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此失彼与难圆其说
　　
　　一天晚间看电视，是讲当年红军长征中抢渡大渡河的故事。这类故事过去虽已耳熟能详，但出于对长征这一历史伟大壮举的崇敬之情，还是想听专家和讲评人是怎么说的——有何新意与高见。
　　专家与讲评人总的说来讲得是不错的。他们讲刘伯承与小叶丹的结拜佳话，讲他们歃血之盟相互帮助与支持，从而使红军顺利地通过彝区而成功地渡过了天险。彻底击碎了蒋介石曾预言的能在大渡河造成石达开第二的呓语。专家和讲评人还解说红军这一传奇性的胜利是以德感召少数民族同胞的结果，与当年石达开的悲惨结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即一是获得支持而胜利，一是遭到反对而失败。这当然是对的。其实这在过去已多次讲过，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经验和教训。
　　然而，专家和讲评人以下的解说和引申却有点顾此失彼之感，说法是当年石达开所率的太平天国那支军队欲过彝区，进而抢渡大渡河，不是以德感化少数民族，而是企图以金钱来加以买通，但是没有奏效，从而在渡河中遭到惨败，而截击他们的清军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当时的这些情况也许是符合实际的，但以下的结论在我看来是顾此失彼而难圆其说。如专家和讲评人分析说，从这胜利与失败的结果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代表正确的、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一方可以取得胜利，相反的情况则必然遭到失败。这种说法对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红军与蒋介石的军队说来无疑是对的，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对石达开的军队与其对立面清朝军队而言则未必如此简单。上上世纪六十年代石达开军的惨败，石本人的被诱杀当然与其采取的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的失误有极其重要的关系，这充分说明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军是无法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相比拟的，石军的失败命运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但石达开的对头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的军队所代表呢？难道真如上述专家和讲评人所说的那样，胜利的一方就表明他们是正义之师吗？这就未免有点机械学的悖论了。
　　我们知道，骆秉章其人原为湘军首领之一。他生为广东花县人，但在湖南巡抚任内，不遗余力地支持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创办操练湘军，并直接参与绞杀农民起义队伍，也算积累了这方面的丰富经验；因此当其率领湘军进入四川任总督时，便施展出作为清朝统治者忠实鹰犬的看家本领，为延长一个腐朽的清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不能因此就可以推论他所代表的一方从总体上有什么正义可言。
　　单讲红军与蒋军较量而结论于正义与非正义带来的结果是对的，但不必再机械地引申开去，将性质并不尽同的对立双方及其胜负结局也如法结论，这就不那么符合具体事物应做具体分析这一经典法则了。如果说骆秉章与石达开的较量有何“高明”之处的话，只能说他在经验谋略更不必说是权诈上胜过石军罢了。如果仅就这一点加以剖析而得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那才是对头的和有益的。
　　言及此好像本可以打住，可我仍然觉得还有话可说，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清朝情结，有关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评价，多有与过去多年来的传统定评相歧异，甚至必欲过来看才称快之势。应当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更加趋于成熟，对于过去多少年的既定认识乃至定评重新进行审视以期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譬如说，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尽管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其局限性尤其是首领人物思想上不可避免的杂质，眼光与策略上的偏差却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何况，他们总是难逃改朝换代的“圆周率”的。但并不能因此就必须导致将应有的正确历史观当作泥人击碎重新再捏一个。譬如说，不能因为个人所癖好的“清皇朝情结”就将他们的对立面贬损得一无是处；更不能在高歌康、雍、乾盛世“天子圣明”的同时而将他们推行的血腥文字狱略而不计；也不能将清军入关后制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省”为代表的在尸骨堆上建立起来的皇权统治说得非常轻松；更不能否定清朝中后期政权日趋腐朽带来志士仁人发动的推翻清皇朝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先进性。如果连这些基本的东西也弄颠倒，当然就有可能对当年骆秉章残酷镇压，石达开军也沦落正义的一方战胜了非正义的一方了。
