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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赝科学是近年出现的继伪科学、民科之后的又一种非科学现象，赝科学出版物是赝科学理论的主要载体。通过结合时代背景界定了赝科学的概念，对此类出版物的现状进行了调查，描摹出赝科学理论内部的新造概念、拼凑关联、诉诸传统文化等核心特征，并对此类理论普遍持有的一类“统包一切”的系统观进行了辨析。对赝科学现象的形成原因提供了部分解释，赝科学出版物的现状说明了当下正确地普及科学仍然是重要的任务。
关键词 赝科学 任意关联 新造概念 系统观 相对主义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一 赝科学的概念
“赝科学”的概念，指代所有不被主流科学界或政府认可的、自我宣称能够实现科学现有部分或全部功能的理论体系。赝科学是这样的一类非科学现象：已经可以由科学解释的问题，赝科学试图提供另一种解释代替科学解释，还声称能解决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赝科学以一种系统联系观描述事物间的普遍关联，以类比为建立关联的主要方法。赝科学研究的领域不限于科学所涉及的客觀世界，其野心可以推广到包括心灵与宇宙外世界在内的宏观整体存在。赝科学有强烈的“无所不包”倾向，使用新的概念，创造新的理论，强调并渲染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另外，赝科学还试图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采取一种统摄的态度，并在这一过程中流露出某种民族主义情绪。赝科学的理论是五花八门的“民间学术”的重要参与者之一，赝科学现象以赝科学理论的面目呈示，其背后有一个颇具规模、特征鲜明的内容生产者群体。
与“赝科学”相关的关键词包括“伪科学”“类科学”“民科”等等，前人对此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刘华杰教授在“伪科学”的基础上用一种较宽泛的方式定义了“类科学”一词，对科学与类科学的划界提出了一种合乎中国国情的标准，并对人体特异功能等个案做了案例研究[1]。他引述了国外学者在科学划界中分割常规科学和非常规科学的各种观点，并正确地在类科学的研究中以外部考察为主要方法。田松教授的民科系列研究文章指出了“民科”这一非科学内容生产方的几个典型特点，使用一种田野调查式的方法丰富了非科学研究的侧面[2—4]。“赝科学”的说法最初由郝柏林院士在2002年提出，他指出国人往往使用“伪科学”一词对应英文中pseudo-science一词，而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当使用“伪科学”与“赝科学”两个词来翻译，并赋予它们不同的涵义[5]。论及赝科学的实质，郝柏林院士进一步解释道：“所谓赝科学，大都基于一定的事实，辅以各种联想和推论，却没有用现代科学方法去证实和排伪。”他同时指出了赝科学的几个特征：
其一，某些在自己领域中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在其它领域搞起赝科学，更富迷惑作用;
其二，从事赝科学的人士不在真正的理论和实验上下功夫去证明自己的主张，却借助宣传和媒体扩大自己的影响;
其三，他们热衷于提出新名词甚至新学科，却未见把那一门新学科推进到底，使之成为科学;
其四，由于过去的贡献，他们容易取信于领导，受到支持。
郝柏林院士在这里给出的并不是对“赝科学”的精确定义，而更近似一种现象描述。如前所述，郝柏林强调“赝科学”区别于一般意义上“伪科学”的特征，他指出：“近些年我国学术界批判的伪科学，多属江湖骗术，其实与‘科学’二字并无关系。然而，赝科学却是许多科学技术工作者往往难以辨认的一类非科学现象，宜提请学术界注意其普遍性和危害性。”[5]与此同时他也同意，若不把赝科学误认为真正的科学，则赝科学“可能也并无大害”。在郝文中，历史上赝科学的例子以歌德的植物学研究和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研究为代表，而放到中国，最为典型的例子即是一种“生物全息学”体系。在此种理论中存在这样的论证：玉米棒子长在植株中部，因此玉米留种要保存中段。综合来看，基于对实证和实践精神的尊重以及对清谈之风的警惕，有必要对赝科学秉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且揭露伪科学与识别赝科学的工作应当同步进行。
赝科学现象的背后的确有着与“伪科学”“类科学”“民科”等相近概念不同的理论内涵、表现形式和作者群体。同江湖骗术之类的“伪科学”或定义更为宽泛的“类科学”不同，赝科学并不热衷于发明一种指导实践的理论，也没有明显的逐利色彩。而与“民科”理论不同的是，赝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局限于常规科学的关注范围，也不常使用数学语言作为陈述理论的工具，且并不企图证明数学史或物理学史上的重大构想，但格外关注一些中华传统概念并着力将其运用到客观世界的解释中去。在本文的研究中，真正能够区分赝科学与伪科学、民间科学的重要标杆是一种对“统一性”的追求，也是统辖全局的最高规律的存在。赝科学理论普遍具有统包一切的野心，以人文概念侵入了常规科学的解释领域，理论的触角遍及数学、常规科学与其它人文学科的各个角落。而为了达成这一先行的目的，对理论的论证过程趋于模糊与随意。赝科学的另一个侧面是其生产者身上有显明的群体特征：他们在自我介绍部分强烈地流露出一种自得情绪与旺盛的求知欲;他们能够较好地引用科学史上的典故，是众多经典科普图书的忠实读者。赝科学现象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独特的非科学现象。本文结合对典型赝科学出版物的后续考察，对赝科学的核心特征及其与常规科学、伪科学、民科理论的异同做了以下归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几种现象间存在明显的分界线。
鉴于以上赝科学现象与既有非科学现象的不同之处，本文认为既有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应当被慎重地使用，赝科学与赝科学出版物的研究应该从头做起。对出版物现状的调查说明了非科学内容的主要面貌从数学、物理学转向了一种中西杂糅、不知所云的语言游戏，其形式从可操作型理论向解释型理论转变。而当非科学理论的面目开始向一种“无害”的、纯解释型的赝科学理论转型时，那些先前与伪科学针锋相对的科学斗士们就不再是一种制约力量。另一方面，赝科学的内容生产者也从卧薪尝胆型的故事主人公转向了闲云野鹤型的富贾贵胄。这些转变揭示了在“民科”、伪科学式微的今天赝科学的独特面目，描摹了一个群体所持有的独特科学观。这类书的被接受程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并折射出当下出版业在面临诸多利益因素时的出版策略。 本文研究采用内史方法，以赝科学出版物为对象。对赝科学出版物的界定除了要求出版物的内容具备上述的特征外，还包含了郝柏林院士提出“贗科学”元定义时所隐含的其它现实条件。考虑到世纪之交种种伪科学以闹剧收场的背景，本文把研究对象的赝科学出版物的出版时间限定在2000年以后。对“赝科学出版物”更精确的界定是：由中国人撰写、在中国正式出版的，内容符合赝科学的特征，且明确侵入了常规科学解释领域的出版物。这把理论不插足常规科学的民间历史学、民间政治经济学、各类预测学、心理指导、科学幻想等领域排除出了本研究的视域，同时又将伪科学研究者容易忽视的以哲学面貌呈现的赝科学理论纳入了进来。
