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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站在旗津岛的海水浴场，看汪洋大海，宽阔无边的波涛汹涌，一排又一排地奔袭冲撞而来，也像是一座座山峦峰巅奔涌到你面前，崩塌溅落成美丽的水珠四射。极目远眺还是那样恣肆沸腾的海水，没有尽头，没有边际线，真的是白茫茫水天一色。这就是闻名天下的台湾海峡。多么壮丽雄奇的大海！看另一边，高雄港湾里的波浪也在涌动，只是似乎变得温和些了。看那海水是任何大江大湖不能比拟的，它雄壮气势令人惊骇，它碧蓝得深不可测，它美丽魅惑使你晕眩。旗津岛像一把长长的利剑，又像一条长长的门闩，横卧在港湾前，守卫迎送来来往往的船只。
从旗津岛看港湾沿岸码头停泊的轮船，一排排列队整齐，高举的起重机杆似乎显得遥远渺小，可见港湾海面是多么开阔水深，又有多少巨轮可以自由轻松驶入驶出。这不，说话间，正看见一艘庞然大物快速驶来。漆黑的船身、大红的轮底，像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又像是急着回家赶路那样轻快。
“你爷爷原来就是在这样的轮船上服务。他的大半辈子就是在轮船上度过的。”我对儿子菽说。菽和我来到宝岛是为了迎取我父亲的遗骨。五十六年前，他因病在台湾去世。尽管那时两岸对峙，音信难通，但父亲只要有机会总是想尽办法委托香港的友人辗转传递家书给翘首鹄望的家中。这些信息虽说是间隔很久，偶尔才有的，但对母亲和六个子女来说都是那么珍贵稀罕。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五十三岁壮年的他竟孤身一人匆匆客死异乡。从此断了消息，他在台湾十一二年的生前身后完全成了一片空白，我们都茫然不知。
二十年前我应“贤志文教基金会”邀请访问过台湾，也曾托请朋友帮忙寻找他的遗骨线索，没有结果。长久以来，我已失去信心，但总是悬存心底，到了如今耄耋之年，仍还不能放下。今年春天与老同学菊在电话里闲聊时偶然谈起此事。没想到她却热心地说：“没问题，我可以托在台湾的亲戚帮忙寻找。”我以为说过也就算了。没有想到她竟认真当回事，随后就托请她的亲戚代办；更没有想到秀如嫂与我非亲非故、素昧平生，却为了菊的托付专程从新北市远程奔走几百里路，到高雄市造访了新兴区户政事务所查询。
这是一个政府机关，按照规定不能随意透露个人信息资料，但是他们还是告知确曾有其人，并且事后热心帮助通知了父亲在台湾有关的联系人，请他们自己决定愿否与我们联系。这时出现了一位父亲在台湾的养女陈露芬，父亲去世时她仅有五岁，如今她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她的身份证上一直填写着我父亲的名字，以我父亲的女儿身份活在这世上。当她得知大陆的大哥来探询父亲的消息后，当然格外地激动，就主动与秀如嫂取得了联系，告知父亲的遗骨寄存在基隆市十方大觉寺内。秀如嫂为了核实此事，就给大觉寺打了电话，按我提供的父亲名字和卒年，居然在通话时就得到了确認。但是，秀如嫂仍然还是不大放心，他们夫妇约了住在苗栗县的露芬夫妇到基隆市大觉寺会面，事先让我从微信中把父亲的照片传了给她。她们到达寺庙后，去了墓室，寻找到了父亲的遗骨，同时陈列的还有装在镜框里的照片和牌位，灵盒上刻写着“显考陈公顺华府君之灵骨”。所有的都核对无误。秀如嫂还献了鲜花，捐了香火钱，代我祭拜了父亲。
秀如嫂原在一家电子工厂做工，现已退休。她把寻访的经过告诉了我的同学菊，菊又转告了我。我的心里复杂极了，几十年来父亲的身后音信杳无，一旦有了下落，那种莫名的激动真的是无法说清楚的。我对秀如嫂的认真、热心、做事利落干净明快、善良侠义，更是说不出来地感激、钦佩和敬重。我平时最不喜欢叨扰别人，这次竟然给一位陌生人添了大麻烦，使他们费了时间、精力、金钱，在几个城市里奔来跑去，与有关方面交涉恳谈，真是难为他们了！我实在惭愧不安。我把这样的心情对菊说了，菊说：“没有事的。秀如嫂是基督徒，他们喜欢帮助人，常以做善事为乐。”她还转达秀如嫂的话：“千万别说麻烦。能帮陈老先生回到家乡，对我是件快乐的事。我也为陈丹晨感到高兴。”
于是，我们父子俩做了一些准备，十月底启程到了台湾，第一站就是高雄。
我们访问了当地新兴区户政事务所。这是一个区“行政中心”下属的单位。在这个大楼里，区政府机关大多都在这里。没有门卫，也没有传达室，按照大堂墙上挂的铭牌标示各机关所在楼层。我们径自上了二楼，就是他们的办公地。有一位工作人员迎前问找谁，听说是找他们的主任，而且已经约好了，里面另一位就接过来说：“是的，请进里面来。”
方主任大概有五十岁左右年纪，两鬓有点灰白，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细语，非常斯文，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接待我们，我们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在我们对面陪着叙谈的还有一位姓陈的女科长，也有五十左右年纪，说话也很温和。在这之前，我曾和他们有过书信来往。如今面谈，他们仍然坚持要按政府规定办，即：为了保护个人信息资料，大陆人员查询必须通过台湾的“海基会”，或者由户籍资料里载有的本人亲属申请，才能得到允许。我们当然尊重这样的规定，理解作为政府机关必须严格按章办事，但也希望能够灵活处理。在谈话过程中，方主任和陈科长始终没有查问过我的身份、职业以及任何证件，他们就与平日接待其他老百姓一样信任我们，听着我们的诉说很同情，就和我们一起想办法，在遵守规定的情况下，怎么解决、满足我们的要求。说着说着，他们介绍说：户籍资料管理已经在全台湾联网，提示可以让陈露芬以养女身份在任何一个地区的户政所查询。
