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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系统协调性分析框架，运用2000—2016年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县域层面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民族边境地区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及其时空演变特征。人口资源集聚能力提升是边境地区县域城镇化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应积极创造人口资源集聚能力提升的长效机制，提升边境地区县域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系统协调度及相互依赖程度，促进边境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城镇化;耦合协调;民族边境地区;新发展理念
【作 者】纪明，南宁师范大学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基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教授;钟敏，南宁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1。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5-0123-011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多国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一般稳定在0.85左右。但受特殊历史、社会、地理、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城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似乎存在着其独有的特性。2000～2016年期间，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与GDP对数之间的总体相关系数相对较低，其中广西边境地区城镇化率与GDP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2、云南边境地区城镇化率与GDP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5、西藏边境地区城镇化率与GDP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7，这与普遍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此外，从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实践来看，城镇土地的过度扩张、城镇人口的流入不足以及城镇产业发展的差异使得城镇化系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致使城镇化进程的高质量推进受到阻碍。一般说来，城镇化进程来自于资本、劳动力以及土地等要素从乡村向城镇的流动，如何协调城镇化各内部资源要素、促进城镇化数量与质量提升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面重点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发展理念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对我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县域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以山区、高原和喀斯特等地形地貌为主，地质条件相对较差，基础设施改善难度大，严重制约边境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高质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导向，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系统协调，关键要素是“人才集聚、土地流通和产业发展”，其中“人才集聚”是根本，“土地流通”是支撑，“产业发展”是落脚点。因而，贯彻实施新发展理念，就是要把“以人为本”“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产城融合”“城乡融合”“生态宜居”“社会和谐”等特征融入到边境地区城镇化及经济发展过程中，这对于解决中国南部民族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偏低和增长效应不足及城镇化系统内部不协调的问题至关重要。
如何科学地评价城镇化水平是研究城镇化现象的第一步。学术界现有对城镇化测度的方法包括单一指标法与复合指标体系法。单一指标法主要有以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度量人口城镇化进程，[1]以城镇建成区面积度量土地城镇化水平;复合指标体系法[2][3]主要通过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城镇化进程中各要素情况予以描述并加以综合，以此综合指数来描述城镇化整体情况。两种评价方法各有优劣，单一指标描述侧重点强，指标简单易构建，对数据需求小，但无法整体把握城镇化系统的整体情况;复合指标体系较为全面，但对数据需求大，工作较为复杂，且无法更直观把握指标内涵。
学术界对于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普遍，如Romano通过对1950年左右意大利中部半岛的研究，得出了人口与城市用地之间的关系;[4]Vanwey等对墨西哥东部与泰国西部地区进行了研究，得出土地与劳动力要素存在密切联系，且土地要素的轉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可能积极、也可能消极;[5]黄凤娜等通过对广西北部湾的研究发现人口城镇化进程快于土地城镇化，且二者差异大、协调程度较低;[6]吕添贵等研究得出南昌市城镇发展由土地滞后型向人口滞后型转变;[7]崔许锋采用层次分析法等对以云南为代表的民族地区城镇化进行了探讨，得出民族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结论。