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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的人生经历，我最深刻的感受是：个人的命运始终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少年时代，国家正处在外患内忧、积贫积弱的危难时期，救亡图存成为当时热血青年的人生志向，这一信念也影响和决定了我一生的事业轨迹。
1922年8月，我出生于福建闽清。幼年时，父母为生活所迫，带着我背井离乡到马来西亚打工割橡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念初中，当时从国内来的一位思想进步的老师经常给我们讲抗日形势，使我明白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也让我知道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为全中国老百姓谋幸福的党。
也就在那个时候，党的种子就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中。初中毕业前夕，作为班长的我，和同学们通过华侨抗战救国会积极给延安八路军总部捐款，想为抗战尽一份力。想不到的是，竟然收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回信，鼓励我们回国抗日！这让我们激动不已，初中毕业时，我毅然放弃了父母让我去新加坡读书的安排，和6位同学相约回国参加抗战。
途经越南西贡海关，验关的法国人要我们在护照上按手印，而欧美旅客都是签字。我们争辩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签字？那个法国人蛮横地吼道：“你们是黄种人，东亚病夫，不能签字！”直到现在，那次经历仍是我最刻骨铭心的痛楚。我当时就想，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强大起来！
到了云南，我们才发现，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允许我们去延安！我们只能进入迁到后方的学校继续读书。为了能够救治战场上的伤员，更直接地为国出力，我和现在的老伴吴佩煜考入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我的老师——“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教授指导下，把肝脏外科作为努力的方向，走上了科学救国、健民强国的道路。
1949年7月，我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我国肝胆外科也是一片空白，一位外国医学权威曾断言：“中国的肝胆外科要达到国际水平，起码要30年。”这句话让当时还是住院医生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家，我就在灯下写下了“卧薪尝胆，走向世界”八个大字，作为座右铭。
1956年，我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圆了我心中的一个梦，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神圣，觉得自己的灵魂有了归宿。
1958年，长海医院成立了由我任组长的“三人研究小组”，开始向肝胆外科进军。我们选定了攻克肝脏解剖理论这一难关。一开始，我们既无资料，又无设备，只有几张旧桌椅和几把破刀剪，实验室就在养实验犬的“狗棚”里。在那里，我们没日没夜地做了上百次试验，一待就是4个多月，终于制成了我国第一具肝脏血管铸型标本。接着又奋战一年多，于1959年底制成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和60个肝脏固定标本。这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比我们更熟悉中国人的肝脏了。在反复研究和实验的基础上，1960年我们又大胆提出了“五叶四段”崭新的肝脏解剖理论，为肝脏手术奠定了解剖学基础。直到今天，国内依然在采用这一理论。
同年3月1日，在“五叶四段”理论指导下，我主刀成功完成第一台肝癌切除手术，打破了肝胆外科的禁区，实现了“零”的突破。之后，我又先后发明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开创了我国肝脏手术止血技术革新的先河。1963年，我再次闯进肝脏手术禁区中的禁区，主刀完成我国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这标志着我们一举迈入了世界肝脏外科的先进行列！而这时，距那位外国专家的预言还不到10年。
正当我们鼓足干劲继续前进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我因归侨身份，党籍被挂了起来，不由得伤心地哭了。但哭过之后，仍然发自内心地爱党信党，仍然坚信自己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仍然按时交纳党费。在我心中，共产党员不仅是个身份，更凝聚着我的信仰。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我想方设法创造条件，继续进行肝胆外科的试验、研究和手术。1975年，我又主刀完成了一例重达18公斤的特大肝血管瘤手术，又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我国肝胆外科正式走上了世界舞台。1979年，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在美国举行。我和中国外科界三位泰斗级人物吴阶平、陈中伟、杨东岳应邀参加。根据大会安排，我在两位西方发达国家代表之后发言。当我走上讲台时，大会主席突然宣布：发言时间由15分钟改为10分钟！这让我很气愤，我是代表我们国家来参加会议的，为了这个发言，我准备了很长时间，不能再受他们的欺负！