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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陶渊明其人赘述
鲁迅在《题未定·草·七》中说过这么一段话：“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评论陶诗艺术风格发展前，为了不至于“近乎说梦”，很有必要先在此赘述诗人生平。
陶渊明出生在一个具有浓郁儒家气氛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东晋风气，人们很崇尚老庄。少年时的陶渊明不但谙熟《老子》、《庄子》，还在他母亲指导下学了《六经》，凭自己的兴趣，他还涉猎了不少文、史以及神话小说之类的“异书”。这决定了诗人思想的复杂性，也就是说，诗人既有道家思想，又有儒家和释家思想。
他生活的年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中原广大土地沦入匈奴、鲜卑、羯、氐、羌贵族之手，并有继续向南扩张的野心，而东晋小朝廷却偏安江南，致力于对人民的掠夺和政权的巩固。诗人家乡浔阳也曾屡遭兵燹骚犹，时局动荡、更叠频繁，人民穷困不堪。这些，对诗人的思想和生活影响极大。
封建文人读书的终极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做官，陶渊明也不例外。到二十九岁，他便怀着“济苍生，安社稷”的愿望，信心十足地踏入仕途，任江州祭酒。后来时隐时归，405年，以八十多天彭泽令终仕，总计仕途生涯不过四年。其间，他更了解了社会、官场的污浊倾轧和人民的穷困与他高洁的人品和“济苍生，安社稷”之初衷产生抵牾，使他内心极为痛苦。终于，他踏上了归隐的道路。
归隐之初，他的确也平静过一段时间：徜徉田园，寄迹山水，悠哉游哉，吟诗作赋，既无生诂之忧，又无罹祸之虞。早年农村生活的美好记忆和时人尚通脱的时髦风气以及他早年接受的老庄思想与优美恬淡的自然风光达到空前的和谐，其笔下便出现了以《归田园居》为代表的、以“平淡自然”为主调的田园诗。
但诗人的平静生活并没延续多长时间，时局的动乱、生活的不幸时时骚扰他平和的内心，使他很焦躁也很悲愤。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他归田中后期诗歌表现出来的悲愤慷慨很容易看出。时至公元427年，诗人带着生活的困扰离开了人间。
了解了诗人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我们再来谈论诗人的艺术风格，似乎就不会流于单纯的“平淡自然”或“金刚怒目”了。
二、陶诗艺术风格发展的三个阶段
根据诗人生平和思想发展，笔者认为陶诗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以流转方式，呈现出曲线演进势态。具体说，分以下三个阶段：
1、彷徨期——指诗人归隐以前的作品，主要内容是反映壮志难伸的苦闷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田园的强烈慕好。诗风清峻壮美。
2、超脱期——指诗人归隐初期的一系列田园诗，它是诗人平和内心的反映。诗风恬淡优美。这方面的作品，在历代失意文人中引起过强烈共鸣，并得到激赏和夸张，因而使人误以为陶渊明整个一生都是飘飘然的了。
3、郁愤期——指诗人归田后期的创作。虽然也有反映田园生活的，但格调与归隐初期迥然不同，多寄寓愤慨而少了悠哉游哉，特别是他的咏史咏物和杂感诗，均表现出一种共同的风格——沉郁悲愤。建国初期，文艺理论研究十分看重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因此曾错误地把诗人这方面的作品和诗人的“忠愤”弘扬到空前的高度。
先谈彷徨期，亦即诗人诗歌艺术的前探索期。这时期的作品，大致终限到归隐。一般人认为诗人诗歌创作开始于三十六岁一一就现有陶诗集看，以前诗人只有一首《命子》。如前所述，这时期的诗人正值年富力强，凭他血液里三代官僚的基因，他极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并有行动。但由于他寒微的出身和刚直耿介的性格，尽管他也曾积极为统治阶级奔走效劳，最终也没得到赏识器重。反映在诗歌中，其内容不外乎两类：一类表现出极强的参与欲望，渴望建功立业并由此光宗耀祖；另一类则流露出因对现实极度失望而渴望寻觅另一种现实，即归田。
《杂诗》(第二)表现的思想和艺术风格较之《命子》又有发展。
白日论西阿，索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此诗所抒发者，还是一个汲汲于仕途者壮志难酬的哀怨，意境开阔雄浑，格调哀怨凄楚但不颓唐绝望。与《命子》相比，语调更深沉。前者多铺叙言志而少描摹，有“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毛病；后者则将自己一腔悲愤寄寓于清冷的寒夜，白日、素月、夜风、易变的时令、漫漫的长夜、孤影等，都成了作者翻滚心潮的移情物，抒情性更浓，抒情方式更妙。不能不承认，此诗的成熟是《命子》所不堪比的。而这艺术的发展，正是诗人饱经仕途艰辛而思想产生冲突的表现。