[8]城镇化进程其他要素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如Henderson研究得出城镇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9]Rav-allion等认为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过程中所出现的半城镇化现象原因在于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不协调;[10]A Murakami等通过对亚洲人口最为密集的雅加达、曼谷和马尼拉进行研究，得出该地区人口城镇化率的快速增长因土地等建设落后反而造成了环境污染等问题;[11]陈明星运用熵值法构建了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城镇化的复合指标体系，采用改进象限图得出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6种类型，总体而言各省市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较差;[12]王洋从县域着手，构建人口、经济与社会城镇化的复合指标，得出全国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13]贺三维等构建了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的复合指标体系，得出京津冀地区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的结论。[14]
综上，学术界对于城镇化进程中要素流动的协调性问题略显忽视，所以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三者的关系研究较少。再者，近年来对于城镇化的研究区域主要为地级市及以上区域，而对于县域城镇化，特别是民族地区县域城镇化的考察较少。而民族边境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社会情况，其经济发展体现了一定的特殊性，所以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研究十分必要。为更明确民族地区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本文将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基于系统协调视角构建分析框架，从劳动力、资本与土地要素着手，构建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对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度、协调度、耦合度以及时空演进情况进行探讨。 二、研究方法
（一）三大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新发展理念，遵循可比性和可获得性的原则，结合已有的评价指标，[7]本文构建了民族边境地区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人口城镇化进程由人口城镇化率衡量，产业城镇化进程由产业城镇化率衡量，土地城镇化进程则由土地利用效率衡量。在指标体系中，人口与产业城镇化率表现为正增长效应，而土地利用效率则为负增长效应，具体如表1所示。
（二）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耦合协调度模型能描述整个系统发展过程中各子系统的协同作用，而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内驱力在于子系统间相互作用是否协同。本文拟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度量。
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3个系统通过系统间相同原理支配而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协同的程度为耦合协调度。[7]耦合协调度模型由三部分组成，即发展度（T）、耦合度（C）与协调度（D）。
1.发展度
发展度是综合评价系统城镇化水平的指数，量化系统的整体效益，包含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子系统的基本信息，其函数如式（1）所示。其中，[λ1]、[λ2]与[λ3]分别代表人口城镇化率、产业城镇化率与土地利用效率，a、b与c分别代表各城镇化指数在整个系统中所占权重，秉承各要素增长缺一不可同等重要的原则，三大城镇化子系统前的系数均取1/3。
T = （a[λ1+bλ2+cλ3]）/100%（1）
2.耦合度
“耦合”概念来自于物理学，体现子系统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以致联合的现象。而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率三子系统的耦合度则用以测量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程度，其函数如式（2）所示。其中，[λn]（n=1，2，··· m）为各子系统指标值，m为子系统的个数。
C = [λ1×λ2…×λmλ1+λ2…+λmmm]1/m（2）
本文城镇化系统包含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率3个子系统，故式（2）中m取值为3，即本文耦合度函数如式（3）所示。耦合度（C）取值在0到1之间，且取值与耦合程度呈正相关，即C值越大，子系统间耦合程度越高，直至C等于1时，系统达到最佳耦合。
C = [λ1×λ2×λ3λ1+λ2+λ33]1/3（3）
3.协调度
基于发展度或耦合度的单一指标判断容易出现失误，如两系统间低水平的综合指数与较小的发展度差异将造成“伪耦合”的失误，为科学评价城镇化系统的情况，需要引入涵盖发展度与耦合度信息的协调度指标。协调度（D）计算公式如式（4）所示，结合了发展度与耦合度指标，协调度指标包含信息更广，稳定性更强，体现了城镇化系统自无序到有序的趋势。
C = [C×T]（4）
4.分类标准
如表2所示，本文根据协调度D的大小，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7]将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率协调度分为4大协调区间，涵盖10个小范围协调度与相应的协调程度。再根据[λ1]、[λ2]与[λ3]之间的对比关系，又分为3种基本类型。
三、研究区域及数据说明
（一）研究区域