我和吴阶平交流了一下，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地要求将发言时间改回原先的15分钟！大会主席不得不将那5分钟“还给”了我。在我之前发言的两名外国专家，一共只做了18例肝癌切除手术，而我们已做了181例，我们的手术成功率、自创的肝脏解剖理论和发明的止血方法等，都引起了极大震动。虽然30年过去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报告结束时代表们热烈的掌声！那一刻，为国争光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也就是从那时起，确立了我国在世界肝脏外科界的领先地位，我们的肝胆外科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我进入肝外科领域已经60多年了，大大小小的手术做了1万多台，可以说所有的肝脏手术都做过了。但我常想：一台手术只能挽救一个病人的生命，对于我们这个肝癌患者众多的大国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所以，我特别重视肝外科的基础研究工作，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在肝癌的预防和早期发现上再作出一点成绩。基于这个考虑，我把自己获得的国家最高科技奖500万元奖金全部拿出来，用于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又联合其他几位院士，牵头成立了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为我国肝癌的基础研究与临床结合打造世界一流的平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今年虽然已经96岁了，但每天还坚持上班，每周还要做两三台手术。我常想，作为一个党和国家培养的普通医生，组织上给了我很多的荣誉，但我还没有研究透肝病的发病规律，还没有找到解决肝癌的最有效办法，我只有倾尽毕生之力去工作，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才能对得起国家和军队的培养！我觉得，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上。
有人问我：“你这一辈子不停地看门诊、做手术，会不会觉得很累，有没有感到很枯燥？”我认为，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做他喜爱做的事情，是很愉快的。我从拿起手术刀、走上手术台的那天起，看到一个个肝癌病人被救治，看到一个个肝病治疗禁区被突破，看到一个个康复者露出久违的笑容，常常發自内心地高兴。
有人说，吴孟超，你拿了那么多第一，拥有那么多头衔，获得那么多荣誉，你这一生值了。是啊，就我的人生来讲，这些东西确实够多了。但是要说“值”，它究竟值在哪里？我想最重要的是，它顺应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的发展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我的知识价值、人生价值才会彰显出来。
1922年8月，我出生于福建闽清。幼年时，父母为生活所迫，带着我背井离乡到马来西亚打工割橡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念初中，当时从国内来的一位思想进步的老师经常给我们讲抗日形势，使我明白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也让我知道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为全中国老百姓谋幸福的党。
也就在那个时候，党的种子就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中。初中毕业前夕，作为班长的我，和同学们通过华侨抗战救国会积极给延安八路军总部捐款，想为抗战尽一份力。想不到的是，竟然收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回信，鼓励我们回国抗日！这让我们激动不已，初中毕业时，我毅然放弃了父母让我去新加坡读书的安排，和6位同学相约回国参加抗战。
途经越南西贡海关，验关的法国人要我们在护照上按手印，而欧美旅客都是签字。我们争辩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签字？那个法国人蛮横地吼道：“你们是黄种人，东亚病夫，不能签字！”直到现在，那次经历仍是我最刻骨铭心的痛楚。我当时就想，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强大起来！
到了云南，我们才发现，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允许我们去延安！我们只能进入迁到后方的学校继续读书。为了能够救治战场上的伤员，更直接地为国出力，我和现在的老伴吴佩煜考入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我的老师——“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教授指导下，把肝脏外科作为努力的方向，走上了科学救国、健民强国的道路。
1949年7月，我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我国肝胆外科也是一片空白，一位外国医学权威曾断言：“中国的肝胆外科要达到国际水平，起码要30年。”这句话让当时还是住院医生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家，我就在灯下写下了“卧薪尝胆，走向世界”八个大字，作为座右铭。
1956年，我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圆了我心中的一个梦，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神圣，觉得自己的灵魂有了归宿。