典型的赝科学出版物以这样的标题表征它们涉足的领域：《宇宙学 人类文明智慧交叉整合共通共识理论原理》《和谐辩证法 物质运动总规律初探》《破解中国太极图中的宇宙奥秘》。在这些出版物中，普遍可以观察到新造概念并将常规科学现象与新概念或中华传统概念进行任意关联，从而得出独树一帜的结论的做法。这些结论的模糊性使得理论有极大的转圜余地，因而这些理论普遍宣称具有名义上的高解释力，进而显示出了某种（为作者本人所强调的）价值。对“统一性”的追求在赝科学出版物中体现为一种跨学科的特征：赝科学出版物的两种基本类型正是“延伸到常规科学的哲学”和“延伸到哲学的常规科学”。
前者从基本的哲学、宗教、历史定论出发，将触角伸向宇宙论、物质本体论、生物的起源和精神的本质等问题上;后者则是按照相反的顺序，将宇宙学等常规科学中的既有结论附会形成某种哲学精义。这两种类型赝科学出版物的共性在于：都在这一过程中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并采用富有时代特征的论证方法;都将一种新的类哲学理论视作万事万物的根本之理，并强调这类理论应当在常规科学的研究中具有统辖的作用，同时视自然科学的自留地为自身理论的辖区。较为典型的一种做法是：作者先从其自创的新自然哲学出发提供一种新的物质本体论与演进模式，然后在出版物后半篇幅中将其应用到社会现象的论证中去，并重申这种作为万理之理的宇宙法则可以应用到所有情境的分析中。在这一过程中，赝科学出版物全程不涉及任何实践层面的指导，其内容停留在一种解释型理论的水平。
二 赝科学出版物的现状
本文以普查的方式搜集整理赝科学出版物，通过对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对赝科学出版物的分布情况做了调查及筛选，获得了116份典型的赝科学出版物样本。在对这些出版物的甄别过程中，使用了以上一章的表格为基础的一份量表，以此来对出版物做量化的资格判定。在这一过程中，本文对赝科学出版物的判定由量表的项目所明确，对赝科学的定义也由项目的不同权重所强化。
在调查中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赝科学出版物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或倾向性。这里分类依据的标准是出版物版权页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中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归类要求注明的图书分类号。统计表明，在全部116本出版物中，被归入B区（哲学/宗教）的达68本，占比达到了59%;远多于被归入P区（天文学/地球科学）、N区（自然科学总论）、O区（数理科学和化学）、Q区（生物科学）等传统自然科学区域的出版物。除B、P、N、O几大“重灾区”外，赝科学出版物在G、Q等区也偶有分布。总体来看，本次调查的116本赝科学出版物按领域的分布见图1。
赝科学出版物的第一个分布特征是大量出现在偏纲领、偏通论的位置上，同时对某几个特殊领域表示出异样的关心。前者可以从B0（哲学理论）、B2（中国哲学）、N02（科学的哲学原理）等分类号之常见来证实，而整个B区（哲学/宗教）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被视作全部学科的一种“通论”。在试图解释一切的野心文字之下是一种“通论之通论”，而这种通论缺乏具体的学科特征。这与传统“民科”出版物只占据某几个专业领域的情况并不相同。而事实上本次调查的一个附带结论正是旧式民科出版物的数量远不及新式的赝科学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也只集中分布在O、P、Q三区之中。另一方面，赝科学出版物特殊关注的领域包括辩证法（B025）、诸子前哲学（B221）①、相对论/场论（O412）、宇宙学（P159）、古人类学（Q981）等等。从出版物的分布中可以看出赝科学的作者对于现有理论有哪些偏爱，以及哪些现成的概念是作者习惯于“拿来就用”的。
调查还发现：2000年以来的这些年这类出版物的出版量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图2）。至于最近两年较低的存量，应当归之于图书馆对新书采购与上架的时效性，这是样本库自身的局限，并不代表近两年的情况有所转变。在当下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稳步发展的背景下，这一趋势可以得到部分理解。这一统计结果很难说明什么具体的增长模式，但是考虑到传统“民科”式微的局面，至少可以确定这类出版物这些年来并没有受到打压，反倒蓬勃成长了起来。这些赝科学出版物并不像伪科学一样受到严厉的批驳或被热烈地讨论。这是因为就内容而言，赝科学没有其他几类非常规科学那么深重的伪科学色彩，它并不旨在提供某一种具体而可投诸实用的理论（如“水变油”“性交体位决定性别”之类），因此赝科学研究产生的社会影响相对较小，也就少了被批评指摘的空间。这种“无害性”是这类出版物与“民科”理论、伪科学具备不小的相似性而仍能发展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民科”的主战场早已转移到了互联网空间，“民科”们也不再乐于利用纸质媒体。而纸质书仍然存在篇幅便于阐述整套理论、附带“出书立言”的情感因素等优点。这些优点与赝科学的特质是分不开的。
从一些个案看，赝科学出版物还存在其他形式特征如装帧简陋、使用大号字体、插图解析度不高等等。这样的表面特征能够反映赝科学作者本人的偏好，可以从中看出独特的、富有个人色彩与年代特征的审美水准，更能看出一种作者的强话语权背后自费出版的痕迹。从作者的自述来看，这些作者大多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源，且部分作者持有一种“富足而后立言”的倾向。部分出版物的作者或责任者明显为同一家族成员。在全部赝科学出版物样本的出版方中，有部分（如学林出版社、九州出版社）是若干自费出版代理机构的固定合作对象。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出版社之一学林出版社甚至把“在国内首家承办自费出版业务”放在出版社的官方简介中。因此若说自费出版是赝科学得以面世的一种重要方式，应该是可信的。 本研究还得到了有关赝科学作者年龄分布的一个附带结论。在全部116份样本中，有70份出版物注明了作者的生年。统计可得：70位作者出生年的中位數为1953，折合中位年龄为66岁;出生年的平均值是1951.8，平均年龄约为67岁。这些可以统计生年的作者以20世纪40年代、50年代生人为主力，出生于1943—1958年的作者占到了所有作者的59%。也就是说，这一年代生人是赝科学内容的主要贡献者。在中国，这一年龄段人群的共有特质是时代背景复杂、成长经历坎坷、已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许多人拥有较广泛的社会资源。需要说明的是，这既是不言自明的现实情况，也是这些作者本人所自述的。在陈述或作者简介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介绍了自己学习工作的经历，这些经历可以反映20世纪40年代、50年代生人的群体情况。
