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们只是抗击非典战场上一支普通的队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但是，当我和他们一些人交谈之后，真的震动了。远离生死现物的人，是想象不到真正直面病魔，以身相拼的人的情感。对于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疲惫、感染、倒下以及远离亲人、推迟婚期等等，在他们的脸上不过是一抹淡淡的微笑。我真的没想到，这些连生命都豁出去的人，却有着那么多的放不下。
世界，是因为他们而美丽；生命，是因为他们而珍贵。
难得的防范意识
在他们用生命拉起的安全屏障之下，春光依旧抚摸着北京的每一个角落。
2003年4月3日，北大医院发现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人。当时北京的医生对于这种肆虐广东并初露狰狞
其实，还在羊年闹花灯的时候，这所学风朴实的医院，已经开始抗击非典的战前总动员。有关培训斗天4拨。300人的课堂，拨拨座无虚席。包括医院的行政、后勤、保安、护工，无一例外都在培训之内。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保卫处处长王斌，冲上马路守护电话亭的事。当时他看到一位确诊的非典病人，竟然在医院大门外的电话亭，抱着公用电话不撒手。这意味着小小空间，已经没有了安全，而且很可能成为传播病毒的祸源。真的，王斌当时像发现已经点燃的炸药包，在一时无法消毒的情况下，他只有用死守的办法，冒着个人被感染的可能，阻止后面无辜的人误入危险。
在我国，传染病的防治，不要说老百姓，就是某些专业人员也有些淡漠。那些尘封了几十年的疾病在人们的意识里，几乎荡然无存。自从中国宣布基本消灭麻疹、伤寒、脊髓灰质炎等传染性疾病之后，北京市综合医院几乎关闭了传染病科。全市仅有的两所传染病专科医院，也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防治呼吸道传染病的必备条件和设施。
这是非典最可恨的一点——它抓住了我们最薄弱的环节。
于是，当病魔向我们突然袭来的时候，我们窘迫，慌乱，措手不及。但是，从良心上讲，它给了北京人相应的准备期。
事后很多专家都看到这一点——对于突发疫情的暴发流行，我们缺乏快速反应的机制和条件。而北大医院是北京惟一保留了传染科的综合医院。特别是在会战疫情的非常时期，他们“哗”地甩出“三驾马车”。除了前面说到的“传染科”，医院另外的两支队伍是“感染管理科”和“呼吸科”。这“三驾马车”，从“防”到“治”，即从切断传染源——降低感染率，到治疗效果——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应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用知识筑起防护的长城(医护人员感染率2．2％)
感染管理科是北大医院的强项。在和平时期，在以抢占尖端的科技为荣的竞争时代，这所医院始终没有对基础管理稍稍放松。“感染”是自打有医院以来最古老的话题，但是感染管理又是医院永恒的主题。它是体现一个医院实施医疗服务的内在真功。
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六亿，1995年引进的人才。这是一位非常可爱且年轻的女学者。从4月10日医院抢建临时非典病房开始，她再没有回过家。有时爱人抓着电话筒不放，“不能见面，还不能让我多听听你的声音么?”没有办法，现在她的每一分钟不属于自己。她的吐字，从嗓子里出来，带着劳损而撕裂的血丝，可以让每一个听到的人心里颤栗。 你能看得出来么，这么一位儒雅女子，在这场与非典抗争的战役中，竟是先头部队的总指挥。隔离——第一道最重要的防线是由她这样的专家拉出来的。她就像临战的将军，一时间院内大牌的教授、专家都望着她，“六亿，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3天时间，她参与完成了医院的非典病房临时改造任务。之后，她又冲到北京市胸科医院，参与第二轮的改建工程。之后；北京中日友好定点医院的改建工地，依然有她的身影。 她的种种设计方案和防护理念很快被大家认可。此前，各路有各路的高招，有些医院防护服可以套到五层六层之多。赶上高温天气，一天热晕过去的医护人员就有好几名。