谈话结束后，方主任送我们到电梯门口，笑着作揖施礼道别，我们还礼辞谢。回到住所依照这个提示，就打电话请露芬帮我们去查询。果然第二天在她所住的苗栗县三义乡户政事务所就查到并且打印给了我们。在父亲的户籍资料里，有我们以前知道的祖父母和我母亲的名字，有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养女露芬的名字、还有父亲在高雄先后两个住址以及他在高雄分公司里担任的职务等等。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好像父亲到台湾后十几年的情形渐渐地有了一点轮廓了。
我的父亲出生在浙东太白山麓天童村。那是风景秀丽，被称为“东南佛国”的著名佛家圣地天童禅寺所在地。他三岁丧母，七岁时抚养他的祖母也辞世了。于是，正在上海创业奋斗的我的祖父接他到上海新家。他在祖父已经续弦的太太，也就是我的后祖母养育下读书长大。我的祖父是位传奇式的人物，本是像祖辈一样的山民；至今我也不知道一个深山岙里的人来到上海寻找新的机遇，经过几年的打拚，怎么会进入到当时最大的洋行之一“怡和洋行”负责管理一艘行驶在长江的现代化大轮船。父亲长大后也跟着在船上学习工作。 于是，他就喝酒浇愁。久而久之，喝酒喝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凶，连小露芬都感到可怕。战乱损害了他的心，酒精毒害了他的身体，他终于病倒了……这次我们访问了他服务的公司，早已在数十年前重组成一个新的海运集团，承蒙人力资源部邓小姐热心帮助，在尘封了近六十年的档案里查找到了父亲的“死亡诊断书”：医生签署的“致死之直接原因”是“肝炎”；“引起上述之因素或病症”，“主要因为酗酒者所患之肝硬化”，“出血，溢血”。我以前曾在一家医院急救室里亲眼目睹过这种病人出血喷涌时的可怕现象，也就印证了露芬所说的情况确是真实的。
听到、看到、想到父亲是在这样痛苦的思乡想家的绝望情况下酗酒成疾而不治，在那一年底的最后一夜凌晨，没有一个亲人在身旁，孤寂一人凄凉地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人间多么悲惨不幸的一幕，但又是悄无声息地不为人所知。在那多事之秋、战乱对峙的年代，不过是轻如鸿毛而已。
父亲病重时送进台北的医院，逝世后所有善后事宜，都是由好心的海员工会和共过患难的同事们帮着安排料理。我以前看到过灵堂的照片，布置得很隆重庄严，挂着许多横幅和挽联，吊唁的人也不少。照片是事后辗转寄来的，在“文革”时被我母亲烧掉了，如今想来痛悔莫及。至于那位女子，早在父亲病重时就已卷了细软财物偷偷地溜走了。剩下五岁的露芬，因为是经过合法的领养手续，父亲的户籍资料里都是载明的，所以公司里按月发给露芬抚恤金，直到她十六岁为止。露芬说，这笔抚恤金还比较丰厚；父亲逝后那女子又回来了，与露芬共同享用，当然生活在一起，也就起了抚养她的作用。
露芬说：“爸爸在世时，是我一生中最快乐享福的日子。爸爸一走，从此我就吃苦了，再也没有了好日子。”
露芬对秀如嫂说过，对我又说，父亲是如何疼爱她：小小年纪，父亲把她打扮得像个公主，烫了发，穿着漂亮的衣衫和裙子；还给她打了金锁片挂在脖子上，小手指戴着好几个金戒指。这从露芬至今保存着的儿时照片得到证明。每当她说起这些往事时，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来回复述，似乎沉浸在甜美的回忆里。我理解她：因为对她是多么重要，是她一生中仅有而短暂的幸福时光，她怎么能不牵萦在心呢！我也能理解父亲是把日夜思念六个亲生孩子的爱很自然地移情倾注到了露芬身上。那是混合着多么苦涩和复杂的感情啊！
失去了疼爱她的养父后，陈露芬开始与这个没有“养母”名分的女子共同生活，期间读书到国中（相当于大陆的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那女子仍然还是一味打牌取乐，对她动辄打骂、虐待。十七岁时，那女子把她卖给了一个离岛上年纪大许多的果园主，得了八万元钱。陈露芬与那果园主生了四个孩子，但并没有得到善待，也是不断受到打骂虐待，吃够了苦头。直到三十岁时，她在现在的丈夫帮助下逃了出来。从此生活安定了，与丈夫感情也很好。但因丈夫做生意、打工都不顺，生活比较艰难。看到她满头白发、委顿不振，与和她几乎同岁的秀如嫂相比，好像两人相差十来岁似的。秀如嫂也是一位打工干活的工人，但却干净利落、显得年轻有生气多了。估计陈露芬是因为身世悲惨、长期吃苦受难之故。幸亏现在的丈夫照顾她很周到细致。
想到她一方面因为得到父亲的荫庇才有了一份抚恤金保证她的生活成长，所以一直感怀在心，就连她身份证上的“父亲栏”填写的也是我父亲的名字。但是，她却从未到父亲灵骨前祭扫过。当她知道我们在查访父亲时，她又主动热心告诉了父亲遗骨的下落，使我们有了这次台湾之行。所以，看到露芬夫妇，我心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滋味，同情、怜惜、感激、庆幸……
