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我和江奇涛在云南前线相遇，他不无自信地说要写别人还没写过的东西。听了他的构思，我觉得很有意思。可是，直到最近读了《雷场上的相思树》，我才明白，当时我只看出题材内容上的新颖，想象力是多么贫弱！直到读了作品，我才真正感觉到这篇作品所具有的那种超越军事题材文学创作自身的意义，这是当今文坛上不可多得的优秀篇什之一。
　　作品中的几位主要人物，本来都是地方大学的学生，如果不是在一年前大学毕业时入伍进了军校，那么，现在他们就可能是中医学、运动学、园艺学、生物学和文学方面的专门人才了。仅仅一年的时间，他们从老百姓成为军人，这种变化够快、够大了；但更快、更大的变化却是：在短短的几天里，他们又从和平兵成为杀敌树勋的战士。作品所表现的就是他们在这几天里的所经所历和与之相对应的心路历程、情感走向。很有意义的是：他们是军队中的新人。他们在军队中受到锻炼，军队也因他们的到来而有所变化。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对军队建设有重大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包括快速反应能力，对新战略、新装备、新技术的知解力，小分队的独立行动能力，临战适应能力等都随着他们的到来而迅速提高。他们的形象表现了军中知识分子的自觉与自豪。在以往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中，他们还从来不曾这样光彩照人地出现过。“我”、尹默涛、季刚、丛培民、刘国政，——五个见习排长，每人都有一段神奇的故事。作者首先在生活中发现了他们的价值，接着才能够在作品中表现他们的壮举、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整个心灵世界。这种表现很精巧，很见功力，这是不能不谈到的。但是，我认为这篇作品最值得称赏处并不在这里。
　　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经过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自觉和对其审美特性的强化与丰富，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关节点，那就是作品能否超越题材意义的限制，从而产生更高远、更普遍、更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作用。《雷场上的相思树》也许就是这新的发展阶段的第一只报春的燕子。
　　我以为，奇涛笔下的“雷场上的相思树”是一个充满哲学智慧的命题。战争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尽管它有特殊的一面，但人在战争中的表现，总不可能是十分突兀的，远离和平生活的。与此相反，人在战争中的表现，一定是符合人类的一般行为模式的。只不过在战争期间，由于情势的瞬息万变、命运的随机陡转、肉体的存亡未卜，而使人的精神更集中、感觉更锐敏、心理更活跃，人在一种更积极的行动中，在更亢奋的精神状态下，能体察到平时发现不了的东西。死路上走过一遭的人，是能够看透人生的许多奥秘的。在作品中，几个带有不同程度现代意识的大学生，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在与敌寇的拼搏中，在人生谜、生死关的参悟中，发见了一种几乎无所不在的哲学秘密，老子不云乎“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们无以名之，乃称之为“雷场上的相思树”。你看，电话串线而使老同学在炮火下意外接谈，是“雷场上的相思树”；有个狡黠又并不坏的女朋友，也是“雷场上的相思树”；越军只拖回女兵尸身，而置众男尸于不顾，是“雷场上的相思树”；四个侦察员与指挥所失去联系九小时又建奇勋，也是“雷场上的相思树”；敌人掩蔽部里有吉他，是“雷场上的相思树”；默涛为了一把吉他牺牲，也是“雷场上的相思树”；上级规定缴获的弹药不能随便打，要当战利品上交，是“雷场上的相思树”；我们过春节，敌人也朝天上放枪，还是“雷场上的相思树”……按照奇涛的解释，“雷场上的相思树”，表明那是个圈套，是一种美丽而可怕的诱惑，或者那是一种反差，一种阴错阳差，类似“一朵花插在牛粪上”；也可以解释为那是一种危险的爱情，因为相思豆多半被作为男女爱情的信物；或者干脆拿它当肯定语和否定语用，表达那事是不可能的，办不到的；那事太好了，太绝了，太棒了，都能用此语表达。所有的变化，都表现在用这句话时的场合和语气。后来，他索性用它来解决那种谁也说不清含义的事物。
　　事实上，历史总是在战争与和平、欢乐与苦难的二律背反的严重冲突中进行，人类社会总是在悲剧性的矛盾中发展。“雷场上的相思树”是神奇的战争形而上的精义，就象钱钟书先生用“围城”来概括人生中的一种情形一样，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也是对人生中某种情势的准确象征。他们的这种概括和象征，不是一种宇宙、世界、人生的知识，也不是一种有关的认识，而是一种领悟，一种带着神秘色彩的领悟。这是一种社会和自然的启示，一种生活中常见的契机；同时又是一种凝神默察的思想结晶，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哲学玄说。