“三层防护服是有道理的”，李六亿这样解释，它是与三个不同的空间流程相配套：贴身服对应清洁区；防水服对应半清洁区；隔离服对应污染区。多一层则“赘”，少一层则“险”。号称“多国部队”的胸科医院及其他几家，觉得此说精当而且安全，于是纷纷效仿。
除此而外，在安装排风扇的位置上，她也有特别创意——把排风扇安在房间的下部。理由是起尘的层面要放得比较低，这样有助于呼吸层空气质量。同时，她别出心裁，将低臭氧紫外线灯，调个个儿反向安装。这算得上是急中生智。打破常规的做法；扩大了消毒灯的有效使用价值，使空气消毒可以不间断地持续。
她设立的监督员制度，也备受推崇。监督员会提请医护人员，在哪个区，该怎么做；死亡病人该怎么处理；被针刺伤怎么应对……如此可以避免因为防护程序繁杂而乱了规章。对于一线人员大大增加了安全感。
李六亿是中华医学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她参与过国家医院感染管理标准的制定工作，并亲手起草一系列规章、条例。美国1996年修订的“标准预防”法案，它的翻译并引进工作也是由她完成。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病死率1．0％)
在这次非典战役中，可谓英雄辈出。细心的人可能发现，在诸家医院频频亮相的时候，北大医院却绝少露脸。记者在5月1日《北京日报》登载的《首都劳动奖状奖章获得者名单》上，才找到了他们的名字。
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无论是救治的人数，承担的重症程度；还是投人一线的人员数量，在大型综合医院中他们均是名列前茅。
他们担负着北京地区医护人员感染的救治任务。因此，呼吸科主任王广发压力非常大。至少，在他的手上“一个不能少”。
“早用无创通气”(即呼吸机)尽管效果明显，但是他说，现在下任何结论都为时尚早。他承认自己有机会比较大量地接触了非典病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对比经验。早用，可以避免切开气管感染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临床表明；等到出现呼吸窘迫症，抢救起来就比较麻烦。他把使用呼吸机的指征，定在出现明显的低氧血症时。
在激素的使用上，他主张“适时用，及时减”。激素有一定的适应症、禁忌症。但是这不意味着因噎废食。他反对干脆不用，也反对剂量过大。总之，非典的治疗对于人类还没有到说“是”或“不是”的时候。但是，科学需要前赴后继。
在抗生素的使用上，他不主张一味地排斥。按照他的理论，不需要一来就上广谱抗生素。早期，可以针对“社会获得性感染”的病源，配合使用“左旋氧氟沙星”类药物。两周后，可以使用针对“医院获得性感染”的病源，投放“头孢?类药物。
近日，北京的疫情有所遏制。但是，王广发他们的探索一刻没有放松。
呼吸支持技术在这次控制疫情中极为重要。这方面出色的人才又是出在北大医院。阙呈立，一位白净文雅的女性。曾是加拿大魁北克省、世界著名的麦吉尔大 学博士后，主攻业务是呼吸生理。作为呼吸机使用方面的专门人才，她最先请战支援北京佑安医院。 一个月后，北京市要求上报“五四奖章”人选。临界40岁的王广发被认定是对付非典的一号人物。但是作为科室主任，只有他知道，论付出，论事迹的感人，应该把阙呈立推上去。情急之下，他顾不得曾经的承诺，公开了一个秘密。
王广发的“秘密”刚一脱口，举座震惊，竟然有这等事——
阙呈立到佑安医院的当天，正是她新婚的日子。不知道她和他是怎样度过的那一夜。只知道一家人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匆匆吃了一顿便饭。爱难，别更难。而一别几十天了，这位内向的姑娘竟能把嘴唇咬得那么紧。
