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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的广告画因彩色印刷技术的传入而风靡一时，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文明书局进口彩色印刷机，中国开始有自己的彩色印刷品。石版印刷机可以大量印制，价格低廉。其后锌版和橡皮版印刷也在中国出现。到了民国四年(1915年)，上海更引进了多达十二种颜色的彩色印刷机，中国的商号、公司开始与洋广告一争高下。民国时期的老广告，图式种类繁多，制作广告的商家五花八门。这些因时令节日而印刷的消费品，成为因商品推销形式而产生的实用艺术。在一系列老广告画题材中，“时装女性”是万试万灵的招徕手段。这种广告画与中国传统的“仕女画”性质相仿。作为中国人物画里重要门类之一的仕女画，以女性为描绘对象，又称为“美入画”。画家郑曼陀在民国三年(1914年)以擦笔水彩创作的月份牌年画《晚妆图》，以朴素、秀丽的清纯女学生形象，正式开启了仕女广告画的新时代。中国的广告设计家把中国仕女画重新演绎，展现新时代的时尚女性形象，成为当时“女性美”的指标。
细品这些广告画，不仅可以领略20世纪20至40年代的流行时尚，也可由细节一览当时时尚女性的流行风貌与男性审美情趣的变迁，并能一窥当时商业机构及印刷技术的状况。
现代国画家张大干尝有一闲章，曰：“摩登戒体”，屡见于所绘时装仕女画幅。“摩登气英语modren之音译，“戒体”则为佛家语。《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上一下》：“戒体者，所谓纳圣法于心胸。”指受戒者不受邪恶侵染，由此引申大千居上对现代女性的看法，大可玩味。自从“摩登戒体”刻成图书，伴随女主角流播四方，此四字俨然等同现代女性。
张大干腕下的摩登戒体，转瞬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情事，白石老人曾自道“诗者睡之余，画者工之余，寿者劫之余”，实为文人墨客“三余”。不过，若将大干居士的游戏笔墨视为“睡余工余劫余”消闲产物，艺术无价真迹难求，它适于豪奢点缀家居，一般人无缘享受，那么，与之同时盛行的仕女月份牌便对大众而言更为普及，尽管它以广告画形式存在。
这种月份牌源于年画又异于年画，依赖商业宣传为生存模式，在光绪九年始现身洋场十里的上海，继而风行大江南北，在英占的香港和葡据的澳门亦广为流行，当年日本侵略者在我东三省营建伪满洲国，各式“康德”年号月份牌也留下时装仕女的倩影。
月份牌与国画、年画画法异趣。作者画法传统，最初多效工笔淡彩或重彩，后来郑曼陀在民国三年首创擦笔素描结合水彩画法，益见写实，更能传物象之神，受到市场欢迎，从此取代勾线设色法，成为主流，当时月份牌画手众多，除郑曼陀、杭樨英名闻遐迩，尚有周慕桥、金梅生、金雪尘、周柏生、徐咏青、丁云先、倪耕野、梁鼎铭、李慕白、关蕙农、关祖谋、胡伯翔、吴少云等。国画名家戈湘岚、谢之光早年也以此为业。
月份牌不尽是以时装女子为描写对象，题材还有戏剧人物、历史故事、名胜古迹等，但从广告画属性来观察，摩登美女无疑是崭新时代精神面貌的体认。告别“三步不出闰门”的年代，画中少女抽烟、饮酒、唱歌、跳交谊舞、垂钓、郊游、踏单车、游泳、打高尔夫球……，似乎习以为常，中国女性生活国子为主扩大；衬景多见西式家具，拥洋犬，坐沙发，倚钢琴……；背景出现轿车、飞机，暗示女性生活模式转变。衣着时髦，穿长裙、旗袍、泳衣，婀娜多姿，仪态万千。特别是旗袍款式繁多，画中女子花枝招展，下啻时装表演，充分凸显女性体态的线条美。不少月份牌的仕女形象以红极一时的明星、歌星为蓝本，如阮玲玉、蝴蝶、周璇等，让人联想到时尚、优雅、品味，自不待言。上述情景未必多见于寻常人家，却借助商品推销，向民众展示了令人向往但又并不实在的生活场景。
