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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1—1945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使得苏联的国家利益受到了威胁，苏联以国家利益至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准则，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和着眼点，不断地调整其对华政策。这种政策呈现出相对稳定的阶段性、多重性、矛盾性，对中国的民族战争产生了双重效果。
［关键词］ 苏联 中国 外交政策
1931—1945年的十四年间，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入侵中国，势必威胁着与中国有着几千公里国界的苏联。为了避免与日本冲突，减轻或消除来自远东的威胁，苏联基于国家利益要求，在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从而导致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才呈现出由低潮到高潮、复归低潮这种跌宕起伏而富有戏剧色彩的特征。研究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对于深入探讨苏联对华政策对中国抗战和中苏关系的影响，以及对当今制定外交政策的借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国家利益至上是苏联对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准则
国家利益是制约、影响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根本因素。国际关系实质上就是国际社会中各主权国家利益上的交往关系。这是由世界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而各国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什么意识形态作为本国的社会主导思想，则取决于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它也只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一部分。因此，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任何一个国家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主要根据的不是仅仅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是包括被统治阶级利益在内的整个国家利益。体现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对外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准则也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本民族、国家利益。从这一点上来说，国家利益具有民族性，不仅包括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还包括超阶级的利益，即民族的共同利益。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有其民族的、国家的利益需要维护，也应该将其国家利益作为制订对外政策、支配对外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准则。
20世纪30年代起，由于欧、亚法西斯战争策源地的形成，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因而其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国家利益，免遭侵略。在远东，尽管与中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不同，由于日本侵略中国，苏联有了唇亡齿寒之感。因此，为了维护其远东安全利益，苏联逐步调整对华政策。1931年后，苏联道义上谴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邦交。1933年当欧洲法西斯战争策源地形成后，又开始谋求中苏缔约。1937年前后，由于德、意、日法西斯日渐猖獗,苏联深深地感到侵略成性的法西斯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在执行一种具有极大挑衅性的对外政策，蓄意制造和恶化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形势，这种政策的特别突出之点就是反对苏联”［1］，特别是当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使其东西夹击的危机日益严重时，苏联迅速与中国签订了搁置已久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从道义、物质、人力上积极支援中国抗战。
但是，这并不否认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它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维护统治阶级自身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二是追求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并通过统治阶级制订的对外政策而得到反应。它是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结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不去践踏别国主权，侵犯别国利益；坚持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既要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又要在此过程中坚持爱国主义，坚决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不受任何侵犯。否则，苏联对外政策就无法同沙俄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对外政策划清界限。尽管列宁曾主张，在国家利益上应“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一般人民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2］，并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斯大林也认为“对”［3］，但是，随着东西方所面临的威胁性越来越严重，苏联逐渐偏离对国家利益的正确认识，片面强调其民族性的一面，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三十年代初期，苏联确定了自己的对外方针，即“维护和平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目的……因为只有和平的条件下才能以我们所希望的速度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4］，在谴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抗战的同时，又奉行和平外交方针，坚持中立立场，寻求与日妥协。