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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1日—22日，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东亚音乐研究小组主办、上海音乐学院合作主办，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e05011）、上海市重点学科（T0701）承办的“东亚音乐——历史进程中的传统与当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成功举行。这次大会的参会代表由包括东亚各国以及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其它国家共80余位学者组成。
东亚作为有着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的地域，其各个国家在历史的进程中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东亚民族音乐学学者们于2005年酝酿、2006年正式向ICTM提出建议成立以“讨论东亚音乐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小组，以此加强东亚内部及与其它地区学者之间的研究与交流，这次大会，正是该研究小组的首届研讨会。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通过主题发言、专题讨论及音乐创作、演出等多种形式，展开了广泛而积极的探讨，它们既体现了当前的学术倾向，同时也引发我们对所讨论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一、历史进程中的思考
1.寻找身份认同
对身份的找寻及认同，是这次大会的热点话题。如Terauchi Naoko的《创造日本音乐：20世纪一位雅乐音乐家东仪铁笛的实验》、Jocelyn Clark的《音乐，认同，以及东亚筝乐队IIIZ （筝、日本筝、伽椰琴和长鼓）中的民族-国家想象》等文章，以传统音乐为切入点，分析其在人们当今生活中具有的民族“认同”作用；而Hsien-Sheng Ling《艺术、文化和政治：从吕泉生和许常惠看台湾专制政权下艺术家的认同状况和创作策略》与Shaw Chih-Suei《Chen Yi的〈敦煌幻想曲〉和〈德累斯顿之春〉中的民族主义与异国情调之间的文化认同》，则分别从作曲家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创作与“社会（包括意识形态的因素）身份”关系，以及“认同”之间的关系……此外，Jeremy Leong《逃脱纳粹大迫害的音乐：犹太人在共产党执政前的上海与福建的经历》、黄婉《敲起凝聚民族国家认同的声音——上海韩国人“飞地”音乐文化空间中的“风物农乐”》以及Amy Wai Yee Chan《为一种族裔散居认同而创作：新加坡，华乐团与混杂性》等文章，则是研究族群的散居（Diaspora）以及他们如何在异域环境中界定身份并寻找认同。
自西方工业化革命以来，人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了对各地方传统文化“命运”的担忧。然而，在看似五光十色的表象中，传统的内核依然存留。作为“身份”和“认同”的符号，传统音乐依然在人们的当代生活中发挥着各种聚合的作用。并且“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概念，而“纠缠”在其中的音乐文化，其延续、其变化也就更具解读的空间。因此，东亚音乐的传统与现代、以及由此衍生的“变迁”与“保护”也成为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2.“传统·现代”及“变迁·保护”
Terada Mayumi的《日本现代的三味线小曲：传承“活的音乐”》、Ko Yi-Fang《琵琶音乐的谱系、传承与记忆》、Morita Toki的《日本横笛能管（能笛）演奏的个性：对其音乐传承过程的分析》、Matt Gillan的《冲绳与日本“田间嬉戏”音乐的形象》、Tsuchida Makiko的《歌舞伎后台音乐的转变——“日本传统戏剧”确立的一个方面》等文章，注重对音乐文化的传承过程的研究；Hugh de Ferranti《战前大阪的音乐与现代性》、Philip Flavin《宫城道雄, 音乐创新以及从大阪到东京的转移》及Alison Tokita《钢琴作为日本大阪音乐现代性的象征》等，则偏重对传统所具有的“现代因素”进行讨论，其中《韩国传统管弦乐队：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一文还涉及了作为邻国音乐文化的中国民族乐器在西方乐队编制的参照下进行尝试的过程中出现的困惑和争议。