清季翁同穌在光绪十三年九月廿六日拜会外交官曾纪泽有此记述：“访曾袭侯，其屋内陈设皆西人式也。”又翌年十二月十三日：“诣劫刚处看洋画，灯红酒绿，俨然西人也。”可见西式生活在晚清士大夫阶层被目为新奇，自然不见容于冥顽守旧者如徐鄗之流。但不过二、三十年，西式生活在中国广泛传播，在20世纪前期风行宇内的月份牌广告画，以其从俗唯美结纳普罗大众，深入每家每户，对世风转移是否推波助澜?对女性审美是否提供新视点?相信这是社会学家所不能否定的。只是，我们距离月份牌广告画又过去大半个世纪，这种印象和当代人的认知相距太远，甚至显得有些陌生。然而观者如对月份牌画法、仕女服饰以至印刷术、商品营销等环节作出考察，结果必然十分有趣，它似乎早在一百年前已向世人展示循环链条——商业介入生活，生活介入艺术，艺术介入商业，三者互助互动。
民政总詈辖下澳门艺术博物馆致力收藏、展示、研究视觉艺术品，由年画衍生的月份牌，按现今标准就是海报艺术，自然也在此中范畴。在该系列馆藏最具价值者，是若干帧民初时澳门孔教中学(孔教中学后来与银业中学合并为教业中学)图画教师冈州粱焕堂所绘就的广告画原稿。这组作品描写仕女郊游片断，画中女子作小凤仙装打扮，仪容雅洁，态度安详，虽未详用于何种商品，唯其细腻处令人想见画者之用心。还有澳门“梁永馨名香”的广告画，为期较早，是传统擦笔素描炭画，这些月份牌从民俗艺术层面为前辈居民留下了鲜活的生活印记。
“月份牌”的由来
“月份牌”，在收藏界中泛指清末民初用石版印制的海报广告，它与中国传统使用凸版刻印的商品招纸有重大形式上的变革意义，十多年来，已成了怀旧之士和研究中国近代广告学的专家所珍视的历史文物。
人类的商品交易其实由来已久，古时是以物换物，再发展到货银两易，日子经历虽然不下千年，但一般相信要到了盛唐时代，东来的商贾因招商采购的贸易竞争，中土百货才开始在各自的产品外型和包装上费尽心思，务求吸引顾客。入至宋朝，一幅经典的《清明上河图》更细致地描绘了各出奇谋的市场盛况。百货卖百客，质量固然是首要，但店面陈设以至货物的外观装潢，已进入争奇斗巧的局面。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一张小小的包装纸，上有利用出土的宋代铜制凸版复印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纹样，当中除了店家名堂，亦饶有趣味地以月宫玉兔铁柱磨咸针的典故画像，可知细如针线买卖，业者也不掉以轻心，足见公元9世纪的年代，今人所谓的包装设计，已经在中国大行其道。
可惜的是，过往营销所用的装帧用品由于大多与包装混为一体，货物拆封了，其也完成了曝光的使命，所以，古代中国的商用“广告”文物，能留存后世的，绝对凤毛麟角。俟至清中后叶的鸦片战争以降，沿海口岸陆续开放于外商，西方的贸易推广模式，才一下子风行中华大地。当中尤以18世纪初在欧洲广泛使用的石版印刷术，突破了洋人沿用了几百年的活字印刷和凹版印 刷在质与量方面的局限，将舶来品市场越趋剧烈的商业广告战线由沿岸商埠渗入各地省市的通商重镇。这阵利之所在的西风东渐，中国商人很快就意识到可以洋为中用的窍门，但苦于传统的木刻印刷始终难以抗衡急如激浪的营销势态，直到清道光六年，一切才渐见曙光。按基督教英国传道部数据显示，1826年，原驻广州回伦敦述职的传教士马礼逊鉴于木版印刷的教会刊物远远落后子传教所需，特别从欧洲引入当时已十分流行的石版印刷机，九月运抵澳门之后，花了近两个月时间的调教，终于以山水为试印题材，制作出第一张在中国出品的石版画。1830年前后，各国遣华的传教士及商人，都大量借助此一效率奇高的印刷方式印制了无数的宣传品，甚至连著名的英籍旅澳画家钱纳利所绘的“广州十三行”系列也复制成石版画销回欧美。过了两年，马礼逊购入更具效率的英制活字印刷机，本地的石版印刷业才渐渐北移到上海及南京等商业中心去。
