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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高校度过，教育生涯构成了他这部自传的重要内容。朱东润先生不仅桃李遍天下，而且有大量重要著作问世。在这本书中，朱先生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高校内部的派系纷争。
1929年，朱东润应聘赴武汉大学任教。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为王世杰、教务长为王星拱。校中设四个学院：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法学院，院长皮宗石；理学院，院长王星拱；工学院，院长石瑛。每院中又有实权派人物，如文学院的陈通伯，法学院的周鲠生、杨端六，工学院的赵师梅等。由于法学院是武汉大学的重心，而法学院的几位重要教授都是湖南人，所以他们成了武汉大学的重要一派：湘军。
闻一多虽为院长，但非湘军嫡系，难免不被排挤。他不得不辞职。这对武大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损失。
不久，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部长，教务长王星拱担任校长。王星拱出身安徽，他提拔了一批安徽人担任要职。这样一来，武大内淮军崛起，湘军的力量被削弱。由此，派系争斗趋于激烈，学校开始走下坡路。朱东润如此感慨：“这一切虽没有表面化，内部的斗争已经把这所大学的发展前途搞垮了。一座新兴的大学由于内部斗争终于变得生气索然。”
因战火蔓延，武大迁到四川乐山，校中的“湘军”与“淮军”已由暗斗走向明争。温文尔雅的“金德孟”(绅士的英语音译)变成了你撕我咬的“尖头鳗”。两派不仅在学术观点上针锋相对。就是住处也各据一方，呈“割据”状态：“那时淮军的地盘主要在鼓楼街、半壁街，湘军的地盘在玉堂街、丁东街。当然这是指的将士们的所在，主帅是深居简出的。”
为了不卷入派系纷争中，朱东润只得找了个“既不偏东，又不偏西，既不太左，又不太右”的地方住下，可谓用心良苦。
陈通伯推荐叶圣陶去武大做教授，淮军便将其目为眼中钉。中文系的刘主任特意安排自己的得意门生做叶的助教，其实是变相监督叶。这位助教也很“敬业”，把叶圣陶授课时的口误一一记录在案，再交给中文系刘主任，作为叶学问“不通”的证据。
叶圣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刘主任想方设法对其排挤，一学期给他排了三个班的大一国文，另外两个教师却完全赋闲。叶圣陶气不过，就问刘主任：“新来的黄先生、徐先生为什么不排大一国文课?”刘主任答：“这哪能比啊?人家是专家啊!”
派系纷争必然会殃及学生。
大一入学后半学期，要安排一次摸底考试。那年刘主任出的考题是，将柳宗元的《佩韦赋》译成恒言。叶圣陶、朱东润等中文老师一看卷子，就明白这分明是“杀鸡给猴看”。因为，不要说学生，就是他们这些国文老师也不知道什么叫“恒言”。结果是学生要么干瞪眼。交白卷；要么胡乱答一气。这一回，叶圣陶等人忍无可忍，拒绝阅卷，以示抗议。由于处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叶圣陶辞职了，结算薪水时，校长王星拱又克扣了他一个月的薪水。叶去信追问，得到的回答是：“不能以公帑为馈物也。”叶写信力争，并将信先给朱东润过目。朱要叶在信里补充两句：“不独不望先生以公帑为馈物，并望先生之不以公帑为馈物也。”朱东润是以此讥刺王星拱虚伪、无耻。因为，对上峰、对亲信，王星拱不知道干了多少回“以公帑为馈物”的勾当。
将叶圣陶排挤出局，刘主任就可以放手重用自己的亲信了。那位所谓的专家徐教授一直无课可代，恰好当时的重庆教育部颁布新章，提倡在大学中文系开传记研究。中文系刘主任是专门研究《说文解字》的，对“传记”似懂非懂，又耻于下问，竟想当然地认为传记在古文范围内，便让那位徐专家开设传记研究课，从韩愈、柳宗元讲起，自然是大闹笑话。