姚艺君《现代化进程中的“草根”艺术——以东北“二人转”为例》、Iguchi Junko（井口淳子）《社会主义革命和传统音乐——中国乡村说唱音乐体裁的转变》都从不同的背景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探讨了文化变迁的问题。Fujita Rinko在《音乐家的方面：试论日本宫廷音乐雅乐的节拍概念》一文中，将变迁的研究放置于“日本皇室宫廷雅乐在表演与传承中速度的变化”这一较为微观的层面，并以细致的分析给人以启发。杨沐以“旧传统中融合了商业化、全球化和后现代化的当代因素”为视角，发表了《传统的商品化——中国福州道教仪式实例研究》一文。Martin Regan以作曲家的身分通过《关于三曲中“音色调节”的概念》探讨了日本音乐中微妙的音色变化，并通过尺八演奏展示了音色是如何以细微的方式反映在日本音乐之中。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Gerald Roche提交的论文《如果你造就一个天才：Yari Aso，19、20世纪一位藏族作曲家的生平和作品》，这一论文是长期在青海任教的澳大利亚学者Gerald Roche带着他的藏族学生长期坚持藏族传统音乐收集和保护项目的汇报。为了让藏族学生更多地参与国际对话，这次在会上宣读论文的是两位藏族学生。李海伦《传统的存在和消亡：中国云南乡村洞经音乐的个案研究》也从具体的个案出发，着重探讨了传统的保护问题。
二、其他议题
除了上述两个话题之外，还有一些议题在规模上虽无法与其相比，但仍展示了当前学界对东亚音乐的研究倾向。
如Domingos de Mascarenhas《筝之芳心：三木的“历史”歌剧中的性别描述与传统问题》、Chae Hyun Kyung 《Kim Soon-ae的100首歌曲》都关注到“传统中的性别”，后文还以女作曲家Kim Soon-ae (1920—2007)的音乐与生平入手探讨了韩国在女性研究方面的缺失与偏颇。
在“商业化和音乐产业化”这一问题中，Wong King-chung《谁的中国音乐？雨果唱片公司在描绘中国文化记忆中的作用》研究了“如何在听众的听觉记忆中描绘中国音乐”，陈婷婷则在《从唱片产业到数字音乐——当代上海音乐产业进程中音乐从业者的社会角色与功能》中讨论了音乐从业者在上海早期的唱片工业和当代数字音乐环境中的角色变化。
在“中亚的融合和影响”这一话题中，Shoji Yutaka《1960年代前后产生于台湾的混合歌曲之研究——与原创歌曲的比较》讨论了台湾的“混合歌曲”、Connie Oi-Yan Wong《打着基督教的节拍：韩国对于台湾和香港当代中国基督教“赞颂与礼拜”音乐的影响》则描绘了“赞颂与礼拜”音乐非凡地从美国到韩国再到港台地区的跨越轨迹，以及宗教礼拜歌曲是如何与当地的语言音调结合产生新风格歌曲。还有Ching Wah Lam《从上海经由香港和台湾而到全球：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持久影响力》从文化和音乐两个视角讨论了越剧《梁祝》跨时间、跨地域的影响力，TSAI Tsung-Te《宗教音乐和文化融合：中爪哇伊斯兰音乐发展之研究》认为，印度尼西亚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其印度教、佛教的音乐文化并没丧失重要性或消失，相反却“混合了伊斯兰音乐文化”。
《表演者亦是祈祷者：从古代日本皇家——宗教仪式谈起》、Lap Kwan Kam《达尔豪斯的辩证法和台湾音乐史学的问题》围绕“东亚音乐的历史调查”展开研究，Kim Hae Joo《声音的成像与想象：林权泽电影〈春香传〉中视听效果皆具的“盘索里”》一文还探讨了《春香传》中的音乐与电影画面之间的关系。
三、新作品展示
本次大会的音乐演出也是一大亮点，开幕式上，主办方特意安排了民乐传统曲目《行街》及新作品《阿哩哩》，呼应大会“传统·现代”的主题，其中王健民教授创作的阮组合《阿哩哩》将民族音乐素材融入现代的表达方式之中，令各国学者惊叹不已。
作为这次大会的一个特色环节，12月21日晚专门举行了名为“新作品展演”的专场音乐会，上演了建立在东亚音乐研究基础上四首新作品：《水之秘密——为日本筝而作》、《汇流成海》、《风中的微笑——为无伴奏混声合唱与竹子》《夜色阑珊》。与其它一些“纯文本”型的研讨会不同，这些音乐作品直接将理论研究拉进了创作实践中（如《风中的微笑》就以台湾民族音乐学者许常惠等人的研究为创作背景，而“风”更直接寓意着“采风”与“田野工作”），鲜明地呈现了东亚音乐在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中的“互动关系”，其间由音乐会主持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引发的学术讨论，其学术意义更大大超过了“音乐会”本身。