正由于“有志不获骋”，诗人心中便产生了一种与他儒家理想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相悖逆的人生理想一一归田。表现归田思想的作品很多：
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慈?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从都还阻风于规林》)
此诗作于公元400年，此时诗人正在桓玄属下为官。内容很明显：叹行役，倦宦情。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还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赴假还江陵夜行涂江》)
此诗更直接抒发了自己对田园生活的慕好和对官宦生涯的否定。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常勤。……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祭卯春始春怀古田舍》)
此诗是作者母丧在家丁忧期间所作。如果说前两首只表达一种对田园的非感性向往的话，那么此时的诗人由于亲自参加劳动，在诗中表达的则是一种对田园的亲近。母丧归田前，诗人对田园的向往，其触机是仕途的失意；丁忧期间表达的对田园的喜好则更加了一层，即对田园优美恬淡风光的体验。
总之，不管是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诗，还是“叹行役，倦宦情”，抒“归欤”之情的诗，都具有以下共同特点：首先是语言清峻壮美。宋汤汉在评《荣木》诗时说：“老而好学，词气壮烈如此，真可谓有勇也。”(《陶靖节先生诗》卷一)他的评价，恰恰搔着了彷徨期诗人用语的痒处。何况中国历代文人当壮志难酬的时候，不都是用清峻壮美的词句来抒发胸中块垒吗?
再谈诗人超脱期。这是诗人诗歌艺术的转变飞跃时期。在这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彷徨期的刚劲清峻少了，因极欲有为而焦灼不安的情绪少了，代之以恬淡静稷。田园的舒适代替了对乌纱帽的憧憬。“恬淡静穆”便成了这时期诗人诗风的总特征。
《归田园居》作于诗人投冠归隐的次年，即公元406年。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其一)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其二)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我足。漉我新酒熟，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时 短，已复至天旭。(其五)
《归田园居》共二十首。从这些诗作中，要找惊人的词句，新巧的比喻，夸张的描写，艳丽、壮阔、雄浑的意境是相当难的。此诗的诗人历经仕宦生涯，对官场的凶险已有充分认识。受田园风光和农村质朴生活的薰染，诗人诗风便趋于平和优美了。
平和优美的诗风主要表现在：第一，造语平淡自然，前期突兀刚健语减少；第二，所咏主题由叹行役倦宦情转向咏田园农事；第三，以农村恬淡景物和质朴生活为审美对象。
诗人平和优美的诗风是生活安定的反映，是诗人带着脱离“尘网”、“复返自然”喜悦心情观照田园生活的必然。
但是，诗人这样的生活注定是不会长久的。如前所述，陶家到渊明时早巳中衰，辞官归家后他便不可能长时间悠悠然。“收敛不盈廛”便难免有寒馁之忧，难免乞食；对世道的“乱”和“篡”，难免忧心忡忡，难免愤愤不平。愤愤不亚而在文学上找到渲泄口，便形成诗人后期沉郁悲愤之风格。
这方面的诗作很多：有叹农事之苦者，如“晨出事微勤，日入负来还。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有叹勤耕却难免寒馁者，如“代耢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麓缔以应阳。正尔不可得，哀哉亦可伤”(《杂诗》第七)；有写乞食者，如《乞食》。
反映诗人郁愤风格的，还包括一系列咏物咏史杂感和述怀诗，如《述酒》、《读(山海经>》、《咏二疏》、《咏贫士》、《咏三良》等。这些诗，无不寄寓愤慨，透出剑拔弩张的气势，它们均是作者晚期形象的外化，是作者心中郁结的愤愤不平之气的发泄。
就是《桃花源诗并记》，也是作者用臆念中的理想社会来表现自己对黑暗现实强烈不满的“郁愤”之作。
三、陶诗风格变化的原因初探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诗人诗歌风格实际上经历了两次大的流变，即由早期的清峻壮美向归田初期的恬淡优美转变，再由恬淡优美向中晚期的沉郁悲愤转变。