石印，西方称之为平版印刷术，因其在平滑的石面上利用水油互抗的原理，最初号之为Planographic，不久就以其所用吸水性极佳的巴伐利亚石灰石(BavarianLimestone)为版基石材，而改用了法语Lithographic-词行世。这印刷术的制版方式异常简单直接，线条及面块设色，甚至微妙的晕染效果，其细致的复印能力均比过往使用的凹版及凸版更为高超准确。但这极具开创性的印刷技巧的诞生过程却充满戏剧性，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发明这方法的人是一名住在德国的奥地利剧作家Alois Senefelder(1771-1834)，当时只有二十七岁的西尼菲尔德，平日最苦恼的事就是既耗时亦花费功夫的戏本誊写工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把厨房洗衣的石台面上用炉边炭枝沾了烤肉油脂写给女佣购物的留言抹掉时，原本抹过柠檬汁的湿布竟在平滑的石面酸蚀出本来的字迹，对凸版复印技术稍有认识的西尼菲尔德立时灵机一触，世界从此就不一样了。
西尼菲尔德所发现的石印原理，经过差不多二十年的改良，才大量投入印刷市场。据专家考究，现存最早的月份牌广告为屈臣氏大药房子1901年所发行，结合了木刻水印年画的风格，加入缩影制版的十二个月份的年历，一推出市面，立即广受欢迎。可知外商早期的推广策略为了迎合中国人品味，皆以传统喜庆的福禄寿荣华富贵等吉祥文字作背景纹样为装饰主调，而画稿的制作，最初显然亦是中西合璧地利用炭精白描再施加水彩晕染的山山水水或南山进士、十八罗汉、八仙过海、佛道故事等的讨喜题材。及至清末民初，中外商品销情愈演愈烈，首善之地的上海，一时之间，云集了大量熟悉西方人物画的艺术家，纷纷都因缘际会或多或少的参与了月份牌的创作行列。
两大月份牌画师：关蕙农与郑曼陀
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要月份牌画师，有“月份牌王”之称的关蕙农是其代表人物之一。祖籍广东南海的关蕙农早年受聘于《南华早报》，后来自行创办亚洲石印局，承印各大公司的商品海报，同时也为人绘制月份牌画，“广生行”的双妹系列产品就是他的代表作品，但直到他的《孝妇乳姑图》问世，始确立其在广东月份牌画“大王”的地位。按澳门学者陈继春先生研究所得，关蕙农的曾祖父关作霖是19世纪旅居广州的英国画家钱纳利的弟子，幼时关蕙农就承袭家传，后又与高剑父、陈树人等随岭南画派隔山老人居廉学习国画。他在熟练掌握西洋画技法的同时，又深得居廉老人的撞粉撞水之法，将西洋光影透视原理与中国水墨技巧相互糅合，在画面处理上不强调明暗调子，用炭精微微擦出人物形体的素描关系和体积感，再用透明水彩渲染，使色彩薄中见厚，厚中见润。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譬如脸部、肌肤及衣纹，达到了柔美丰腴几可乱真的效果，并具有“甜、糯、嗲、嫩”之特色，开了广告画之先河，成为商业广告画法的主流，从而使月份牌画进入其鼎盛时代。但倘以产量而言，杭穉英无疑是第一能手，他有我国第一代美术设计家的称号。生于浙江海宁的书香门第，十三岁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学画，杭穉英在图画部的四年里刻苦习艺，不仅画技有了长足的进步，还认识了不少客户。