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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死者》是詹姆斯·乔伊斯的代表作之一，在这篇小说中，乔伊斯设计了几位女性的形象，并且赋予这几位女性人物以强烈的爱憎意识和民族意识。在《死者》中，乔伊斯主要设置了三个女性形象，这三个女性形象都与爱尔兰民族的民族劣根性有关联，她们几乎代表了长期以来爱尔兰民族由于饱受殖民统治而形成的逆来顺受、民族怨恨以及好斗成性的几种特征。虽然小说表面上是在刻画女性，但是从深层意义上来说，小说是将女性形象与爱尔兰的民族形象相互联系在了一起，通过女性主义观点来暗喻民族特征。
关键词：女性主义 詹姆斯·乔伊斯 《死者》 民族意识
詹姆斯·乔伊斯是爱尔兰现代作家当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位，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乔伊斯以他独特的意识流的创作手法成为后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与奠基人。从目前西方评论界对乔伊斯的作品分析来看，大部分评论家都认为在他的作品中，表现最为强烈的情感往往都集中在男性身上，并分析出这种情感是缘于乔伊斯与父亲之间的亲密感情。长期以来这种认识就使很多人忽视了他作品中的女性主义视角，忽略了乔伊斯对女性的感情。虽然批评家佛罗伦斯·沃尔若曾经就乔伊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展开过研究，但也只是将笔触局限于分析文本中是如何对女性进行压抑的，并没有从更深的层面去充分挖掘乔伊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象征意义。因此，本文将试图以女性主义视角对乔伊斯的《死者》进行解读，通过分析《死者》中的几位女性形象体会乔伊斯的独特创作观。
一
在女性人物的处理上，乔伊斯经常表现出极为深刻的象征意义，他常常将“母亲性格”比作爱尔兰特性，即受压迫又压制别人，并且时常把爱尔兰精神与他妻子诺拉相等同，乔伊斯的这些女性主义观点在《死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死者》是乔伊斯的代表作之一，在这篇小说里，乔伊斯设计了几位女性的形象，并且赋予这几位女性人物以强烈的爱憎意识和民族意识。像其它西方文学所表现的一样，在《死者》中，乔伊斯也按照西方文学的传统把女性分成了母亲、淑女与荡妇几种类型，从女性主义观点来看，这种三分式的刻画是与爱尔兰现代民族的几个重要特征是分不开的，虽然小说表面上是在刻画女性，但是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是将女性形象与爱尔兰的民族形象相互联系在了一起，通过女性主义观点来暗喻民族特征。这种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是《死者》最为人瞩目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把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放置在爱尔兰民族这个大背景下进行分析，通过对大的历史文化语境的解读，洞悉乔伊斯作品的独特内涵。
长期以来，在男性的眼中，就像西格蒙德·佛洛依德说的，女性好比是“黑暗的大陆”，特别是在自视优越的白人男性的心中，女性的地位与殖民地黑人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与殖民地民族一样，女性一直徘徊在边缘的位置，处于从属的地位，在男人眼中是异己的他者。《死者》是乔伊斯的重要代表作品，作为小说集《都柏林人》的压轴之作，《死者》在描写女性人物形象方面具有其它作品所不能比拟的代表性。在《死者》中，乔伊斯主要设置了三个女性形象，这三个女性形象都与爱尔兰民族的民族劣根性有关联，可以说，这几个形象几乎代表了长期以来爱尔兰民族由于饱受殖民统治而形成的逆来顺受、民族怨恨以及好斗成性的几种特征。《死者》与乔伊斯其它几部作品不同的是，小说中的几位女性形象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而在其它作品中，女性人物通常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所以，单从人物背景来看，《死者》就与众不同，展现出乔伊斯的别样用心。格莉塔、莉莉和莫莉是《死者》中最重要的几个女性形象，格莉塔来自新教优势民族，莉莉则出身于社会最底层，而莫莉是三位女性中唯一的知识分子，在小说中是民族主义知识女性的形象。
二
女主人公格莉塔是西方文学中常见的母亲形象，她不仅心地善良，而且宽容大度，内心极度包容。虽然结婚多年来她内心依然爱着已经去世多年的男友，但是为了维持婚姻，保护好完整的家庭，她一直对自己的丈夫加布里埃尔百依百顺，即使她从来没有真正发自内心地喜欢过加布里埃尔，但是长期以来格莉塔并没有抱怨过，更没有公开指责过自己的丈夫。格莉塔这种性格特点是与爱尔兰的民族特性分不开的，由于爱尔兰长期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所以在长久的被奴役和被压迫鄙视的过程中形成了母亲式的包容品行，从女性视角上来说，《死者》中格莉塔就是爱尔兰母亲形象的化身。当然，这种母亲式的性格特点除了包容和博爱之外，还有传统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和盲目排外特征，在小说中，格莉塔并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特别是外来事物，她对外来物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感。