知道了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在台北度过的，我们也就在这块土地上踏访寻找他的足迹。我们住在西门町的一个商旅酒店里。在北京时就用手机在网上预订了房间，也在网上用人民币预付了全部住宿费。凡将要去到的三个城市，台北、高雄、基隆，都是这样事先已经办妥了。我们每到达一处，刚进门，柜台里的先生或小姐就会笑容满面地起立相迎，亲切安排招待，让我们轻松入住。想到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台湾，还是从香港转道而入的，心里多少有点惴惴不安。如今使我惊讶遐想不已的是：被大海间隔的两地，曾经被战争阴云笼罩得密不透风，几乎像阴阳两个世界那样严峻可怕而生死不相往来。父亲当年是多么盼望但也无法想像会像现在这样只需三个小时就轻轻松松飞过海峡了，令人叹息的是如今我们见到的只有亲人的遗骨了。
我们是坐高铁往返在高雄和台北之间，大概有三百多公里，需一个半小时。那天我刚登上列车，在过道上拖着拉杆箱只顾看行李架上的标志寻找我的座位，忽然意识到我的行李挡了许多旅客的路时，赶紧向身后静静站着等候的女客致歉说：“不好意思！”随后把行李挪开让出一条路来。那是一位大约四五十岁的妇女，衣着素朴平常，拉着沉重的行李车。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竟同时对我鞠了一躬，很抱歉的样子，说：“不好意思！”我想明明是我擋了他们的路，她有什么可抱歉，还行了大礼！稍后才慢慢地懂得，想是她觉得给我添了麻烦，这倒使我不安了很久。
类似的事在那几天遇到了好几次。我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陌生地方就喜欢收集当地的地图。台北、高雄市内的便利店很多，往往走不多路就可遇见一家7-11。问一位年轻店员：“请问有台北地图吗？”那小姑娘竟一脸抱歉，展着羞涩的笑容迟迟疑疑像是说不出口似的：“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这也罢了。另一次，也是一家便利店，是一位年轻的男店员，回答我“没有”之后，他又不放心，问正在收银的女孩子“我们店有没有地图？”得知确实没有，他又非常抱歉地陪着我们走出店门，指着斜对面的一家超市，说：“请到对面看看，他们那边可能会有。不好意思。”好像没有满足顾客的需要，是他们的过失似的。又有一次，我去一家银行兑换钱钞。那些柜员每次见到顾客来就会起立迎上。那位男柜员说：“你这个钱，请到台湾银行，他们可以兑换。”我问：“台湾银行在哪里？”他听了，说：“请等一下。”开始我不明白叫我等是什么意思，忽然看见他从柜台里绕着走出来，陪着我到门口指点说：“往前走到路口，过马路，往右转弯再走一条马路，就能看见台湾银行了！”我当然再三感谢，谢谢他的指引。因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服务。 遇到这样的事，我总是会自然地联想起父亲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十一二年，和这样一些和善热心的人相处交往。甚至我走路都在这样想个不停。过马路时，看见绿灯可以不慌不忙安心穿越。因为路口总有竖着的警示牌“行人优先”。大小汽车在人行横道的好几米远静静地停在那里，不会逼停在你的脚边让你心惊。更不必担心从左右会有三股车流拐弯冲驶过来，让你躲闪避让不知所措。无论高铁、地铁、公交等等，设有“博爱座”，除了老幼病残孕外，从不见年轻人占着座，宁可空着。最有意思的是，在火车站里看见残疾人开着电动轮椅到处随意走动，上下有升降机运送；进入车厢，那里有专门设置的空间和胶带供他们轮椅停放和拴住，完全毋需旁人帮忙推扶。只是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位残障人睡着了，到站没有及时下车。连车长都过来招呼唤醒帮着推车到站台，因此晚了几分钟班车才启动驶离。
我想，当年父亲病危，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全靠海员工会和同事从高雄远程跋涉护送到台北的医院。这医院据说还是宋美龄创办的，不知確否，但那是一个比较好的医院是肯定的。辞世后，善后的各种麻烦杂事也是这些朋友帮着料理的，直到送他的遗骨存放到基隆市十方大觉寺。这一切让我感铭在心。父亲地下有知，才可能过了五十六年后重见自己的子孙来接他回家。那些善良热心的人们，好像就是我遇到的秀如嫂、酒店服务员、店员、柜员、计程车司机和不知名的旅客……
在台湾十天时间里，我们出行坐过高铁、捷运、火车，最多还是坐了近二十次的计程车，因为人地生疏贪方便之故。计程车司机的服务都很周到，上下车总是主动热诚帮着提放行李，到站下车道别。最使我意外的是很多司机已是五十左右上了年纪的。有一次还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他说已是六十岁了，为了生计还得辛苦干活工作。年轻人好像也不轻松。有一次早餐时，看见一位服务员长得很文气清秀，像是打工的女学生，在那里忙乎收拾碗碟送餐。酒店餐厅是不供应午晚餐的。中午我们在街上吃完了饭，回来路过餐厅，看见她还在进进出出忙着。我不免好奇问她：“你还没有休息？”她轻声说：“快了，过一会就可以下班了！”看来那里的人们为了生活还是很辛苦敬业，早早晚晚兢兢业业，不敢懈怠。