在中东路问题上，苏联与日本谋求妥协，尽量避免冲突，利用一切途径寻求与日本妥协。1933年起，苏联继续谋求与日本的妥协，廉价出售中东路，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合法地位；1934年11月27日，苏联公然同外蒙单方面达成了相互支持和援助的口头君子协定［5］，并于1936年3月正式与蒙古签订了协议；加紧对中国新疆进行渗透，对盛世才企图摆脱国民政府、分裂中国的倾向大力支持。尽管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也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抗日战争，但是苏联来自于远东的威胁依然存在，特别是当德国渐渐逼近苏联西线时，为了限制日本对苏联的进攻，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停止对华援助，并进一步巩固其远东防线，抢夺战争物资，加强对新疆的渗透，直接导致了新疆问题的尖锐化，并不顾中国的民族利益，再三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对华实行了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相呼应的“扶蒋非共”政策，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在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同时贬低中共，并在中国大肆地攫取“权益”。所有这一些，都明显暴露出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倾向，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甚至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国家实力始终是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础和着眼点
苏联对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与自身实力变化相适应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两年多时间，由于苏联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还伴随着农业集体化运动，实力“也依然是孱弱”［6］，正忙于与西方帝国主义敌对势力进行斗争，且防御重点一直放在西线，国力明显不强，因而苏联仅仅采取了谴责日本、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邦交的政策，并尽力对日妥协，避免与日发生冲突。1933年以后，尽管完成了“一五”计划，开始了“二五”计划和全苏集体农庄的突击运动，国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大增，但是由于苏联的国内局势也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集体农庄运动的过急过快、农业集体化后采取的超经济手段的粮食义务交售制而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形成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而变得极端严重，苏联的实力还显得十分薄弱，加之因德国的崛起，苏联不得不将其防御重点放在西线，因而苏联在远东一方面缓慢地谋求中苏缔约，另一方面进一步与日妥协，甚至用牺牲中国利益的方式来极力避免与日本的冲突。到了1937年，由于日本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苏联所面临东西夹击的危险性越来越大，为了保存实力，重点防御德国的进攻，苏联迅速与中国缔约，积极援助中国抗战，以此来牵制日本，自己则拒绝参战。到了1941年，为了避免在远东分散力量，集中国力对付西线上德国的进攻，苏联不但没有发动对日本的进攻，反而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不但停止了对华援助，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的渗透，大肆抢夺战争物质。当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中苏国家关系日益疏远直至恶化，苏联远东的防御空虚，实力不济，难敌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以多次打电报给延安，再三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而当苏联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同时，苏联将眼光又迅速转向远东，一改过去对日妥协、避免冲突的政策，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大规模地出兵远东，打击关东军，加速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
在选择援助具体对象时，实力也是首要条件。1937年前后，为了避免来自于德日两线夹击的危险，集中力量重点防御西方，苏联必须缓和远东危机，避免与日作战。如果以中国为屏障，阻挡日军的进攻，解除其东顾之忧，对苏联来说，自然是极为有利的。难怪李维诺夫对蒋廷黻说：“今日闻你说中国政府仍愿继续合作，我甚以为幸。”［7］在苏联看来，国民党的“强”首先在于它自身的力量。国民党在战前拥有200多万军队,控制着所有的工商业和文化中心以及经济发达地区,是中国的主要力量；而中共“依靠最贫穷、受压迫最深和没有文化的农民”,且工人阶级力量不足,争取群众到底需要多长时间也很难说。其次在于国民党可以得到英美的援助，“这就可望，由于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共产党还显得“太孱弱”，且“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8］因此，当1938年王明回国前要求苏联给中共提供援助时，伏罗希洛夫说:“如果没有中国国民政府的允许，苏联向中国共产党供应武器是不当的。”［9］对此，美国记者斯坦因评论到:“中苏外交联系和军事联系也似乎只在重庆和莫斯科之间”［10］。曾任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在延安目睹的情况是“苏联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主要是对南京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来的主要是急需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当然也有斯大林的讲话和著作”，因此，“在延安出现了许多刻薄的讥讽诸如‘武器交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11］崔可夫也承认，“我们对蒋介石政府有条约的义务,而我们内心的同情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但是,如果我们公开讲出这种同情,就会使蒋介石疏远我们”，“从国外援助中得到的所有武器都归蒋介石支配”，“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日本那里获得来的武器装备起来的”。［12］
