成帮派的团伙常常通过霸凌加强这一团体的紧密性,而领头的霸凌者則在团体中获得更加巩固的地位。
那么,什么样的学生容易成为霸凌对象呢?一般来说,那些身材、长相特别的学生,或者性格孤僻、害羞、家庭缺失的学生,都容易成为霸凌受害者。在欧美国家,肤色或种族,文化或宗教也会成为使其变成霸凌对象的原因。
霸凌是一个循环系统
每次霸凌看似单个事件,其实,霸凌所牵涉到的人、事都一环扣一环,互相连接,使得霸凌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系统。
虽然霸凌反映的是人性之恶,但无疑是被其他人激发的,或者从其他人那里学来的,在成长环境中,父母是孩子学习霸凌的第一任老师。
在家庭中,如果父母对待孩子过于严苛,打骂、甚至虐待孩子,家庭缺少爱与温情,孩子就会感觉到强大的权力压迫,形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权力失衡状态。而为了找回自己的控制权,这个孩子会模仿父母的行为,找比自己弱小的同学,通过压迫弱者获得权力的平衡感。有的父母会教育孩子以暴制暴,或者暗示用暴力解决争端,这也是一种“霸凌教育”。
能成为霸凌老师的还有暴虐的长兄、暴力行为频繁的社区,以及充斥着暴力场面的影视剧。除此之外,无人监管的孩子,如留守儿童,也因为缺乏父母的教导和看管容易成为霸凌者或受害者。
在众多霸凌事件中,一些受害者会转化为霸凌者。与家庭影响类似,当受害者被欺凌之后,为了获得平衡,去欺负比他们更加弱小的同学,或者与其他受害者组织成群反制欺凌,自己也成为霸凌者。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洛杉矶留学的一些台湾高中生和大学生受到人数众多的拉丁裔同学的欺凌。为了自保,这些留学生组织成帮派——少年华青帮,共同反制霸凌者,以至发生群殴甚至火拼。几次交手之后,少年华青帮名声大振,越来越多的华人留学生为避免受欺负,加入了这一帮派,使霸凌现象愈演愈烈。 另外,1999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杰佛逊郡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事件,两名高中生持枪进入校园,枪杀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24人受伤,凶手自杀身亡。一年后,加州斯托克顿市再次发生校园枪击事件,5人死亡。警方调查后发现,这些持枪者都是校园霸凌事件的受害者,他们精神受挫,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来报复。正是以上几次事件促使美国开始针对霸凌立法。
而在霸凌这个循环系统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旁观者。当霸凌发生时,大多数人只是冷眼旁观,他们可能会想“这不关我的事”,“我可能成为下一个被霸凌的对象”,“我没有能力阻止”;更坏的情况是,旁观者会站在霸凌者一方起哄,让他们的霸凌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调查显示,如果有旁观者,霸凌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霸凌遗害
“限期已至,我走了。
去到了一个遥远而更美好的地方。
我爱你们大家,如你们所见。
但这样更好,因为我自由了。”
这是一名美国16岁女学生卡西迪在脸书上留下的遗言,她在自己家中上吊自杀身亡。因为长期经受同班同学的骚扰和恐吓,卡西迪最终无法忍受而选择了这条不归路。美国曾报道多起霸凌导致的自杀事件,中国虽然报道寥寥,但并不表示没有,只能说明中国目前对霸凌事件还不够重视。
霸凌自杀是少数极端事件,而大多数霸凌受害者会变得排斥上学、荒废学业、变得孤独,产生抑郁、焦虑的情绪,心怀恐惧、自卑,也更容易生病,并且自杀倾向更为严重。据英国《今日医学新闻》中登载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8岁到10岁遭受了霸凌的孩子在12岁时出现梦游、噩梦的可能性更大。
霸凌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止如此,它会像一团抹不去的阴影几乎伴随你的整个人生。据2014年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霸凌导致的人际、身体和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在霸凌期过后的40年里仍然明显。研究者调查了曾经在10岁左右遭受霸凌而今已经50多岁的人群,排除其他成长背景、孩子智力等因素,与未遭受过霸凌的人相比,这些霸凌受害者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健康明显更差,而且认知能力更低。同时,这一人群受教育水平更低,收入更少,无业现象更加突出。他们在人际方面也缺少他人支持。
研究还显示 ,霸凌者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他们更容易辍学,在青少年以及成人之后更可能滥用酒精或毒品、触犯法律、过早发生性行为,成家后,也更可能对配偶和孩子施暴。但并非因为其孤立的霸凌行为,而是之前就长期存在各种行为问题,如强烈的攻击性,以及家庭困境形成的心理问题,这也是导致其产生霸凌行为的原因。
霸凌的旁观者自身也会受到霸凌行为的伤害,当学生在围观霸凌行为时,会心跳加速和身体出汗;围观的次数越多,身心创伤就越重,同样会持续多年。
建立反霸凌系统
校园是霸凌的主要发生地,受害者都是学生,学校应该负起反霸凌的责任,还给孩子们一个可以安全、安心学习的场所。那么,究竟用什么方式才能阻断或减少霸凌行为?