　　我真不明白这种心理的基础应作何剖析才好？
　　其实，历史上相互较量的双方，某一方面力量对比或措置失当等复杂原因，纵然它代表的并非是非正义的一方也可能造致暂时的失败。如果按照机械推论法的公式而不作具体分析的话，那么当清朝入关之初江南人民为了反剃发、反残酷镇压而举兵反抗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夏完淳他们，辛亥革命之前多次起义而累造失败的英烈们，如地下有知该作何想？
　　看来，任何“公式”的背后，反映出一种心理机制，都代表着某种思潮所引出的或隐或显的泥浪。
　　
　　如此论证“人际关系”质疑
　　
　　最近，看电视听专家讲史，谈及楚汉相争中的不同营垒重要人物的“人际关系”，诸如项羽、刘邦、韩信、萧何等等。很显然，讲授者是通过两千多年前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旨在启示今人重视人际关系这一决定成败的重大课题，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用心当然是良好的，如做得好，效果也是有益的。
　　然而，当我听完了这一课题，却产生了另外一些想法。我觉得，讲解者所引述的以上有关人物的事例，有过分偏重于只为证明所要强调的那方面道理，使人不能不产生只截取部分而不及其余之感。如为突出项羽之不善用人而致败、刘邦极善用人而制胜，往往在用事上留头去尾，或在扬其长时则详其善而略其恶，这样，提出的问题虽有意义，所用事证也不乏对的成分，却使人感到不全面、不完整，因而就不能不减弱了它的说服力。
　　如讲解者为了赞许刘邦的善识人才、重用人才，说他果断地将被项羽摒弃不用的韩信拜为大将军。这里且不说韩信之被刘邦所用，其过程并不顺畅，否则怎会出现“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呢？更关键的一点是，当韩信辅佐刘邦彻底击败了曾经强大的项羽势力（直至逼羽乌江自刎）之后，刘邦即开始使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手段，先是将韩信由芥王贬为淮阴侯，然后又在率军征讨叛将之际，看吕后将韩信诛杀于未央宫钟楼内。而这时的萧何也无可驳辩地充当了共谋者和诱捕者的角色，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也。
　　我的重心不在论证韩信是否真的谋反，是否罪当该死的考证上。只是想廓清一个问题，即所谓刘邦一类的重视“人际关系”，其目的其实始终不外乎“人人皆为我所用”，更确切地讲无非是为成帝业所施权谋的一部分，而根本谈不上从骨子里善待人才，更谈不上是平等的、磊落的“人际关系”的楷模，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诚信和相互尊重处理好人际关系，以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在性质上是有很大不同的。虽然，纵是封建君臣的“人际关系”我们不妨择其善者而汲取之，但无论如何也不应将当事人的全部行为、历史真相与“人际关系”的整体面貌予以割裂，而扬此掩彼；而且，如将在性质及情节上相去甚远的两桩东西相互借鉴，还可能产生不小的副作用。
　　也许是我联想多了些，这种偏爱以帝王说事儿的例证与时下影视和其他文艺作品中的“帝王热”不无关系。好像既然是帝王成就了最大事业，那么不论用来说明任何道理都是一种硬邦邦的、毋庸置疑的。就连他们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也堪为楷模。其实，有时恰恰事与愿违。如上所述，由于帝王所搞的“人际关系”在目的和性质上与一般人之间（尤其是当今我们一般人）的关系处理上有着根本的不同，稍经推敲就很容易“露怯”的。
　　事情再明白不过，我们今天之所以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完全是基于人性化的考虑，为创造一种真诚和谐的局面，以有利于社会进步。它是建立在当事各方共同受益基础上的良性协调剂，而与封建帝王处于绝对的一己之私，绝对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一旦感到可能稍不利于绝对皇权之威即不择手段地毁弃那种所谓“人际关系”基础的做法，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其实，良好的人际关系成功例证并非罕见，何必动辄就以帝王说事儿？难道凡为成功了的就必定是一切全好，则无须问其道德内涵如何？此等公式应该再加斟酌一下了，尤其是在强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