我又想起父亲一样也是很辛勤的，一年到头远航漂泊海外，生前担任着一定职务，据说薪酬较高，连陈露芬都知道“爸爸有很多钱”。但是，且不说没有留下一文钱、一件物什，连片纸只字都无。我问露芬：“有没有保存下来的照片、字迹之类的东西？哪怕只有一张半点？”露芬回答说：“一点也没有了。”看来父亲身后真的是像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因为此行是为了迎回遗骨，所以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作任何游览观光、看望友人的活动。我们住在西门町，倒也顺便领略了一点繁华热闹的景象。早在几十年前，看台湾小说常把热闹的场景置放在西门町上演，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许多名篇都写到那些女人们逛街、吃京沪小吃、看戏、跳舞、做头发……都喜欢到西门町来享受一番。我们住的武昌街二段不到二三百步路就有电影院三家，据说周围更多达二三十家。就在我们的窗下不远处，可以看见热心的年轻观众排很长的队买票，为了观看汤姆·克鲁斯的新片。大小商场、店铺、餐馆、饮品、服饰、娱乐场所林立，密布在方圆一二公里的地域之间。那里的街道也很窄，大多是步行街。车辆限时通行，但都设置红绿灯；没有什么摩天大厦、玻璃幕墙之类新建筑，倒是往往局促在一个小门脸里开着名牌店铺。酒店大堂也不过三五十平米的场地而已。好像所有的空间都被尽量节省充分利用到极致。我们到那里的第一个夜晚，出酒店觅食，想吃一顿稍微舒坦的晚饭，找到一家从很窄的楼梯上去，店堂面积仅仅四五十平米，摆了七八张桌子，服务员、大司务显然都是一家子。做的饭菜都还可口。后来遇到的很多餐馆都是这样的。晚饭后趁回酒店之便，漫步观望，几乎是人潮如织、摩肩接踵。灯光耀眼，照得天空都是五彩缤纷。虽说这里是台北最具有标志性的新潮时尚之街，衣香鬓影，但是许多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子却照样站在饮食店门外、街的中间，端着小盆子吃零食。路口正好有一群学生合唱团在演唱。那边又有几位男生在打架子鼓，颇得观众掌声。那番热闹繁华的气氛确实能使人感动兴奋。
我发现自己在这中间似乎很有点不相称，成了罕见独有的另类了。我感叹地对菽说：“你有没有发现，像我这样年纪的老人在这个场合是找不到第二个了。”菽扫视了一下现场，笑着说：“不仅像你那样的没有，就是像我这样五十过了的人都没有的。”满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男男女女，成双成对，都是年轻人，那么欢乐，那么轻快愉悦，那么无忧无虑，充满了青春活力，放怀享受幸福的和平安定的生活。他们怎么会知道父辈们曾经的遭遇，怎么能理解战乱对于人们的伤害之巨是无法言说的。战争是头怪兽，每次遭受最大伤害的无例外总是平民百姓，承受着巨大的灾难和痛苦，毁灭的是无法弥补偿还的生命和破碎的家庭。如今岂止年轻人，即使上了一些年纪的人也未必懂得。我想起《东京梦华录》描写北宋时京师的繁华极一时之盛，作者孟元老也长叹说“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我在这时好像也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有这样的感受。想到我们的家庭遭遇在那个时代大变动中实在是太多太普遍太不算什么大事。但是，从个人来说，创伤之巨只有自知了。我总希望现代文明世界里不要再发生曾经有过的悲剧了。
每天上午，我们出门时看到的景象会与昨夜完全不一样。尽管经过成千上万人的活动，街上依然整洁，却已静寂无声，行人稀少，很多商店到了中午还迟迟没有开门，与夜晚时的风光无限、色彩斑斓完全是两回事了：像是剧场的后台，曾经的灯光耀眼、美不胜收的景物成了七零八落的板块道具，又像是卸了妆的演员不再艳丽、全无颜色了，更像是宿醉后的酒徒一副倦态疲惫的样子。瞬间的变化使我想到父亲的命运遭际和人世的无常。
三
从台北到基隆坐台铁列车只需四十分钟，票价只售台币四十多元，约折人民币不到十元。可能是为了照顾和方便周围卫星城到台北的学生和上班族，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趟班车。
基隆是最北边的一个港口城市，是高雄以外第二大港，早先比高雄还要繁盛，所以海运公司总部一直设在那里。但港口作用比较以前显得衰落了，城市建筑的色调也比较陈旧灰暗。我们到了基隆市后，当天下午就赶到父亲原来工作的公司总部去作一次访问。那公司设在这个城市南边七堵区火车站附近，周围好像都是低矮的民房，像个乡镇似的，唯有这个现代化乳白色高楼矗立其间。人力资源部邓小姐接待我们。她约有五十岁左右，资历很深，说话像是与熟人聊天似的，非常温和亲切。她再三解释，因为年代久远，公司多次重组变化较大，连公司的名字都改了，所以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档案资料已不齐全。有关父亲的部分能够提供给我们也很有限。她对我们家庭遭遇很是同情，还说及她的父辈也曾是公司里的老员工，所以她能理解我们的心情。她澄清了我们原来的误会：帮着料理父亲善后的事情是由海员工会承担的，而不是公司方面。她也备述父亲这辈船员，经历战乱时期的航运生活，尤其艰辛险恶，不少人遭遇到妻离子散的悲剧。最终她还是好不容易从档案里找到五十六年前医院签署的父亲“死亡诊断书”，对我们十分重要和宝贵。
