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农村行政村是我国政权体制中最基层的一级。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滩镇古塘村保存下来的七颗印章，反映出一部近六十年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变革史。
　　
　　吉水县富滩乡古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新中国一诞生，便废除了封建土地制，通过1951年至1952年的土地改革，农民领取了《土地证》，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在国家号召下，农村相继成立了农业互助组。互助组是由就近农户少则几户，多则十几户组成。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在农村试行和推广互助合作组织，下半年在农业互助组的基础上正式组成农业初级合作社，即由临近的几个互助组合并而成，当时古塘共有五个初级社。到1956年，国家通过了《农业40条》，着手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四年执行情况，并讨论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乘着党的“八大”召开的东风，农村全面转入高级合作社，这样，隶属吉水县富滩乡的古塘便有了第一颗村级印——“吉水县富滩乡古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古塘村为历史沿袭名，古塘高级合作社由附近五个自然村的初级社合成，农户约200户，人口近千人。
　　
　　吉水县富滩人民公社古圹大队管理委员会
　　
　　进入非凡的1958年，5月召开了中共八届二中全会，8月末在北戴河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在几个重大会议上讨论决定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还制定了社会主义发展总路线，明确提出了农业发展纲要，并决定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在这个大好形势下，人民公社运动高潮在全国掀起，从而取代了仅存两年多的高级合作社。一个人民公社辖若干个生产大队，一个大队又设若干个小队，古塘高级合作社变成了古塘大队，这样古塘第二颗村印诞生了——“吉水县富滩人民公社古圹大队管理委员会”。因当时有关部门审定不严，办事不严谨，加上受“多快好省”办事的影响，该印中“富”和“塘”两字误写成“ ”（错字）、“圹”（别字）。
　　1959年2月至1962年2月，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三级核算，队（原高级社）为基础的管理体制；1962年2月到1982年12月，几经总结经验教训，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三级核算，队（相当于初级社，即生产小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当时古塘大隊共有15个生产小队。
　　
　　吉水县富滩公社古塘大队贫下中农革命委员会
　　
　　成立人民公社8年后的1965年，国家通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克服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顶住了国际上的反华压力，使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可在这一年里中央制定了“农村社教23条”，还把阶级斗争摆在了生产斗争、科学试验三大运动之首，紧接着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毛泽东主席向全国提出号召：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农村则由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者贫下中农来领导运动。一声令下，古塘大队管理委员会改为——“吉水县富滩公社古塘大队贫下中农革命委员会”，这便是古塘的第三颗村印了。
　　
　　吉水县富滩公社古圹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
　　
　　次年，政治运动进一步升级，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即《十六条》。6月1日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文化大革命随即席卷全国。所幸的是中央及时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十条”，和“关于农村文化革命的批示”，这样全国除农村外，都基本上停产、停课搞文化革命，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对农村虽稍有触及，但农业还是年年增产，农民还没有离开土地，农村成了一方净土，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根据中央精神，农村各级管理机构统统要跟上形势，一定要改名，古塘又有了第四颗村印——“吉水县富滩公社古圹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村印中“ ”、“圹”两字再次成为错别字。
　　
　　第五、六、七次改印，反映出文革结束后的农村变化
　　
　　这次古塘改印一直到十年文革浩劫结束的1977年初，又恢复为大队管理委员会，这是第五次易村印名。此后，随着1979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在全国迅速铺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凸显出优越性，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弊端更为暴露。1983年3月中旬，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修改宪法时，终于顺应历史潮流，作出了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重新恢复设立乡政府的决定。这样，作为一段历史时期内存在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在各地农村逐渐消失。1984年5月全面完成政社分开和建乡工作任务。1982年，古塘行政村名因重名改为龙塘，村民委员会破土而出——这才真正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99年12月，根据富滩乡的各项发展指标，依据有关乡镇建制的标准，富滩撤乡设镇，顺理成章，这颗村印第六次改为——“吉水县富滩镇龙塘村村民委员会”。2001年元月，区划调整，富滩镇从吉水县划出，并入新设立的吉安市青原区，该印又只得第七次改名为——“青原区富滩镇龙塘村村民委员会”。
　　
　　七颗村印反映新中国农村的变异
　　
　　七颗古塘村村印的变化，乃是我国半个多世纪来农村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这不是一般称呼的更换，而是党和国家在各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对农村、农业、农民管理形式的迥异和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之后，着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七颗村印的变化，反映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次尝试，走过的一条曲折道路。在探索过程中，取得很大成绩，也有严重失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留下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我国刚解放这几年，党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后来的一些做法实践证明错了。邓小平1980年5月5日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谈到：“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后来，在1958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了。以后经过三年的调整，发生了变化，又较好地发展起来了。但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邓小平分析这段走过的弯路，告诫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为什么农民守着大片肥沃土地却未过上好日子，其主要原因在于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手足，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水平，不仅没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管理上过分集中统一，使农民们没能真正享受到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上工一窝蜂，做事磨洋工；一些明显利于经济发展，可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的经营方式，统统被斥之为“资本主义”，而让农民望而却步，眼睁睁的看着农村经济走向死胡同，农民温饱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通过全面拨乱反正，对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实事求是的总结，全党统一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解放思想，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行农村改革，才迎来了今天农村的繁荣。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三农问题”又一次引起了中央高层重视。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农民走的是一条康庄大道。农业一定会更上一个新台阶，农村一定能迎来一个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农民一定会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