因为不能在派系斗争中占上风，文学院院长陈通伯黯然下台。中文系刘主任和外文系方主任争着补这个缺，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是教育系的高主任做了院长。高某刚上任，外文系方主任的夫人就放出话来，说：“反对陈通伯是中文、外文系的功劳，高某只不过是在旁边凑凑热闹，现在文学院长给了他，那不行。”高某闻听此言，很快走人。
派系纷争对高校极具杀伤力，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教师不能正常上课，学生学业难以完成。正如朱东润在书中说：“平心讲，王星拱在武大的一切，一大半是由一些人搞对立的结果，以致武大初上轨道，随即形成内部斗争，学校受了最大的影响，这是值得惋惜的。”
解放后，朱东润进了复旦中文系。早在抗战时期，复旦中文系就分为两派，一为公馆派，一为《文摘》派。公馆派，是指常在校长公馆走动的；《文摘》派是指在《文摘》刊物上活动的。进入新社会，两派“名”虽不存，“实”却未亡。外文系的孙大雨就是因为不服公馆派人物任系主任而遭致厄运的。
新中国初期，复旦领导对孙大雨还是比较重视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让他当了小组长。但不久后，他与领导越来越疏离甚至对立。“杨岂深与前校长章益关系密切，时常出入章公馆，被指责为‘公馆派’，现在却做了外文系系主任；而孙大雨自己呢，则被冷落在一边。他受不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认为都是党委书记李正文搞的鬼，所以就情绪对立起来。”(《海上学人》，吴中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p94)孙大雨屡屡挨整，是他不肯与“公馆派”为伍的结果。
在高校，学术争鸣是正常的必然的。然而在当时的复旦，学术观点的不同则会导致教师之间的隔阂和对立。《海上学人》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一个座谈会上。大家谈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有一位老先生对此书颇不以为然，认为不值得花那么多精力为一个妓女立传。盖因这位老先生一向认为，传记文学应能激励士气，故传主应选择爱国志士和社会实干家。当然，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又别有一番深意，这本是可以讨论，值得争鸣的问题。但蒋先生一听到对于他所敬爱的老师有所非难，即引用了《论语》里的一句话说‘其辞枝’，不愿再多谈了。”
蒋先生是复旦教授蒋天枢。蒋先生尊重自己的老师，无可厚非，但听不得别人对自己老师的批评，就不妥了。毕竟。门户之见太深，就会变得狭隘。对学术观点不同的同行。蒋先生“不愿再多谈了”，对和自己观点相左的学生，蒋先生就更不能容忍了。
三年级学生洪某某，写了一篇评论《诗经》的论文，该生的指导老师是蒋天枢。蒋老师发现论文的观点与己相左，就提起朱笔，将论文全盘否定了。学生不服，将论文送到系办公室，让系领导定夺。当时的系主任刘大杰让副主任朱东润解决这个难题。朱东润苦思冥想后终得良策，他对刘大杰说：“这事不能由教研组讨论，一讨论就僵了。乾嘉学派是推崇《毛传》、《郑笺》和朱熹《诗集传》的，你、我和陈子展是相信三家诗的。把相信三家诗的论文交乾嘉学派，大笔涂抹原在意中。不过你我都在教课，和天枢常见面，我看不如让洪某某重新誊过，送给陈子展评阅。子展不开课，指导一篇论文，不会拒绝。这样 做，洪某某的问题解决了，子展和天枢平素不见面，也不会发生问题。”
正是门户之见和派别纷争让系主任大伤脑筋。
余英时在新亚书院学习时，曾发愤攻读钱穆的著作《国史大纲》，为加深印象，余英时边读边做笔记，把书中精要之处摘录下来。当余英时把笔记本呈老师过目，请老师指教时，钱穆说了这样一番话：“你做这种笔记的工夫是一种训练，但是你最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半空页，将来读到别人的史著而见解有不同时，可以写在空页上，以备比较和进一步的研究。”钱穆这番话对余英时产生很大的启示，他由此知道了钱穆对学问的态度：《国史大纲》是他对历史的系统见解，但他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看法，而是允许别人从不同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余英时因此懂得，学问的系统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他说：“从此以后，我便常常警惕自己不能武断，约束自己在读别人的论著——特别是自己不欣赏的观点——时，尽量虚怀体会作者的用心和立论的根据。”