作为大会特约的主题发言，由现任ICTM的主席，来自美国史密森纳博物馆的Adrienne Kaeppler博士担任。她的论题是《渴望的音乐、异国情调的消解》①，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了西方学者对于东亚音乐研究的视角转变。
作者历数了日本音乐、舞蹈从最早传入西方国家到现在的发展及不同时期人们对其接受的态度和方式，指出目前西方学者对东亚音乐的研究，已从早先的猎奇状态中跳出，“Exotic（异国情调）正在消解”；同时，与将音乐文化作为一种静止的供局外人观察的观点不同，她指出观察者亦使参与者（Beholder）将音乐文化从静止的产品转变为动态的过程。于是，原先被西方人认为是Exotic的东亚音乐文化至少在两个层面上被消解：一、研究倾向已逐渐明朗化，本土学者成为研究本土音乐文化的主力，这种倾向的转变就“异国情调”这个层面而言便已不复存在；二、正如作者对夏威夷的日本音乐舞蹈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异国情调”在今天只是个短暂易逝的概念，一旦当本地人理解了原本具有“异国情调”的音乐文化后，“异国情调”的意义就将改变甚至消失。
我们可借上述观点，思考东亚音乐研究的议题倾向。民族音乐学长期以来注重对“他者”的研究，东亚音乐最初也正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而在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观念不断发展的今天，对于“他者”的观照已经不是那般“非此即彼”了。ICTM之所以成立此研究小组，且参会人员以东亚研究者为主体，就反映了民族音乐学内部对“他者”观念的转换。作为“他者”的参照无疑是“自我”本身，而我们正是通过对“他者”的研究而观照自己。
同时，越来越多的本土学者投入到对“自我”音乐文化的研究当中，对于本土学者而言，在某一个层面上是“局内人”，但对于某种自己并不属于的民族音乐文化而言依然是“局外人”，因此，带着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来进行本土音乐文化研究也是更好地理解“自我”的一个方式。这次大会，很难真正说清是对“他者”还是“自我”的关注，不过，这本身的“交融”以及“对话”就极富民族音乐学意味。
此次大会还有很多特色值得在此处略述一二。比如，对议题的选择及参会人员的组成结构就很具开放性和时代感。就议题而言，从“传统·保护”到“东亚音乐的现代性”，从“中国的商业化和音乐产业”到“‘流散’表达和经历”，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和音乐”或“东亚音乐的历史调查”等，思维跨越幅度之大、内容涉及方面之广都给人极大的冲击。同时也明确地体现了此次会议主办者在选题方面的独具匠心——立足传统、面向未来，既保持东亚音乐研究的传统主题又极力开拓新的研究疆域。而在参会人员的结构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一方面会议代表来源极为多元化（来自于全球十三个国家）、研究层次结构合理（既有资深专家、教授又有高校学子），同时，这次大会还在以研究人员为主体的基础上适当吸收了作曲家、文化基金会的负责人、独立研究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学术会议“自话自说”的局面。此外，承办者在会议组织的很多细节上都倾注了心血，一方面保持了历届ICTM年会的国际惯例，同是又恰到好处地体现了海派的细致与人性化作风。
诚如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董金平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所表示的，这次会议的召开，与上音建校80年来一直秉承的“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相一致，也是上音继2001年、2005年获“上海市重点学科”、成立“上海市高校e人类学研究院”和2007年获得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培育基地“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与音乐学获得“国家重点学科”之际国际学界对其学术研究实力的认可，其作用与意义必将会在今后的东亚音乐研究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①黄婉《Adrienne Kaeppler〈渴望的音乐、异国情调的消解〉综述》，中国音乐学网musicology.cn（2007年）