四年后，他便离开商务印书馆自立门户，以个人名义接受客户的委托，专门从事商品包装、商标设计和广告业务。由于杭穉英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善于吸收，中西合璧，设计新颖，交件迅速，客户络绎不绝，业务日益兴隆。1925年后，其同学金雪尘与同乡李慕白加盟画室，使得杭穉英画室如虎添冀，三人成为画室三大支柱。在经营上，杭穉英把业务从月份牌画扩大到工商美术的其它设计。在画室鼎盛时期，每年推出月份牌画在八十幅以上。他们设计的王商美术作品的数量也称雄上海，更值得一提的是，画室设计生产的品牌，有的还流传至今，其艺术成就之高亦可见一斑。
另一位鼎鼎大名的月份牌名家则是郑曼陀，研究月份牌的专家崔浩指郑曼陀民国初年迁居上海，那时正是上海月份牌兴起的时代，他除了为一些厂商画广告，还应约为高剑父的上海审美书馆创作他的第一幅广告月份牌年画《晚妆图》，高剑父曾为郑曼陀的《晚妆图》题跋，称是“陀君十年来得意之作，秘置箧中不以示人。”1915年郑曼陀又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这是一幅最早裸体月份牌广告画，轰动了当时上海商界。从1914年到1920年，郑曼陀创作了百余幅广告画，他那独特的画风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月份牌广告画的发展方向。
在郑曼陀从事月份牌广告画之前，上海的广告画大多画的是一些传统服装的仕女，他不满足这种单一的传统服装仕女形象，从而创造出新式时装美女形象，这样才能更加贴近生活，能够引导时尚潮流和人们的求新意识，更能产生强烈的广告效应。郑曼陀月份牌广告画中表现出的人物神态，尤其是摩登的民国仕女追慕的舶来衣饰配衬粉俏的鹅蛋脸，再加上明眸善睐的尽意刻画，正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通过这些月份牌，观者不难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感受到当时围绕妇女的日常消费是如何五花八门、姿采丰足：从这些图中美女的回眸，大家看到的，无疑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洒遍大江南北鎏金岁月的百年印象。
细品这些广告画，不仅可以领略20世纪20至40年代的流行时尚，也可由细节一览当时时尚女性的流行风貌与男性审美情趣的变迁，并能一窥当时商业机构及印刷技术的状况。
现代国画家张大干尝有一闲章，曰：“摩登戒体”，屡见于所绘时装仕女画幅。“摩登气英语modren之音译，“戒体”则为佛家语。《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上一下》：“戒体者，所谓纳圣法于心胸。”指受戒者不受邪恶侵染，由此引申大千居上对现代女性的看法，大可玩味。自从“摩登戒体”刻成图书，伴随女主角流播四方，此四字俨然等同现代女性。
张大干腕下的摩登戒体，转瞬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情事，白石老人曾自道“诗者睡之余，画者工之余，寿者劫之余”，实为文人墨客“三余”。不过，若将大干居士的游戏笔墨视为“睡余工余劫余”消闲产物，艺术无价真迹难求，它适于豪奢点缀家居，一般人无缘享受，那么，与之同时盛行的仕女月份牌便对大众而言更为普及，尽管它以广告画形式存在。
这种月份牌源于年画又异于年画，依赖商业宣传为生存模式，在光绪九年始现身洋场十里的上海，继而风行大江南北，在英占的香港和葡据的澳门亦广为流行，当年日本侵略者在我东三省营建伪满洲国，各式“康德”年号月份牌也留下时装仕女的倩影。