陶诗艺术风格的第一次流变(即由“清峻壮美”转向“恬淡优美”)，是他艺术风格的一次突破性飞跃。这次飞跃，是诗人挂冠归隐这一表层行动带来的。而归田这一行动，又受诗人固有的潜在思想的导引，如老庄“遁世”思想、现实主义文化传统(以《诗经》、汉乐府五言为最巨)、童年时受到的农村恬淡优美的自然风光的薰染等。除此之外，尖锐的社会矛盾(主要指官场与自身理想的抵触)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客观上也促成了他第一次诗风的流变，促成了他由清峻壮美转向选择另一种审美情趣，即恬淡优美。换句话说，诗人诗风的第一次流变，既有诗人自身潜在因素的能动作用，又有社会外力的促成。这两种力量，促成他走上归田道路，进而产生了一系列恬淡优美的田园诗。
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说，陶诗风格的第一次流变作为一种积极的诗歌发展方向，是陶渊明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用内心体验田园风光的结晶。
陶诗的第二次流变(即由话谈优美向沉郁悲愤的转变)，并非根本意义上的改变，它并没有滑出恬淡优美的健康轨道，它是恬淡优美诗风的深化。同第一次流变一样，这次流变也有主客两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主要是指世事的纷扰，如火灾丧事、温饱寒馁、时局的动荡等；主观方面主要指诗人内心情绪的增多以及在创作上的孜孜努力等。
那么，诗人有没有贯穿始终的整体风格呢?我认为那就是炼词造句、审物取物的质朴自然却又独具匠心。诗人诗风的两次流变，是在其“质朴自然”总体风格统辖下，在主客观因素的内外作用下发生的。诗人诗风的流变，是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也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一个伟大的陶渊明。
陶诗是有渊源的，从他大量采用五言形式而后没多久便出现声律看，他的创作几乎是乐府五言的余绪——也就是说，他诗中既有乐府五言的言志抒情传统，又有对格律的探求：从陶诗所造设的意境看，不管是彷徨期、超脱期还是郁愤期，都具有“物中有我，物我同一”、“形、神、情、理统一”的特点；从语言角度分析，具有直率真淳的特点。
陶诗艺术及风格就象陶渊明本人一样，是相当复杂的。我在本文中提出的陶诗艺术风格的三个侧面及流变势态，自知也很难概括作为一个完整个体的陶渊明。不过，我认为如果我们在研究陶渊明时，都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都抛弃过去那种“静态研究”的方法，抛弃企图用一两个字概括他总体风格的方法，陶诗研究就必然会走向深入，人们就会明白诗人诗歌中丰厚的审美情趣和由此表现出的既多样又统一的风格特点。
鲁迅在《题未定·草·七》中说过这么一段话：“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评论陶诗艺术风格发展前，为了不至于“近乎说梦”，很有必要先在此赘述诗人生平。
陶渊明出生在一个具有浓郁儒家气氛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东晋风气，人们很崇尚老庄。少年时的陶渊明不但谙熟《老子》、《庄子》，还在他母亲指导下学了《六经》，凭自己的兴趣，他还涉猎了不少文、史以及神话小说之类的“异书”。这决定了诗人思想的复杂性，也就是说，诗人既有道家思想，又有儒家和释家思想。
他生活的年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中原广大土地沦入匈奴、鲜卑、羯、氐、羌贵族之手，并有继续向南扩张的野心，而东晋小朝廷却偏安江南，致力于对人民的掠夺和政权的巩固。诗人家乡浔阳也曾屡遭兵燹骚犹，时局动荡、更叠频繁，人民穷困不堪。这些，对诗人的思想和生活影响极大。
封建文人读书的终极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做官，陶渊明也不例外。到二十九岁，他便怀着“济苍生，安社稷”的愿望，信心十足地踏入仕途，任江州祭酒。后来时隐时归，405年，以八十多天彭泽令终仕，总计仕途生涯不过四年。其间，他更了解了社会、官场的污浊倾轧和人民的穷困与他高洁的人品和“济苍生，安社稷”之初衷产生抵牾，使他内心极为痛苦。终于，他踏上了归隐的道路。
归隐之初，他的确也平静过一段时间：徜徉田园，寄迹山水，悠哉游哉，吟诗作赋，既无生诂之忧，又无罹祸之虞。早年农村生活的美好记忆和时人尚通脱的时髦风气以及他早年接受的老庄思想与优美恬淡的自然风光达到空前的和谐，其笔下便出现了以《归田园居》为代表的、以“平淡自然”为主调的田园诗。
