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三十年来的《人民日报》，似乎也是在翻阅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尤其是那一段艰难跋涉、步履蹒跚的历史。从三十年来每个历史阶段的音乐与《人民日报》的关系，我们既可以触摸到中国音乐的历史脉搏，也可以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历史脚步。
　　邓丽君、流行音乐、新潮乐派、摇滚乐、西北风，这些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发展三十年中的一个个关键词，曾经有力牵动着三十年文化的历史心弦，是社会思潮流变的鲜活表征。每个时代，对这些词汇的感应也迥然相异，因而成就的每一种记忆，就是一个时代的生动形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丽君、流行音乐、新潮乐派、摇滚乐、“西北风”，处于事实上广为传播，而话语上又相对无权的状况。大潮势不可挡，话语权却长期缺失，其实这是几乎任何一种新艺术、新品种、新技法在那个时代的普遍生存状态。但没有话语权就没有生存地位，这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共识。
　　那个时代依然是政治主导一切，所以，身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可谓一言九鼎。这些不尴不尬的艺术能否在政治上取得一种合法的身份，也就是说能否由《人民日报》出面发言表态成为关键。为了支持艺术的多样化，也是为了争取话语权，《人民日报》发表了《崔健的歌为什么受欢迎》及《一无所有》的曲词，使几近丧生的崔健和摇滚乐转眼间变得理直气壮；《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居其宏、乔建中、缪也、魏廷格、王安国、梁茂春、金兆钧、李西安、王次熠、王宁一、戴嘉枋等人的文章，从理论思辨到作品分析，阐述了流行音乐、新潮乐派、“西北风”对音乐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的积极意义。以党中央机关报的身份为这些艺术正名，今天看来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举动，但在那时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尤其是用半个版的篇幅为崔健正名和用半个版正面评价流行音乐这两件事情，被外国媒体广为报道。多年后我去美国，一位当年曾在华学习工作的美国人谈及此事时还感慨不已，认为是我国文艺开放的信号。介绍崔健文章发表三个月后，我乘坐出租汽车，司机听说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兴奋地转头告诉我他一直保存着这张报纸，并从屁股底下抽了出来，连连叫好。在一次政治环境的巨变中，流行音乐和新潮乐派又受到了一次沉重的压力，中国音协的晨耕和张非两位先生特意建议《人民日报》刊登李焕之主席的文章；在以后的政治风波中，上海的戴鹏海先生也专门写来了贺绿汀大师的专访，这些文字扶助了流行音乐和新潮乐派顺利过关，避免了挞伐的戕害。1988年，《人民日报》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这两家正部级单位联合举办“新时期十年金曲和金星”的推选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万张选票选出的演员和作品中就有流行音乐、摇滚乐及其歌手。在随后北京工人体育馆和济南体育馆举行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山东省的主要领导一起到场，而压轴的演员正是崔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全程直播，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事件。从此，流行音乐、摇滚乐堂堂正正地成为我国艺术事业的一部分。定格在此时记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个时代是一个摸索、奋争、交锋、争执、进步的时代。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邓丽君、流行音乐、新潮乐派、摇滚乐、“西北风”，虽然依然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却处于一种话语的淡化状态，只做不说，所以没有强烈的理论记忆话题。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在当时就是做得多说得少，如此行事，可以回避意识形态的重重困扰，达到彻底突围的目的，并且，那时的人们也失去了争论的兴致，一律转向务实派，赚钱第一。那个时代，在我们记忆里，邓丽君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代表了流行、美妙和跨界；流行音乐则是一种根本挡不住的文化，不能不普及到每个角落；流行音乐的先锋——港台音乐更是大行其道，人们对港台音乐讨论也已经由应该不应该，限制不限制转移到，出场费多少、大陆歌星报酬偏低这样的经济类话题。新潮乐派以及那一代作曲家，几位风头人物早已相继出国，其余正埋头用功，潜心创作，没有人再关心这一乐派的生死或者去向。摇滚乐的后起之秀则层出不穷，崔健成了前辈，想唱也要先看市场，“唐朝”、“黑豹”的时代也是稍纵即逝，风光不再。“西北风”一头钻进了历史，成为往昔的回忆，连曾经属于不属于流行音乐都成了一个问题。《人民日报》呢，尽管继续刊载崔健的消息和介绍“唐朝”、“黑豹”的文章，并且首次开辟了音乐排行榜，但除了一次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有人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介绍“唐朝”和“黑豹”，一次“两会”期间来自山东的农工民主党政协委员提案质问《人民日报》介绍崔健是宣扬什么反对什么之外，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普通读者中已无多大反应，对那些质问也觉得毫无意义。此时的社会，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登场后，意识形态的争论渐渐成了非主流，政治颜色在音乐中日益模糊直至退隐，什么事情只要大家接受也就理所当然地取得了自己的地位，无需《人民日报》这样的舆论再加以左右。
　　现在，新潮乐派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抹去，这个词听起来都让人发噱。但值得玩味的是，新潮乐派的当家人物以及那一代曾受到强烈质疑的作曲家们，无论身份地位还是作品演奏，如今已经纳入主流文化中心地带，其话语也具备了霸权的可能性，日益成为文化乃至全社会的重要人物，其主流社会的位置也远远高出当年批判他们的人物。无论什么样的音乐会，什么样的影视剧，直至主旋律演出、奥运会开幕式，他们都不可或缺。遥想20年前，难免昨非今是、昨是今非之叹。当你和今天年轻的一代再讲述对王酩、李谷一的讨伐、对苏小明歌声的过度反应、对邓丽君的禁止，再讲到流行音乐的各种争论，他们一定会瞪大眼睛，觉得我们这几代人有很大的毛病?现在的流行音乐唯恐不流行，只要有市场，其他根本不予考虑，但是即便如此，还常常陷于歉收的荒年之中。人们争论的是盗版、侵权，没有人再关心我们曾经认定是大是大非的那些问题。至于摇滚乐，现在需要忧虑的是如何留住观众；至于“西北风”，已经尘封在音乐的历史记忆里；至于邓丽君，那只是甜蜜蜜的美好回忆。这样的音乐记忆表明，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是允许文化多元的时代，鼓励流行文化的时代，推动市场文化的时代。当然，在一个网络的时代，大众文化的话语权也被广泛下放，甚至出现滥用之势：在一个多媒体的时代，文化的大众性正被逼到不顾一切的位置；在—个充满物质诱惑的时代，音乐家不能不赶紧急转身，终极目标终于锁定在经济利益之中。《人民日报》也彻底从音乐文化的指导位置上退出，与其他媒体一样，听则有，不听则无。最近，几乎所有回顾音乐三十年的文字，没有一字提及《人民日报》在三十年音乐发展的历史作用。可见，在今天人们的记忆里，已经根本不可能将这家政治性极强的报纸与音乐联系起来，多年前的政治环境、意识形态的主导结构及其操作方式，逐渐处于失忆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是社会变迁飞快的时代，由于变化太快，许多往事匪夷所思；由于变化太大，许多旧话更是莫名其妙。抚今思昔，难免感慨万千。陈原《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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