除时代塑造的个人特质外，与出生年紧密相关的不仅限于这两个因素：对于这一年龄段人群，如果他们试图满足自己对于大问题的求知欲，只能从为数不多的纸质出版物上获得;这一较年长的人群也更倾向将出版物视作立言的标杆。在自述中，这些作者大量表述某种个人感想，其中夹杂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与思想转折。在他们的语言中可以读出一种纯真的志气，这一点与旧式的民科作者一脉相承。同时，还有强烈的传播欲。在这些作者中，有相当可观的一个比例提供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这是传播欲与求认同心理的共同体现。夸张的行文既是离经叛道的表现又是理论的自我保护：他们或是声明理论的优越之处在于可以提供统包一切的最高知识，或是认为理论利国利民。以上种种共同构成了赝科学出版物在理论之外的形式特征。
三 赝科学出版物的内容
深入赝科学出版物的具体内容首先可以发现：赝科学理论普遍提供了新的本体论元概念，对世界的本原、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做出了“新”的阐释。其中部分元概念以图案的形式呈现。这些理论普遍强调其新本体论的价值，自誉为革命性的万理之理。
这类新概念（图3）无名无实、兼蓄万物、模糊不清，它们的具体特征、与其它概念的交互方式等要素被略去，唯一铺陈的是有关这一元素如何包罗一切的宏论。另一方面，赝科学理论中还大量存在对已有概念的直接挪用，这一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概念的几个直接来源：常规科学、唯物辩证法和中华传统文化。这三个来源恰恰都反映了一种“拿来就用”的经济性原则，深刻暴露出赝科学受哪些思想的影响。其一，“暗物质”“波粒二象性”等常规科学概念常被曲解挪用以附会非科学现象;其二，部分唯物辩证法概念如“A与B的统一”“质变量变”“斗争”“否定之否定”等常见于赝科学理论的论证过程，其中散发出浓浓的时代气息;其三，中华传统文化提供的“太极”“阴阳”等现成的抽象概念，同样是建构赝科学骨架的重要元素。
在继续分析使用概念展开论证、生产结论的具体过程时，可以发现赝科学的作者普遍持有一种“关联全局”的信念，宁可损伤关联的强度也要在解释力上覆盖自然与人文领域的一切事物，这驱使理论在事物间任意地建立关联。在赝科学的理论中，应用于自然科学的概念与有关日常生活的描述可以仅凭它们符号上的或字面含义上的相似性关联起来，这一过程没有任何附加说明或限制条件。具体的操作包括将表示某物理量的符号与该字母的意义或读音相挂钩、将四象八卦与DNA 中的碱基相挂钩等等。这显示了如果关联可以仅凭表象的相似性建立，那么在具体事物间建立关联的难度就是极低的;且在这种无限制的曲解下，理论的形态必然是五花八门、互不通约的。再以“对称崇拜”为例，相当多的赝科学理论中都存在“万物对称”的思想，将正负电荷、正反物质与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如股票的买入卖出）相关联。即使这中间没有对科学大的误解，此类类比依然显得缺乏意义：这样的类比停留在一种主观感想的水平上，不具有任何解释、预测乃至（实践上的）启发价值。将一条正确的科学结论与人文领域的现象并列的时候，理论缺乏作者个人思辨乐趣以外的其他意义——单纯的类比并不提供任何新的信息。这暗示了赝科学的论证只是一种信念先行的附会操作。
因此在描述了任意关联的方法——类比以及其模糊性之后，我们必须意识到以上特征正是为这种近乎先验的想法服务的：一种追寻统一的、统辖万物的最高规律的理论意图。而赝科学在这一点上与常规科学中对“万有理论”的追寻有所不同的是：赝科学的野心更大、更笼统。赝科学的目的是在自然与人文领域中的一切事物之间建立关联，而这种无孔不入的关联依赖一种整体的、普遍的、系统的联系观。在这种“物莫无邻”的系统观思维指导下，赝科学的生产者们可以回避细节描述并把这一任务推脱给常规科学，亦可以直接使用含有能动性的概念，目的只有一个：建立有关万物的关联以佐证某种“万物之理”。同时可以观察到，他们对常规科学知识的吸收仅限于对类比概念的借用，而全然不顾常规科学知识生产的规范。尽管如此，赝科学的作者对于自身理论的薄弱还是有一定“自知之明”的：尚没有一种赝科学理论直接地否定数学与物理方法的高解释力。故而当赝科学与高解释力的现有理论争夺空间时，似乎唯一的出路也只能是着重声称自身理论形而上的强大包容性，并通过强调理论之高度系统性、普遍性的方式对自己的理论进行美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于是为了实现这一形而上的目标，赝科学的生产者就只能以文字游戏的形式写作理论，且不给出任何细部描述。
下文是一段典型的赝科学理论陈述：
静止是事物产生发展存在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是我们区分和认识事物的基础。只有静止才能酝酿事物的产生。而宏观世界上生生化化的生命循环体现了运动和静止的统一发展规律。就像鸡孵卵而产生新的生命循环，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和静止的无限统一体。这正如中国道家的太极图所说“静极生动、动极生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如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为条件。说明了阳动阴静构成了物质生长变化的统一规律。同时，指出了宇宙事物的质量互变规律。所以，一切事物是运动与静止的无限统一，是随着各种条件和量的不断积累才可能发生质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形态。气运动的根源在于它内在的属性，这一属性推动着一切事物的产生与消亡。所以，“元气”即“一”的内部斗争运动生成阴阳二气（正负）即波粒二象性。因此，只有阴气的集聚，是不能生的;只有阳气的集聚，也是不能生的。宇宙中混沌元气通过内部的斗争运动产生能量积聚产生大爆炸，产生星云、星系。具备生命的行星通过天地阴阳二气交融后形成阴阳合气也即“德”。这样，才能够为化生万物形成条件。[7] 值得注意的是在赝科学中还存在一种“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情绪，这使得赝科学理论以洋洋大言来赞美中国传统思想，并将常規科学的成果贬低到“实用工具”的位置上。这同样说明了赝科学的生产者们并不以理论缺少细节为耻，在他们看来理论是否含有细节、是否具有预测力根本就不是判断理论好坏的核心要素。而当这样的信念与某种民族主义情绪相纠缠时，理论就变得更加盲目了。这种民族自豪感下的系统观认为：西方的科学方法是一种操作层面的，东方是全局层面的;西方重“器”、东方重“心”等等。在历史条件造就的个人性格和民族主义感情的影响下，东方的系统观增加了重量;同时在西方基础科学脚步放缓、东西方技术差距缩小、完全的可知论受到挫败、科学受到后现代主义解构的当下，西方传统的科学主义观点又减少了重量。这样的系统观因此而得到了加强，显示出了反对西方思想而为中华传统辩护的迫切愿望。这使得赝科学的作者在写作自己的理论时常以西方科学为批评的靶子。而事实是尽管他们对科学史的事实有高于大众平均水平的了解，但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仍是片面的、不准确的，在他们的论证中也充斥着对经典或当下科学案例的再诠释。
四 赝科学的形成原因