例如，在小说中乔伊斯刻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格莉塔的丈夫加布里埃尔为了追求时尚和新潮，从欧洲大陆买了两双套鞋，一双给自己，另一双送给格莉塔，对于愿意接受新事物的加布里埃尔来说，套鞋这种“最新的玩意儿”十分招人喜欢，但是相比之下，妻子格莉塔却对此嗤之以鼻，她不仅不喜欢套鞋，反而向姨妈抱怨套鞋的不好。通过小说中对格莉塔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母亲的形象一边受人的压迫，一方面，还不断地压迫别人，对于强势的人物和文化选择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另一方面，对于新生事物又采取盲目排斥、固守传统的态度。所以，这种母性身上的所谓的“美德”也成为了民族“瘫痪”的主要原因之一。
《死者》中另外一位重要的女性形象是处于爱尔兰底层社会的看楼人女儿莉莉。这个原本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屡屡受人欺侮遭人伤害。她被男人欺骗之后未婚先孕，想象着自己会过上幸福的日子却又被男人无情抛弃。莉莉的这种遭遇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暗合了爱尔兰民族的遭遇，她不断受欺负遭抛弃的经历，与爱尔兰饱受殖民侵略屡遭出卖的历史是相似的。作为一位女性，而且又出身下层社会，莉莉的人生是毫无安全感的，她想尽自己的全力依附于一个可靠的男人，但是在经过一次次的背叛和抛弃之后明白，男人只会“说废话”，男人是骗子，把自己身上能骗的东西“全都骗走了”，虽然在小说中我们无从考证到底是哪个男人欺骗了莉莉的感情，但是，从乔伊斯的写作中我们可以读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低下使得女性的身心无处依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女性极其容易产生怨恨和反抗的心理，这种仇恨心理会长久蓄积，一旦有机会便会激烈迸发出来。乔伊斯对于男性的这种出卖与欺骗是深恶痛绝的，这种心理是与他的民族情结分不开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尔兰民族就是被出卖与欺骗的历史，这也是民族的劣根性，所以，乔伊斯《死者》中对莉莉的描写，是以暗含了民族情结的女性主义视角进行整体观照的。 莫莉是《死者》当中又一重要女性人物，作为一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莫莉好斗成性，她不仅专横跋扈，同时傲慢无礼，其夸夸其谈的行为令人生厌。无论什么时候，处于何种场合，莫莉都会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分析问题，她胸前总是别着一枚刻有爱尔兰格言的胸针，从来不允许周围人有任何不爱国的行为出现。面对加布里埃尔的“不爱国”行为，她直接指责他根本不像是一个“爱尔兰人”，并且指责他写的文章毫无民族责任感而言，文章根本不够民族化，同时，莫莉还批评加布里埃尔花大量的时间去法国和比利时度假，这种行为是完全不爱国的，根本不是一个爱尔兰人应该有的行为。在出席莫坎家的舞会时，莫莉与加布里埃尔一起共舞，在舞蹈过程中，莫莉又指责加布里埃尔对自己的国家与人民毫无所知，这种指责让加布里埃尔十分恼怒，从莫莉的形象我们可以联想到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通过乔伊斯对莫莉的贬义描写，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对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是持反感和厌恶态度的。当然，乔伊斯针对的并不是像莫莉一样的女性，而是对夸夸其谈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憎恶。
三
以上三位女性是《死者》当中几位重要的女性形象，除了描写这几位女性人物之外，乔伊斯的女性主义观点还体现在作品当中的女性对男性的态度上。在《死者》中，乔伊斯主要塑造了两个男性形象，其中一个是题目中的“死者”，也就是迈克尔·富里，另一个是加布里埃尔。
对于迈克尔·富里的描写，乔伊斯选择通过借助他人的了解，从侧面反映人物特性。从格莉塔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富里英俊潇洒，他的眼睛“大大的”、“黑黑的”，而且眼中还带有“那么一种表情”，格莉塔非常喜欢他，他也很喜欢格莉塔，富里不仅长得英俊，而且唱歌还特别好，如果不是为了给格莉塔冒雨送行而染上肺结核，那么他一定会成为非常棒的歌手。所以，多年以来格莉塔坚定地认为富里是为她而死，并且在他死后的很多年里格莉塔心里还依然深爱着他。小说中的另外一位重要的男性就是格莉塔的丈夫加布里埃尔，他也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加布里埃尔是一位说话做事都很得体的大学老师，他熟谙勃朗宁的诗歌，个头高大，身材结实而强壮，举止十分优雅。小说中的这两个男性，实际上代表了爱尔兰的两种不同文化，富里代表的是很少受外部侵袭的爱尔兰凯尔特文化，而加布里埃尔代表的则是盎格鲁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特征通过小说中的三位女性视角体现出来。