我站在旗津岛的海水浴场，看汪洋大海，宽阔无边的波涛汹涌，一排又一排地奔袭冲撞而来，也像是一座座山峦峰巅奔涌到你面前，崩塌溅落成美丽的水珠四射。极目远眺还是那样恣肆沸腾的海水，没有尽头，没有边际线，真的是白茫茫水天一色。这就是闻名天下的台湾海峡。多么壮丽雄奇的大海！看另一边，高雄港湾里的波浪也在涌动，只是似乎变得温和些了。看那海水是任何大江大湖不能比拟的，它雄壮气势令人惊骇，它碧蓝得深不可测，它美丽魅惑使你晕眩。旗津岛像一把长长的利剑，又像一条长长的门闩，横卧在港湾前，守卫迎送来来往往的船只。
从旗津岛看港湾沿岸码头停泊的轮船，一排排列队整齐，高举的起重机杆似乎显得遥远渺小，可见港湾海面是多么开阔水深，又有多少巨轮可以自由轻松驶入驶出。这不，说话间，正看见一艘庞然大物快速驶来。漆黑的船身、大红的轮底，像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又像是急着回家赶路那样轻快。
“你爷爷原来就是在这样的轮船上服务。他的大半辈子就是在轮船上度过的。”我对儿子菽说。菽和我来到宝岛是为了迎取我父亲的遗骨。五十六年前，他因病在台湾去世。尽管那时两岸对峙，音信难通，但父亲只要有机会总是想尽办法委托香港的友人辗转传递家书给翘首鹄望的家中。这些信息虽说是间隔很久，偶尔才有的，但对母亲和六个子女来说都是那么珍贵稀罕。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五十三岁壮年的他竟孤身一人匆匆客死异乡。从此断了消息，他在台湾十一二年的生前身后完全成了一片空白，我们都茫然不知。
二十年前我应“贤志文教基金会”邀请访问过台湾，也曾托请朋友帮忙寻找他的遗骨线索，没有结果。长久以来，我已失去信心，但总是悬存心底，到了如今耄耋之年，仍还不能放下。今年春天与老同学菊在电话里闲聊时偶然谈起此事。没想到她却热心地说：“没问题，我可以托在台湾的亲戚帮忙寻找。”我以为说过也就算了。没有想到她竟认真当回事，随后就托请她的亲戚代办；更没有想到秀如嫂与我非亲非故、素昧平生，却为了菊的托付专程从新北市远程奔走几百里路，到高雄市造访了新兴区户政事务所查询。
这是一个政府机关，按照规定不能随意透露个人信息资料，但是他们还是告知确曾有其人，并且事后热心帮助通知了父亲在台湾有关的联系人，请他们自己决定愿否与我们联系。这时出现了一位父亲在台湾的养女陈露芬，父亲去世时她仅有五岁，如今她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她的身份证上一直填写着我父亲的名字，以我父亲的女儿身份活在这世上。当她得知大陆的大哥来探询父亲的消息后，当然格外地激动，就主动与秀如嫂取得了联系，告知父亲的遗骨寄存在基隆市十方大觉寺内。秀如嫂为了核实此事，就给大觉寺打了电话，按我提供的父亲名字和卒年，居然在通话时就得到了确認。但是，秀如嫂仍然还是不大放心，他们夫妇约了住在苗栗县的露芬夫妇到基隆市大觉寺会面，事先让我从微信中把父亲的照片传了给她。她们到达寺庙后，去了墓室，寻找到了父亲的遗骨，同时陈列的还有装在镜框里的照片和牌位，灵盒上刻写着“显考陈公顺华府君之灵骨”。所有的都核对无误。秀如嫂还献了鲜花，捐了香火钱，代我祭拜了父亲。
秀如嫂原在一家电子工厂做工，现已退休。她把寻访的经过告诉了我的同学菊，菊又转告了我。我的心里复杂极了，几十年来父亲的身后音信杳无，一旦有了下落，那种莫名的激动真的是无法说清楚的。我对秀如嫂的认真、热心、做事利落干净明快、善良侠义，更是说不出来地感激、钦佩和敬重。我平时最不喜欢叨扰别人，这次竟然给一位陌生人添了大麻烦，使他们费了时间、精力、金钱，在几个城市里奔来跑去，与有关方面交涉恳谈，真是难为他们了！我实在惭愧不安。我把这样的心情对菊说了，菊说：“没有事的。秀如嫂是基督徒，他们喜欢帮助人，常以做善事为乐。”她还转达秀如嫂的话：“千万别说麻烦。能帮陈老先生回到家乡，对我是件快乐的事。我也为陈丹晨感到高兴。”
于是，我们父子俩做了一些准备，十月底启程到了台湾，第一站就是高雄。
我们访问了当地新兴区户政事务所。这是一个区“行政中心”下属的单位。在这个大楼里，区政府机关大多都在这里。没有门卫，也没有传达室，按照大堂墙上挂的铭牌标示各机关所在楼层。我们径自上了二楼，就是他们的办公地。有一位工作人员迎前问找谁，听说是找他们的主任，而且已经约好了，里面另一位就接过来说：“是的，请进里面来。”
方主任大概有五十岁左右年纪，两鬓有点灰白，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细语，非常斯文，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接待我们，我们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在我们对面陪着叙谈的还有一位姓陈的女科长，也有五十左右年纪，说话也很温和。在这之前，我曾和他们有过书信来往。如今面谈，他们仍然坚持要按政府规定办，即：为了保护个人信息资料，大陆人员查询必须通过台湾的“海基会”，或者由户籍资料里载有的本人亲属申请，才能得到允许。我们当然尊重这样的规定，理解作为政府机关必须严格按章办事，但也希望能够灵活处理。在谈话过程中，方主任和陈科长始终没有查问过我的身份、职业以及任何证件，他们就与平日接待其他老百姓一样信任我们，听着我们的诉说很同情，就和我们一起想办法，在遵守规定的情况下，怎么解决、满足我们的要求。说着说着，他们介绍说：户籍资料管理已经在全台湾联网，提示可以让陈露芬以养女身份在任何一个地区的户政所查询。