对赝科学出版物的考察揭示了赝科学形成过程中两个显著的外部要素：本土资源与学科建制。赝科学概念的三个最直接的来源说明：这些作者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长起来，接受什么样既有概念的熏陶，就会理所当然地套用现成的资源。关于这种经济性原则，可以参照的是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民科的纠葛。这中间同样存在着极明显的“拿来就用”倾向。这些传统民科之所以受到《哥德巴赫猜想》如此大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于后者放大了某些概念的影响力[2]。“拿来就用”的过程也反映了赝科学与科学的真实传播过程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据2009年的一项调查结果，中高端科普图书的主要消费者正是“民科”群体（[8]，页61）。而该文中的“民科”其实是与本文中赝科学作者的特质高度重合的。“科普”图书并没有为他们塑造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反之，作为思想资源的科普图书为他们提供了攻击常规科学的匕首投枪。
再以赝科学理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关注为例。赝科学的作者认为：中华传统概念体系天生具备某种广泛适用性，因此它显示出了一种令人赞叹的古典知识对新知识的开放性。但实际上，正因为中华传统概念体系具备开放性它才会被要求广泛适用性的赝科学理论所采用。因此赝科学作者认同的观点是因果颠倒的，从他们的视角出发，东方的系统联系观领导科学变成了一件名正言顺的事情，这也正是诸多赝科学理论所强调、所着力美化的。
真正的科学不需要这种后知后觉的领导，不能接受这种“先射箭后画靶”的论证。根本上这要归因于赝科学理论在两事物间建立关联时过于任意，惯于凭表面的相似性推断出两事物的相关性，并将这一相关性推高到因果关系的强度。当“关联全局”的信念过于强烈，建立理论的过程中就可以完全忽略因果倒置、过度诠释等现实弊病。对此，后视偏差是一个解释：一个先接受中华传统概念，后接受西方科学的人倾向于对前者作出更高的评价。这使得赝科学作者在进行中西对比时的判断总是很难做到准确，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也只能停留在一种因表象的魅感而“醍醐灌顶”的科普水平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赝科学作者对于科学史的事实有极丰富的把握，这些丰富的事实最后也只能变成他们推高某种系统联系观的证据。一个赝科学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偏差中陷入了对科学的片面理解与中华传统抽象概念之间互相印证、自我肯定的循环——常规科学的成就越高，所谓中华系统联系观的地位就被抬得越高。这正印证了一句老话：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
这一套“自我肯定的循环”是值得注意的：哪些概念体系本身具有易被曲解的特性，这些概念体系之间就容易结盟，从而接受了一种的人会倾向于接受另一种;这大概不是个巧合。作为一个试图解释天文现象的数字神秘主义者，如果能够直接引用两仪、四柱、五行、八卦之类概念，就一定不会前去域外典籍中寻找资源。而如果这些概念又恰巧与“矛盾”“对立统一”等概念相通，那么这种“互相印证”就让原本就不够精确的关联进一步得到了信念上的强化。这些外部条件以负面导向的形式作用于未能接受完整的科学及逻辑常识教育的、富求知欲的个体。故而，说中华传统抽象概念体系属于列维-布留尔笔下的“原始思维”，是受“互渗律”支配的糟粕，倒不如说只有当“阴阳”“五行”之说为一种无方法论的好奇心所青睐时，这样的知识体系才显示出它的消极影响[9]。我们不打算继续探讨中华传统概念或唯物辩证法概念作为建立理论的可选概念本身是否够格、是否是精确且无冗辞的。我们只需要知道，虽然赝科学内容生产者所秉持的旺盛求知欲和系统联系观可能是无可指摘的，但使用不合适的概念与方法无助于甚至有害于对事物的认知，从而将四海攸同的好奇心导向一种无意义的任意关联。
由此则引出了解释赝科学现象的另外一个侧面：赝科学缺少学科内省和学科建制。在真正的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个知识的棘轮（即一种制度设计），则可以保证这一知识生产过程是良性发展的，保证其产出符合我们今天对真正的科学知识在精确度、预测力等方面的要求。常规科学受益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制度，这个制度具备检验筛选、知识积累与防止倒退等作用，保证了不断积累的科学知识可以越来越明确地将自身与赝科学区分开来。而赝科学对理论解释力揠苗助长式的强行延伸缺少一个反制环节，没有一个标准告诉赝科学的生产者们使用类比方法逾越了某个限度那么理论就不成其为科学，也没有人告诉赝科学作者这样的事实：新型的、描述世界或物质本原的本体论是过时的、不能提供新知识的、退化的研究纲领。因此，赝科学理论野心甚大的玄学倾向不能得到控制，理论随之向“通论之通论”靠拢。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赝科学作者们没有将理论付诸实践检验的动力，也没有彼此通约的需求，只以出版赠人、立言行世为快事，故而在赝科学领域并不存在一种内省动力或制度化的、具强约束力的反馈机制。而我们提到的赝科学的现实弊病大都可以通过学科的某种内部规训或制度设计来纠正。 五 结语
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概括赝科学家们企图包容一切的头脑所生产的知识：反穿袜子，则袜子就把整个世界穿在了里面。这类知识中除了今天我们称之为“脑洞”的东西外什么都没有剩下。但这些赝科学的内容与论证特征之“赝”在何处的问题其实并不如表面上那样显然。因此存在部分持相对主义知识观的学者倾向于对此种理论持宽容的立场，但本文反对赝科学可以与常规科学享有平等的地位。《孟子·滕文公上》提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强行把常规科学和赝科学赋予平等的地位，则知识生产者“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对赝科学出版物的内部分析解释了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正是内部分析补充了对赝科学进行外部考察的遗漏。通过揭示赝科学理论新造概念、拼凑关联的特征，可以确认这一类赝科学理论生产了大量不具确定性的泡沫知识。确定无疑的是，对类比方法的滥用造成了概念间松散而模糊的关联，概念之间的文字游戏使得赝科学理论沉迷于肆无忌惮的事后归因与增字解经，在这些步骤中本土的资源遮蔽了赝科学生产者求知的视野。这使得赝科学理论既不具备任何的实践价值，也不会是锻炼思维的良好方式。
科学史提供了知识的时间轴，启示我们在今天重复周敦颐《太极图说》或莱布尼茨《單子论》式的写作已经是一件意义不大的事情。再结合可证伪性等科学哲学标准，我们就可以获知为什么赝科学在今天不是好的知识，以及为什么要警惕知识的相对主义倾向。当前的中国民众尚未具备足够的科学素质，赝科学出版物之常见更加深了这种担忧，因此目前来看正确地普及科学仍然是比解魅科学更重要的任务。若政策可以在科学普及上起到导向作用，则政策一定也可以在反赝科学普及上起到导向作用。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科普策略并认识到其中的局限性，认识到赝科学正是一种（在特定人群中）对科学祛魅失败的产物;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具备科学素养的资源配置者。政策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以及教育对思维塑造的作用应该得到重视：这是本研究在实证分析之外的一点现实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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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赝科学 任意关联 新造概念 系统观 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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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赝科学的概念