但诗人的平静生活并没延续多长时间，时局的动乱、生活的不幸时时骚扰他平和的内心，使他很焦躁也很悲愤。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他归田中后期诗歌表现出来的悲愤慷慨很容易看出。时至公元427年，诗人带着生活的困扰离开了人间。
了解了诗人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我们再来谈论诗人的艺术风格，似乎就不会流于单纯的“平淡自然”或“金刚怒目”了。
二、陶诗艺术风格发展的三个阶段
根据诗人生平和思想发展，笔者认为陶诗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以流转方式，呈现出曲线演进势态。具体说，分以下三个阶段：
1、彷徨期——指诗人归隐以前的作品，主要内容是反映壮志难伸的苦闷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田园的强烈慕好。诗风清峻壮美。
2、超脱期——指诗人归隐初期的一系列田园诗，它是诗人平和内心的反映。诗风恬淡优美。这方面的作品，在历代失意文人中引起过强烈共鸣，并得到激赏和夸张，因而使人误以为陶渊明整个一生都是飘飘然的了。
3、郁愤期——指诗人归田后期的创作。虽然也有反映田园生活的，但格调与归隐初期迥然不同，多寄寓愤慨而少了悠哉游哉，特别是他的咏史咏物和杂感诗，均表现出一种共同的风格——沉郁悲愤。建国初期，文艺理论研究十分看重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因此曾错误地把诗人这方面的作品和诗人的“忠愤”弘扬到空前的高度。
先谈彷徨期，亦即诗人诗歌艺术的前探索期。这时期的作品，大致终限到归隐。一般人认为诗人诗歌创作开始于三十六岁一一就现有陶诗集看，以前诗人只有一首《命子》。如前所述，这时期的诗人正值年富力强，凭他血液里三代官僚的基因，他极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并有行动。但由于他寒微的出身和刚直耿介的性格，尽管他也曾积极为统治阶级奔走效劳，最终也没得到赏识器重。反映在诗歌中，其内容不外乎两类：一类表现出极强的参与欲望，渴望建功立业并由此光宗耀祖；另一类则流露出因对现实极度失望而渴望寻觅另一种现实，即归田。
《杂诗》(第二)表现的思想和艺术风格较之《命子》又有发展。
白日论西阿，索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此诗所抒发者，还是一个汲汲于仕途者壮志难酬的哀怨，意境开阔雄浑，格调哀怨凄楚但不颓唐绝望。与《命子》相比，语调更深沉。前者多铺叙言志而少描摹，有“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毛病；后者则将自己一腔悲愤寄寓于清冷的寒夜，白日、素月、夜风、易变的时令、漫漫的长夜、孤影等，都成了作者翻滚心潮的移情物，抒情性更浓，抒情方式更妙。不能不承认，此诗的成熟是《命子》所不堪比的。而这艺术的发展，正是诗人饱经仕途艰辛而思想产生冲突的表现。
正由于“有志不获骋”，诗人心中便产生了一种与他儒家理想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相悖逆的人生理想一一归田。表现归田思想的作品很多：
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慈?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从都还阻风于规林》)
此诗作于公元400年，此时诗人正在桓玄属下为官。内容很明显：叹行役，倦宦情。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还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赴假还江陵夜行涂江》)
此诗更直接抒发了自己对田园生活的慕好和对官宦生涯的否定。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常勤。……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祭卯春始春怀古田舍》)
此诗是作者母丧在家丁忧期间所作。如果说前两首只表达一种对田园的非感性向往的话，那么此时的诗人由于亲自参加劳动，在诗中表达的则是一种对田园的亲近。母丧归田前，诗人对田园的向往，其触机是仕途的失意；丁忧期间表达的对田园的喜好则更加了一层，即对田园优美恬淡风光的体验。
总之，不管是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诗，还是“叹行役，倦宦情”，抒“归欤”之情的诗，都具有以下共同特点：首先是语言清峻壮美。宋汤汉在评《荣木》诗时说：“老而好学，词气壮烈如此，真可谓有勇也。”(《陶靖节先生诗》卷一)他的评价，恰恰搔着了彷徨期诗人用语的痒处。何况中国历代文人当壮志难酬的时候，不都是用清峻壮美的词句来抒发胸中块垒吗?
