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幸运的时候。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毛泽东到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里，翻阅了整整一上午。当时参与此事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挑的这些书中，可能就有《资本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以下简称《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下简称《“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毛泽东1957年在北京见到曾志，还对她讲：从1932年开始，我从漳州及其他一些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马列著作找出来，读了这本，就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硬是读了两年书。
　　毛泽东当时如此迫切地研读马列理论，还有更深一层的缘由。
　　毛泽东领导红军长期战斗在落后的边远山区，革命队伍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比重占绝对优势。党的政策和工作方式怎样适应这种现实，如何解释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种马列书上没有谈到过的革命路径，迫切需要理论工具。
　　此外，一批缺少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型的青年革命家，先后从苏联回国，在党内的地位扶摇直上，俨然以马列主义理论和苏俄革命经验的“护法师”自居。中央领导层形成的这种精神气氛，逐步蔓延到各个根据地，把毛泽东等人根据中国革命实际作出的实践创新，视为“旁门左道”。毛泽东本人从1931年秋天开始，越来越严重地受到中央领导层“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击，逐步失去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实际领导权。受排挤和打击的理由，除了具体政策上的分歧，主要是被戴上了几顶帽子：“右倾”“富农路线”“狭隘经验主义”“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
　　客观地讲，毛泽东当时读马列经典确实不算多，与从莫斯科回来的那批年轻革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在争论中，那些教条主义者搬出的一套套理论，也确实唬住了不少人。比如，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失利后，张闻天和博古之间发生了争论。据李德（布劳恩）回忆，他们争论的用语是：“洛甫（张闻天）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的态度，当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武器’。”这简直是不挨边的事情，但却是当时中央领导层非常习惯的主流话语。没有留过学的，自然被排斥在这样的氛围之外。这是“左”倾错误统治能够在中央盛行达三年多时间的重要原因。
　　在这批教条主义者眼里，毛泽东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
　　李德在回忆录里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说：毛泽东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他，毛泽东的一些政治主张和策略原则，是从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毛泽东根据《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又说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暴露了毛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
　　毛泽东是不是一点不懂和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呢？李德承认，“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中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他的阶级划分，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历史地位’及其同生产资料一定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准出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庸俗歪曲，在实践中影响很深。”
　　中国的产业工人数量实在少，毛泽东扩大对无产阶级这个概念的运用范围，是根据中国实际的必要创新，却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庸俗歪曲”。身处这样的思想氛围，他不能不感到尴尬，内心也实在不服。唯其如此，他迫切渴望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寻求理论指导，寻求解释诸如在农民党员占绝大多数的队伍中，无产阶级是否只指产业工人这类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一旦得到马列书籍，研阅之急切，不难想见。
　　三本经典送来一场“及时雨”
　　逆境中读书，是可贵的机遇。因为外界的压力，也因为内心的苦闷，常常会获得比顺境中的阅读更深刻、更具体的感受和启发。
　　打下漳州所得的马列著作，就像一场及时雨，使毛泽东初步获得经典理论武器。在这些书中，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三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简称《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简称《“左派”幼稚病》）。
　　据《反杜林论》的译者吴亮平回忆，他1932年11月在中央苏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一看见我就说：‘你是吴亮平，《反杜林论》不就是你翻译的吗？’我说，是。他说：‘这本书我看过好几遍了。今天碰到你，很高兴。’然后，他又讲了《反杜林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本书。”此后，他多次同吴亮平探讨《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不仅注重书的内容，而且说吴的译文“还比较像中国语言”，对译得较好处做了肯定。例如该书哲学篇第11节末，吴亮平用了“太过沉溺于杯中”，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味。”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对吴亮平讲：“你看，我把这本书（指《反杜林论》）带过来了。”
　　的确，在马恩著作中，毛泽东读得比较频繁的厚本书，当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他不光在战争年代阅读，新中国成立后，还多次阅读《反杜林论》，外出视察也带上它。在1964年和1970年，两次批示印发大字本马列经典著作时，都特意叮嘱，要把《反杜林论》多分装几册来印，以方便老同志阅读。他读过的《反杜林论》，有精装本，平装本，还有大字本。所读次数，不好统计。
　　《反杜林论》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分别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哲学编”第一次连贯地阐明了辩证法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这三大规律。“政治经济学编”对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提出生产和分配是统一的，分配从属于生产。“社会主义编”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提出一切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只有到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去寻找，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会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并对整个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控制。
　　毛泽东当时读《反杜林论》，比较重视有关唯物辩证法的论述，这是他当时比较缺乏的。否则就不会被别人贬为“实用主义”和“折中主义”了。
　　初读《反杜林论》的收获，比较多地反映在他到陕北后的一些论述当中。比如，1937年七八月间为“抗大”师生讲授《辩证唯物论》，基本概念和观点也主要依据《反杜林论》，并大量引用了该书的论述句子，诸如关于辩证法是自然、社会、人类思维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关于思想逻辑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关于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关于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等等。他的哲学名著《矛盾论》，就是由其《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一节改写而成。为说明矛盾的普遍性，《矛盾论》里又大段引用了《反杜林论》“哲学编”第12节“辩证法·量与质”中的论述。
　　读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情况又有不同。这两本书对毛泽东当时认识中国革命实践的是是非非，直接有用，读起来特别“解渴”。
　　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各阶级都在考虑如何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问题，不同政党和派别也都在考虑自己的策略。列宁这年写的《两种策略》，完整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要和农民联盟，争取领导权。书中还阐述了实行民主共和制的途径和方法，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之初，认为世界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主张实行进攻的理论和战略，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与此同时，欧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教条主义地搬用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实行关门主义，不利用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去争取大多数，拒绝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反对议会斗争，反对任何妥协，否定党的组织纪律，等等。列宁1920年发表《“左派”幼稚病》，批评了这股“左”倾思潮。
　　1933年，毛泽东把《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读，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两种策略》主要论述无产阶级政党怎样看待和怎样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书中提出的争取领导权，同农民组成联盟等策略，恰恰是此前国共合作推进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处理好的问题，由此犯了右倾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
　　不久，毛泽东又将《“左派”幼稚病》送给彭德怀，又附信说：“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两种策略》），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左派”幼稚病》所反对的诸如关门主义这样一些“左”倾思潮，在1933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颇为泛滥，“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正走向高潮。初读列宁这两本书所得的启发，表明他是联系中国当时的革命实际来领会其要义的。
　　不少人回忆，在千难万险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在担架上或宿营时，仍时常阅读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三本经典。即使如此，在遵义会议上，有人对他的理论水平还是不以为然。中央政治局委员凯丰就说他照着《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来指挥打仗，“并不高明”。言下之意，你虽然能打仗，但在军事上依然没有马列主义的“味道”，其他方面，就更不用说了。此事对毛泽东刺激不小，成为他到陕北后那样发愤“研究一点学问”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