“赝科学”的概念，指代所有不被主流科学界或政府认可的、自我宣称能够实现科学现有部分或全部功能的理论体系。赝科学是这样的一类非科学现象：已经可以由科学解释的问题，赝科学试图提供另一种解释代替科学解释，还声称能解决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赝科学以一种系统联系观描述事物间的普遍关联，以类比为建立关联的主要方法。赝科学研究的领域不限于科学所涉及的客觀世界，其野心可以推广到包括心灵与宇宙外世界在内的宏观整体存在。赝科学有强烈的“无所不包”倾向，使用新的概念，创造新的理论，强调并渲染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另外，赝科学还试图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采取一种统摄的态度，并在这一过程中流露出某种民族主义情绪。赝科学的理论是五花八门的“民间学术”的重要参与者之一，赝科学现象以赝科学理论的面目呈示，其背后有一个颇具规模、特征鲜明的内容生产者群体。
与“赝科学”相关的关键词包括“伪科学”“类科学”“民科”等等，前人对此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刘华杰教授在“伪科学”的基础上用一种较宽泛的方式定义了“类科学”一词，对科学与类科学的划界提出了一种合乎中国国情的标准，并对人体特异功能等个案做了案例研究[1]。他引述了国外学者在科学划界中分割常规科学和非常规科学的各种观点，并正确地在类科学的研究中以外部考察为主要方法。田松教授的民科系列研究文章指出了“民科”这一非科学内容生产方的几个典型特点，使用一种田野调查式的方法丰富了非科学研究的侧面[2—4]。“赝科学”的说法最初由郝柏林院士在2002年提出，他指出国人往往使用“伪科学”一词对应英文中pseudo-science一词，而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当使用“伪科学”与“赝科学”两个词来翻译，并赋予它们不同的涵义[5]。论及赝科学的实质，郝柏林院士进一步解释道：“所谓赝科学，大都基于一定的事实，辅以各种联想和推论，却没有用现代科学方法去证实和排伪。”他同时指出了赝科学的几个特征：
其一，某些在自己领域中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在其它领域搞起赝科学，更富迷惑作用;
其二，从事赝科学的人士不在真正的理论和实验上下功夫去证明自己的主张，却借助宣传和媒体扩大自己的影响;
其三，他们热衷于提出新名词甚至新学科，却未见把那一门新学科推进到底，使之成为科学;
其四，由于过去的贡献，他们容易取信于领导，受到支持。
郝柏林院士在这里给出的并不是对“赝科学”的精确定义，而更近似一种现象描述。如前所述，郝柏林强调“赝科学”区别于一般意义上“伪科学”的特征，他指出：“近些年我国学术界批判的伪科学，多属江湖骗术，其实与‘科学’二字并无关系。然而，赝科学却是许多科学技术工作者往往难以辨认的一类非科学现象，宜提请学术界注意其普遍性和危害性。”[5]与此同时他也同意，若不把赝科学误认为真正的科学，则赝科学“可能也并无大害”。在郝文中，历史上赝科学的例子以歌德的植物学研究和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研究为代表，而放到中国，最为典型的例子即是一种“生物全息学”体系。在此种理论中存在这样的论证：玉米棒子长在植株中部，因此玉米留种要保存中段。综合来看，基于对实证和实践精神的尊重以及对清谈之风的警惕，有必要对赝科学秉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且揭露伪科学与识别赝科学的工作应当同步进行。
赝科学现象的背后的确有着与“伪科学”“类科学”“民科”等相近概念不同的理论内涵、表现形式和作者群体。同江湖骗术之类的“伪科学”或定义更为宽泛的“类科学”不同，赝科学并不热衷于发明一种指导实践的理论，也没有明显的逐利色彩。而与“民科”理论不同的是，赝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局限于常规科学的关注范围，也不常使用数学语言作为陈述理论的工具，且并不企图证明数学史或物理学史上的重大构想，但格外关注一些中华传统概念并着力将其运用到客观世界的解释中去。在本文的研究中，真正能够区分赝科学与伪科学、民间科学的重要标杆是一种对“统一性”的追求，也是统辖全局的最高规律的存在。赝科学理论普遍具有统包一切的野心，以人文概念侵入了常规科学的解释领域，理论的触角遍及数学、常规科学与其它人文学科的各个角落。而为了达成这一先行的目的，对理论的论证过程趋于模糊与随意。赝科学的另一个侧面是其生产者身上有显明的群体特征：他们在自我介绍部分强烈地流露出一种自得情绪与旺盛的求知欲;他们能够较好地引用科学史上的典故，是众多经典科普图书的忠实读者。赝科学现象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独特的非科学现象。本文结合对典型赝科学出版物的后续考察，对赝科学的核心特征及其与常规科学、伪科学、民科理论的异同做了以下归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几种现象间存在明显的分界线。
鉴于以上赝科学现象与既有非科学现象的不同之处，本文认为既有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应当被慎重地使用，赝科学与赝科学出版物的研究应该从头做起。对出版物现状的调查说明了非科学内容的主要面貌从数学、物理学转向了一种中西杂糅、不知所云的语言游戏，其形式从可操作型理论向解释型理论转变。而当非科学理论的面目开始向一种“无害”的、纯解释型的赝科学理论转型时，那些先前与伪科学针锋相对的科学斗士们就不再是一种制约力量。另一方面，赝科学的内容生产者也从卧薪尝胆型的故事主人公转向了闲云野鹤型的富贾贵胄。这些转变揭示了在“民科”、伪科学式微的今天赝科学的独特面目，描摹了一个群体所持有的独特科学观。这类书的被接受程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并折射出当下出版业在面临诸多利益因素时的出版策略。 本文研究采用内史方法，以赝科学出版物为对象。对赝科学出版物的界定除了要求出版物的内容具备上述的特征外，还包含了郝柏林院士提出“贗科学”元定义时所隐含的其它现实条件。考虑到世纪之交种种伪科学以闹剧收场的背景，本文把研究对象的赝科学出版物的出版时间限定在2000年以后。对“赝科学出版物”更精确的界定是：由中国人撰写、在中国正式出版的，内容符合赝科学的特征，且明确侵入了常规科学解释领域的出版物。这把理论不插足常规科学的民间历史学、民间政治经济学、各类预测学、心理指导、科学幻想等领域排除出了本研究的视域，同时又将伪科学研究者容易忽视的以哲学面貌呈现的赝科学理论纳入了进来。