月份牌与国画、年画画法异趣。作者画法传统，最初多效工笔淡彩或重彩，后来郑曼陀在民国三年首创擦笔素描结合水彩画法，益见写实，更能传物象之神，受到市场欢迎，从此取代勾线设色法，成为主流，当时月份牌画手众多，除郑曼陀、杭樨英名闻遐迩，尚有周慕桥、金梅生、金雪尘、周柏生、徐咏青、丁云先、倪耕野、梁鼎铭、李慕白、关蕙农、关祖谋、胡伯翔、吴少云等。国画名家戈湘岚、谢之光早年也以此为业。
月份牌不尽是以时装女子为描写对象，题材还有戏剧人物、历史故事、名胜古迹等，但从广告画属性来观察，摩登美女无疑是崭新时代精神面貌的体认。告别“三步不出闰门”的年代，画中少女抽烟、饮酒、唱歌、跳交谊舞、垂钓、郊游、踏单车、游泳、打高尔夫球……，似乎习以为常，中国女性生活国子为主扩大；衬景多见西式家具，拥洋犬，坐沙发，倚钢琴……；背景出现轿车、飞机，暗示女性生活模式转变。衣着时髦，穿长裙、旗袍、泳衣，婀娜多姿，仪态万千。特别是旗袍款式繁多，画中女子花枝招展，下啻时装表演，充分凸显女性体态的线条美。不少月份牌的仕女形象以红极一时的明星、歌星为蓝本，如阮玲玉、蝴蝶、周璇等，让人联想到时尚、优雅、品味，自不待言。上述情景未必多见于寻常人家，却借助商品推销，向民众展示了令人向往但又并不实在的生活场景。
清季翁同穌在光绪十三年九月廿六日拜会外交官曾纪泽有此记述：“访曾袭侯，其屋内陈设皆西人式也。”又翌年十二月十三日：“诣劫刚处看洋画，灯红酒绿，俨然西人也。”可见西式生活在晚清士大夫阶层被目为新奇，自然不见容于冥顽守旧者如徐鄗之流。但不过二、三十年，西式生活在中国广泛传播，在20世纪前期风行宇内的月份牌广告画，以其从俗唯美结纳普罗大众，深入每家每户，对世风转移是否推波助澜?对女性审美是否提供新视点?相信这是社会学家所不能否定的。只是，我们距离月份牌广告画又过去大半个世纪，这种印象和当代人的认知相距太远，甚至显得有些陌生。然而观者如对月份牌画法、仕女服饰以至印刷术、商品营销等环节作出考察，结果必然十分有趣，它似乎早在一百年前已向世人展示循环链条——商业介入生活，生活介入艺术，艺术介入商业，三者互助互动。
民政总詈辖下澳门艺术博物馆致力收藏、展示、研究视觉艺术品，由年画衍生的月份牌，按现今标准就是海报艺术，自然也在此中范畴。在该系列馆藏最具价值者，是若干帧民初时澳门孔教中学(孔教中学后来与银业中学合并为教业中学)图画教师冈州粱焕堂所绘就的广告画原稿。这组作品描写仕女郊游片断，画中女子作小凤仙装打扮，仪容雅洁，态度安详，虽未详用于何种商品，唯其细腻处令人想见画者之用心。还有澳门“梁永馨名香”的广告画，为期较早，是传统擦笔素描炭画，这些月份牌从民俗艺术层面为前辈居民留下了鲜活的生活印记。
“月份牌”的由来
“月份牌”，在收藏界中泛指清末民初用石版印制的海报广告，它与中国传统使用凸版刻印的商品招纸有重大形式上的变革意义，十多年来，已成了怀旧之士和研究中国近代广告学的专家所珍视的历史文物。
人类的商品交易其实由来已久，古时是以物换物，再发展到货银两易，日子经历虽然不下千年，但一般相信要到了盛唐时代，东来的商贾因招商采购的贸易竞争，中土百货才开始在各自的产品外型和包装上费尽心思，务求吸引顾客。入至宋朝，一幅经典的《清明上河图》更细致地描绘了各出奇谋的市场盛况。百货卖百客，质量固然是首要，但店面陈设以至货物的外观装潢，已进入争奇斗巧的局面。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一张小小的包装纸，上有利用出土的宋代铜制凸版复印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纹样，当中除了店家名堂，亦饶有趣味地以月宫玉兔铁柱磨咸针的典故画像，可知细如针线买卖，业者也不掉以轻心，足见公元9世纪的年代，今人所谓的包装设计，已经在中国大行其道。