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在谋求远东利益要求时所进行的也是实力外交。一方面，苏联要获取在远东的利益，既要美国答应又要同国民党谈判签约才能成为现实。苏联在远东作战的对象是日本，但它在远东要谋求的真正的和最大的权益却是在中国。在国际上，对远东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美国是强国，美蒋联系甚紧，蒋介石依赖美国，对美国言听计从。中苏关系依然处于恶化状态，美蒋内心都敌视苏联，并始终怀疑苏联支持中共。美国为中国谋求“四强”地位、对华实施“扶蒋反共”政策，甚至认为，中共一旦得到苏联支持，将要挑起国共冲突，影响盟国对日作战，更严重的是“中国共产党很可能击败中央政府，最后并占有即使不是全部，亦是中国的大部”，从而出现一个“苏俄——中国集团”，“对于亚洲其他地区，以及世界的安定，是不相宜的”，且“苏俄的终结目标，乃是要排斥远东的残余白色人种”，即排斥美国。［13］所以一段时间里，苏联支持中共的问题成了美国的心腹之患。另一方面，美国强大的实力和争夺远东霸主的欲望是苏联在战后最大的威胁，且这种威胁已初露端倪。从战后的国际格局着想，让中国存在一个由国民党领导的有中共参加的联合政府，也是对缓和美苏矛盾最为有利的。但是，苏联一直对中共力量估计严重不足，对中共越来越明显的独立自主倾向，特别是中共数次拒绝派兵北上牵制日军，感到不满。因此，为了获取远东利益，苏联凭借其实力，在对美国采取灵活的现实政策，进行对抗与妥协的同时，在对待国民党政府、中共的态度上必须作出了根本性的调整与转变。
三、苏联对华政策呈现出相对稳定的阶段性
由于国际形势特别是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风云变幻、中苏两国国情的变化、世界各种力量的分裂与重组，在这14年时间里，苏联对华政策尽管随着其国家利益需求的不断发展而进行不断调整，显得极不稳定，就总体上看，又呈现出五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一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苏联采取了“联华防日”政策，即谴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邦交；又重申和平外交方针，奉行不干涉立场，寻求与日妥协；要求中共结成“下层统一战线”，反蒋反帝。二是1933-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苏联的“联华防日”政策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于法西斯德国在欧洲崛起，日本的侵略逐步扩大，国民党企图与日妥协、指望英美的援助并执行反共政策，苏联国内局势严峻且防御重点在西线，因而苏联继续实行“联华防日”政策，缓慢地谋求中苏缔约，但又继续谋求与日妥协，对中共则要求结成国共统一战线，“联蒋抗日”。三是1937年7月-1940年苏联实行“援华抗日”政策。由于欧亚战争形势急剧发展，苏联谋求的欧洲集体安全和太平洋集体安全计划的失败，英美等国对德意日法西斯采取纵容侵略的政策，欲“祸水北引”，苏联为避免东西夹击的危险，及时调整政策，迅速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道义、人力和物力等方面积极支持中国抗战，但拒绝对日作战，支持中共但又片面地要求中共“团结”“服从”国民党。四是1941-1944年苏联执行的是“疏华联日”政策。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全力对付西线，美国援华政策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为了限制日本，促其“南进”，苏联在谋求利益自保对外政策的指导下实行“疏华联日”的政策，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公然划分彼此在华势力范围，加强对新疆的渗透，抢夺战争物质，停止对华援助，片面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五是抗战胜利前后，为了抢夺远东利益，苏联实施了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相呼应的“扶蒋非共”政策，承认蒋介石政权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时贬低中共。
四、苏联对华政策表现出多重性和矛盾性
对于苏、日、美三过来说，中国都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中国是苏联远东防御的关键地区，也是日本和美国所追逐的重要目标。但是，中、苏、日、美之间的国家利益需要又是相互矛盾着的。中国国内又同时存在着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势力。因此，要谋求在中国的利益，维护其远东的安全，苏联就必须且只能走钢丝，来寻求平衡，力争不偏不倚，尽量缓和或减少与各方面的直接冲突，既要从国家来说处理好同中、日、美等的关系，又要从政治力量来说处理好与国民党、共产党的关系。因此，苏联对华政策就呈现出多重性，既反映对中、日、美的态度，又反映对国民党、共产党的态度，而且从表面上看，这种政策往往又是相互矛盾的。
在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对苏联来说，日本的威胁远比美国的威胁大得多，但这种威胁尚不直接，苏联在对华政策中尽管没有反映对美国的态度，但还是体现出了多重性。对中国，它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两国邦交，但又表现得比较缓慢，甚至不惜牺牲中国利益；对日本，它既谴责日本侵略，又是尽量寻求与之妥协。在中国国内，对蒋介石采取反对政策，又在与国民党谋求中苏两国睦邻关系；对中共，它凭借其在共产国际中的优势地位，要求中共结成“下层统一战线”，进而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反蒋反帝，“武装保卫苏联”。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迅速与中国签订条约，全方位地支援中国抗战，但是又拒绝对日作战，而对中共，尽管在舆论和道义上采取了支持政策，但拒绝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在处理国共关系时片面地要求中共“团结”、“服从”国民党。从1941年起，苏联停止了对华援助，加强对新疆的渗透，在华抢夺战争物质，导致中苏关系急剧下滑；与日本签订条约，划分势力范围；对中共则再三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要求。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在与美国对抗与妥协中采取了“扶蒋非共”的政策，一方面它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是接受东北的法定主体，但又对国民党接受东北进行百般的阻拦和拖延；另一方面，它肆意诋毁中共，极力否认与中共有任何关系，但又默许中共进入东北，却只允许中共军队不以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在东北乡村开展活动，不得在大城市和苏占区开展活动［14］。
五、苏联对华政策的效果具有双重性