典型的赝科学出版物以这样的标题表征它们涉足的领域：《宇宙学 人类文明智慧交叉整合共通共识理论原理》《和谐辩证法 物质运动总规律初探》《破解中国太极图中的宇宙奥秘》。在这些出版物中，普遍可以观察到新造概念并将常规科学现象与新概念或中华传统概念进行任意关联，从而得出独树一帜的结论的做法。这些结论的模糊性使得理论有极大的转圜余地，因而这些理论普遍宣称具有名义上的高解释力，进而显示出了某种（为作者本人所强调的）价值。对“统一性”的追求在赝科学出版物中体现为一种跨学科的特征：赝科学出版物的两种基本类型正是“延伸到常规科学的哲学”和“延伸到哲学的常规科学”。
前者从基本的哲学、宗教、历史定论出发，将触角伸向宇宙论、物质本体论、生物的起源和精神的本质等问题上;后者则是按照相反的顺序，将宇宙学等常规科学中的既有结论附会形成某种哲学精义。这两种类型赝科学出版物的共性在于：都在这一过程中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并采用富有时代特征的论证方法;都将一种新的类哲学理论视作万事万物的根本之理，并强调这类理论应当在常规科学的研究中具有统辖的作用，同时视自然科学的自留地为自身理论的辖区。较为典型的一种做法是：作者先从其自创的新自然哲学出发提供一种新的物质本体论与演进模式，然后在出版物后半篇幅中将其应用到社会现象的论证中去，并重申这种作为万理之理的宇宙法则可以应用到所有情境的分析中。在这一过程中，赝科学出版物全程不涉及任何实践层面的指导，其内容停留在一种解释型理论的水平。
二 赝科学出版物的现状
本文以普查的方式搜集整理赝科学出版物，通过对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对赝科学出版物的分布情况做了调查及筛选，获得了116份典型的赝科学出版物样本。在对这些出版物的甄别过程中，使用了以上一章的表格为基础的一份量表，以此来对出版物做量化的资格判定。在这一过程中，本文对赝科学出版物的判定由量表的项目所明确，对赝科学的定义也由项目的不同权重所强化。
在调查中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赝科学出版物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或倾向性。这里分类依据的标准是出版物版权页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中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归类要求注明的图书分类号。统计表明，在全部116本出版物中，被归入B区（哲学/宗教）的达68本，占比达到了59%;远多于被归入P区（天文学/地球科学）、N区（自然科学总论）、O区（数理科学和化学）、Q区（生物科学）等传统自然科学区域的出版物。除B、P、N、O几大“重灾区”外，赝科学出版物在G、Q等区也偶有分布。总体来看，本次调查的116本赝科学出版物按领域的分布见图1。
赝科学出版物的第一个分布特征是大量出现在偏纲领、偏通论的位置上，同时对某几个特殊领域表示出异样的关心。前者可以从B0（哲学理论）、B2（中国哲学）、N02（科学的哲学原理）等分类号之常见来证实，而整个B区（哲学/宗教）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被视作全部学科的一种“通论”。在试图解释一切的野心文字之下是一种“通论之通论”，而这种通论缺乏具体的学科特征。这与传统“民科”出版物只占据某几个专业领域的情况并不相同。而事实上本次调查的一个附带结论正是旧式民科出版物的数量远不及新式的赝科学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也只集中分布在O、P、Q三区之中。另一方面，赝科学出版物特殊关注的领域包括辩证法（B025）、诸子前哲学（B221）①、相对论/场论（O412）、宇宙学（P159）、古人类学（Q981）等等。从出版物的分布中可以看出赝科学的作者对于现有理论有哪些偏爱，以及哪些现成的概念是作者习惯于“拿来就用”的。
调查还发现：2000年以来的这些年这类出版物的出版量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图2）。至于最近两年较低的存量，应当归之于图书馆对新书采购与上架的时效性，这是样本库自身的局限，并不代表近两年的情况有所转变。在当下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稳步发展的背景下，这一趋势可以得到部分理解。这一统计结果很难说明什么具体的增长模式，但是考虑到传统“民科”式微的局面，至少可以确定这类出版物这些年来并没有受到打压，反倒蓬勃成长了起来。这些赝科学出版物并不像伪科学一样受到严厉的批驳或被热烈地讨论。这是因为就内容而言，赝科学没有其他几类非常规科学那么深重的伪科学色彩，它并不旨在提供某一种具体而可投诸实用的理论（如“水变油”“性交体位决定性别”之类），因此赝科学研究产生的社会影响相对较小，也就少了被批评指摘的空间。这种“无害性”是这类出版物与“民科”理论、伪科学具备不小的相似性而仍能发展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民科”的主战场早已转移到了互联网空间，“民科”们也不再乐于利用纸质媒体。而纸质书仍然存在篇幅便于阐述整套理论、附带“出书立言”的情感因素等优点。这些优点与赝科学的特质是分不开的。
从一些个案看，赝科学出版物还存在其他形式特征如装帧简陋、使用大号字体、插图解析度不高等等。这样的表面特征能够反映赝科学作者本人的偏好，可以从中看出独特的、富有个人色彩与年代特征的审美水准，更能看出一种作者的强话语权背后自费出版的痕迹。从作者的自述来看，这些作者大多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源，且部分作者持有一种“富足而后立言”的倾向。部分出版物的作者或责任者明显为同一家族成员。在全部赝科学出版物样本的出版方中，有部分（如学林出版社、九州出版社）是若干自费出版代理机构的固定合作对象。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出版社之一学林出版社甚至把“在国内首家承办自费出版业务”放在出版社的官方简介中。因此若说自费出版是赝科学得以面世的一种重要方式，应该是可信的。 本研究还得到了有关赝科学作者年龄分布的一个附带结论。在全部116份样本中，有70份出版物注明了作者的生年。统计可得：70位作者出生年的中位數为1953，折合中位年龄为66岁;出生年的平均值是1951.8，平均年龄约为67岁。这些可以统计生年的作者以20世纪40年代、50年代生人为主力，出生于1943—1958年的作者占到了所有作者的59%。也就是说，这一年代生人是赝科学内容的主要贡献者。在中国，这一年龄段人群的共有特质是时代背景复杂、成长经历坎坷、已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许多人拥有较广泛的社会资源。需要说明的是，这既是不言自明的现实情况，也是这些作者本人所自述的。在陈述或作者简介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介绍了自己学习工作的经历，这些经历可以反映20世纪40年代、50年代生人的群体情况。
除时代塑造的个人特质外，与出生年紧密相关的不仅限于这两个因素：对于这一年龄段人群，如果他们试图满足自己对于大问题的求知欲，只能从为数不多的纸质出版物上获得;这一较年长的人群也更倾向将出版物视作立言的标杆。在自述中，这些作者大量表述某种个人感想，其中夹杂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与思想转折。在他们的语言中可以读出一种纯真的志气，这一点与旧式的民科作者一脉相承。同时，还有强烈的传播欲。在这些作者中，有相当可观的一个比例提供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这是传播欲与求认同心理的共同体现。夸张的行文既是离经叛道的表现又是理论的自我保护：他们或是声明理论的优越之处在于可以提供统包一切的最高知识，或是认为理论利国利民。以上种种共同构成了赝科学出版物在理论之外的形式特征。