院长章友康当时“忽”地拍案而起，“这个婚礼我们办定了”。院长助理黄万忠自告奋勇：“婚礼的主持我来。”很快，医院管理层做出决定，明天一定要把人换回来，无论如何不能让新娘子再上前线。
其实，在特大疫情面前，阙呈立这样的紧缺人才，所有的明天，都只属于病人。第二天，还没踏进医院的门，她又作为卫生部督导组专家，奔赴内蒙古疫区。至今尚未回来。记者只和她母亲通了电话。对方声音很柔弱，但是没有抱怨：“我支持她。”作为301医院老一代的医务工作者，她对女儿有充分的信心。
4月3日，北大医院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护士长柴洁(抗击非典，“首都劳动奖状奖章获得者”)，平日在有着2800多员工的医院里，安静得像一滴水。但是，就在恐惧终于由耳闻变成现实的关键时刻，她用非常柔弱的声音说：第一个夜班，我来。
自此，这家医院无人言“不”。
综合作战，是北大医院这次遏制非典的又一个秘密武器。除了“三驾马车”之外，他们还有内科、中医科以及心理卫生科等等。医院党委副书记、妇产科主任廖秦平说，这次许多病人的病毒血症都非常厉害，这说明随时可能出现心肌损害、肝脏病变或者肾功能衰竭……因此必须是各个器官功能的检测、保护性治疗一起上。
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徐小元(抗击非典，“首都劳动奖状奖章获得者”)认为，病人的生死全系医务人员平日的功力和素质。对非典病人，医生至少要做到“勤”。你经常出现在病人身边，会从，b理上有很好的暗示治疗作用。对于危重病人，他们专门配备有ICU室，全天监护，那真是连眨眼睛都非常小心。
在北京胸科医院，北大医院的病床数占到124张，再加上院内收治床位69张。总之，发病高峰的紧急关头，他们承担救治病人的份额相当于北京地区总量的十分之一。
1个多月来，经他们诊断、治疗的病人已达300多例，死亡5例。其中早期急诊室猝死2人。病房死亡3人。3人中一名85岁老人，一名癌症手术后正在化疗的病人，还有一位68岁的老人(非典已经痊愈，最终死于心脏病)。由此，医院病房非典病死率仅为1．0％。难怪，缓解的病人被通知转院时，都很不情愿。要知道，信任和信心，对于经历过死亡考验的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北京考察期间，重点看了北大医院病区。他们认为：防护是一流的；治疗是世界一流的；病人情绪是稳定的。
这是事实。他们是在向“最好”努力。“最好”被他们视为特殊的责任。
医院党办主任孙扬说，对我们来说责任有--：一是作为医护人员，神圣的职业责任；一是作为“国家队”，我们不能推卸，我们没有理由说“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次一次地提出——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严格地说，这是冲着我们发出最急切、最神圣的嘱托。
挺过最艰难的时刻
进入4月中旬，非典开始疯狂。像是潘多拉魔盒突然被打开，一种高传染性、高死亡性的灾难从天而降。隔离，成为特定时期头等的大事。而北京大规模的隔离设施那会儿还不知道在哪里。
疫情初期，北大医院收留的非典病人多达百例。这是最危险的时刻，也是最悲壮的一幕。医护人员是这一幕中最动人的角色。
必须尽快解决隔离病房，而且是战地解决。医院将一栋已经报废的旧楼，重新接通水路、电路，加设空气负压装置、氧气管道。从设计施工到起用，后勤人员被逼上了建筑现场。
这是极特殊的工程，时间当以小时计算。因为每一分钟的拖延，都意味着将有一拨健康的人成为病毒吞噬的宿主。但是，人的意志力终究不是神话。70多刊、时的连轴转；终于有人倒在了水泥地上，不顾一切地打起了呼噜。
13日，临时隔离病房34张床位开出来，而当即人住病人超过50个。怎么办?椅子搭椅子。只要能够尽量收拢感染源，简易床位一直搭到隔离区门口。整个病房就像一个快要撑破的纸盒子。那情景与泰坦尼克的悲惨是相似的，因为小小的救生艇是永远无法承载突发的肆虐和巨大的灾难。但是，盒子不能破!泰坦尼克的悲剧不能重演!