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尽管苏联对华政策不断调整，但它的实施对中国、中国的民族战争产生了双重效果，而且贯穿始终。一方面，苏联在道义、人力和物力上的援助，威胁着日本侵略者，大大增强了中国的抗日力量和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必胜信心，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在抗战胜利前夕，苏联直接出兵中国东北，迅速歼灭日军精锐关东军，大大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另一方面，它长期谋求与日妥协，甚至不惜牺牲中国利益换取与日本的妥协，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渗透新疆，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侵犯了中国的利益，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苏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抗战胜利前后为了实现在远东的利益要求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贬低中共，客观上进一步助长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所幸的是，中共带领中国人民以自身的力量，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苏联率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苏两国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1931—1945年的苏联对华政策以及中苏关系早已成为纯粹的历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失去了研究这一领域历史的更为现实的价值。恰恰相反，正因为这种纯粹的历史，经过了长时间的历史沉淀，我们可以用更为广阔的视野和适当的距离，全面、深刻地反思和解读它。研究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把握其真谛，对于加深中国现代史、中苏关系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以及正确认识中国的国家利益，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制定灵活的对外政策，妥善处理好与世界各国的国家关系，发展与周边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 释：
［1］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30.
［2］列宁选集:卷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1.
［3］列宁全集:卷3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34.
［4］斯大林全集:卷1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72.
［5］外交辞典:卷3［M］.莫斯科,1973:317.
［6］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31.
［7］蒋廷黻同李维诺夫谈话记录［J］.民国档案,1989(4).
［8］［12］崔可夫.在华使命［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34-36.
［9］周尚云等.国家安全利益是制定对外战略的基点［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6).
［10］抗日战争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作用［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388.
［11］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1980:286.
［13］驻华代表范宣德致国务院（1943年5月12日）［C］.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第27编(中共问题).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14-415.
［14］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28-129.
责任编辑 梅 宏
［关键词］ 苏联 中国 外交政策
1931—1945年的十四年间，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入侵中国，势必威胁着与中国有着几千公里国界的苏联。为了避免与日本冲突，减轻或消除来自远东的威胁，苏联基于国家利益要求，在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从而导致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才呈现出由低潮到高潮、复归低潮这种跌宕起伏而富有戏剧色彩的特征。研究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对于深入探讨苏联对华政策对中国抗战和中苏关系的影响，以及对当今制定外交政策的借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国家利益至上是苏联对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准则
国家利益是制约、影响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根本因素。国际关系实质上就是国际社会中各主权国家利益上的交往关系。这是由世界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而各国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什么意识形态作为本国的社会主导思想，则取决于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它也只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一部分。因此，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任何一个国家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主要根据的不是仅仅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是包括被统治阶级利益在内的整个国家利益。体现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对外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准则也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本民族、国家利益。从这一点上来说，国家利益具有民族性，不仅包括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还包括超阶级的利益，即民族的共同利益。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有其民族的、国家的利益需要维护，也应该将其国家利益作为制订对外政策、支配对外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准则。