本文研究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主要包括广西、云南与西藏在内的51个县市，1位于我国西南部，陆地边境线长达8697公里。人口方面，民族边境县域主要为人口净流出区域，特别是西藏，其2016年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6.62%。产业方面，三大地区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加速阶段，其二次产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并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但产业的增长加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二者之间协调发展受到挑战。土地方面，民族边境地区土地面积广袤，城镇土地扩张速度低于全国水平。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由于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县域数据披露有限，考虑数据选择的全面性与可获取性，选择表1中3个指标作为度量指标。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为广西、云南与西藏的50个边境县（市），2样本时间区域为2000年至2016年，数据均来自于2001～2017年广西、云南、西藏统计年鉴或《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由插值法补齐。三大城镇化指标计算方式如式（5）、式（6）和式（7）所示。
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5）
产业城镇化率=城镇经济总量3/GDP（6）
土地利用效率=农作物种植面积/总面积（7）
四、三大城镇化指标耦合协调结果分析
（一）三大城镇化指标耦合协调结果
根据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2000—2016年的基础数据，利用上述公式计算得出城镇化系统的发展度、耦合度、协调度以及其相应协调程度与基本类型，具体结果见表3所示。
（二）三大城镇化指标耦合协调结果分析
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三大城镇化耦合协调结果见图1，具体分析如下：
发展度分析。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发展度自2000年的0.1659稳定上升至2016年的0.2579。样本期间内民族边境地区年均发展度为0.2210，年均增长0.55%。通过增长率的不同可以大致将样本分为三个区间，2000年至2005年的高速增长阶段、2006年至2012年的较高速增长阶段与2013至2016年的稳定增长阶段，三阶段发展度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2%、0.47%与0.24%。正的发展度说明民族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勢，发展度年均增长率的下降则是与国家对城镇化进程质量要求的严格化较为相关。
耦合度分析。耦合度是反映人口、产业与土地三者内部依赖程度的指标。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三大城镇化系统的内部依赖程度由2000年的0.8186经波动下降再回升到2012年的0.7420再经波动下降与回升到2016年的0.7320，近年来有逐步提高的趋势，总体略微呈“W”型走势。样本期间耦合度年均增长-0.40%，以2012年为基准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各阶段内类似较平缓U型曲线，其中第一阶段年均增长0.62%，第二阶段年均增长-0.25%。耦合度的负年均增长率说明三大城镇化系统的内部依赖程度在样本期间总体呈降低趋势，三者间相互作用减弱。一般而言，常住人口的流动使得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带来的劳动力促进产业城镇化的发展，给城镇土地增加需求;城镇土地的扩张为人口流入创造居住等条件，为产业的落地提供基础，优化产业用地格局，进一步促进人口与产业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产业质与量的提升给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带来正的拉力。据此，应加强民族边境地区三者城镇化之间的配合。
【关键词】城镇化;耦合协调;民族边境地区;新发展理念
【作 者】纪明，南宁师范大学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基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教授;钟敏，南宁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1。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5-0123-011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多国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一般稳定在0.85左右。但受特殊历史、社会、地理、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城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似乎存在着其独有的特性。2000～2016年期间，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与GDP对数之间的总体相关系数相对较低，其中广西边境地区城镇化率与GDP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2、云南边境地区城镇化率与GDP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5、西藏边境地区城镇化率与GDP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7，这与普遍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此外，从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实践来看，城镇土地的过度扩张、城镇人口的流入不足以及城镇产业发展的差异使得城镇化系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致使城镇化进程的高质量推进受到阻碍。一般说来，城镇化进程来自于资本、劳动力以及土地等要素从乡村向城镇的流动，如何协调城镇化各内部资源要素、促进城镇化数量与质量提升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面重点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发展理念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对我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县域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以山区、高原和喀斯特等地形地貌为主，地质条件相对较差，基础设施改善难度大，严重制约边境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高质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导向，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系统协调，关键要素是“人才集聚、土地流通和产业发展”，其中“人才集聚”是根本，“土地流通”是支撑，“产业发展”是落脚点。因而，贯彻实施新发展理念，就是要把“以人为本”“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产城融合”“城乡融合”“生态宜居”“社会和谐”等特征融入到边境地区城镇化及经济发展过程中，这对于解决中国南部民族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偏低和增长效应不足及城镇化系统内部不协调的问题至关重要。
