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梁启超创作了散文《少年中国说》，“少年中国”与“中国少年”由此成为了百年来国人追求的“中国梦”。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一份杂志，名为《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并撰《新青年》一文，呼吁有新思想的新青年的出现。从晚清到“五四”，“儿童”“少年”与“青年”的生理学和社会学界定都比较模糊，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儿童”与“青年”在“五四”中的发现，其实也可以视为对“少年”的两极细化。随着这一细化努力而来的，是与“儿童”有关的幼者本位意识的确立，以及赋予“青年”的革命与责任意识。在富有朝气被寄寓了未来希望的人群中，“儿童”和“少年”尚待长大，只有“青年”能担负起社会变革的重任。
　　·壹·
　　陈独秀（1879.10.9-1942.5.27），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因反清革命活动，受清政府通缉，多次逃亡日本。清政府倒台后，因袁世凯倒行逆施，陈独秀参加了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陈独秀携妻子高君曼逃往上海。陈独秀自己说：“拟仍读书，以编辑为生。”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回忆说，“民国二年”，陈独秀亡命上海，“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
　　革命者也是人，有自己的生活，有家人需要照顾。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有养家糊口的需求，但最根本的动力还是其内在的革命诉求。1919年6月29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28期《随感录》栏中撰文说：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里的一条随感录：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一生，先后入狱五次。生命不息，革命不止。他办杂志的目的，与鸳鸯蝴蝶派作家们创办消闲娱乐型杂志的目的迥然不同，而是有着自己宏大的政治抱负。“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与鲁迅欲办《新生》杂志的目的相似，皆欲使中华走向新生。
　　《青年杂志》出版不到一年，群益书社接到基督教青年会寄来的一封信，认为群益书社出版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会刊名字雷同，要求《青年杂志》更名。基督教青年会在晚清时传入中国，积极传播西方文化，发展势头迅猛，教会以青年为名，并非公开发行的教会系列刊物自然也以青年为名，有总会的《青年》，有上海的《上海青年》，也有杭州的《杭州青年》。“青年”成了青年会内部系列刊物的标志，“雷同”不是问题，问题是《青年杂志》对真善美的追求，其归宿不是宗教，而是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非有意借鉴青年会的刊名，更不会想着以相类似的方式扩大影响。皆以“青年”为名，说明“青年”群体正在成为新的时代宠儿。当教会广为搜罗中国青年时，陈独秀期冀的却是青年中极少数的清醒者，这也可以视为宗教与科学思想对时代青年的一次争夺。
　　陈独秀曾给胡适写信说：“《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从中可知改刊名并非陈独秀的本意。但是，改旧刊名应是“依发行者之意”，而取新名为“新青年”。1916年9月1日，《新青年》正式面世。目光投向中国青年的陈独秀，对中国青年怀抱特别的期望，在意的是“青年”，收到“更名”的信息后，刊物名也没有去掉“青年”二字，而是在“青年”前冠以“新”字。“新”并不意味着陈独秀对青年思想态度的改变，而是將先前在刊物上表达的思想更加分明地凸显了出来。
　　陈独秀在类似改版宣言的《新青年》中说：
　　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
　　“真青年”与“伪青年”“新青年”与“旧青年”，陈独秀侧重点出了真伪新旧的区别，强调“新青年”或者说“真青年”在身体上应该是健康强壮的，在思想上则要“别构新鲜真实之信仰”。《新青年》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杂志编辑理念的改变或转型，毋宁说是以词汇的区别再次强调了创刊时陈独秀在青年身上寄寓的希冀。
　　·贰·
　　《敬告青年》是陈独秀写给20世纪中国青年的文字，在21世纪的今天，读来仍然很有意义。文章开篇，陈独秀将家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然后解释何为“自觉”，“自觉”就是“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所谓“新鲜活泼”，分为身体与思想两个方面：
　　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
　　这段文字所陈述的，也就是《新青年》一文的主要内容。青年本来应该是“新鲜活泼”的，可是社会上“寝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太过庞大，使青年不敢或不能明目张胆进行反抗，结果就是难逃被同化的命运。青年想要成为新青年，而新青年想要保持其“新鲜活泼”，就要勇于和不良的社会风气作斗争，进而改良社会。如此一来，“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社会清宁，责任在“青年”。陈独秀期盼有能以使社会清宁“自任”的“青年”出现。他设想的是，社会上有一二敏于自觉且勇于奋斗的青年，这些青年能够“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对人间种种思想做出选择，自度而后度人，自救而后救人。“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说明陈独秀希望的还是激发“固有”的智能，而不是简单地因为社会的“陈腐朽败”便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对“陈腐朽败”的坚决否定和对“固有”智能的肯定，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也是陈独秀所设想的新青年的改造和养成路径。 　　在陈独秀看来，青年的“新鲜活泼”，就是破除社会“陈腐朽败”的良药。身体上的“新鲜活泼”是前提，思想上的“新鲜活泼”则是根本。青年要如何才能在思想上成其为“新鲜活泼”的？陈独秀提出了六项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强调青年应有“独立自主之人格”，应该“以自身为本位”，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等，排斥宗教等“奴役”人的思想存在。在陈独秀看来，近世的欧洲历史就是一部“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政治解放、宗教解放和经济解放，也都是《新青年》日后着重讨论的话题。然而，陈独秀希望青年们不要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空谈“名教”，成为虚文的说梦人。陈独秀将宗教视为“想象时代之产物”，认为青年应该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将科学与宗教视为二元对立的选择项，提出20世纪的中国青年要树立科学的思想观念，不“凭空构造”，“有想象而无科学”。
　　“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陈独秀对20世纪中国青年的呼吁，也是21世纪的中国对广大青年的要求。
　　·叁·
　　1916年12月，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蔡元培回忆说：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
　　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7年1月陈独秀进京任职，《新青年》杂志随之迁往北京。一校（北京大学）一刊（《新青年》）的结合，是偶然，也是必然。陈独秀在北京找到了当时敏于自觉、勇于自任的青年，从而为“五四”运动揭开了序幕。陈独秀回忆说：
　　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公历1919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
　　陈独秀所说的“五四”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后人称为“五四”青年。“五四”青年，成了20世纪中国新青年的先锋，为广大有理想有担当的后来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作者系广州美术學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