三 赝科学出版物的内容
深入赝科学出版物的具体内容首先可以发现：赝科学理论普遍提供了新的本体论元概念，对世界的本原、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做出了“新”的阐释。其中部分元概念以图案的形式呈现。这些理论普遍强调其新本体论的价值，自誉为革命性的万理之理。
这类新概念（图3）无名无实、兼蓄万物、模糊不清，它们的具体特征、与其它概念的交互方式等要素被略去，唯一铺陈的是有关这一元素如何包罗一切的宏论。另一方面，赝科学理论中还大量存在对已有概念的直接挪用，这一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概念的几个直接来源：常规科学、唯物辩证法和中华传统文化。这三个来源恰恰都反映了一种“拿来就用”的经济性原则，深刻暴露出赝科学受哪些思想的影响。其一，“暗物质”“波粒二象性”等常规科学概念常被曲解挪用以附会非科学现象;其二，部分唯物辩证法概念如“A与B的统一”“质变量变”“斗争”“否定之否定”等常见于赝科学理论的论证过程，其中散发出浓浓的时代气息;其三，中华传统文化提供的“太极”“阴阳”等现成的抽象概念，同样是建构赝科学骨架的重要元素。
在继续分析使用概念展开论证、生产结论的具体过程时，可以发现赝科学的作者普遍持有一种“关联全局”的信念，宁可损伤关联的强度也要在解释力上覆盖自然与人文领域的一切事物，这驱使理论在事物间任意地建立关联。在赝科学的理论中，应用于自然科学的概念与有关日常生活的描述可以仅凭它们符号上的或字面含义上的相似性关联起来，这一过程没有任何附加说明或限制条件。具体的操作包括将表示某物理量的符号与该字母的意义或读音相挂钩、将四象八卦与DNA 中的碱基相挂钩等等。这显示了如果关联可以仅凭表象的相似性建立，那么在具体事物间建立关联的难度就是极低的;且在这种无限制的曲解下，理论的形态必然是五花八门、互不通约的。再以“对称崇拜”为例，相当多的赝科学理论中都存在“万物对称”的思想，将正负电荷、正反物质与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如股票的买入卖出）相关联。即使这中间没有对科学大的误解，此类类比依然显得缺乏意义：这样的类比停留在一种主观感想的水平上，不具有任何解释、预测乃至（实践上的）启发价值。将一条正确的科学结论与人文领域的现象并列的时候，理论缺乏作者个人思辨乐趣以外的其他意义——单纯的类比并不提供任何新的信息。这暗示了赝科学的论证只是一种信念先行的附会操作。
因此在描述了任意关联的方法——类比以及其模糊性之后，我们必须意识到以上特征正是为这种近乎先验的想法服务的：一种追寻统一的、统辖万物的最高规律的理论意图。而赝科学在这一点上与常规科学中对“万有理论”的追寻有所不同的是：赝科学的野心更大、更笼统。赝科学的目的是在自然与人文领域中的一切事物之间建立关联，而这种无孔不入的关联依赖一种整体的、普遍的、系统的联系观。在这种“物莫无邻”的系统观思维指导下，赝科学的生产者们可以回避细节描述并把这一任务推脱给常规科学，亦可以直接使用含有能动性的概念，目的只有一个：建立有关万物的关联以佐证某种“万物之理”。同时可以观察到，他们对常规科学知识的吸收仅限于对类比概念的借用，而全然不顾常规科学知识生产的规范。尽管如此，赝科学的作者对于自身理论的薄弱还是有一定“自知之明”的：尚没有一种赝科学理论直接地否定数学与物理方法的高解释力。故而当赝科学与高解释力的现有理论争夺空间时，似乎唯一的出路也只能是着重声称自身理论形而上的强大包容性，并通过强调理论之高度系统性、普遍性的方式对自己的理论进行美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于是为了实现这一形而上的目标，赝科学的生产者就只能以文字游戏的形式写作理论，且不给出任何细部描述。
下文是一段典型的赝科学理论陈述：
静止是事物产生发展存在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是我们区分和认识事物的基础。只有静止才能酝酿事物的产生。而宏观世界上生生化化的生命循环体现了运动和静止的统一发展规律。就像鸡孵卵而产生新的生命循环，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和静止的无限统一体。这正如中国道家的太极图所说“静极生动、动极生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如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为条件。说明了阳动阴静构成了物质生长变化的统一规律。同时，指出了宇宙事物的质量互变规律。所以，一切事物是运动与静止的无限统一，是随着各种条件和量的不断积累才可能发生质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形态。气运动的根源在于它内在的属性，这一属性推动着一切事物的产生与消亡。所以，“元气”即“一”的内部斗争运动生成阴阳二气（正负）即波粒二象性。因此，只有阴气的集聚，是不能生的;只有阳气的集聚，也是不能生的。宇宙中混沌元气通过内部的斗争运动产生能量积聚产生大爆炸，产生星云、星系。具备生命的行星通过天地阴阳二气交融后形成阴阳合气也即“德”。这样，才能够为化生万物形成条件。[7] 值得注意的是在赝科学中还存在一种“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情绪，这使得赝科学理论以洋洋大言来赞美中国传统思想，并将常規科学的成果贬低到“实用工具”的位置上。这同样说明了赝科学的生产者们并不以理论缺少细节为耻，在他们看来理论是否含有细节、是否具有预测力根本就不是判断理论好坏的核心要素。而当这样的信念与某种民族主义情绪相纠缠时，理论就变得更加盲目了。这种民族自豪感下的系统观认为：西方的科学方法是一种操作层面的，东方是全局层面的;西方重“器”、东方重“心”等等。在历史条件造就的个人性格和民族主义感情的影响下，东方的系统观增加了重量;同时在西方基础科学脚步放缓、东西方技术差距缩小、完全的可知论受到挫败、科学受到后现代主义解构的当下，西方传统的科学主义观点又减少了重量。这样的系统观因此而得到了加强，显示出了反对西方思想而为中华传统辩护的迫切愿望。这使得赝科学的作者在写作自己的理论时常以西方科学为批评的靶子。而事实是尽管他们对科学史的事实有高于大众平均水平的了解，但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仍是片面的、不准确的，在他们的论证中也充斥着对经典或当下科学案例的再诠释。
四 赝科学的形成原因
对赝科学出版物的考察揭示了赝科学形成过程中两个显著的外部要素：本土资源与学科建制。赝科学概念的三个最直接的来源说明：这些作者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长起来，接受什么样既有概念的熏陶，就会理所当然地套用现成的资源。关于这种经济性原则，可以参照的是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民科的纠葛。这中间同样存在着极明显的“拿来就用”倾向。这些传统民科之所以受到《哥德巴赫猜想》如此大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于后者放大了某些概念的影响力[2]。“拿来就用”的过程也反映了赝科学与科学的真实传播过程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据2009年的一项调查结果，中高端科普图书的主要消费者正是“民科”群体（[8]，页61）。而该文中的“民科”其实是与本文中赝科学作者的特质高度重合的。“科普”图书并没有为他们塑造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反之，作为思想资源的科普图书为他们提供了攻击常规科学的匕首投枪。