陈超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
贺杰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07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金兆钧）
东亚作为有着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的地域，其各个国家在历史的进程中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东亚民族音乐学学者们于2005年酝酿、2006年正式向ICTM提出建议成立以“讨论东亚音乐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小组，以此加强东亚内部及与其它地区学者之间的研究与交流，这次大会，正是该研究小组的首届研讨会。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通过主题发言、专题讨论及音乐创作、演出等多种形式，展开了广泛而积极的探讨，它们既体现了当前的学术倾向，同时也引发我们对所讨论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一、历史进程中的思考
1.寻找身份认同
对身份的找寻及认同，是这次大会的热点话题。如Terauchi Naoko的《创造日本音乐：20世纪一位雅乐音乐家东仪铁笛的实验》、Jocelyn Clark的《音乐，认同，以及东亚筝乐队IIIZ （筝、日本筝、伽椰琴和长鼓）中的民族-国家想象》等文章，以传统音乐为切入点，分析其在人们当今生活中具有的民族“认同”作用；而Hsien-Sheng Ling《艺术、文化和政治：从吕泉生和许常惠看台湾专制政权下艺术家的认同状况和创作策略》与Shaw Chih-Suei《Chen Yi的〈敦煌幻想曲〉和〈德累斯顿之春〉中的民族主义与异国情调之间的文化认同》，则分别从作曲家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创作与“社会（包括意识形态的因素）身份”关系，以及“认同”之间的关系……此外，Jeremy Leong《逃脱纳粹大迫害的音乐：犹太人在共产党执政前的上海与福建的经历》、黄婉《敲起凝聚民族国家认同的声音——上海韩国人“飞地”音乐文化空间中的“风物农乐”》以及Amy Wai Yee Chan《为一种族裔散居认同而创作：新加坡，华乐团与混杂性》等文章，则是研究族群的散居（Diaspora）以及他们如何在异域环境中界定身份并寻找认同。
自西方工业化革命以来，人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了对各地方传统文化“命运”的担忧。然而，在看似五光十色的表象中，传统的内核依然存留。作为“身份”和“认同”的符号，传统音乐依然在人们的当代生活中发挥着各种聚合的作用。并且“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概念，而“纠缠”在其中的音乐文化，其延续、其变化也就更具解读的空间。因此，东亚音乐的传统与现代、以及由此衍生的“变迁”与“保护”也成为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2.“传统·现代”及“变迁·保护”
Terada Mayumi的《日本现代的三味线小曲：传承“活的音乐”》、Ko Yi-Fang《琵琶音乐的谱系、传承与记忆》、Morita Toki的《日本横笛能管（能笛）演奏的个性：对其音乐传承过程的分析》、Matt Gillan的《冲绳与日本“田间嬉戏”音乐的形象》、Tsuchida Makiko的《歌舞伎后台音乐的转变——“日本传统戏剧”确立的一个方面》等文章，注重对音乐文化的传承过程的研究；Hugh de Ferranti《战前大阪的音乐与现代性》、Philip Flavin《宫城道雄, 音乐创新以及从大阪到东京的转移》及Alison Tokita《钢琴作为日本大阪音乐现代性的象征》等，则偏重对传统所具有的“现代因素”进行讨论，其中《韩国传统管弦乐队：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一文还涉及了作为邻国音乐文化的中国民族乐器在西方乐队编制的参照下进行尝试的过程中出现的困惑和争议。