可惜的是，过往营销所用的装帧用品由于大多与包装混为一体，货物拆封了，其也完成了曝光的使命，所以，古代中国的商用“广告”文物，能留存后世的，绝对凤毛麟角。俟至清中后叶的鸦片战争以降，沿海口岸陆续开放于外商，西方的贸易推广模式，才一下子风行中华大地。当中尤以18世纪初在欧洲广泛使用的石版印刷术，突破了洋人沿用了几百年的活字印刷和凹版印 刷在质与量方面的局限，将舶来品市场越趋剧烈的商业广告战线由沿岸商埠渗入各地省市的通商重镇。这阵利之所在的西风东渐，中国商人很快就意识到可以洋为中用的窍门，但苦于传统的木刻印刷始终难以抗衡急如激浪的营销势态，直到清道光六年，一切才渐见曙光。按基督教英国传道部数据显示，1826年，原驻广州回伦敦述职的传教士马礼逊鉴于木版印刷的教会刊物远远落后子传教所需，特别从欧洲引入当时已十分流行的石版印刷机，九月运抵澳门之后，花了近两个月时间的调教，终于以山水为试印题材，制作出第一张在中国出品的石版画。1830年前后，各国遣华的传教士及商人，都大量借助此一效率奇高的印刷方式印制了无数的宣传品，甚至连著名的英籍旅澳画家钱纳利所绘的“广州十三行”系列也复制成石版画销回欧美。过了两年，马礼逊购入更具效率的英制活字印刷机，本地的石版印刷业才渐渐北移到上海及南京等商业中心去。
石印，西方称之为平版印刷术，因其在平滑的石面上利用水油互抗的原理，最初号之为Planographic，不久就以其所用吸水性极佳的巴伐利亚石灰石(BavarianLimestone)为版基石材，而改用了法语Lithographic-词行世。这印刷术的制版方式异常简单直接，线条及面块设色，甚至微妙的晕染效果，其细致的复印能力均比过往使用的凹版及凸版更为高超准确。但这极具开创性的印刷技巧的诞生过程却充满戏剧性，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发明这方法的人是一名住在德国的奥地利剧作家Alois Senefelder(1771-1834)，当时只有二十七岁的西尼菲尔德，平日最苦恼的事就是既耗时亦花费功夫的戏本誊写工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把厨房洗衣的石台面上用炉边炭枝沾了烤肉油脂写给女佣购物的留言抹掉时，原本抹过柠檬汁的湿布竟在平滑的石面酸蚀出本来的字迹，对凸版复印技术稍有认识的西尼菲尔德立时灵机一触，世界从此就不一样了。
西尼菲尔德所发现的石印原理，经过差不多二十年的改良，才大量投入印刷市场。据专家考究，现存最早的月份牌广告为屈臣氏大药房子1901年所发行，结合了木刻水印年画的风格，加入缩影制版的十二个月份的年历，一推出市面，立即广受欢迎。可知外商早期的推广策略为了迎合中国人品味，皆以传统喜庆的福禄寿荣华富贵等吉祥文字作背景纹样为装饰主调，而画稿的制作，最初显然亦是中西合璧地利用炭精白描再施加水彩晕染的山山水水或南山进士、十八罗汉、八仙过海、佛道故事等的讨喜题材。及至清末民初，中外商品销情愈演愈烈，首善之地的上海，一时之间，云集了大量熟悉西方人物画的艺术家，纷纷都因缘际会或多或少的参与了月份牌的创作行列。
两大月份牌画师：关蕙农与郑曼陀