　　一件艺术作品，既是有意味的形式，也是有形式的意味。当我们说它闪射着哲学智慧的光芒时，它便具有阐释不尽的深远意义和体味不完的悠长韵味。这些方面，决不是其题材、其体裁、其主题所能限定的。我以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雷场上的相思树》正是这样的作品。它的人物是“雷场相思树”，场景是“雷场相思树”，情节是“雷场相思树”，整个作品由一连串的“雷场相思树”所构成。它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想，表现出了诸多种类和层面的复杂生活内容。几个学生官的“雷场相思树”，既是军人的，也是老百姓的；既是中国人的，也是全人类的。毫无疑义，《雷场上的相思树》确实是一部超越了题材的作品。作品超越题材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篇作品当然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但它毕竟在军事文学发展的当前阶段，即有待超越和开始超越的阶段，作为一种示范，至少是可以聊备一格的。
　　《雷场上的相思树》通过战争奇观，表现了军人间那种伙伴、朋友、同学、战友、兄弟关系，表现了军人的教养、智慧、品格和命运等。“我”有先天性血小板缺乏症，副团长及其军医夫人处处给予保护，不让负一点儿伤。“菜农”刘国政在上前线的路上产生瞬息动摇，季刚巧妙、及时地进行了制止，两人从此建立友谊。号称“军中骄子”的副团长却第一个任命了在拳击中能打倒他的士官生当侦察排长。越侨开的理发店不接待中国军人，战士们都能理解和尊重人家的民族感情，表现出了应有的气度。默涛的风度有王子式的魅力，他的爱情却也曾受到挫折，他同小护士间的感情纠葛自然、真切并且不俗、不熟。默涛、季刚、“菜农”、“中医”、“我”在战场上都不但是大勇，而且是大智……这篇作品有丰富的画面，动人的情节，因此，没有谁会认为它不是小说，而是什么别的文学样式。但我却总是觉得，如果从这篇作品的内在结构来说，它例象是一首诗。对于“结构”一词，有的评论家总是将它和章法、布局等量齐观。其实，那只是望文生义，至少也是对“结构”的过于褊狭和肤浅的理解。我以为，“结构”是文学作品内部规律的一部分，应当是指意象、语言、象征、节奏等，当然也应当将起承转合、格律之类技术性要求包含在内，除此之外，还应当包括能将这些全部统摄起来的“诗意”。
　　我说《雷场上的相思树》具有诗样结构，首先是指它的矛盾情境。就象哲学家总爱把简单的事物说得深不可测一样，诗人也总喜欢把顺畅的语言说得不通。他们好象很喜欢用一种矛盾语法，通过反论、歧义乃至有意倒错、歪曲的语言，制造一种矛盾情境。就是这种奇正相生，能够更有表现力地写出惊警的意象、隽永的意蕴和独特的魅力。“雷场上的相思树”正是一个似非而是的概念，完全符合诗对语言的要求。这句话是一个隐喻，它包含着战场和社会这双重视野，对战争与和平作了对比，揭示了一种难以说清的意象，概括了一种来自生活本身的启示。这种情境贯串于整篇作品，最直白的例子是：“绸带里飘出了铅沉，／车轮下滚出了缓慢，／面包上啃出了饥饿，／水壶里倒出了干燥，／冲锋枪射出了和解……”其次是指它所具有的张力。所谓“张力”，是指能够凝聚或联结作品中的各种矛盾意念，从而使之成为整体的一种力，指能够使作品不止于有妙句佳节，而且全篇俱好的一种力。在本篇中，张力就是“雷场相思树”，作者靠了它，才把作品中统一的或相互冲突的各种手法、思想、形象等形成为一种完美的秩序。另外，《雷场上的相思树》似多得益于《西线无战事》。全篇分为若干段落，每个段落都写得十分精巧，各段落又相互牵引，缺一不可。全篇则由“雷场上的相思树”这一矛盾意念来统摄。
　　这篇作品在主题上也有超越。本来，它的主题是“士官生”在前线。一般说来，只要写写他们的勇与怯、爱与死，写写他们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就完整了，很够了。但这篇作品却反乎是，用一种似有若无，显得很内在、很自然的幽默笔调，把一切都写得那么自然、内在，没有空洞的说教，也没有矫情的誓言，不催人泪下，主要人物的爱国情愫、英雄气概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却跃然纸上，令人久久难忘。正是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作品的悲壮苍楚却出之于秀丽奇瑰，谐谑成趣却表现了严肃、郑重的内容。诚如作者所说，在一个人身上的那些也许一辈子被埋没的精神、品德，统统在战争中的一瞬间闪射出来，形成为灿烂的光焰。确实，人生充满了戏剧性，人的命运格局总是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例如，“菜农”从怯战到领死如怡，默涛和季刚从纸上谈兵到攻坚破阵，“我”从被“保护”到强烈要求献身等等，展示出人物精神世界的一种飞升。这种从只求被理解、被尊重到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达成，是人物形象塑造的完成和超越：几个学生官代表了今天整整一代有文化的现代人。
　　我知道，早在云南前线，江奇涛的内心就澎湃着一股创作的激情和冲动。他大概想哭、想喊甚至还想跳。但是他终于没有啜泣也没有呼号，当然更没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种被抑制着的精神能量，按照心理学的补偿原理转化成了这篇具有超越意义的佳作。
　　
　　(《雷场上的相思树》，江奇涛著，刊于《昆仑》一九八五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