如何科学地评价城镇化水平是研究城镇化现象的第一步。学术界现有对城镇化测度的方法包括单一指标法与复合指标体系法。单一指标法主要有以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度量人口城镇化进程，[1]以城镇建成区面积度量土地城镇化水平;复合指标体系法[2][3]主要通过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城镇化进程中各要素情况予以描述并加以综合，以此综合指数来描述城镇化整体情况。两种评价方法各有优劣，单一指标描述侧重点强，指标简单易构建，对数据需求小，但无法整体把握城镇化系统的整体情况;复合指标体系较为全面，但对数据需求大，工作较为复杂，且无法更直观把握指标内涵。
学术界对于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普遍，如Romano通过对1950年左右意大利中部半岛的研究，得出了人口与城市用地之间的关系;[4]Vanwey等对墨西哥东部与泰国西部地区进行了研究，得出土地与劳动力要素存在密切联系，且土地要素的轉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可能积极、也可能消极;[5]黄凤娜等通过对广西北部湾的研究发现人口城镇化进程快于土地城镇化，且二者差异大、协调程度较低;[6]吕添贵等研究得出南昌市城镇发展由土地滞后型向人口滞后型转变;[7]崔许锋采用层次分析法等对以云南为代表的民族地区城镇化进行了探讨，得出民族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结论。[8]城镇化进程其他要素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如Henderson研究得出城镇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9]Rav-allion等认为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过程中所出现的半城镇化现象原因在于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不协调;[10]A Murakami等通过对亚洲人口最为密集的雅加达、曼谷和马尼拉进行研究，得出该地区人口城镇化率的快速增长因土地等建设落后反而造成了环境污染等问题;[11]陈明星运用熵值法构建了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城镇化的复合指标体系，采用改进象限图得出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6种类型，总体而言各省市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较差;[12]王洋从县域着手，构建人口、经济与社会城镇化的复合指标，得出全国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13]贺三维等构建了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的复合指标体系，得出京津冀地区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的结论。[14]
综上，学术界对于城镇化进程中要素流动的协调性问题略显忽视，所以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三者的关系研究较少。再者，近年来对于城镇化的研究区域主要为地级市及以上区域，而对于县域城镇化，特别是民族地区县域城镇化的考察较少。而民族边境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社会情况，其经济发展体现了一定的特殊性，所以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研究十分必要。为更明确民族地区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本文将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基于系统协调视角构建分析框架，从劳动力、资本与土地要素着手，构建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对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度、协调度、耦合度以及时空演进情况进行探讨。 二、研究方法
（一）三大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新发展理念，遵循可比性和可获得性的原则，结合已有的评价指标，[7]本文构建了民族边境地区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人口城镇化进程由人口城镇化率衡量，产业城镇化进程由产业城镇化率衡量，土地城镇化进程则由土地利用效率衡量。在指标体系中，人口与产业城镇化率表现为正增长效应，而土地利用效率则为负增长效应，具体如表1所示。
（二）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耦合协调度模型能描述整个系统发展过程中各子系统的协同作用，而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内驱力在于子系统间相互作用是否协同。本文拟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度量。
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3个系统通过系统间相同原理支配而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协同的程度为耦合协调度。[7]耦合协调度模型由三部分组成，即发展度（T）、耦合度（C）与协调度（D）。
1.发展度
