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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韩国社会因演艺圈“胜利门”“偷拍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韩国政府却陷入“监察门”丑闻。自去年底韩国检方首次以涉嫌非法监控平民搜查总统府青瓦台以来，文在寅团队就没有轻松过。韩国民众认为，演艺明星的劣迹属于“道德伦理和法律范畴”，但政府行为则是背信弃义，政府利用“藏在青瓦台的‘第三只眼”监控普通民众，是无法接受的。
便利总统滥权
韩联社报道，去年12月26日，因韩国在野党指控青瓦台特别监察班非法监视平民，检方对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室下属反腐败秘书官室和特别监察班实施搜查，迄今都没有结束。在野的自由韩国党透露，青瓦台特别监察班超越职务范围，对平民进行广泛情报搜集。该党公开了监察班搜查官金泰宇编写的100多个监察报告目录，涉及政府监察对象包括酒店经理的活动、学者言论和媒体采访计划等。
从历史维度看，韩国对民间人士的监察由来已久。1948年11月韩国建立，首任总统李承晚视左翼党派和民间团体为死敌，遂搜罗大批附日朝奸加入内务部治安局稽察课，充当自己的打手。1961年5月16日，右翼军人朴正熙政变上台，把“监察权”用到极致。韩国《新东亚》月刊披露，朴正熙厌恶对自己说三道四的国会议员，指示权限极大的中央情报部暗中监听、跟踪那些不听话的议员，而且不分反对党和执政党。那段岁月，臭名昭著的中央情报部长金炯旭无所不用其极，从1963年到1968年，他唆使手下以公开谩骂、殴打、拷问、逮捕等手段将所谓“倒朴”人士都纳入监察范围。
1969年，樸正熙推动“三选改宪”，谋求连任，遭到国会抵制。7月29日，101名共和党议员在汉城奖忠洞迎宾馆举行动员大会，公开批判朴正熙，要求立即罢免滥施监察权的青瓦台秘书官室长李厚洛和中央情报部长金炯旭。
没想到“道高一丈”的金炯旭早就下好先手棋，他的手下在迎宾馆内设有窃听器，把动静摸得一清二楚。当听到共和党籍国会议长李万燮喊出“李厚洛和金炯旭必须下台谢罪”的话后，金炯旭咬牙切齿地说：“看我怎么弄死李万燮这个老东西！”
能装进“制度笼子”吗？
1979年朴正熙被暗杀后，韩国军政府进入尾声，但统治也更加疯狂。在这之后入主青瓦台的政府们将“监控平民”滥用到极致。
在右翼政治人物李明博、朴槿惠当政的时代，韩国政府对民间人士的监察更是有恃无恐。2010年6月，KBS出品的纪录片《为什么对我搞监察》成为舆论焦点，片中公开提到“国务总理室下辖的公职伦理支援官室检查第一组从2008年至2012年间的监察对象达2619件，范围从高级公务员、公共企业高官、传媒界和金融界主要人士波及到平民百姓”。
纪录片举出前忠清南道知事李完九和前新世界党议员郑泰根的案例，前者曾因李明博政府忽视忠清南道而与中央对着干，后者则与李明博总统的兄长、新世界党议员李相得闹对立，于是公职伦理支援官室“体察上意”，暗地里调查他们的“黑材料”，从而扳倒他们。
这还不算，该机构秘密调查前KB国民银行行长姜正元、三星设立的奖学基金会、货物工会、现代汽车全州工厂工会的动向，连首尔大学下属医院工会也成了监察对象，因为2008年首尔市民举行烛光示威时，该工会曾把以李明博为题材的漫画贴在医院布告栏，被青瓦台视为“大不敬”。
正是依照青瓦台的指示，公职伦理支援官室还对KBS、YTN、MBC电视台高级人事变动予以紧密关注，比如在报告中对YTN社长佯锡圭评价是“就任社长一个月来，解雇具有左翼倾向、对工会友好的高级人员”，评价自然是正面的。俗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13年3月5日，距李明博卸任总统仅九天，YTN新闻社以李明博涉嫌非法监视普通居民为由，向检方举报和起诉李明博，认为李明博在职期间滥用职权，这后来成为李明博锒铛入狱的重要理由之一。