20世纪30年代起，由于欧、亚法西斯战争策源地的形成，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因而其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国家利益，免遭侵略。在远东，尽管与中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不同，由于日本侵略中国，苏联有了唇亡齿寒之感。因此，为了维护其远东安全利益，苏联逐步调整对华政策。1931年后，苏联道义上谴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邦交。1933年当欧洲法西斯战争策源地形成后，又开始谋求中苏缔约。1937年前后，由于德、意、日法西斯日渐猖獗,苏联深深地感到侵略成性的法西斯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在执行一种具有极大挑衅性的对外政策，蓄意制造和恶化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形势，这种政策的特别突出之点就是反对苏联”［1］，特别是当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使其东西夹击的危机日益严重时，苏联迅速与中国签订了搁置已久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从道义、物质、人力上积极支援中国抗战。
但是，这并不否认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它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维护统治阶级自身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二是追求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并通过统治阶级制订的对外政策而得到反应。它是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结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不去践踏别国主权，侵犯别国利益；坚持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既要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又要在此过程中坚持爱国主义，坚决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不受任何侵犯。否则，苏联对外政策就无法同沙俄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对外政策划清界限。尽管列宁曾主张，在国家利益上应“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一般人民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2］，并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斯大林也认为“对”［3］，但是，随着东西方所面临的威胁性越来越严重，苏联逐渐偏离对国家利益的正确认识，片面强调其民族性的一面，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三十年代初期，苏联确定了自己的对外方针，即“维护和平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目的……因为只有和平的条件下才能以我们所希望的速度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4］，在谴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抗战的同时，又奉行和平外交方针，坚持中立立场，寻求与日妥协。在中东路问题上，苏联与日本谋求妥协，尽量避免冲突，利用一切途径寻求与日本妥协。1933年起，苏联继续谋求与日本的妥协，廉价出售中东路，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合法地位；1934年11月27日，苏联公然同外蒙单方面达成了相互支持和援助的口头君子协定［5］，并于1936年3月正式与蒙古签订了协议；加紧对中国新疆进行渗透，对盛世才企图摆脱国民政府、分裂中国的倾向大力支持。尽管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也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抗日战争，但是苏联来自于远东的威胁依然存在，特别是当德国渐渐逼近苏联西线时，为了限制日本对苏联的进攻，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停止对华援助，并进一步巩固其远东防线，抢夺战争物资，加强对新疆的渗透，直接导致了新疆问题的尖锐化，并不顾中国的民族利益，再三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对华实行了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相呼应的“扶蒋非共”政策，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在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同时贬低中共，并在中国大肆地攫取“权益”。所有这一些，都明显暴露出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倾向，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甚至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国家实力始终是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础和着眼点
苏联对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与自身实力变化相适应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两年多时间，由于苏联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还伴随着农业集体化运动，实力“也依然是孱弱”［6］，正忙于与西方帝国主义敌对势力进行斗争，且防御重点一直放在西线，国力明显不强，因而苏联仅仅采取了谴责日本、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邦交的政策，并尽力对日妥协，避免与日发生冲突。1933年以后，尽管完成了“一五”计划，开始了“二五”计划和全苏集体农庄的突击运动，国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大增，但是由于苏联的国内局势也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集体农庄运动的过急过快、农业集体化后采取的超经济手段的粮食义务交售制而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形成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而变得极端严重，苏联的实力还显得十分薄弱，加之因德国的崛起，苏联不得不将其防御重点放在西线，因而苏联在远东一方面缓慢地谋求中苏缔约，另一方面进一步与日妥协，甚至用牺牲中国利益的方式来极力避免与日本的冲突。到了1937年，由于日本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苏联所面临东西夹击的危险性越来越大，为了保存实力，重点防御德国的进攻，苏联迅速与中国缔约，积极援助中国抗战，以此来牵制日本，自己则拒绝参战。到了1941年，为了避免在远东分散力量，集中国力对付西线上德国的进攻，苏联不但没有发动对日本的进攻，反而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不但停止了对华援助，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的渗透，大肆抢夺战争物质。当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中苏国家关系日益疏远直至恶化，苏联远东的防御空虚，实力不济，难敌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以多次打电报给延安，再三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而当苏联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同时，苏联将眼光又迅速转向远东，一改过去对日妥协、避免冲突的政策，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大规模地出兵远东，打击关东军，加速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
