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问起我干哪一行时，我就窘态毕露、满面通红、结巴不已，而原本人家都觉得我是个挺镇静的人。我很羡慕那些能说“我是个泥水匠”的人。我羡慕理发师、记账员与作家这些可以直截了当介绍的职业，因为他们的职业不言自明，无须冗言解释。而叫我回答这类问题，却感到十分局促：我是个笑者。一旦介绍后，我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你是这样谋生的吗”时，又得老老实实地再回答一次：“是的。”
　　我的确靠发笑为生，而且笑得很好，因为套句商业用语来说，我的笑声是供不应求的。我是个优秀的笑者，没人笑得跟我一样好，也没有人能如此发扬我这行艺术的精粹。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了避免没完没了地解释，我会称自己为演员，但是我的才华在滑稽剧与朗诵术的领域中显得过于贫弱，我觉得用这个名称太离谱儿了。我喜爱真理，而真相是：我是个笑者。
　　我既非小丑，又不是滑稽演员。我并不使人们开心，我表演开心。我像罗马帝王一样地笑，或者笑得像个敏感的小男生。我发出17世纪的笑声，与发出19世纪的同样自在。如果场合需要，我一路笑尽所有的世纪，所有的社会阶层，所有不同的年龄，就像修皮鞋的，这不过是我练出的一种技能。在我的心胸中，怀抱了美洲的笑声，非洲的笑声，白种、黑种与黄种的笑声———只要报酬合宜，在导演的要求之下，我的笑声就能轰然而出。我已经变得不可或缺了。我在唱片里笑，在录音带中笑，电视导播对我也蛮尊重的。我凄惨地笑，适度地笑，神经地笑；我笑得像电车上的检票员或像杂货店里的帮工。简言之，无论何时需要何种笑声———我都得笑。
　　这样一种行业，不必我说，自然是十分令人厌烦的了，特别是我还有一项专长———擅长发出传染性的笑声。这对三四流的滑稽演员而言，我更是不可缺少的帮手了。我的职责就是在他们表演节目时，发出传染性的笑声。这种笑声必须小心地在时机上抓得很准；我的放声大笑不能来得太早，也不可来得过迟，必须恰是时候；在事先排练好的节骨眼儿上，我放声一笑，观众的哄笑也会响彻全场，台上说的笑话也才给救了起来。至于我呢，则拖着疲惫的身心来到衣帽间，穿上大衣，庆幸自己总算下班了。回到家中，总会发现有电报等着我：“即刻需要你的笑声。星期二录音。”
　　数小时之后，我已经坐在暖风过强的特别快车上悲叹我的命运了。简直不必说，当我下了班或休假时，我是一点儿也不想笑的。我是个严肃的人，很多人认为———或许十分正确———我是个悲观厌世的人。在我的婚姻生活的头几年中，我妻子常会对我说：“笑几声嘛！”但后来她就认清了我是无法满足她这个愿望的。我能在全然的肃穆中放松臉部紧绷的肌肉与磨损的精力，却无法在生活中轻松发笑。是真的，连别人的笑声我都受不了，因为那令我想到自己的职业。所以说，我们的婚姻是十分静寂、安详的，因为连我妻子也忘了怎么笑了，偶尔我见她脸上挂着一丝微笑，我也回她一个浅笑。我们谈话声调很低，因为我痛恨夜总会里的喧嚣，还有录音间中不时充斥的吵闹声。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沉默寡言，或许我是这样，因为我得常常开口大笑。我一生都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偶尔也让自己挤出一丝温柔的浅笑。我常怀疑自己可曾真正笑过。我想没有。我的兄弟姊妹始终认为我是个老气横秋的孩子。不错，我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笑，但我从没听过自己的笑声。
　　（选自《文苑·经典美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