虽然在小说里富里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出场，但是他与三位女性人物一起羞辱和斥责以加布里埃尔为代表的“君子”。在出身下层社会的莉莉看来，加布里埃尔虽然学识渊博，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但是，他与那些欺骗女人感情的坏男人几乎没什么两样。而在民族主义者莫莉的眼里，缺乏爱国主义精神的加布里埃尔即使再有文化，也不可能代表爱尔兰的新生文化。当然，在加布里埃尔的妻子格莉塔眼中，加布里埃尔更是一无是处，他甚至连死去多年的死者都不如。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乔伊斯《死者》的最大特色在于他的女性主义视角并不仅仅局限于塑造几个女性人物，而是通过暗喻和象征的写作手法，把不同的女性形象塑造成不同的爱尔兰民族特征，并且通过两个男性的形象突出两种文明的冲突与矛盾，这是《死者》所体现出来的深层意义。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可以看为是爱尔兰的精神史，《死者》作为《都柏林人》的重要篇章，意在告诫人们，在当时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下，都柏林人是没有力量抵抗外来文化的侵袭的，面对着变革与沦落，每个人都是“死者”，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悲剧产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死者》中的三个女性所代表的民族劣根性的存在。乔伊斯在《死者》中，安排了大量的雪的意向，这些雪不但覆盖了沼泽与平原，还飘落到了爱尔兰每一个生者与死者的身上，乔伊斯借雪来隐喻爱尔兰已经麻木了的人的精神与灵魂。一些西方的批评家借《死者》来批评乔伊斯对民族的背叛，但是从我们对小说的分析和解读来看，乔伊斯对女性的刻画实际上展现的是他深沉而独特的民族情怀，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一种民族影像。
参考文献：
[1] 沈华敏：《也谈〈死者〉中的精神顿悟》，《考试周刊》，2008年第38期。
[2] 柯敏芳：《论乔伊斯〈死者〉中象征主义深层的寓意》，《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1期。
[3] 高跃吉、孙维：《从〈死者〉看乔伊斯的生命哲学》，《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1期。
[4] 赵娟：《乔伊斯〈死者〉反讽手法探析》，《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5] 刘玉红：《试析乔伊斯〈死者〉的“死亡”主题》，《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1期。
（孙晓青，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基础教学学院讲师）
关键词：女性主义 詹姆斯·乔伊斯 《死者》 民族意识
詹姆斯·乔伊斯是爱尔兰现代作家当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位，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乔伊斯以他独特的意识流的创作手法成为后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与奠基人。从目前西方评论界对乔伊斯的作品分析来看，大部分评论家都认为在他的作品中，表现最为强烈的情感往往都集中在男性身上，并分析出这种情感是缘于乔伊斯与父亲之间的亲密感情。长期以来这种认识就使很多人忽视了他作品中的女性主义视角，忽略了乔伊斯对女性的感情。虽然批评家佛罗伦斯·沃尔若曾经就乔伊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展开过研究，但也只是将笔触局限于分析文本中是如何对女性进行压抑的，并没有从更深的层面去充分挖掘乔伊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象征意义。因此，本文将试图以女性主义视角对乔伊斯的《死者》进行解读，通过分析《死者》中的几位女性形象体会乔伊斯的独特创作观。
一
在女性人物的处理上，乔伊斯经常表现出极为深刻的象征意义，他常常将“母亲性格”比作爱尔兰特性，即受压迫又压制别人，并且时常把爱尔兰精神与他妻子诺拉相等同，乔伊斯的这些女性主义观点在《死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死者》是乔伊斯的代表作之一，在这篇小说里，乔伊斯设计了几位女性的形象，并且赋予这几位女性人物以强烈的爱憎意识和民族意识。像其它西方文学所表现的一样，在《死者》中，乔伊斯也按照西方文学的传统把女性分成了母亲、淑女与荡妇几种类型，从女性主义观点来看，这种三分式的刻画是与爱尔兰现代民族的几个重要特征是分不开的，虽然小说表面上是在刻画女性，但是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是将女性形象与爱尔兰的民族形象相互联系在了一起，通过女性主义观点来暗喻民族特征。这种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是《死者》最为人瞩目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把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放置在爱尔兰民族这个大背景下进行分析，通过对大的历史文化语境的解读，洞悉乔伊斯作品的独特内涵。