在选择援助具体对象时，实力也是首要条件。1937年前后，为了避免来自于德日两线夹击的危险，集中力量重点防御西方，苏联必须缓和远东危机，避免与日作战。如果以中国为屏障，阻挡日军的进攻，解除其东顾之忧，对苏联来说，自然是极为有利的。难怪李维诺夫对蒋廷黻说：“今日闻你说中国政府仍愿继续合作，我甚以为幸。”［7］在苏联看来，国民党的“强”首先在于它自身的力量。国民党在战前拥有200多万军队,控制着所有的工商业和文化中心以及经济发达地区,是中国的主要力量；而中共“依靠最贫穷、受压迫最深和没有文化的农民”,且工人阶级力量不足,争取群众到底需要多长时间也很难说。其次在于国民党可以得到英美的援助，“这就可望，由于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共产党还显得“太孱弱”，且“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8］因此，当1938年王明回国前要求苏联给中共提供援助时，伏罗希洛夫说:“如果没有中国国民政府的允许，苏联向中国共产党供应武器是不当的。”［9］对此，美国记者斯坦因评论到:“中苏外交联系和军事联系也似乎只在重庆和莫斯科之间”［10］。曾任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在延安目睹的情况是“苏联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主要是对南京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来的主要是急需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当然也有斯大林的讲话和著作”，因此，“在延安出现了许多刻薄的讥讽诸如‘武器交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11］崔可夫也承认，“我们对蒋介石政府有条约的义务,而我们内心的同情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但是,如果我们公开讲出这种同情,就会使蒋介石疏远我们”，“从国外援助中得到的所有武器都归蒋介石支配”，“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日本那里获得来的武器装备起来的”。［12］
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在谋求远东利益要求时所进行的也是实力外交。一方面，苏联要获取在远东的利益，既要美国答应又要同国民党谈判签约才能成为现实。苏联在远东作战的对象是日本，但它在远东要谋求的真正的和最大的权益却是在中国。在国际上，对远东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美国是强国，美蒋联系甚紧，蒋介石依赖美国，对美国言听计从。中苏关系依然处于恶化状态，美蒋内心都敌视苏联，并始终怀疑苏联支持中共。美国为中国谋求“四强”地位、对华实施“扶蒋反共”政策，甚至认为，中共一旦得到苏联支持，将要挑起国共冲突，影响盟国对日作战，更严重的是“中国共产党很可能击败中央政府，最后并占有即使不是全部，亦是中国的大部”，从而出现一个“苏俄——中国集团”，“对于亚洲其他地区，以及世界的安定，是不相宜的”，且“苏俄的终结目标，乃是要排斥远东的残余白色人种”，即排斥美国。［13］所以一段时间里，苏联支持中共的问题成了美国的心腹之患。另一方面，美国强大的实力和争夺远东霸主的欲望是苏联在战后最大的威胁，且这种威胁已初露端倪。从战后的国际格局着想，让中国存在一个由国民党领导的有中共参加的联合政府，也是对缓和美苏矛盾最为有利的。但是，苏联一直对中共力量估计严重不足，对中共越来越明显的独立自主倾向，特别是中共数次拒绝派兵北上牵制日军，感到不满。因此，为了获取远东利益，苏联凭借其实力，在对美国采取灵活的现实政策，进行对抗与妥协的同时，在对待国民党政府、中共的态度上必须作出了根本性的调整与转变。
三、苏联对华政策呈现出相对稳定的阶段性
由于国际形势特别是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风云变幻、中苏两国国情的变化、世界各种力量的分裂与重组，在这14年时间里，苏联对华政策尽管随着其国家利益需求的不断发展而进行不断调整，显得极不稳定，就总体上看，又呈现出五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一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苏联采取了“联华防日”政策，即谴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邦交；又重申和平外交方针，奉行不干涉立场，寻求与日妥协；要求中共结成“下层统一战线”，反蒋反帝。二是1933-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苏联的“联华防日”政策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于法西斯德国在欧洲崛起，日本的侵略逐步扩大，国民党企图与日妥协、指望英美的援助并执行反共政策，苏联国内局势严峻且防御重点在西线，因而苏联继续实行“联华防日”政策，缓慢地谋求中苏缔约，但又继续谋求与日妥协，对中共则要求结成国共统一战线，“联蒋抗日”。三是1937年7月-1940年苏联实行“援华抗日”政策。由于欧亚战争形势急剧发展，苏联谋求的欧洲集体安全和太平洋集体安全计划的失败，英美等国对德意日法西斯采取纵容侵略的政策，欲“祸水北引”，苏联为避免东西夹击的危险，及时调整政策，迅速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道义、人力和物力等方面积极支持中国抗战，但拒绝对日作战，支持中共但又片面地要求中共“团结”“服从”国民党。四是1941-1944年苏联执行的是“疏华联日”政策。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全力对付西线，美国援华政策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为了限制日本，促其“南进”，苏联在谋求利益自保对外政策的指导下实行“疏华联日”的政策，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公然划分彼此在华势力范围，加强对新疆的渗透，抢夺战争物质，停止对华援助，片面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五是抗战胜利前后，为了抢夺远东利益，苏联实施了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相呼应的“扶蒋非共”政策，承认蒋介石政权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时贬低中共。
四、苏联对华政策表现出多重性和矛盾性
