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上午，我突然接到研究生时的同窗、多年的同事与好友葛维钧的电话，说季羡林先生刚刚仙逝。我悲痛之余，往事云涌。
　　认识先生，是在1964年。先生是北大东语系主任，我是一名新生。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这年中秋节是阳历9月29日，还有两天就是国庆节了，班主任张德福老师对我们外地来的同学说：“你们这是第一次离开家，在外面过中秋节，怕你们想家，我带大家去季先生家看电视。”于是，傍晚的时候，一些同学就和张老师一起，来到朗润园季先生家。去先生家之前，我曾有些疑虑：电影里看到的教授和教授夫人都很清高排场，我们一群学生去他家，打扰先生，这合适吗?可是，季先生的家并不排场豪华，先生和老伴也都很平易近人，和大家聊起了家长里短，我的拘束感一下子就消除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先生，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看上电视。
　　“文革”开始了，两派纷争。先生挺身而出，站起来表态，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派。先生这样的亮相反而激怒了掌权的新北大公社派，先生很快就被抄了家，受尽折磨和屈辱，1968年5月又被关人“牛棚”。1968年8月工军宣队进校，然而，到1969年春天，先生才从“牛棚”里出来。此后，先生基本上都在我们班参加学习讨论，共同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然而，当时先生仍没有“解放”，远远没有学生们自由。工军宣队布置给我们学生的任务是监督他的思想改造，让我们把他当成“活靶子”，来“控诉刘少奇教育路线的毒害”，以“提高路线觉悟”。这一阶段，先生不时地被叫走，被批判，被拉去做苦力，或收拾楼道和打扫厕所等。这一年春天很冷。当时学校各个食堂都储存了许多大白菜，为了减少腐烂，需要人定期倒腾，叫做“倒白菜”。季先生就经常和学生一起“倒白菜”。后来，他在班里回忆说：“参加点体力劳动有好处。再说，这个白菜需要倒，不倒它就烂，没办法。”话语中带着苦涩的幽默。
　　1969年，季先生还是经常被叫走，被批判。这一年国庆节后，学校突然要把大家都拉到农村去，说是要到阶级斗争和生产实践的第一线去锻炼和改造。东语系大部分老师都去了江西鲤鱼洲农场。少数老师和全体学生作为一个连，被拉到延庆永宁公社新华营大队劳动。由于季先生年纪较大，已经58岁了，工军宣队没有让季先生到江西鲤鱼洲去，而是让他跟我们一起到了新华营。先生虽然算是我们班的一员，但劳动和住宿不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过的是半军事化生活，连长、指导员等领导都由工军宣队的人担任。我们有时还要黎明前打背包紧急集合，去山里跑一圈后再回来吃早饭。季先生就不用参加这种活动了，算是连里对他的一点照顾。当时学生们干的是重活，如挖菜窖、挖防空洞等，季先生则被安排到场院去和妇女、老农们一起剥玉米粒。我们每周有半天时间学习讨论，主要是谈接受再教育的体会，季先生就参加我们班的学习讨论。这段时间，没有谁再批判先生了，也许是因为批判他的风头已过，也许是因为学生们和先生已经平等了，大家都在接受再教育，不用再和他划清界线了。
　　在一次学习会上，季先生谈自己的收获体会时说，他剥玉米粒，冒着寒风坐在场院，心里不免也有“活思想”，觉得这活很辛苦，想起两句著名的古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现在，他对这两句诗有切身体会了。和他在一起干活的还有两位58岁的老农。他说：“和他们比，我也58岁。他们一辈子风里来雨里去，种地打粮，供城里人吃饭，我们得珍惜粮食。”
　　季先生当时有哮喘病，大约是一种过敏性疾病，每年到立秋后就犯，冬季里往往加重。当时我们都知道，也时常劝他注意休息，但他还是坚持出勤，每天准时(往往是提前15分钟)出现在场院，冒着寒风坐在那里剥玉米粒。他说，“人家年岁跟我一样大，也有哮喘病，都能坚持，我怎么就那么娇贵?”
　　有一天，连里突然召集我们班开会，说出了一件大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原来，头天夜里，我们所在的生产队场院上丢失了一些玉米粒(延庆话叫“棒子豆”)，估计能有两麻袋。领导说，这一定是阶级敌人干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把阶级敌人揪出来。于是，生产队的社员和学生们一起召开攻心宣传，宣讲政策，希望偷“棒子豆”的人主动出来承认，不然让警察抓去可就晚了。大家敲山震虎、声嘶力竭地宣讲了两天，也没有人出来自首。相反，却闹得大家人人自危。由于季先生每天就在场院剥玉米粒，所以也被连领导特地叫了去，问他平时注意到什么线索没有，说有线索一定要提供出来，要大胆揭发。季先生说，他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不能没有根据而冤枉好人，所以无从揭发。连里领导对他的话好像不大满意，反复叮嘱他要好好想一想，再去场院劳动时，要多注意观察，有情况立即汇报。后来，季先生和我们说，他做不了这种侦查工作，可能是他的“阶级觉悟”不高，看那些和他一起劳动的妇女和老人，谁都不像是偷棒子豆的。
　　那时候，大家都以劳动为主，一起学习的时候，经常是读一段报纸之后就聊大天，东拉西扯，有点放肆。我当时是班长，同学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维持会长”，意思是学习的时候不认真把握讨论方向，汇报的时候应付连里领导。季先生知道自己还没有“解放”，所以比较谨慎，坐在一边听得多，说得少。对于我的这个外号，先生也记得很清楚。1978年，我回北大编词典，见到先生时提起了新华营的事情，他还说我当过维持会长。1979年，我在南亚所读研究生，常到季先生家去，他也曾提到过我当过维持会长的事，以至于后来李玉洁老师也经常说我是维持会长。
　　总之，在那个艰苦的岁月，季先生作为我们班的一员，对大家都比较熟悉和了解了。一直到多年之后，我们班的同学，不论在北京的还是从外地临时来京的，都经常去看望先生。每当这时，他都能一一说出我们班每个人的名字，说出每个人的特点，并做出客观评价。
　　先生说过的好多话，至今在耳，终生在心。先生给予我的，归根结底是两条，一是做人，二是做学问。先生西去，学生将秉承遗训，努力不怠。
　　先生走得从容。多年来，先生已参透生灭玄机，晚年更能平常面对。98岁高龄，真正的古稀，难以企及；业绩辉煌，虽人百其身，犹不可及。
　　先生也走得仓促。若非“书画门”事件伤害莫大，必能安度百年。到如今，尘埃难以落定，迷雾再无廓清，而先生清白，岂容玷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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