哪边，新增病人还在不断地往外冒。每天以十六七的数量扩增。医院不得已又把急诊科也辟成临时病房。再开出35张床，同样是应接不暇。几天的工夫，院子里，大厅里，走廊里；平车上躺着，椅子上坐着，甚至还有自己提着药瓶的患者……整座医院笼罩在非典的阴霾里。
医院的管理者们必须用他们的脊梁扛起突然坍塌的屋顶。病人—个不能往外推；医护人员一个不能牺牲。所有的“不能”无限扩张地挤压在一个容器罐里，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危险。出口，尽陕寻找病人的出口。
那是难以量化的压力。
院长章友康感觉到血管突突地膨胀：我们是居民集中区，毗邻北京四中，又紧挨着中南海。如果有病人流散出去，那将是历史的罪人。
廖秦平气促心急：累，我们不怕；病人多，我们不怕。但是，非典的恶性传染力和杀伤力，决定了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保护健康人群。她说，就是把我们全院几千颗心，揉碎了，掰开了，也想不出办法呀。“医院不封，我们就得疯”。
李六亿的“标准预防”立即变得苍白无力。因为如果连最基本的隔离病房都解决不了，一切都是废话。
4月23日，大家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3名医护人员一起感染。这是非正常情况下的院内感染。它是向所有的人发出献身的信号。对于在医院工作的每一个人来说，明显地感觉到残酷已经在撕扯自己的衣服。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北大医院有1800人主动请缨。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数字。 、李六亿多少次在电话里听到儿子“想妈妈”的叫声，她没有掉泪。因为妈妈做的是有意义的事，做的是对得起儿子的事。但是那一天，她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鬼使神差地把电话拨到了卫生部。听着对方“喂，喂”，她好像是有很多话要说，却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终于，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小汤山等大觑模收治非典的专科医院奇迹般的快速建成。24日，在付出沉重代价的第二天，病人出口疏通。程苏华说，从下午开始转移病人，一直转到欢日凌晨4点多。终于，转出病人80多名。
北大医院经受住了非典的考验。
危难已经是昨天。在特殊的日子里，他们还默默地收治了由北京地坛医院转出的艾滋病、梳行性脑膜炎传染病病人；还是他们接纳了指定为非典医院的兄弟单位原有的透析病人；他们的妇科、产科手术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止；他们的日门诊量仍在上千人次；5月10日，他们开拍实施肾脏移植手术；12日，器官移植手术仍在继续……
平日无虚夸，遇难敢承担!北大医院，英雄。
世界，是因为他们而美丽；生命，是因为他们而珍贵。
难得的防范意识
在他们用生命拉起的安全屏障之下，春光依旧抚摸着北京的每一个角落。
2003年4月3日，北大医院发现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人。当时北京的医生对于这种肆虐广东并初露狰狞
其实，还在羊年闹花灯的时候，这所学风朴实的医院，已经开始抗击非典的战前总动员。有关培训斗天4拨。300人的课堂，拨拨座无虚席。包括医院的行政、后勤、保安、护工，无一例外都在培训之内。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保卫处处长王斌，冲上马路守护电话亭的事。当时他看到一位确诊的非典病人，竟然在医院大门外的电话亭，抱着公用电话不撒手。这意味着小小空间，已经没有了安全，而且很可能成为传播病毒的祸源。真的，王斌当时像发现已经点燃的炸药包，在一时无法消毒的情况下，他只有用死守的办法，冒着个人被感染的可能，阻止后面无辜的人误入危险。
在我国，传染病的防治，不要说老百姓，就是某些专业人员也有些淡漠。那些尘封了几十年的疾病在人们的意识里，几乎荡然无存。自从中国宣布基本消灭麻疹、伤寒、脊髓灰质炎等传染性疾病之后，北京市综合医院几乎关闭了传染病科。全市仅有的两所传染病专科医院，也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防治呼吸道传染病的必备条件和设施。