1958年，长海医院成立了由我任组长的“三人研究小组”，开始向肝胆外科进军。我们选定了攻克肝脏解剖理论这一难关。一开始，我们既无资料，又无设备，只有几张旧桌椅和几把破刀剪，实验室就在养实验犬的“狗棚”里。在那里，我们没日没夜地做了上百次试验，一待就是4个多月，终于制成了我国第一具肝脏血管铸型标本。接着又奋战一年多，于1959年底制成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和60个肝脏固定标本。这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比我们更熟悉中国人的肝脏了。在反复研究和实验的基础上，1960年我们又大胆提出了“五叶四段”崭新的肝脏解剖理论，为肝脏手术奠定了解剖学基础。直到今天，国内依然在采用这一理论。
同年3月1日，在“五叶四段”理论指导下，我主刀成功完成第一台肝癌切除手术，打破了肝胆外科的禁区，实现了“零”的突破。之后，我又先后发明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开创了我国肝脏手术止血技术革新的先河。1963年，我再次闯进肝脏手术禁区中的禁区，主刀完成我国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这标志着我们一举迈入了世界肝脏外科的先进行列！而这时，距那位外国专家的预言还不到10年。
正当我们鼓足干劲继续前进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我因归侨身份，党籍被挂了起来，不由得伤心地哭了。但哭过之后，仍然发自内心地爱党信党，仍然坚信自己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仍然按时交纳党费。在我心中，共产党员不仅是个身份，更凝聚着我的信仰。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我想方设法创造条件，继续进行肝胆外科的试验、研究和手术。1975年，我又主刀完成了一例重达18公斤的特大肝血管瘤手术，又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我国肝胆外科正式走上了世界舞台。1979年，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在美国举行。我和中国外科界三位泰斗级人物吴阶平、陈中伟、杨东岳应邀参加。根据大会安排，我在两位西方发达国家代表之后发言。当我走上讲台时，大会主席突然宣布：发言时间由15分钟改为10分钟！这让我很气愤，我是代表我们国家来参加会议的，为了这个发言，我准备了很长时间，不能再受他们的欺负！我和吴阶平交流了一下，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地要求将发言时间改回原先的15分钟！大会主席不得不将那5分钟“还给”了我。在我之前发言的两名外国专家，一共只做了18例肝癌切除手术，而我们已做了181例，我们的手术成功率、自创的肝脏解剖理论和发明的止血方法等，都引起了极大震动。虽然30年过去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报告结束时代表们热烈的掌声！那一刻，为国争光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也就是从那时起，确立了我国在世界肝脏外科界的领先地位，我们的肝胆外科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我进入肝外科领域已经60多年了，大大小小的手术做了1万多台，可以说所有的肝脏手术都做过了。但我常想：一台手术只能挽救一个病人的生命，对于我们这个肝癌患者众多的大国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所以，我特别重视肝外科的基础研究工作，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在肝癌的预防和早期发现上再作出一点成绩。基于这个考虑，我把自己获得的国家最高科技奖500万元奖金全部拿出来，用于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又联合其他几位院士，牵头成立了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为我国肝癌的基础研究与临床结合打造世界一流的平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今年虽然已经96岁了，但每天还坚持上班，每周还要做两三台手术。我常想，作为一个党和国家培养的普通医生，组织上给了我很多的荣誉，但我还没有研究透肝病的发病规律，还没有找到解决肝癌的最有效办法，我只有倾尽毕生之力去工作，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才能对得起国家和军队的培养！我觉得，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上。
有人问我：“你这一辈子不停地看门诊、做手术，会不会觉得很累，有没有感到很枯燥？”我认为，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做他喜爱做的事情，是很愉快的。我从拿起手术刀、走上手术台的那天起，看到一个个肝癌病人被救治，看到一个个肝病治疗禁区被突破，看到一个个康复者露出久违的笑容，常常發自内心地高兴。
有人说，吴孟超，你拿了那么多第一，拥有那么多头衔，获得那么多荣誉，你这一生值了。是啊，就我的人生来讲，这些东西确实够多了。但是要说“值”，它究竟值在哪里？我想最重要的是，它顺应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的发展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我的知识价值、人生价值才会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