谈话结束后，方主任送我们到电梯门口，笑着作揖施礼道别，我们还礼辞谢。回到住所依照这个提示，就打电话请露芬帮我们去查询。果然第二天在她所住的苗栗县三义乡户政事务所就查到并且打印给了我们。在父亲的户籍资料里，有我们以前知道的祖父母和我母亲的名字，有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养女露芬的名字、还有父亲在高雄先后两个住址以及他在高雄分公司里担任的职务等等。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好像父亲到台湾后十几年的情形渐渐地有了一点轮廓了。
我的父亲出生在浙东太白山麓天童村。那是风景秀丽，被称为“东南佛国”的著名佛家圣地天童禅寺所在地。他三岁丧母，七岁时抚养他的祖母也辞世了。于是，正在上海创业奋斗的我的祖父接他到上海新家。他在祖父已经续弦的太太，也就是我的后祖母养育下读书长大。我的祖父是位传奇式的人物，本是像祖辈一样的山民；至今我也不知道一个深山岙里的人来到上海寻找新的机遇，经过几年的打拚，怎么会进入到当时最大的洋行之一“怡和洋行”负责管理一艘行驶在长江的现代化大轮船。父亲长大后也跟着在船上学习工作。 于是，他就喝酒浇愁。久而久之，喝酒喝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凶，连小露芬都感到可怕。战乱损害了他的心，酒精毒害了他的身体，他终于病倒了……这次我们访问了他服务的公司，早已在数十年前重组成一个新的海运集团，承蒙人力资源部邓小姐热心帮助，在尘封了近六十年的档案里查找到了父亲的“死亡诊断书”：医生签署的“致死之直接原因”是“肝炎”；“引起上述之因素或病症”，“主要因为酗酒者所患之肝硬化”，“出血，溢血”。我以前曾在一家医院急救室里亲眼目睹过这种病人出血喷涌时的可怕现象，也就印证了露芬所说的情况确是真实的。
听到、看到、想到父亲是在这样痛苦的思乡想家的绝望情况下酗酒成疾而不治，在那一年底的最后一夜凌晨，没有一个亲人在身旁，孤寂一人凄凉地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人间多么悲惨不幸的一幕，但又是悄无声息地不为人所知。在那多事之秋、战乱对峙的年代，不过是轻如鸿毛而已。
父亲病重时送进台北的医院，逝世后所有善后事宜，都是由好心的海员工会和共过患难的同事们帮着安排料理。我以前看到过灵堂的照片，布置得很隆重庄严，挂着许多横幅和挽联，吊唁的人也不少。照片是事后辗转寄来的，在“文革”时被我母亲烧掉了，如今想来痛悔莫及。至于那位女子，早在父亲病重时就已卷了细软财物偷偷地溜走了。剩下五岁的露芬，因为是经过合法的领养手续，父亲的户籍资料里都是载明的，所以公司里按月发给露芬抚恤金，直到她十六岁为止。露芬说，这笔抚恤金还比较丰厚；父亲逝后那女子又回来了，与露芬共同享用，当然生活在一起，也就起了抚养她的作用。
露芬说：“爸爸在世时，是我一生中最快乐享福的日子。爸爸一走，从此我就吃苦了，再也没有了好日子。”
露芬对秀如嫂说过，对我又说，父亲是如何疼爱她：小小年纪，父亲把她打扮得像个公主，烫了发，穿着漂亮的衣衫和裙子；还给她打了金锁片挂在脖子上，小手指戴着好几个金戒指。这从露芬至今保存着的儿时照片得到证明。每当她说起这些往事时，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来回复述，似乎沉浸在甜美的回忆里。我理解她：因为对她是多么重要，是她一生中仅有而短暂的幸福时光，她怎么能不牵萦在心呢！我也能理解父亲是把日夜思念六个亲生孩子的爱很自然地移情倾注到了露芬身上。那是混合着多么苦涩和复杂的感情啊！
失去了疼爱她的养父后，陈露芬开始与这个没有“养母”名分的女子共同生活，期间读书到国中（相当于大陆的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那女子仍然还是一味打牌取乐，对她动辄打骂、虐待。十七岁时，那女子把她卖给了一个离岛上年纪大许多的果园主，得了八万元钱。陈露芬与那果园主生了四个孩子，但并没有得到善待，也是不断受到打骂虐待，吃够了苦头。直到三十岁时，她在现在的丈夫帮助下逃了出来。从此生活安定了，与丈夫感情也很好。但因丈夫做生意、打工都不顺，生活比较艰难。看到她满头白发、委顿不振，与和她几乎同岁的秀如嫂相比，好像两人相差十来岁似的。秀如嫂也是一位打工干活的工人，但却干净利落、显得年轻有生气多了。估计陈露芬是因为身世悲惨、长期吃苦受难之故。幸亏现在的丈夫照顾她很周到细致。
想到她一方面因为得到父亲的荫庇才有了一份抚恤金保证她的生活成长，所以一直感怀在心，就连她身份证上的“父亲栏”填写的也是我父亲的名字。但是，她却从未到父亲灵骨前祭扫过。当她知道我们在查访父亲时，她又主动热心告诉了父亲遗骨的下落，使我们有了这次台湾之行。所以，看到露芬夫妇，我心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滋味，同情、怜惜、感激、庆幸……