姚艺君《现代化进程中的“草根”艺术——以东北“二人转”为例》、Iguchi Junko（井口淳子）《社会主义革命和传统音乐——中国乡村说唱音乐体裁的转变》都从不同的背景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探讨了文化变迁的问题。Fujita Rinko在《音乐家的方面：试论日本宫廷音乐雅乐的节拍概念》一文中，将变迁的研究放置于“日本皇室宫廷雅乐在表演与传承中速度的变化”这一较为微观的层面，并以细致的分析给人以启发。杨沐以“旧传统中融合了商业化、全球化和后现代化的当代因素”为视角，发表了《传统的商品化——中国福州道教仪式实例研究》一文。Martin Regan以作曲家的身分通过《关于三曲中“音色调节”的概念》探讨了日本音乐中微妙的音色变化，并通过尺八演奏展示了音色是如何以细微的方式反映在日本音乐之中。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Gerald Roche提交的论文《如果你造就一个天才：Yari Aso，19、20世纪一位藏族作曲家的生平和作品》，这一论文是长期在青海任教的澳大利亚学者Gerald Roche带着他的藏族学生长期坚持藏族传统音乐收集和保护项目的汇报。为了让藏族学生更多地参与国际对话，这次在会上宣读论文的是两位藏族学生。李海伦《传统的存在和消亡：中国云南乡村洞经音乐的个案研究》也从具体的个案出发，着重探讨了传统的保护问题。
二、其他议题
除了上述两个话题之外，还有一些议题在规模上虽无法与其相比，但仍展示了当前学界对东亚音乐的研究倾向。
如Domingos de Mascarenhas《筝之芳心：三木的“历史”歌剧中的性别描述与传统问题》、Chae Hyun Kyung 《Kim Soon-ae的100首歌曲》都关注到“传统中的性别”，后文还以女作曲家Kim Soon-ae (1920—2007)的音乐与生平入手探讨了韩国在女性研究方面的缺失与偏颇。
在“商业化和音乐产业化”这一问题中，Wong King-chung《谁的中国音乐？雨果唱片公司在描绘中国文化记忆中的作用》研究了“如何在听众的听觉记忆中描绘中国音乐”，陈婷婷则在《从唱片产业到数字音乐——当代上海音乐产业进程中音乐从业者的社会角色与功能》中讨论了音乐从业者在上海早期的唱片工业和当代数字音乐环境中的角色变化。
在“中亚的融合和影响”这一话题中，Shoji Yutaka《1960年代前后产生于台湾的混合歌曲之研究——与原创歌曲的比较》讨论了台湾的“混合歌曲”、Connie Oi-Yan Wong《打着基督教的节拍：韩国对于台湾和香港当代中国基督教“赞颂与礼拜”音乐的影响》则描绘了“赞颂与礼拜”音乐非凡地从美国到韩国再到港台地区的跨越轨迹，以及宗教礼拜歌曲是如何与当地的语言音调结合产生新风格歌曲。还有Ching Wah Lam《从上海经由香港和台湾而到全球：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持久影响力》从文化和音乐两个视角讨论了越剧《梁祝》跨时间、跨地域的影响力，TSAI Tsung-Te《宗教音乐和文化融合：中爪哇伊斯兰音乐发展之研究》认为，印度尼西亚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其印度教、佛教的音乐文化并没丧失重要性或消失，相反却“混合了伊斯兰音乐文化”。
《表演者亦是祈祷者：从古代日本皇家——宗教仪式谈起》、Lap Kwan Kam《达尔豪斯的辩证法和台湾音乐史学的问题》围绕“东亚音乐的历史调查”展开研究，Kim Hae Joo《声音的成像与想象：林权泽电影〈春香传〉中视听效果皆具的“盘索里”》一文还探讨了《春香传》中的音乐与电影画面之间的关系。
三、新作品展示
本次大会的音乐演出也是一大亮点，开幕式上，主办方特意安排了民乐传统曲目《行街》及新作品《阿哩哩》，呼应大会“传统·现代”的主题，其中王健民教授创作的阮组合《阿哩哩》将民族音乐素材融入现代的表达方式之中，令各国学者惊叹不已。
作为这次大会的一个特色环节，12月21日晚专门举行了名为“新作品展演”的专场音乐会，上演了建立在东亚音乐研究基础上四首新作品：《水之秘密——为日本筝而作》、《汇流成海》、《风中的微笑——为无伴奏混声合唱与竹子》《夜色阑珊》。与其它一些“纯文本”型的研讨会不同，这些音乐作品直接将理论研究拉进了创作实践中（如《风中的微笑》就以台湾民族音乐学者许常惠等人的研究为创作背景，而“风”更直接寓意着“采风”与“田野工作”），鲜明地呈现了东亚音乐在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中的“互动关系”，其间由音乐会主持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引发的学术讨论，其学术意义更大大超过了“音乐会”本身。
作为大会特约的主题发言，由现任ICTM的主席，来自美国史密森纳博物馆的Adrienne Kaeppler博士担任。她的论题是《渴望的音乐、异国情调的消解》①，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了西方学者对于东亚音乐研究的视角转变。