这是非典最可恨的一点——它抓住了我们最薄弱的环节。
于是，当病魔向我们突然袭来的时候，我们窘迫，慌乱，措手不及。但是，从良心上讲，它给了北京人相应的准备期。
事后很多专家都看到这一点——对于突发疫情的暴发流行，我们缺乏快速反应的机制和条件。而北大医院是北京惟一保留了传染科的综合医院。特别是在会战疫情的非常时期，他们“哗”地甩出“三驾马车”。除了前面说到的“传染科”，医院另外的两支队伍是“感染管理科”和“呼吸科”。这“三驾马车”，从“防”到“治”，即从切断传染源——降低感染率，到治疗效果——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应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用知识筑起防护的长城(医护人员感染率2．2％)
感染管理科是北大医院的强项。在和平时期，在以抢占尖端的科技为荣的竞争时代，这所医院始终没有对基础管理稍稍放松。“感染”是自打有医院以来最古老的话题，但是感染管理又是医院永恒的主题。它是体现一个医院实施医疗服务的内在真功。
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六亿，1995年引进的人才。这是一位非常可爱且年轻的女学者。从4月10日医院抢建临时非典病房开始，她再没有回过家。有时爱人抓着电话筒不放，“不能见面，还不能让我多听听你的声音么?”没有办法，现在她的每一分钟不属于自己。她的吐字，从嗓子里出来，带着劳损而撕裂的血丝，可以让每一个听到的人心里颤栗。 你能看得出来么，这么一位儒雅女子，在这场与非典抗争的战役中，竟是先头部队的总指挥。隔离——第一道最重要的防线是由她这样的专家拉出来的。她就像临战的将军，一时间院内大牌的教授、专家都望着她，“六亿，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3天时间，她参与完成了医院的非典病房临时改造任务。之后，她又冲到北京市胸科医院，参与第二轮的改建工程。之后；北京中日友好定点医院的改建工地，依然有她的身影。 她的种种设计方案和防护理念很快被大家认可。此前，各路有各路的高招，有些医院防护服可以套到五层六层之多。赶上高温天气，一天热晕过去的医护人员就有好几名。
“三层防护服是有道理的”，李六亿这样解释，它是与三个不同的空间流程相配套：贴身服对应清洁区；防水服对应半清洁区；隔离服对应污染区。多一层则“赘”，少一层则“险”。号称“多国部队”的胸科医院及其他几家，觉得此说精当而且安全，于是纷纷效仿。
除此而外，在安装排风扇的位置上，她也有特别创意——把排风扇安在房间的下部。理由是起尘的层面要放得比较低，这样有助于呼吸层空气质量。同时，她别出心裁，将低臭氧紫外线灯，调个个儿反向安装。这算得上是急中生智。打破常规的做法；扩大了消毒灯的有效使用价值，使空气消毒可以不间断地持续。
她设立的监督员制度，也备受推崇。监督员会提请医护人员，在哪个区，该怎么做；死亡病人该怎么处理；被针刺伤怎么应对……如此可以避免因为防护程序繁杂而乱了规章。对于一线人员大大增加了安全感。
李六亿是中华医学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她参与过国家医院感染管理标准的制定工作，并亲手起草一系列规章、条例。美国1996年修订的“标准预防”法案，它的翻译并引进工作也是由她完成。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病死率1．0％)
在这次非典战役中，可谓英雄辈出。细心的人可能发现，在诸家医院频频亮相的时候，北大医院却绝少露脸。记者在5月1日《北京日报》登载的《首都劳动奖状奖章获得者名单》上，才找到了他们的名字。
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无论是救治的人数，承担的重症程度；还是投人一线的人员数量，在大型综合医院中他们均是名列前茅。
他们担负着北京地区医护人员感染的救治任务。因此，呼吸科主任王广发压力非常大。至少，在他的手上“一个不能少”。
“早用无创通气”(即呼吸机)尽管效果明显，但是他说，现在下任何结论都为时尚早。他承认自己有机会比较大量地接触了非典病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对比经验。早用，可以避免切开气管感染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临床表明；等到出现呼吸窘迫症，抢救起来就比较麻烦。他把使用呼吸机的指征，定在出现明显的低氧血症时。