对学者而言，“尽量虚怀体会”他人的“用心和立论的根据”非常重要，然而，却有很多人甚至一些学问大家都很难或不愿做到这一点。
“1960年代初，语言学界有‘语法’与‘文法’之争，因为陈望道校长是‘文法学派’的首领，所以复旦有许多原来主张用‘语法’二字来表述的人，都纷纷放弃己见，投到‘文法学派’的旗下，只有张世禄先生仍旧坚持‘语法’的称谓。陈望道为了统一复旦语言学界，形成一个完整的复旦学派，特地登门拜访，——这是1949年以来，陈望道唯一的一次登上张家之门，目的是要张世禄先生同意‘文法’的提法。但是，张先生就是不肯答应。”(《海上学人》P58)
本来。校长屈尊拜访一位老师，倒是有几分礼贤下士之风，不过，倘若拜访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就让人不知道该说啥好了。这件事却让我想起李晓小说《继续操练》里一个情节，某大学两位教授因对“之”字有不同的解释而结下梁子。
“别客气。”我送他到门口，“没本的生意，想舒畅尽管来找我。顺便请教一下，刘柳二老是怎么成了对乌眼鸡的?”
“据说事出五十年前。当时他们对《尚书·盘庚》里的一个‘之’字的释义起了分歧。刘老训是，柳老训适，先是人前人后地争辩，后又在书上报上论驳，一发而不可收。其实两老都没对，按目前公认的解释，那字是文章虚词，没有实义。”
派系纷争是一种内耗，内耗的范围既包括人与人之间无谓纠缠和猜忌，还包括一些重大项目的流产。
复旦的鲍正鹄教授晚年曾准备修订《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已组建了工作班子，申请到了项目经费。因为年老体弱，他想请吴中杰教授协助他工作，吴教授婉言拒绝，任鲍教授再三劝说，他也不肯出手相助。原因是什么?多年后，吴中杰才吐露了实情：
其实，我对近代文学是很感兴趣的，而且还曾想把近代、现代、当代三段文学史连起来研究，能在鲍先生指导下研究近代文学，就像当初在他指导下从事鲁迅研究一样，收获一定很大。但是，他的工作班子已经组成，由于某种人事关系，我进去之后也无法开展工作，而这情况又不便在老师面前直言，——我想，那时即使讲了，他也未必会相信，所以只好借口我正在撰写《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而加以推诿。(《海上学人》P116)
由于害怕陷入人事纠纷中，担心不好开展工作，吴中杰违心也狠心地拒绝了恩师的求助，不仅开罪了老师，最终还导致这个项目因人手不够而被拖垮了。派系纷争，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
高校内为何派系林立，纷争不休呢?朱东润先生在其自传中有这样的剖析：
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之中。派系观点特别严重。旧社会的中文系是派系斗争的场所，这是无可怀疑的。一经进入新社会，即使社会制度完全变了，在大学工作的只是一般工作人员，一张工作证可以保障人的一生衣食，不蔫要聘书了，不需要每年每学期为聘书而担心了。但是一切都有惰性，聘书没有了，不等于为聘书而产生的担心就没有了。我在武汉大学后期，聘书是照发的，但是系主任的挤压、刁难，使我时时感到非及时离职不可。所以尽管大家都有了工作证，不等于每个人都可以安心工作。还有核心小组，还有这派那派。你不属于核心小组么?不属于这派那派么?很好，你自己努力吧，看看你是不是可以通过时代的难关。
正因派系纷争根深蒂固，朱先生在自传里发出这样的呼吁：
所以最好的系主任，应当在系内打破一切派系，使大家安心工作，了解到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为人民服务，就可以做人民需要的人。工作证是给我们的一个工作目标、一个奋斗目标，不是给我们开的吃饭门票。
倘若人人都这样想，派系自会消亡，纷争也就停息，则善莫大焉!