再谈诗人超脱期。这是诗人诗歌艺术的转变飞跃时期。在这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彷徨期的刚劲清峻少了，因极欲有为而焦灼不安的情绪少了，代之以恬淡静稷。田园的舒适代替了对乌纱帽的憧憬。“恬淡静穆”便成了这时期诗人诗风的总特征。
《归田园居》作于诗人投冠归隐的次年，即公元406年。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其一)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其二)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我足。漉我新酒熟，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时 短，已复至天旭。(其五)
《归田园居》共二十首。从这些诗作中，要找惊人的词句，新巧的比喻，夸张的描写，艳丽、壮阔、雄浑的意境是相当难的。此诗的诗人历经仕宦生涯，对官场的凶险已有充分认识。受田园风光和农村质朴生活的薰染，诗人诗风便趋于平和优美了。
平和优美的诗风主要表现在：第一，造语平淡自然，前期突兀刚健语减少；第二，所咏主题由叹行役倦宦情转向咏田园农事；第三，以农村恬淡景物和质朴生活为审美对象。
诗人平和优美的诗风是生活安定的反映，是诗人带着脱离“尘网”、“复返自然”喜悦心情观照田园生活的必然。
但是，诗人这样的生活注定是不会长久的。如前所述，陶家到渊明时早巳中衰，辞官归家后他便不可能长时间悠悠然。“收敛不盈廛”便难免有寒馁之忧，难免乞食；对世道的“乱”和“篡”，难免忧心忡忡，难免愤愤不平。愤愤不亚而在文学上找到渲泄口，便形成诗人后期沉郁悲愤之风格。
这方面的诗作很多：有叹农事之苦者，如“晨出事微勤，日入负来还。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有叹勤耕却难免寒馁者，如“代耢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麓缔以应阳。正尔不可得，哀哉亦可伤”(《杂诗》第七)；有写乞食者，如《乞食》。
反映诗人郁愤风格的，还包括一系列咏物咏史杂感和述怀诗，如《述酒》、《读(山海经>》、《咏二疏》、《咏贫士》、《咏三良》等。这些诗，无不寄寓愤慨，透出剑拔弩张的气势，它们均是作者晚期形象的外化，是作者心中郁结的愤愤不平之气的发泄。
就是《桃花源诗并记》，也是作者用臆念中的理想社会来表现自己对黑暗现实强烈不满的“郁愤”之作。
三、陶诗风格变化的原因初探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诗人诗歌风格实际上经历了两次大的流变，即由早期的清峻壮美向归田初期的恬淡优美转变，再由恬淡优美向中晚期的沉郁悲愤转变。
陶诗艺术风格的第一次流变(即由“清峻壮美”转向“恬淡优美”)，是他艺术风格的一次突破性飞跃。这次飞跃，是诗人挂冠归隐这一表层行动带来的。而归田这一行动，又受诗人固有的潜在思想的导引，如老庄“遁世”思想、现实主义文化传统(以《诗经》、汉乐府五言为最巨)、童年时受到的农村恬淡优美的自然风光的薰染等。除此之外，尖锐的社会矛盾(主要指官场与自身理想的抵触)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客观上也促成了他第一次诗风的流变，促成了他由清峻壮美转向选择另一种审美情趣，即恬淡优美。换句话说，诗人诗风的第一次流变，既有诗人自身潜在因素的能动作用，又有社会外力的促成。这两种力量，促成他走上归田道路，进而产生了一系列恬淡优美的田园诗。
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说，陶诗风格的第一次流变作为一种积极的诗歌发展方向，是陶渊明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用内心体验田园风光的结晶。
陶诗的第二次流变(即由话谈优美向沉郁悲愤的转变)，并非根本意义上的改变，它并没有滑出恬淡优美的健康轨道，它是恬淡优美诗风的深化。同第一次流变一样，这次流变也有主客两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主要是指世事的纷扰，如火灾丧事、温饱寒馁、时局的动荡等；主观方面主要指诗人内心情绪的增多以及在创作上的孜孜努力等。
那么，诗人有没有贯穿始终的整体风格呢?我认为那就是炼词造句、审物取物的质朴自然却又独具匠心。诗人诗风的两次流变，是在其“质朴自然”总体风格统辖下，在主客观因素的内外作用下发生的。诗人诗风的流变，是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也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一个伟大的陶渊明。
陶诗是有渊源的，从他大量采用五言形式而后没多久便出现声律看，他的创作几乎是乐府五言的余绪——也就是说，他诗中既有乐府五言的言志抒情传统，又有对格律的探求：从陶诗所造设的意境看，不管是彷徨期、超脱期还是郁愤期，都具有“物中有我，物我同一”、“形、神、情、理统一”的特点；从语言角度分析，具有直率真淳的特点。
陶诗艺术及风格就象陶渊明本人一样，是相当复杂的。我在本文中提出的陶诗艺术风格的三个侧面及流变势态，自知也很难概括作为一个完整个体的陶渊明。不过，我认为如果我们在研究陶渊明时，都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都抛弃过去那种“静态研究”的方法，抛弃企图用一两个字概括他总体风格的方法，陶诗研究就必然会走向深入，人们就会明白诗人诗歌中丰厚的审美情趣和由此表现出的既多样又统一的风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