在激素的使用上，他主张“适时用，及时减”。激素有一定的适应症、禁忌症。但是这不意味着因噎废食。他反对干脆不用，也反对剂量过大。总之，非典的治疗对于人类还没有到说“是”或“不是”的时候。但是，科学需要前赴后继。
在抗生素的使用上，他不主张一味地排斥。按照他的理论，不需要一来就上广谱抗生素。早期，可以针对“社会获得性感染”的病源，配合使用“左旋氧氟沙星”类药物。两周后，可以使用针对“医院获得性感染”的病源，投放“头孢?类药物。
近日，北京的疫情有所遏制。但是，王广发他们的探索一刻没有放松。
呼吸支持技术在这次控制疫情中极为重要。这方面出色的人才又是出在北大医院。阙呈立，一位白净文雅的女性。曾是加拿大魁北克省、世界著名的麦吉尔大 学博士后，主攻业务是呼吸生理。作为呼吸机使用方面的专门人才，她最先请战支援北京佑安医院。 一个月后，北京市要求上报“五四奖章”人选。临界40岁的王广发被认定是对付非典的一号人物。但是作为科室主任，只有他知道，论付出，论事迹的感人，应该把阙呈立推上去。情急之下，他顾不得曾经的承诺，公开了一个秘密。
王广发的“秘密”刚一脱口，举座震惊，竟然有这等事——
阙呈立到佑安医院的当天，正是她新婚的日子。不知道她和他是怎样度过的那一夜。只知道一家人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匆匆吃了一顿便饭。爱难，别更难。而一别几十天了，这位内向的姑娘竟能把嘴唇咬得那么紧。
院长章友康当时“忽”地拍案而起，“这个婚礼我们办定了”。院长助理黄万忠自告奋勇：“婚礼的主持我来。”很快，医院管理层做出决定，明天一定要把人换回来，无论如何不能让新娘子再上前线。
其实，在特大疫情面前，阙呈立这样的紧缺人才，所有的明天，都只属于病人。第二天，还没踏进医院的门，她又作为卫生部督导组专家，奔赴内蒙古疫区。至今尚未回来。记者只和她母亲通了电话。对方声音很柔弱，但是没有抱怨：“我支持她。”作为301医院老一代的医务工作者，她对女儿有充分的信心。
4月3日，北大医院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护士长柴洁(抗击非典，“首都劳动奖状奖章获得者”)，平日在有着2800多员工的医院里，安静得像一滴水。但是，就在恐惧终于由耳闻变成现实的关键时刻，她用非常柔弱的声音说：第一个夜班，我来。
自此，这家医院无人言“不”。
综合作战，是北大医院这次遏制非典的又一个秘密武器。除了“三驾马车”之外，他们还有内科、中医科以及心理卫生科等等。医院党委副书记、妇产科主任廖秦平说，这次许多病人的病毒血症都非常厉害，这说明随时可能出现心肌损害、肝脏病变或者肾功能衰竭……因此必须是各个器官功能的检测、保护性治疗一起上。
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徐小元(抗击非典，“首都劳动奖状奖章获得者”)认为，病人的生死全系医务人员平日的功力和素质。对非典病人，医生至少要做到“勤”。你经常出现在病人身边，会从，b理上有很好的暗示治疗作用。对于危重病人，他们专门配备有ICU室，全天监护，那真是连眨眼睛都非常小心。
在北京胸科医院，北大医院的病床数占到124张，再加上院内收治床位69张。总之，发病高峰的紧急关头，他们承担救治病人的份额相当于北京地区总量的十分之一。
1个多月来，经他们诊断、治疗的病人已达300多例，死亡5例。其中早期急诊室猝死2人。病房死亡3人。3人中一名85岁老人，一名癌症手术后正在化疗的病人，还有一位68岁的老人(非典已经痊愈，最终死于心脏病)。由此，医院病房非典病死率仅为1．0％。难怪，缓解的病人被通知转院时，都很不情愿。要知道，信任和信心，对于经历过死亡考验的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北京考察期间，重点看了北大医院病区。他们认为：防护是一流的；治疗是世界一流的；病人情绪是稳定的。
这是事实。他们是在向“最好”努力。“最好”被他们视为特殊的责任。
医院党办主任孙扬说，对我们来说责任有--：一是作为医护人员，神圣的职业责任；一是作为“国家队”，我们不能推卸，我们没有理由说“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次一次地提出——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严格地说，这是冲着我们发出最急切、最神圣的嘱托。