知道了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在台北度过的，我们也就在这块土地上踏访寻找他的足迹。我们住在西门町的一个商旅酒店里。在北京时就用手机在网上预订了房间，也在网上用人民币预付了全部住宿费。凡将要去到的三个城市，台北、高雄、基隆，都是这样事先已经办妥了。我们每到达一处，刚进门，柜台里的先生或小姐就会笑容满面地起立相迎，亲切安排招待，让我们轻松入住。想到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台湾，还是从香港转道而入的，心里多少有点惴惴不安。如今使我惊讶遐想不已的是：被大海间隔的两地，曾经被战争阴云笼罩得密不透风，几乎像阴阳两个世界那样严峻可怕而生死不相往来。父亲当年是多么盼望但也无法想像会像现在这样只需三个小时就轻轻松松飞过海峡了，令人叹息的是如今我们见到的只有亲人的遗骨了。
我们是坐高铁往返在高雄和台北之间，大概有三百多公里，需一个半小时。那天我刚登上列车，在过道上拖着拉杆箱只顾看行李架上的标志寻找我的座位，忽然意识到我的行李挡了许多旅客的路时，赶紧向身后静静站着等候的女客致歉说：“不好意思！”随后把行李挪开让出一条路来。那是一位大约四五十岁的妇女，衣着素朴平常，拉着沉重的行李车。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竟同时对我鞠了一躬，很抱歉的样子，说：“不好意思！”我想明明是我擋了他们的路，她有什么可抱歉，还行了大礼！稍后才慢慢地懂得，想是她觉得给我添了麻烦，这倒使我不安了很久。
类似的事在那几天遇到了好几次。我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陌生地方就喜欢收集当地的地图。台北、高雄市内的便利店很多，往往走不多路就可遇见一家7-11。问一位年轻店员：“请问有台北地图吗？”那小姑娘竟一脸抱歉，展着羞涩的笑容迟迟疑疑像是说不出口似的：“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这也罢了。另一次，也是一家便利店，是一位年轻的男店员，回答我“没有”之后，他又不放心，问正在收银的女孩子“我们店有没有地图？”得知确实没有，他又非常抱歉地陪着我们走出店门，指着斜对面的一家超市，说：“请到对面看看，他们那边可能会有。不好意思。”好像没有满足顾客的需要，是他们的过失似的。又有一次，我去一家银行兑换钱钞。那些柜员每次见到顾客来就会起立迎上。那位男柜员说：“你这个钱，请到台湾银行，他们可以兑换。”我问：“台湾银行在哪里？”他听了，说：“请等一下。”开始我不明白叫我等是什么意思，忽然看见他从柜台里绕着走出来，陪着我到门口指点说：“往前走到路口，过马路，往右转弯再走一条马路，就能看见台湾银行了！”我当然再三感谢，谢谢他的指引。因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服务。 遇到这样的事，我总是会自然地联想起父亲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十一二年，和这样一些和善热心的人相处交往。甚至我走路都在这样想个不停。过马路时，看见绿灯可以不慌不忙安心穿越。因为路口总有竖着的警示牌“行人优先”。大小汽车在人行横道的好几米远静静地停在那里，不会逼停在你的脚边让你心惊。更不必担心从左右会有三股车流拐弯冲驶过来，让你躲闪避让不知所措。无论高铁、地铁、公交等等，设有“博爱座”，除了老幼病残孕外，从不见年轻人占着座，宁可空着。最有意思的是，在火车站里看见残疾人开着电动轮椅到处随意走动，上下有升降机运送；进入车厢，那里有专门设置的空间和胶带供他们轮椅停放和拴住，完全毋需旁人帮忙推扶。只是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位残障人睡着了，到站没有及时下车。连车长都过来招呼唤醒帮着推车到站台，因此晚了几分钟班车才启动驶离。
我想，当年父亲病危，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全靠海员工会和同事从高雄远程跋涉护送到台北的医院。这医院据说还是宋美龄创办的，不知確否，但那是一个比较好的医院是肯定的。辞世后，善后的各种麻烦杂事也是这些朋友帮着料理的，直到送他的遗骨存放到基隆市十方大觉寺。这一切让我感铭在心。父亲地下有知，才可能过了五十六年后重见自己的子孙来接他回家。那些善良热心的人们，好像就是我遇到的秀如嫂、酒店服务员、店员、柜员、计程车司机和不知名的旅客……
在台湾十天时间里，我们出行坐过高铁、捷运、火车，最多还是坐了近二十次的计程车，因为人地生疏贪方便之故。计程车司机的服务都很周到，上下车总是主动热诚帮着提放行李，到站下车道别。最使我意外的是很多司机已是五十左右上了年纪的。有一次还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他说已是六十岁了，为了生计还得辛苦干活工作。年轻人好像也不轻松。有一次早餐时，看见一位服务员长得很文气清秀，像是打工的女学生，在那里忙乎收拾碗碟送餐。酒店餐厅是不供应午晚餐的。中午我们在街上吃完了饭，回来路过餐厅，看见她还在进进出出忙着。我不免好奇问她：“你还没有休息？”她轻声说：“快了，过一会就可以下班了！”看来那里的人们为了生活还是很辛苦敬业，早早晚晚兢兢业业，不敢懈怠。我又想起父亲一样也是很辛勤的，一年到头远航漂泊海外，生前担任着一定职务，据说薪酬较高，连陈露芬都知道“爸爸有很多钱”。但是，且不说没有留下一文钱、一件物什，连片纸只字都无。