李明博的继任者朴槿惠，更把情报视为权力的一部分，为此她把抓牢国家情报院当成大事，情报院长简直成了她的家臣。2013年7月10日，前国家情报院长元世勋在卸任五个月后被捕，因为他曾指使属下在各大网站发帖，利用网络“水军”影响舆论。
2015年7月14日，韩国国会议员曝光国家情报院曾向意大利公司购买监控软件，用于盗取公民信息数据、远程操控智能手机和电脑，韩国著名社交软件“Kakao聊天”就是监控对象之一，同时国家情报院被指责入侵韩国电信运营商SK电讯株式会社的IP地址。引发舆论声讨。2017年3月，一名国家情报院前官员透露，在法院审理朴槿惠弹劾案期间，国家情报院一直在悄悄搜集有关法院审理情况的相关情报。
在颠覆朴槿惠政治生命的“崔顺实干政事件”中，朴槿惠政府监控民间人士的丑闻被彻底曝光，彻底突破民众的良心底线。JTBC新闻记者在追踪崔顺实事件中，发现2015-2016年朴槿惠政府暗中将9473名不中意的文艺界人士排除在政府补助对象之外，被称为韩国文艺界“黑名单”事件，也让人们再次认识到政府对民间人士非法监察和监视的严重性。
韩国文艺界黑名单真相调查委员会公开的全部文件，共有60页A4纸，被“拉黑者”分为四类，包括发表敦促废除政府“世越”号执行令宣言、“世越”号时局宣言、支持朴槿惠政治对手文在寅宣言、支持首尔市长候选人朴元淳宣言的人士都在其列。
2016年11月，检方开始对卷入“崔顺实干政事件”的前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禹柄宇的渎职嫌疑展开调查。检方认为，禹柄宇对崔顺实的各种违法行为给予了默许或帮助。这位前青瓦台高官利用自己的职权，将对企业的监察事项全部报告给了崔顺实，这些非法获取来的所谓“情报”不仅未能成为朴槿惠治国理政的参考依据，却成了崔顺实捞取钱财的顺风车。
面对种种乱象，文在寅总统上台后，不得不强调“与过去决裂”，把监察权装进“制度笼子”。2018年8月6日，韩国国防部企划调整室长金廷燮宣布，将解散国军机务司令部，成立全新的“军事安保支援司令部”，将通过立法规定该机构所属员工的政治中立义务，以及禁止对民间人士进行监察及权限误用、滥用等基本原则和对有违这些原则的指示提出异议和拒绝。
摘自《东西南北》
便利总统滥权
韩联社报道，去年12月26日，因韩国在野党指控青瓦台特别监察班非法监视平民，检方对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室下属反腐败秘书官室和特别监察班实施搜查，迄今都没有结束。在野的自由韩国党透露，青瓦台特别监察班超越职务范围，对平民进行广泛情报搜集。该党公开了监察班搜查官金泰宇编写的100多个监察报告目录，涉及政府监察对象包括酒店经理的活动、学者言论和媒体采访计划等。
从历史维度看，韩国对民间人士的监察由来已久。1948年11月韩国建立，首任总统李承晚视左翼党派和民间团体为死敌，遂搜罗大批附日朝奸加入内务部治安局稽察课，充当自己的打手。1961年5月16日，右翼军人朴正熙政变上台，把“监察权”用到极致。韩国《新东亚》月刊披露，朴正熙厌恶对自己说三道四的国会议员，指示权限极大的中央情报部暗中监听、跟踪那些不听话的议员，而且不分反对党和执政党。那段岁月，臭名昭著的中央情报部长金炯旭无所不用其极，从1963年到1968年，他唆使手下以公开谩骂、殴打、拷问、逮捕等手段将所谓“倒朴”人士都纳入监察范围。
1969年，樸正熙推动“三选改宪”，谋求连任，遭到国会抵制。7月29日，101名共和党议员在汉城奖忠洞迎宾馆举行动员大会，公开批判朴正熙，要求立即罢免滥施监察权的青瓦台秘书官室长李厚洛和中央情报部长金炯旭。
没想到“道高一丈”的金炯旭早就下好先手棋，他的手下在迎宾馆内设有窃听器，把动静摸得一清二楚。当听到共和党籍国会议长李万燮喊出“李厚洛和金炯旭必须下台谢罪”的话后，金炯旭咬牙切齿地说：“看我怎么弄死李万燮这个老东西！”
能装进“制度笼子”吗？