长期以来，在男性的眼中，就像西格蒙德·佛洛依德说的，女性好比是“黑暗的大陆”，特别是在自视优越的白人男性的心中，女性的地位与殖民地黑人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与殖民地民族一样，女性一直徘徊在边缘的位置，处于从属的地位，在男人眼中是异己的他者。《死者》是乔伊斯的重要代表作品，作为小说集《都柏林人》的压轴之作，《死者》在描写女性人物形象方面具有其它作品所不能比拟的代表性。在《死者》中，乔伊斯主要设置了三个女性形象，这三个女性形象都与爱尔兰民族的民族劣根性有关联，可以说，这几个形象几乎代表了长期以来爱尔兰民族由于饱受殖民统治而形成的逆来顺受、民族怨恨以及好斗成性的几种特征。《死者》与乔伊斯其它几部作品不同的是，小说中的几位女性形象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而在其它作品中，女性人物通常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所以，单从人物背景来看，《死者》就与众不同，展现出乔伊斯的别样用心。格莉塔、莉莉和莫莉是《死者》中最重要的几个女性形象，格莉塔来自新教优势民族，莉莉则出身于社会最底层，而莫莉是三位女性中唯一的知识分子，在小说中是民族主义知识女性的形象。
二
女主人公格莉塔是西方文学中常见的母亲形象，她不仅心地善良，而且宽容大度，内心极度包容。虽然结婚多年来她内心依然爱着已经去世多年的男友，但是为了维持婚姻，保护好完整的家庭，她一直对自己的丈夫加布里埃尔百依百顺，即使她从来没有真正发自内心地喜欢过加布里埃尔，但是长期以来格莉塔并没有抱怨过，更没有公开指责过自己的丈夫。格莉塔这种性格特点是与爱尔兰的民族特性分不开的，由于爱尔兰长期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所以在长久的被奴役和被压迫鄙视的过程中形成了母亲式的包容品行，从女性视角上来说，《死者》中格莉塔就是爱尔兰母亲形象的化身。当然，这种母亲式的性格特点除了包容和博爱之外，还有传统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和盲目排外特征，在小说中，格莉塔并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特别是外来事物，她对外来物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感。例如，在小说中乔伊斯刻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格莉塔的丈夫加布里埃尔为了追求时尚和新潮，从欧洲大陆买了两双套鞋，一双给自己，另一双送给格莉塔，对于愿意接受新事物的加布里埃尔来说，套鞋这种“最新的玩意儿”十分招人喜欢，但是相比之下，妻子格莉塔却对此嗤之以鼻，她不仅不喜欢套鞋，反而向姨妈抱怨套鞋的不好。通过小说中对格莉塔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母亲的形象一边受人的压迫，一方面，还不断地压迫别人，对于强势的人物和文化选择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另一方面，对于新生事物又采取盲目排斥、固守传统的态度。所以，这种母性身上的所谓的“美德”也成为了民族“瘫痪”的主要原因之一。
《死者》中另外一位重要的女性形象是处于爱尔兰底层社会的看楼人女儿莉莉。这个原本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屡屡受人欺侮遭人伤害。她被男人欺骗之后未婚先孕，想象着自己会过上幸福的日子却又被男人无情抛弃。莉莉的这种遭遇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暗合了爱尔兰民族的遭遇，她不断受欺负遭抛弃的经历，与爱尔兰饱受殖民侵略屡遭出卖的历史是相似的。作为一位女性，而且又出身下层社会，莉莉的人生是毫无安全感的，她想尽自己的全力依附于一个可靠的男人，但是在经过一次次的背叛和抛弃之后明白，男人只会“说废话”，男人是骗子，把自己身上能骗的东西“全都骗走了”，虽然在小说中我们无从考证到底是哪个男人欺骗了莉莉的感情，但是，从乔伊斯的写作中我们可以读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低下使得女性的身心无处依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女性极其容易产生怨恨和反抗的心理，这种仇恨心理会长久蓄积，一旦有机会便会激烈迸发出来。乔伊斯对于男性的这种出卖与欺骗是深恶痛绝的，这种心理是与他的民族情结分不开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尔兰民族就是被出卖与欺骗的历史，这也是民族的劣根性，所以，乔伊斯《死者》中对莉莉的描写，是以暗含了民族情结的女性主义视角进行整体观照的。 莫莉是《死者》当中又一重要女性人物，作为一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莫莉好斗成性，她不仅专横跋扈，同时傲慢无礼，其夸夸其谈的行为令人生厌。无论什么时候，处于何种场合，莫莉都会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分析问题，她胸前总是别着一枚刻有爱尔兰格言的胸针，从来不允许周围人有任何不爱国的行为出现。