我问露芬：“有没有保存下来的照片、字迹之类的东西？哪怕只有一张半点？”露芬回答说：“一点也没有了。”看来父亲身后真的是像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因为此行是为了迎回遗骨，所以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作任何游览观光、看望友人的活动。我们住在西门町，倒也顺便领略了一点繁华热闹的景象。早在几十年前，看台湾小说常把热闹的场景置放在西门町上演，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许多名篇都写到那些女人们逛街、吃京沪小吃、看戏、跳舞、做头发……都喜欢到西门町来享受一番。我们住的武昌街二段不到二三百步路就有电影院三家，据说周围更多达二三十家。就在我们的窗下不远处，可以看见热心的年轻观众排很长的队买票，为了观看汤姆·克鲁斯的新片。大小商场、店铺、餐馆、饮品、服饰、娱乐场所林立，密布在方圆一二公里的地域之间。那里的街道也很窄，大多是步行街。车辆限时通行，但都设置红绿灯；没有什么摩天大厦、玻璃幕墙之类新建筑，倒是往往局促在一个小门脸里开着名牌店铺。酒店大堂也不过三五十平米的场地而已。好像所有的空间都被尽量节省充分利用到极致。我们到那里的第一个夜晚，出酒店觅食，想吃一顿稍微舒坦的晚饭，找到一家从很窄的楼梯上去，店堂面积仅仅四五十平米，摆了七八张桌子，服务员、大司务显然都是一家子。做的饭菜都还可口。后来遇到的很多餐馆都是这样的。晚饭后趁回酒店之便，漫步观望，几乎是人潮如织、摩肩接踵。灯光耀眼，照得天空都是五彩缤纷。虽说这里是台北最具有标志性的新潮时尚之街，衣香鬓影，但是许多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子却照样站在饮食店门外、街的中间，端着小盆子吃零食。路口正好有一群学生合唱团在演唱。那边又有几位男生在打架子鼓，颇得观众掌声。那番热闹繁华的气氛确实能使人感动兴奋。
我发现自己在这中间似乎很有点不相称，成了罕见独有的另类了。我感叹地对菽说：“你有没有发现，像我这样年纪的老人在这个场合是找不到第二个了。”菽扫视了一下现场，笑着说：“不仅像你那样的没有，就是像我这样五十过了的人都没有的。”满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男男女女，成双成对，都是年轻人，那么欢乐，那么轻快愉悦，那么无忧无虑，充满了青春活力，放怀享受幸福的和平安定的生活。他们怎么会知道父辈们曾经的遭遇，怎么能理解战乱对于人们的伤害之巨是无法言说的。战争是头怪兽，每次遭受最大伤害的无例外总是平民百姓，承受着巨大的灾难和痛苦，毁灭的是无法弥补偿还的生命和破碎的家庭。如今岂止年轻人，即使上了一些年纪的人也未必懂得。我想起《东京梦华录》描写北宋时京师的繁华极一时之盛，作者孟元老也长叹说“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我在这时好像也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有这样的感受。想到我们的家庭遭遇在那个时代大变动中实在是太多太普遍太不算什么大事。但是，从个人来说，创伤之巨只有自知了。我总希望现代文明世界里不要再发生曾经有过的悲剧了。
每天上午，我们出门时看到的景象会与昨夜完全不一样。尽管经过成千上万人的活动，街上依然整洁，却已静寂无声，行人稀少，很多商店到了中午还迟迟没有开门，与夜晚时的风光无限、色彩斑斓完全是两回事了：像是剧场的后台，曾经的灯光耀眼、美不胜收的景物成了七零八落的板块道具，又像是卸了妆的演员不再艳丽、全无颜色了，更像是宿醉后的酒徒一副倦态疲惫的样子。瞬间的变化使我想到父亲的命运遭际和人世的无常。
三
从台北到基隆坐台铁列车只需四十分钟，票价只售台币四十多元，约折人民币不到十元。可能是为了照顾和方便周围卫星城到台北的学生和上班族，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趟班车。
基隆是最北边的一个港口城市，是高雄以外第二大港，早先比高雄还要繁盛，所以海运公司总部一直设在那里。但港口作用比较以前显得衰落了，城市建筑的色调也比较陈旧灰暗。我们到了基隆市后，当天下午就赶到父亲原来工作的公司总部去作一次访问。那公司设在这个城市南边七堵区火车站附近，周围好像都是低矮的民房，像个乡镇似的，唯有这个现代化乳白色高楼矗立其间。人力资源部邓小姐接待我们。她约有五十岁左右，资历很深，说话像是与熟人聊天似的，非常温和亲切。她再三解释，因为年代久远，公司多次重组变化较大，连公司的名字都改了，所以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档案资料已不齐全。有关父亲的部分能够提供给我们也很有限。她对我们家庭遭遇很是同情，还说及她的父辈也曾是公司里的老员工，所以她能理解我们的心情。她澄清了我们原来的误会：帮着料理父亲善后的事情是由海员工会承担的，而不是公司方面。她也备述父亲这辈船员，经历战乱时期的航运生活，尤其艰辛险恶，不少人遭遇到妻离子散的悲剧。最终她还是好不容易从档案里找到五十六年前医院签署的父亲“死亡诊断书”，对我们十分重要和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