再以赝科学理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关注为例。赝科学的作者认为：中华传统概念体系天生具备某种广泛适用性，因此它显示出了一种令人赞叹的古典知识对新知识的开放性。但实际上，正因为中华传统概念体系具备开放性它才会被要求广泛适用性的赝科学理论所采用。因此赝科学作者认同的观点是因果颠倒的，从他们的视角出发，东方的系统联系观领导科学变成了一件名正言顺的事情，这也正是诸多赝科学理论所强调、所着力美化的。
真正的科学不需要这种后知后觉的领导，不能接受这种“先射箭后画靶”的论证。根本上这要归因于赝科学理论在两事物间建立关联时过于任意，惯于凭表面的相似性推断出两事物的相关性，并将这一相关性推高到因果关系的强度。当“关联全局”的信念过于强烈，建立理论的过程中就可以完全忽略因果倒置、过度诠释等现实弊病。对此，后视偏差是一个解释：一个先接受中华传统概念，后接受西方科学的人倾向于对前者作出更高的评价。这使得赝科学作者在进行中西对比时的判断总是很难做到准确，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也只能停留在一种因表象的魅感而“醍醐灌顶”的科普水平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赝科学作者对于科学史的事实有极丰富的把握，这些丰富的事实最后也只能变成他们推高某种系统联系观的证据。一个赝科学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偏差中陷入了对科学的片面理解与中华传统抽象概念之间互相印证、自我肯定的循环——常规科学的成就越高，所谓中华系统联系观的地位就被抬得越高。这正印证了一句老话：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
这一套“自我肯定的循环”是值得注意的：哪些概念体系本身具有易被曲解的特性，这些概念体系之间就容易结盟，从而接受了一种的人会倾向于接受另一种;这大概不是个巧合。作为一个试图解释天文现象的数字神秘主义者，如果能够直接引用两仪、四柱、五行、八卦之类概念，就一定不会前去域外典籍中寻找资源。而如果这些概念又恰巧与“矛盾”“对立统一”等概念相通，那么这种“互相印证”就让原本就不够精确的关联进一步得到了信念上的强化。这些外部条件以负面导向的形式作用于未能接受完整的科学及逻辑常识教育的、富求知欲的个体。故而，说中华传统抽象概念体系属于列维-布留尔笔下的“原始思维”，是受“互渗律”支配的糟粕，倒不如说只有当“阴阳”“五行”之说为一种无方法论的好奇心所青睐时，这样的知识体系才显示出它的消极影响[9]。我们不打算继续探讨中华传统概念或唯物辩证法概念作为建立理论的可选概念本身是否够格、是否是精确且无冗辞的。我们只需要知道，虽然赝科学内容生产者所秉持的旺盛求知欲和系统联系观可能是无可指摘的，但使用不合适的概念与方法无助于甚至有害于对事物的认知，从而将四海攸同的好奇心导向一种无意义的任意关联。
由此则引出了解释赝科学现象的另外一个侧面：赝科学缺少学科内省和学科建制。在真正的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个知识的棘轮（即一种制度设计），则可以保证这一知识生产过程是良性发展的，保证其产出符合我们今天对真正的科学知识在精确度、预测力等方面的要求。常规科学受益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制度，这个制度具备检验筛选、知识积累与防止倒退等作用，保证了不断积累的科学知识可以越来越明确地将自身与赝科学区分开来。而赝科学对理论解释力揠苗助长式的强行延伸缺少一个反制环节，没有一个标准告诉赝科学的生产者们使用类比方法逾越了某个限度那么理论就不成其为科学，也没有人告诉赝科学作者这样的事实：新型的、描述世界或物质本原的本体论是过时的、不能提供新知识的、退化的研究纲领。因此，赝科学理论野心甚大的玄学倾向不能得到控制，理论随之向“通论之通论”靠拢。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赝科学作者们没有将理论付诸实践检验的动力，也没有彼此通约的需求，只以出版赠人、立言行世为快事，故而在赝科学领域并不存在一种内省动力或制度化的、具强约束力的反馈机制。而我们提到的赝科学的现实弊病大都可以通过学科的某种内部规训或制度设计来纠正。 五 结语
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概括赝科学家们企图包容一切的头脑所生产的知识：反穿袜子，则袜子就把整个世界穿在了里面。这类知识中除了今天我们称之为“脑洞”的东西外什么都没有剩下。但这些赝科学的内容与论证特征之“赝”在何处的问题其实并不如表面上那样显然。因此存在部分持相对主义知识观的学者倾向于对此种理论持宽容的立场，但本文反对赝科学可以与常规科学享有平等的地位。《孟子·滕文公上》提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强行把常规科学和赝科学赋予平等的地位，则知识生产者“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对赝科学出版物的内部分析解释了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正是内部分析补充了对赝科学进行外部考察的遗漏。通过揭示赝科学理论新造概念、拼凑关联的特征，可以确认这一类赝科学理论生产了大量不具确定性的泡沫知识。确定无疑的是，对类比方法的滥用造成了概念间松散而模糊的关联，概念之间的文字游戏使得赝科学理论沉迷于肆无忌惮的事后归因与增字解经，在这些步骤中本土的资源遮蔽了赝科学生产者求知的视野。这使得赝科学理论既不具备任何的实践价值，也不会是锻炼思维的良好方式。
科学史提供了知识的时间轴，启示我们在今天重复周敦颐《太极图说》或莱布尼茨《單子论》式的写作已经是一件意义不大的事情。再结合可证伪性等科学哲学标准，我们就可以获知为什么赝科学在今天不是好的知识，以及为什么要警惕知识的相对主义倾向。当前的中国民众尚未具备足够的科学素质，赝科学出版物之常见更加深了这种担忧，因此目前来看正确地普及科学仍然是比解魅科学更重要的任务。若政策可以在科学普及上起到导向作用，则政策一定也可以在反赝科学普及上起到导向作用。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科普策略并认识到其中的局限性，认识到赝科学正是一种（在特定人群中）对科学祛魅失败的产物;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具备科学素养的资源配置者。政策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以及教育对思维塑造的作用应该得到重视：这是本研究在实证分析之外的一点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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