挺过最艰难的时刻
进入4月中旬，非典开始疯狂。像是潘多拉魔盒突然被打开，一种高传染性、高死亡性的灾难从天而降。隔离，成为特定时期头等的大事。而北京大规模的隔离设施那会儿还不知道在哪里。
疫情初期，北大医院收留的非典病人多达百例。这是最危险的时刻，也是最悲壮的一幕。医护人员是这一幕中最动人的角色。
必须尽快解决隔离病房，而且是战地解决。医院将一栋已经报废的旧楼，重新接通水路、电路，加设空气负压装置、氧气管道。从设计施工到起用，后勤人员被逼上了建筑现场。
这是极特殊的工程，时间当以小时计算。因为每一分钟的拖延，都意味着将有一拨健康的人成为病毒吞噬的宿主。但是，人的意志力终究不是神话。70多刊、时的连轴转；终于有人倒在了水泥地上，不顾一切地打起了呼噜。
13日，临时隔离病房34张床位开出来，而当即人住病人超过50个。怎么办?椅子搭椅子。只要能够尽量收拢感染源，简易床位一直搭到隔离区门口。整个病房就像一个快要撑破的纸盒子。那情景与泰坦尼克的悲惨是相似的，因为小小的救生艇是永远无法承载突发的肆虐和巨大的灾难。但是，盒子不能破!泰坦尼克的悲剧不能重演!
哪边，新增病人还在不断地往外冒。每天以十六七的数量扩增。医院不得已又把急诊科也辟成临时病房。再开出35张床，同样是应接不暇。几天的工夫，院子里，大厅里，走廊里；平车上躺着，椅子上坐着，甚至还有自己提着药瓶的患者……整座医院笼罩在非典的阴霾里。
医院的管理者们必须用他们的脊梁扛起突然坍塌的屋顶。病人—个不能往外推；医护人员一个不能牺牲。所有的“不能”无限扩张地挤压在一个容器罐里，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危险。出口，尽陕寻找病人的出口。
那是难以量化的压力。
院长章友康感觉到血管突突地膨胀：我们是居民集中区，毗邻北京四中，又紧挨着中南海。如果有病人流散出去，那将是历史的罪人。
廖秦平气促心急：累，我们不怕；病人多，我们不怕。但是，非典的恶性传染力和杀伤力，决定了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保护健康人群。她说，就是把我们全院几千颗心，揉碎了，掰开了，也想不出办法呀。“医院不封，我们就得疯”。
李六亿的“标准预防”立即变得苍白无力。因为如果连最基本的隔离病房都解决不了，一切都是废话。
4月23日，大家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3名医护人员一起感染。这是非正常情况下的院内感染。它是向所有的人发出献身的信号。对于在医院工作的每一个人来说，明显地感觉到残酷已经在撕扯自己的衣服。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北大医院有1800人主动请缨。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数字。 、李六亿多少次在电话里听到儿子“想妈妈”的叫声，她没有掉泪。因为妈妈做的是有意义的事，做的是对得起儿子的事。但是那一天，她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鬼使神差地把电话拨到了卫生部。听着对方“喂，喂”，她好像是有很多话要说，却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终于，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小汤山等大觑模收治非典的专科医院奇迹般的快速建成。24日，在付出沉重代价的第二天，病人出口疏通。程苏华说，从下午开始转移病人，一直转到欢日凌晨4点多。终于，转出病人80多名。
北大医院经受住了非典的考验。
危难已经是昨天。在特殊的日子里，他们还默默地收治了由北京地坛医院转出的艾滋病、梳行性脑膜炎传染病病人；还是他们接纳了指定为非典医院的兄弟单位原有的透析病人；他们的妇科、产科手术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止；他们的日门诊量仍在上千人次；5月10日，他们开拍实施肾脏移植手术；12日，器官移植手术仍在继续……
平日无虚夸，遇难敢承担!北大医院，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