1929年，朱东润应聘赴武汉大学任教。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为王世杰、教务长为王星拱。校中设四个学院：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法学院，院长皮宗石；理学院，院长王星拱；工学院，院长石瑛。每院中又有实权派人物，如文学院的陈通伯，法学院的周鲠生、杨端六，工学院的赵师梅等。由于法学院是武汉大学的重心，而法学院的几位重要教授都是湖南人，所以他们成了武汉大学的重要一派：湘军。
闻一多虽为院长，但非湘军嫡系，难免不被排挤。他不得不辞职。这对武大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损失。
不久，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部长，教务长王星拱担任校长。王星拱出身安徽，他提拔了一批安徽人担任要职。这样一来，武大内淮军崛起，湘军的力量被削弱。由此，派系争斗趋于激烈，学校开始走下坡路。朱东润如此感慨：“这一切虽没有表面化，内部的斗争已经把这所大学的发展前途搞垮了。一座新兴的大学由于内部斗争终于变得生气索然。”
因战火蔓延，武大迁到四川乐山，校中的“湘军”与“淮军”已由暗斗走向明争。温文尔雅的“金德孟”(绅士的英语音译)变成了你撕我咬的“尖头鳗”。两派不仅在学术观点上针锋相对。就是住处也各据一方，呈“割据”状态：“那时淮军的地盘主要在鼓楼街、半壁街，湘军的地盘在玉堂街、丁东街。当然这是指的将士们的所在，主帅是深居简出的。”
为了不卷入派系纷争中，朱东润只得找了个“既不偏东，又不偏西，既不太左，又不太右”的地方住下，可谓用心良苦。
陈通伯推荐叶圣陶去武大做教授，淮军便将其目为眼中钉。中文系的刘主任特意安排自己的得意门生做叶的助教，其实是变相监督叶。这位助教也很“敬业”，把叶圣陶授课时的口误一一记录在案，再交给中文系刘主任，作为叶学问“不通”的证据。
叶圣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刘主任想方设法对其排挤，一学期给他排了三个班的大一国文，另外两个教师却完全赋闲。叶圣陶气不过，就问刘主任：“新来的黄先生、徐先生为什么不排大一国文课?”刘主任答：“这哪能比啊?人家是专家啊!”
派系纷争必然会殃及学生。
大一入学后半学期，要安排一次摸底考试。那年刘主任出的考题是，将柳宗元的《佩韦赋》译成恒言。叶圣陶、朱东润等中文老师一看卷子，就明白这分明是“杀鸡给猴看”。因为，不要说学生，就是他们这些国文老师也不知道什么叫“恒言”。结果是学生要么干瞪眼。交白卷；要么胡乱答一气。这一回，叶圣陶等人忍无可忍，拒绝阅卷，以示抗议。由于处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叶圣陶辞职了，结算薪水时，校长王星拱又克扣了他一个月的薪水。叶去信追问，得到的回答是：“不能以公帑为馈物也。”叶写信力争，并将信先给朱东润过目。朱要叶在信里补充两句：“不独不望先生以公帑为馈物，并望先生之不以公帑为馈物也。”朱东润是以此讥刺王星拱虚伪、无耻。因为，对上峰、对亲信，王星拱不知道干了多少回“以公帑为馈物”的勾当。
将叶圣陶排挤出局，刘主任就可以放手重用自己的亲信了。那位所谓的专家徐教授一直无课可代，恰好当时的重庆教育部颁布新章，提倡在大学中文系开传记研究。中文系刘主任是专门研究《说文解字》的，对“传记”似懂非懂，又耻于下问，竟想当然地认为传记在古文范围内，便让那位徐专家开设传记研究课，从韩愈、柳宗元讲起，自然是大闹笑话。
因为不能在派系斗争中占上风，文学院院长陈通伯黯然下台。中文系刘主任和外文系方主任争着补这个缺，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是教育系的高主任做了院长。高某刚上任，外文系方主任的夫人就放出话来，说：“反对陈通伯是中文、外文系的功劳，高某只不过是在旁边凑凑热闹，现在文学院长给了他，那不行。”高某闻听此言，很快走人。