面对加布里埃尔的“不爱国”行为，她直接指责他根本不像是一个“爱尔兰人”，并且指责他写的文章毫无民族责任感而言，文章根本不够民族化，同时，莫莉还批评加布里埃尔花大量的时间去法国和比利时度假，这种行为是完全不爱国的，根本不是一个爱尔兰人应该有的行为。在出席莫坎家的舞会时，莫莉与加布里埃尔一起共舞，在舞蹈过程中，莫莉又指责加布里埃尔对自己的国家与人民毫无所知，这种指责让加布里埃尔十分恼怒，从莫莉的形象我们可以联想到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通过乔伊斯对莫莉的贬义描写，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对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是持反感和厌恶态度的。当然，乔伊斯针对的并不是像莫莉一样的女性，而是对夸夸其谈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憎恶。
三
以上三位女性是《死者》当中几位重要的女性形象，除了描写这几位女性人物之外，乔伊斯的女性主义观点还体现在作品当中的女性对男性的态度上。在《死者》中，乔伊斯主要塑造了两个男性形象，其中一个是题目中的“死者”，也就是迈克尔·富里，另一个是加布里埃尔。
对于迈克尔·富里的描写，乔伊斯选择通过借助他人的了解，从侧面反映人物特性。从格莉塔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富里英俊潇洒，他的眼睛“大大的”、“黑黑的”，而且眼中还带有“那么一种表情”，格莉塔非常喜欢他，他也很喜欢格莉塔，富里不仅长得英俊，而且唱歌还特别好，如果不是为了给格莉塔冒雨送行而染上肺结核，那么他一定会成为非常棒的歌手。所以，多年以来格莉塔坚定地认为富里是为她而死，并且在他死后的很多年里格莉塔心里还依然深爱着他。小说中的另外一位重要的男性就是格莉塔的丈夫加布里埃尔，他也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加布里埃尔是一位说话做事都很得体的大学老师，他熟谙勃朗宁的诗歌，个头高大，身材结实而强壮，举止十分优雅。小说中的这两个男性，实际上代表了爱尔兰的两种不同文化，富里代表的是很少受外部侵袭的爱尔兰凯尔特文化，而加布里埃尔代表的则是盎格鲁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特征通过小说中的三位女性视角体现出来。虽然在小说里富里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出场，但是他与三位女性人物一起羞辱和斥责以加布里埃尔为代表的“君子”。在出身下层社会的莉莉看来，加布里埃尔虽然学识渊博，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但是，他与那些欺骗女人感情的坏男人几乎没什么两样。而在民族主义者莫莉的眼里，缺乏爱国主义精神的加布里埃尔即使再有文化，也不可能代表爱尔兰的新生文化。当然，在加布里埃尔的妻子格莉塔眼中，加布里埃尔更是一无是处，他甚至连死去多年的死者都不如。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乔伊斯《死者》的最大特色在于他的女性主义视角并不仅仅局限于塑造几个女性人物，而是通过暗喻和象征的写作手法，把不同的女性形象塑造成不同的爱尔兰民族特征，并且通过两个男性的形象突出两种文明的冲突与矛盾，这是《死者》所体现出来的深层意义。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可以看为是爱尔兰的精神史，《死者》作为《都柏林人》的重要篇章，意在告诫人们，在当时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下，都柏林人是没有力量抵抗外来文化的侵袭的，面对着变革与沦落，每个人都是“死者”，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悲剧产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死者》中的三个女性所代表的民族劣根性的存在。乔伊斯在《死者》中，安排了大量的雪的意向，这些雪不但覆盖了沼泽与平原，还飘落到了爱尔兰每一个生者与死者的身上，乔伊斯借雪来隐喻爱尔兰已经麻木了的人的精神与灵魂。一些西方的批评家借《死者》来批评乔伊斯对民族的背叛，但是从我们对小说的分析和解读来看，乔伊斯对女性的刻画实际上展现的是他深沉而独特的民族情怀，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一种民族影像。
参考文献：
[1] 沈华敏：《也谈〈死者〉中的精神顿悟》，《考试周刊》，2008年第38期。
[2] 柯敏芳：《论乔伊斯〈死者〉中象征主义深层的寓意》，《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1期。
[3] 高跃吉、孙维：《从〈死者〉看乔伊斯的生命哲学》，《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1期。
[4] 赵娟：《乔伊斯〈死者〉反讽手法探析》，《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5] 刘玉红：《试析乔伊斯〈死者〉的“死亡”主题》，《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1期。
（孙晓青，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基础教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