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要月份牌画师，有“月份牌王”之称的关蕙农是其代表人物之一。祖籍广东南海的关蕙农早年受聘于《南华早报》，后来自行创办亚洲石印局，承印各大公司的商品海报，同时也为人绘制月份牌画，“广生行”的双妹系列产品就是他的代表作品，但直到他的《孝妇乳姑图》问世，始确立其在广东月份牌画“大王”的地位。按澳门学者陈继春先生研究所得，关蕙农的曾祖父关作霖是19世纪旅居广州的英国画家钱纳利的弟子，幼时关蕙农就承袭家传，后又与高剑父、陈树人等随岭南画派隔山老人居廉学习国画。他在熟练掌握西洋画技法的同时，又深得居廉老人的撞粉撞水之法，将西洋光影透视原理与中国水墨技巧相互糅合，在画面处理上不强调明暗调子，用炭精微微擦出人物形体的素描关系和体积感，再用透明水彩渲染，使色彩薄中见厚，厚中见润。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譬如脸部、肌肤及衣纹，达到了柔美丰腴几可乱真的效果，并具有“甜、糯、嗲、嫩”之特色，开了广告画之先河，成为商业广告画法的主流，从而使月份牌画进入其鼎盛时代。但倘以产量而言，杭穉英无疑是第一能手，他有我国第一代美术设计家的称号。生于浙江海宁的书香门第，十三岁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学画，杭穉英在图画部的四年里刻苦习艺，不仅画技有了长足的进步，还认识了不少客户。四年后，他便离开商务印书馆自立门户，以个人名义接受客户的委托，专门从事商品包装、商标设计和广告业务。由于杭穉英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善于吸收，中西合璧，设计新颖，交件迅速，客户络绎不绝，业务日益兴隆。1925年后，其同学金雪尘与同乡李慕白加盟画室，使得杭穉英画室如虎添冀，三人成为画室三大支柱。在经营上，杭穉英把业务从月份牌画扩大到工商美术的其它设计。在画室鼎盛时期，每年推出月份牌画在八十幅以上。他们设计的王商美术作品的数量也称雄上海，更值得一提的是，画室设计生产的品牌，有的还流传至今，其艺术成就之高亦可见一斑。
另一位鼎鼎大名的月份牌名家则是郑曼陀，研究月份牌的专家崔浩指郑曼陀民国初年迁居上海，那时正是上海月份牌兴起的时代，他除了为一些厂商画广告，还应约为高剑父的上海审美书馆创作他的第一幅广告月份牌年画《晚妆图》，高剑父曾为郑曼陀的《晚妆图》题跋，称是“陀君十年来得意之作，秘置箧中不以示人。”1915年郑曼陀又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这是一幅最早裸体月份牌广告画，轰动了当时上海商界。从1914年到1920年，郑曼陀创作了百余幅广告画，他那独特的画风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月份牌广告画的发展方向。
在郑曼陀从事月份牌广告画之前，上海的广告画大多画的是一些传统服装的仕女，他不满足这种单一的传统服装仕女形象，从而创造出新式时装美女形象，这样才能更加贴近生活，能够引导时尚潮流和人们的求新意识，更能产生强烈的广告效应。郑曼陀月份牌广告画中表现出的人物神态，尤其是摩登的民国仕女追慕的舶来衣饰配衬粉俏的鹅蛋脸，再加上明眸善睐的尽意刻画，正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通过这些月份牌，观者不难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感受到当时围绕妇女的日常消费是如何五花八门、姿采丰足：从这些图中美女的回眸，大家看到的，无疑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洒遍大江南北鎏金岁月的百年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