派系纷争对高校极具杀伤力，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教师不能正常上课，学生学业难以完成。正如朱东润在书中说：“平心讲，王星拱在武大的一切，一大半是由一些人搞对立的结果，以致武大初上轨道，随即形成内部斗争，学校受了最大的影响，这是值得惋惜的。”
解放后，朱东润进了复旦中文系。早在抗战时期，复旦中文系就分为两派，一为公馆派，一为《文摘》派。公馆派，是指常在校长公馆走动的；《文摘》派是指在《文摘》刊物上活动的。进入新社会，两派“名”虽不存，“实”却未亡。外文系的孙大雨就是因为不服公馆派人物任系主任而遭致厄运的。
新中国初期，复旦领导对孙大雨还是比较重视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让他当了小组长。但不久后，他与领导越来越疏离甚至对立。“杨岂深与前校长章益关系密切，时常出入章公馆，被指责为‘公馆派’，现在却做了外文系系主任；而孙大雨自己呢，则被冷落在一边。他受不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认为都是党委书记李正文搞的鬼，所以就情绪对立起来。”(《海上学人》，吴中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p94)孙大雨屡屡挨整，是他不肯与“公馆派”为伍的结果。
在高校，学术争鸣是正常的必然的。然而在当时的复旦，学术观点的不同则会导致教师之间的隔阂和对立。《海上学人》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一个座谈会上。大家谈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有一位老先生对此书颇不以为然，认为不值得花那么多精力为一个妓女立传。盖因这位老先生一向认为，传记文学应能激励士气，故传主应选择爱国志士和社会实干家。当然，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又别有一番深意，这本是可以讨论，值得争鸣的问题。但蒋先生一听到对于他所敬爱的老师有所非难，即引用了《论语》里的一句话说‘其辞枝’，不愿再多谈了。”
蒋先生是复旦教授蒋天枢。蒋先生尊重自己的老师，无可厚非，但听不得别人对自己老师的批评，就不妥了。毕竟。门户之见太深，就会变得狭隘。对学术观点不同的同行。蒋先生“不愿再多谈了”，对和自己观点相左的学生，蒋先生就更不能容忍了。
三年级学生洪某某，写了一篇评论《诗经》的论文，该生的指导老师是蒋天枢。蒋老师发现论文的观点与己相左，就提起朱笔，将论文全盘否定了。学生不服，将论文送到系办公室，让系领导定夺。当时的系主任刘大杰让副主任朱东润解决这个难题。朱东润苦思冥想后终得良策，他对刘大杰说：“这事不能由教研组讨论，一讨论就僵了。乾嘉学派是推崇《毛传》、《郑笺》和朱熹《诗集传》的，你、我和陈子展是相信三家诗的。把相信三家诗的论文交乾嘉学派，大笔涂抹原在意中。不过你我都在教课，和天枢常见面，我看不如让洪某某重新誊过，送给陈子展评阅。子展不开课，指导一篇论文，不会拒绝。这样 做，洪某某的问题解决了，子展和天枢平素不见面，也不会发生问题。”
正是门户之见和派别纷争让系主任大伤脑筋。
余英时在新亚书院学习时，曾发愤攻读钱穆的著作《国史大纲》，为加深印象，余英时边读边做笔记，把书中精要之处摘录下来。当余英时把笔记本呈老师过目，请老师指教时，钱穆说了这样一番话：“你做这种笔记的工夫是一种训练，但是你最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半空页，将来读到别人的史著而见解有不同时，可以写在空页上，以备比较和进一步的研究。”钱穆这番话对余英时产生很大的启示，他由此知道了钱穆对学问的态度：《国史大纲》是他对历史的系统见解，但他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看法，而是允许别人从不同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余英时因此懂得，学问的系统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他说：“从此以后，我便常常警惕自己不能武断，约束自己在读别人的论著——特别是自己不欣赏的观点——时，尽量虚怀体会作者的用心和立论的根据。”