发展度是综合评价系统城镇化水平的指数，量化系统的整体效益，包含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子系统的基本信息，其函数如式（1）所示。其中，[λ1]、[λ2]与[λ3]分别代表人口城镇化率、产业城镇化率与土地利用效率，a、b与c分别代表各城镇化指数在整个系统中所占权重，秉承各要素增长缺一不可同等重要的原则，三大城镇化子系统前的系数均取1/3。
T = （a[λ1+bλ2+cλ3]）/100%（1）
2.耦合度
“耦合”概念来自于物理学，体现子系统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以致联合的现象。而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率三子系统的耦合度则用以测量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程度，其函数如式（2）所示。其中，[λn]（n=1，2，··· m）为各子系统指标值，m为子系统的个数。
C = [λ1×λ2…×λmλ1+λ2…+λmmm]1/m（2）
本文城镇化系统包含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率3个子系统，故式（2）中m取值为3，即本文耦合度函数如式（3）所示。耦合度（C）取值在0到1之间，且取值与耦合程度呈正相关，即C值越大，子系统间耦合程度越高，直至C等于1时，系统达到最佳耦合。
C = [λ1×λ2×λ3λ1+λ2+λ33]1/3（3）
3.协调度
基于发展度或耦合度的单一指标判断容易出现失误，如两系统间低水平的综合指数与较小的发展度差异将造成“伪耦合”的失误，为科学评价城镇化系统的情况，需要引入涵盖发展度与耦合度信息的协调度指标。协调度（D）计算公式如式（4）所示，结合了发展度与耦合度指标，协调度指标包含信息更广，稳定性更强，体现了城镇化系统自无序到有序的趋势。
C = [C×T]（4）
4.分类标准
如表2所示，本文根据协调度D的大小，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7]将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率协调度分为4大协调区间，涵盖10个小范围协调度与相应的协调程度。再根据[λ1]、[λ2]与[λ3]之间的对比关系，又分为3种基本类型。
三、研究区域及数据说明
（一）研究区域
本文研究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主要包括广西、云南与西藏在内的51个县市，1位于我国西南部，陆地边境线长达8697公里。人口方面，民族边境县域主要为人口净流出区域，特别是西藏，其2016年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6.62%。产业方面，三大地区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加速阶段，其二次产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并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但产业的增长加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二者之间协调发展受到挑战。土地方面，民族边境地区土地面积广袤，城镇土地扩张速度低于全国水平。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由于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县域数据披露有限，考虑数据选择的全面性与可获取性，选择表1中3个指标作为度量指标。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为广西、云南与西藏的50个边境县（市），2样本时间区域为2000年至2016年，数据均来自于2001～2017年广西、云南、西藏统计年鉴或《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由插值法补齐。三大城镇化指标计算方式如式（5）、式（6）和式（7）所示。
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5）
产业城镇化率=城镇经济总量3/GDP（6）
土地利用效率=农作物种植面积/总面积（7）
四、三大城镇化指标耦合协调结果分析
（一）三大城镇化指标耦合协调结果
根据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2000—2016年的基础数据，利用上述公式计算得出城镇化系统的发展度、耦合度、协调度以及其相应协调程度与基本类型，具体结果见表3所示。
（二）三大城镇化指标耦合协调结果分析
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三大城镇化耦合协调结果见图1，具体分析如下：
发展度分析。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发展度自2000年的0.1659稳定上升至2016年的0.2579。样本期间内民族边境地区年均发展度为0.2210，年均增长0.55%。通过增长率的不同可以大致将样本分为三个区间，2000年至2005年的高速增长阶段、2006年至2012年的较高速增长阶段与2013至2016年的稳定增长阶段，三阶段发展度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2%、0.47%与0.24%。正的发展度说明民族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勢，发展度年均增长率的下降则是与国家对城镇化进程质量要求的严格化较为相关。
耦合度分析。耦合度是反映人口、产业与土地三者内部依赖程度的指标。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三大城镇化系统的内部依赖程度由2000年的0.8186经波动下降再回升到2012年的0.7420再经波动下降与回升到2016年的0.7320，近年来有逐步提高的趋势，总体略微呈“W”型走势。样本期间耦合度年均增长-0.40%，以2012年为基准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各阶段内类似较平缓U型曲线，其中第一阶段年均增长0.62%，第二阶段年均增长-0.25%。耦合度的负年均增长率说明三大城镇化系统的内部依赖程度在样本期间总体呈降低趋势，三者间相互作用减弱。一般而言，常住人口的流动使得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带来的劳动力促进产业城镇化的发展，给城镇土地增加需求;城镇土地的扩张为人口流入创造居住等条件，为产业的落地提供基础，优化产业用地格局，进一步促进人口与产业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产业质与量的提升给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带来正的拉力。据此，应加强民族边境地区三者城镇化之间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