1979年朴正熙被暗杀后，韩国军政府进入尾声，但统治也更加疯狂。在这之后入主青瓦台的政府们将“监控平民”滥用到极致。
在右翼政治人物李明博、朴槿惠当政的时代，韩国政府对民间人士的监察更是有恃无恐。2010年6月，KBS出品的纪录片《为什么对我搞监察》成为舆论焦点，片中公开提到“国务总理室下辖的公职伦理支援官室检查第一组从2008年至2012年间的监察对象达2619件，范围从高级公务员、公共企业高官、传媒界和金融界主要人士波及到平民百姓”。
纪录片举出前忠清南道知事李完九和前新世界党议员郑泰根的案例，前者曾因李明博政府忽视忠清南道而与中央对着干，后者则与李明博总统的兄长、新世界党议员李相得闹对立，于是公职伦理支援官室“体察上意”，暗地里调查他们的“黑材料”，从而扳倒他们。
这还不算，该机构秘密调查前KB国民银行行长姜正元、三星设立的奖学基金会、货物工会、现代汽车全州工厂工会的动向，连首尔大学下属医院工会也成了监察对象，因为2008年首尔市民举行烛光示威时，该工会曾把以李明博为题材的漫画贴在医院布告栏，被青瓦台视为“大不敬”。
正是依照青瓦台的指示，公职伦理支援官室还对KBS、YTN、MBC电视台高级人事变动予以紧密关注，比如在报告中对YTN社长佯锡圭评价是“就任社长一个月来，解雇具有左翼倾向、对工会友好的高级人员”，评价自然是正面的。俗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13年3月5日，距李明博卸任总统仅九天，YTN新闻社以李明博涉嫌非法监视普通居民为由，向检方举报和起诉李明博，认为李明博在职期间滥用职权，这后来成为李明博锒铛入狱的重要理由之一。
李明博的继任者朴槿惠，更把情报视为权力的一部分，为此她把抓牢国家情报院当成大事，情报院长简直成了她的家臣。2013年7月10日，前国家情报院长元世勋在卸任五个月后被捕，因为他曾指使属下在各大网站发帖，利用网络“水军”影响舆论。
2015年7月14日，韩国国会议员曝光国家情报院曾向意大利公司购买监控软件，用于盗取公民信息数据、远程操控智能手机和电脑，韩国著名社交软件“Kakao聊天”就是监控对象之一，同时国家情报院被指责入侵韩国电信运营商SK电讯株式会社的IP地址。引发舆论声讨。2017年3月，一名国家情报院前官员透露，在法院审理朴槿惠弹劾案期间，国家情报院一直在悄悄搜集有关法院审理情况的相关情报。
在颠覆朴槿惠政治生命的“崔顺实干政事件”中，朴槿惠政府监控民间人士的丑闻被彻底曝光，彻底突破民众的良心底线。JTBC新闻记者在追踪崔顺实事件中，发现2015-2016年朴槿惠政府暗中将9473名不中意的文艺界人士排除在政府补助对象之外，被称为韩国文艺界“黑名单”事件，也让人们再次认识到政府对民间人士非法监察和监视的严重性。
韩国文艺界黑名单真相调查委员会公开的全部文件，共有60页A4纸，被“拉黑者”分为四类，包括发表敦促废除政府“世越”号执行令宣言、“世越”号时局宣言、支持朴槿惠政治对手文在寅宣言、支持首尔市长候选人朴元淳宣言的人士都在其列。
2016年11月，检方开始对卷入“崔顺实干政事件”的前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禹柄宇的渎职嫌疑展开调查。检方认为，禹柄宇对崔顺实的各种违法行为给予了默许或帮助。这位前青瓦台高官利用自己的职权，将对企业的监察事项全部报告给了崔顺实，这些非法获取来的所谓“情报”不仅未能成为朴槿惠治国理政的参考依据，却成了崔顺实捞取钱财的顺风车。
面对种种乱象，文在寅总统上台后，不得不强调“与过去决裂”，把监察权装进“制度笼子”。2018年8月6日，韩国国防部企划调整室长金廷燮宣布，将解散国军机务司令部，成立全新的“军事安保支援司令部”，将通过立法规定该机构所属员工的政治中立义务，以及禁止对民间人士进行监察及权限误用、滥用等基本原则和对有违这些原则的指示提出异议和拒绝。
摘自《东西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