作者历数了日本音乐、舞蹈从最早传入西方国家到现在的发展及不同时期人们对其接受的态度和方式，指出目前西方学者对东亚音乐的研究，已从早先的猎奇状态中跳出，“Exotic（异国情调）正在消解”；同时，与将音乐文化作为一种静止的供局外人观察的观点不同，她指出观察者亦使参与者（Beholder）将音乐文化从静止的产品转变为动态的过程。于是，原先被西方人认为是Exotic的东亚音乐文化至少在两个层面上被消解：一、研究倾向已逐渐明朗化，本土学者成为研究本土音乐文化的主力，这种倾向的转变就“异国情调”这个层面而言便已不复存在；二、正如作者对夏威夷的日本音乐舞蹈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异国情调”在今天只是个短暂易逝的概念，一旦当本地人理解了原本具有“异国情调”的音乐文化后，“异国情调”的意义就将改变甚至消失。
我们可借上述观点，思考东亚音乐研究的议题倾向。民族音乐学长期以来注重对“他者”的研究，东亚音乐最初也正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而在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观念不断发展的今天，对于“他者”的观照已经不是那般“非此即彼”了。ICTM之所以成立此研究小组，且参会人员以东亚研究者为主体，就反映了民族音乐学内部对“他者”观念的转换。作为“他者”的参照无疑是“自我”本身，而我们正是通过对“他者”的研究而观照自己。
同时，越来越多的本土学者投入到对“自我”音乐文化的研究当中，对于本土学者而言，在某一个层面上是“局内人”，但对于某种自己并不属于的民族音乐文化而言依然是“局外人”，因此，带着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来进行本土音乐文化研究也是更好地理解“自我”的一个方式。这次大会，很难真正说清是对“他者”还是“自我”的关注，不过，这本身的“交融”以及“对话”就极富民族音乐学意味。
此次大会还有很多特色值得在此处略述一二。比如，对议题的选择及参会人员的组成结构就很具开放性和时代感。就议题而言，从“传统·保护”到“东亚音乐的现代性”，从“中国的商业化和音乐产业”到“‘流散’表达和经历”，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和音乐”或“东亚音乐的历史调查”等，思维跨越幅度之大、内容涉及方面之广都给人极大的冲击。同时也明确地体现了此次会议主办者在选题方面的独具匠心——立足传统、面向未来，既保持东亚音乐研究的传统主题又极力开拓新的研究疆域。而在参会人员的结构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一方面会议代表来源极为多元化（来自于全球十三个国家）、研究层次结构合理（既有资深专家、教授又有高校学子），同时，这次大会还在以研究人员为主体的基础上适当吸收了作曲家、文化基金会的负责人、独立研究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学术会议“自话自说”的局面。此外，承办者在会议组织的很多细节上都倾注了心血，一方面保持了历届ICTM年会的国际惯例，同是又恰到好处地体现了海派的细致与人性化作风。
诚如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董金平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所表示的，这次会议的召开，与上音建校80年来一直秉承的“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相一致，也是上音继2001年、2005年获“上海市重点学科”、成立“上海市高校e人类学研究院”和2007年获得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培育基地“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与音乐学获得“国家重点学科”之际国际学界对其学术研究实力的认可，其作用与意义必将会在今后的东亚音乐研究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①黄婉《Adrienne Kaeppler〈渴望的音乐、异国情调的消解〉综述》，中国音乐学网musicology.cn（2007年）
陈超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
贺杰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07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