根据刑罚思路,很容易想到谁霸凌谁受罚,即使不涉及体罚,也会有警告、留校察看、退学等措施。结果如何呢?在美国2005年公布的一项调查中,调查者对学校做了一个8年的纵向研究,结果显示,采用惩罚性方式处理霸凌事件不仅没有使学校变得更安全,反而出现了更严重的反社会行为和更强烈的焦虑氛围。
类似这样的调查非常多,统统证明了惩罚性反霸凌的无力。因为它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即使惩罚能一时阻止受罚者继续实施霸凌,但它更可能引发学生的怒气、挫败感,伴随着惩罚而来的言语上的责骂使受罚者蒙羞。许多霸凌学生正是因为在家庭中遭受了专制型父母类似的对待才成为霸凌者的。这样看来,惩罚不就如同霸凌一样吗?因此,惩罚只会加强青少年心中本应被修正的霸凌认知:通过强权解决问题。在这一系列的影响之下,受罚者会更加自私,也更加不考虑后果,致使学生变得更加具有侵害性,甚至学到新的欺凌技巧。以恶制恶,只会恶上加恶。
霸凌本質上是一个强权关系问题,因此,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要建立健康的校园人际关系,只处理个案只会越忙越乱。
霸凌受害者往往是被孤立或内心脆弱的学生,因此,需要减少偏见,营造一种氛围,无论同学有怎样的特点,如性格、长相、家庭背景或者有无缺陷,都可以被接受,并帮助弱小的同学建立自信。霸凌者往往不计后果,不考虑他人感受,只考虑自己,因此,要培养学生的同情心,学习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和与他人互相尊重。通过以上的努力来修复同学之间权力失衡的人际关系。
为了达成这一效果,教员们要做出榜样,尊重每个学生,使每个学生都成为班级里重要的一员;当霸凌事件发生时,要立刻介入,认真对待;当霸凌发生后,不能单纯地责骂和惩罚学生,而是以帮助学生学习和成长为出发点,以尊重的态度与学生平等对话,多种方式结合使用,包括走访家庭、心理辅导等。
与此同时,开设反霸凌课程,并将其作为核心课程之一;加强对操场、走道等霸凌事件经常发生的区域的监控;成立反霸凌工作组,专门处理与霸凌有关的事务,同时招募社区志愿者或高年级学生共同帮助低年级学生;对教员自身以及家长进行反霸凌培训……
在一个健康的校园里,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应该关系紧密,不边缘化任何一个人,每个学生在众多的学习和活动中都有参与、被认可和领导的机会。这样,霸凌现象将无机可趁。
在中国,随着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的增加,无人看顾的孩子越来越多地成为霸凌者或被霸凌的受害者;而学校一味地强调学习成绩和升学率,视其他身心培育和发展如无物,更让霸凌有了绝佳的滋生空间;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强权关系也为校园霸凌提供了榜样的力量和学习的参考。因此,在中国要控制霸凌事件,还有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