对学者而言，“尽量虚怀体会”他人的“用心和立论的根据”非常重要，然而，却有很多人甚至一些学问大家都很难或不愿做到这一点。
“1960年代初，语言学界有‘语法’与‘文法’之争，因为陈望道校长是‘文法学派’的首领，所以复旦有许多原来主张用‘语法’二字来表述的人，都纷纷放弃己见，投到‘文法学派’的旗下，只有张世禄先生仍旧坚持‘语法’的称谓。陈望道为了统一复旦语言学界，形成一个完整的复旦学派，特地登门拜访，——这是1949年以来，陈望道唯一的一次登上张家之门，目的是要张世禄先生同意‘文法’的提法。但是，张先生就是不肯答应。”(《海上学人》P58)
本来。校长屈尊拜访一位老师，倒是有几分礼贤下士之风，不过，倘若拜访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就让人不知道该说啥好了。这件事却让我想起李晓小说《继续操练》里一个情节，某大学两位教授因对“之”字有不同的解释而结下梁子。
“别客气。”我送他到门口，“没本的生意，想舒畅尽管来找我。顺便请教一下，刘柳二老是怎么成了对乌眼鸡的?”
“据说事出五十年前。当时他们对《尚书·盘庚》里的一个‘之’字的释义起了分歧。刘老训是，柳老训适，先是人前人后地争辩，后又在书上报上论驳，一发而不可收。其实两老都没对，按目前公认的解释，那字是文章虚词，没有实义。”
派系纷争是一种内耗，内耗的范围既包括人与人之间无谓纠缠和猜忌，还包括一些重大项目的流产。
复旦的鲍正鹄教授晚年曾准备修订《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已组建了工作班子，申请到了项目经费。因为年老体弱，他想请吴中杰教授协助他工作，吴教授婉言拒绝，任鲍教授再三劝说，他也不肯出手相助。原因是什么?多年后，吴中杰才吐露了实情：
其实，我对近代文学是很感兴趣的，而且还曾想把近代、现代、当代三段文学史连起来研究，能在鲍先生指导下研究近代文学，就像当初在他指导下从事鲁迅研究一样，收获一定很大。但是，他的工作班子已经组成，由于某种人事关系，我进去之后也无法开展工作，而这情况又不便在老师面前直言，——我想，那时即使讲了，他也未必会相信，所以只好借口我正在撰写《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而加以推诿。(《海上学人》P116)
由于害怕陷入人事纠纷中，担心不好开展工作，吴中杰违心也狠心地拒绝了恩师的求助，不仅开罪了老师，最终还导致这个项目因人手不够而被拖垮了。派系纷争，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
高校内为何派系林立，纷争不休呢?朱东润先生在其自传中有这样的剖析：
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之中。派系观点特别严重。旧社会的中文系是派系斗争的场所，这是无可怀疑的。一经进入新社会，即使社会制度完全变了，在大学工作的只是一般工作人员，一张工作证可以保障人的一生衣食，不蔫要聘书了，不需要每年每学期为聘书而担心了。但是一切都有惰性，聘书没有了，不等于为聘书而产生的担心就没有了。我在武汉大学后期，聘书是照发的，但是系主任的挤压、刁难，使我时时感到非及时离职不可。所以尽管大家都有了工作证，不等于每个人都可以安心工作。还有核心小组，还有这派那派。你不属于核心小组么?不属于这派那派么?很好，你自己努力吧，看看你是不是可以通过时代的难关。
正因派系纷争根深蒂固，朱先生在自传里发出这样的呼吁：
所以最好的系主任，应当在系内打破一切派系，使大家安心工作，了解到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为人民服务，就可以做人民需要的人。工作证是给我们的一个工作目标、一个奋斗目标，不是给我们开的吃饭门票。
倘若人人都这样想，派系自会消亡，纷争也就停息，则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