对于苏、日、美三过来说，中国都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中国是苏联远东防御的关键地区，也是日本和美国所追逐的重要目标。但是，中、苏、日、美之间的国家利益需要又是相互矛盾着的。中国国内又同时存在着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势力。因此，要谋求在中国的利益，维护其远东的安全，苏联就必须且只能走钢丝，来寻求平衡，力争不偏不倚，尽量缓和或减少与各方面的直接冲突，既要从国家来说处理好同中、日、美等的关系，又要从政治力量来说处理好与国民党、共产党的关系。因此，苏联对华政策就呈现出多重性，既反映对中、日、美的态度，又反映对国民党、共产党的态度，而且从表面上看，这种政策往往又是相互矛盾的。
在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对苏联来说，日本的威胁远比美国的威胁大得多，但这种威胁尚不直接，苏联在对华政策中尽管没有反映对美国的态度，但还是体现出了多重性。对中国，它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两国邦交，但又表现得比较缓慢，甚至不惜牺牲中国利益；对日本，它既谴责日本侵略，又是尽量寻求与之妥协。在中国国内，对蒋介石采取反对政策，又在与国民党谋求中苏两国睦邻关系；对中共，它凭借其在共产国际中的优势地位，要求中共结成“下层统一战线”，进而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反蒋反帝，“武装保卫苏联”。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迅速与中国签订条约，全方位地支援中国抗战，但是又拒绝对日作战，而对中共，尽管在舆论和道义上采取了支持政策，但拒绝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在处理国共关系时片面地要求中共“团结”、“服从”国民党。从1941年起，苏联停止了对华援助，加强对新疆的渗透，在华抢夺战争物质，导致中苏关系急剧下滑；与日本签订条约，划分势力范围；对中共则再三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要求。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在与美国对抗与妥协中采取了“扶蒋非共”的政策，一方面它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是接受东北的法定主体，但又对国民党接受东北进行百般的阻拦和拖延；另一方面，它肆意诋毁中共，极力否认与中共有任何关系，但又默许中共进入东北，却只允许中共军队不以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在东北乡村开展活动，不得在大城市和苏占区开展活动［14］。
五、苏联对华政策的效果具有双重性
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尽管苏联对华政策不断调整，但它的实施对中国、中国的民族战争产生了双重效果，而且贯穿始终。一方面，苏联在道义、人力和物力上的援助，威胁着日本侵略者，大大增强了中国的抗日力量和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必胜信心，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在抗战胜利前夕，苏联直接出兵中国东北，迅速歼灭日军精锐关东军，大大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另一方面，它长期谋求与日妥协，甚至不惜牺牲中国利益换取与日本的妥协，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渗透新疆，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侵犯了中国的利益，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苏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抗战胜利前后为了实现在远东的利益要求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贬低中共，客观上进一步助长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所幸的是，中共带领中国人民以自身的力量，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苏联率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苏两国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1931—1945年的苏联对华政策以及中苏关系早已成为纯粹的历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失去了研究这一领域历史的更为现实的价值。恰恰相反，正因为这种纯粹的历史，经过了长时间的历史沉淀，我们可以用更为广阔的视野和适当的距离，全面、深刻地反思和解读它。研究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把握其真谛，对于加深中国现代史、中苏关系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以及正确认识中国的国家利益，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制定灵活的对外政策，妥善处理好与世界各国的国家关系，发展与周边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 释：
［1］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30.
［2］列宁选集:卷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1.
［3］列宁全集:卷3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34.
［4］斯大林全集:卷1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72.
［5］外交辞典:卷3［M］.莫斯科,1973:317.
［6］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31.
［7］蒋廷黻同李维诺夫谈话记录［J］.民国档案,1989(4).
［8］［12］崔可夫.在华使命［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34-36.
［9］周尚云等.国家安全利益是制定对外战略的基点［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6).
［10］抗日战争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作用［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388.
［11］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1980:286.
［13］驻华代表范宣德致国务院（1943年5月12日）［C］.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第27编(中共问题).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14-415.
［14］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28-129.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