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不难发现，三国中帝王将相取的名字几乎都是单名。
　　看看这些人名：曹操、刘备、孙权、周瑜，都是单名，姓和名一共就两个字。也有三个字的人名，比如诸葛亮、司马懿等等，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姓是两个字的，而名也只有一个字。往前追溯，刘秀以来的东汉诸位皇帝姓名也都是两个字；往后看，三国统一后的西晋帝王也都是取的单名。不仅是帝王，这段时期，能载入史册的所有人名也几乎都是单名。

　　明代的胡应麟也注意到了这一有趣的现象，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到：“大抵东汉三国，帝王将相皆单名，二名者百中无一。”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了东晋。“王羲之”等一批“某某之”式样的人名的“出现”终于打破了单名的限制。南朝开始之后，君主的名字中也终于出现了二名，各种形式的二名终于见于史书。从东汉到东晋，单名风潮一共持续了三四百年，可谓空前绝后。
　　那么，为何东汉魏晋时期的人们不愿起两个字的名？单名现象为何是从东汉开始的？为何又在晋宋之际走向了终结？
　　故事还要从孔子他老人家著《春秋》开始讲起。
　　话说孔夫子删定《春秋》的时候，经常把两个字的名改成单名。比如说有个人叫仲孙何忌（仲孙是姓氏），孔子便在春秋里改称为仲孙忌。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得而知，因为孔子总是喜欢微言大义，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就有人来解读孔子的意图，这些人被称作经学家。有个战国时期的经学家叫公羊高（公羊是姓氏），写了一部《公羊春秋》，以自己的方式来解读《春秋》。赞同公羊高说法的人们被称作是公羊学家。
　　公羊先生认为孔子把二名改成单名的举动，背后也是有微言大义的。《公羊传·定公六年》写到：“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
　　原来，在公羊学家看来，二名是“非礼”的。
　　公羊学家们在西汉一朝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所独尊的“儒术”，正是公羊学。这样一来，“二名非礼”的观念便日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抗拒二名。但是起二名的人也大有人在。比如汉昭帝刘弗陵就是二名，汉宣帝之前的名字刘病已也是二名。在上层社会，二名还是能和单名分庭抗礼的。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改变局势的重量级大咖———王莽。
　　众所周知，王莽同志是一个疯狂的复古爱好者，平時不仅喜欢搞井田制，还喜欢折腾名号。儒家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王莽好歹也是个大儒，当然重名。于是，西汉的官名被他按照周礼全部改了一遍，全国的地名也不能幸免。至于全国那么多人名，当然不能亲自动手起、动手改，但贵为皇帝的他可以为起名设定规则。很明显，王莽也信奉公羊学家的主张，认定二名是非礼的。在王莽的严令下，全国掀起了一波改名浪潮，甚至连匈奴单于都把二名改成了单名。就这样，在大复古家王莽的强力推动下，“二名非礼”的观念从学界的主流观点升级成了人人皆知的常识。
　　王莽覆灭之后，新兴的东汉政权致力于消除王莽的影响，恢复了西汉的官名和地名，但唯独“二名非礼”的观念无法消除。看来，比起行政政令与法律文书，文化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更具持久性。所以东汉魏晋的帝王将相，起的都是单名。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出土的简牍资料和墓葬碑刻来看，在身份低微的阶层中，单名和二名是长期并存的。政府登记的户籍中记录的往往是单名，民间自己使用的却往往是二名。文化水平欠发达的普通老百姓似乎不怎么理会“二名非礼”这个概念，在报户口时把二名改成单名，也只是为了应付官府的要求。但是史书都是为帝王将相书写的，所以这些二名便不见于正史记载。
　　被单名支配的全国上层阶级的人名到了东晋时期迎来了破局。南渡以后，一种新兴的宗教在各个阶层中大为流行。这个宗教的名字叫做天师道，日常活动就是服用五石散。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信徒的名字后面要附加一个“之”，有点类似佛教僧侣总要以“释”为姓。所以我们看到，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名字都带了一个“之”，也毫不避讳。这种“之”其实是一种虚字，用来表示宗教信仰，实际上是单名的点缀，没有实际意义。但除了“之”这个后缀的使用外，全国的权贵们依然顽强的坚持着单名的传统。
　　到了晋宋之际，东晋的各个门阀世家在权力斗争和战争中纷纷走向衰败灭亡，原来的寒门走向了历史前台。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起走向历史前台的还有长期蛰伏在民间的“二名”。刘义符、王镇恶、萧道成、萧宝卷、陈霸先，这些南朝人物的二名，也折射出了他们先祖并不显赫的过去。
　　选自《历史研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