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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女性职业发展再次受到关注。本文以工资、晋升、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层次和工作稳定性五个指标衡量职业发展，基于2018年所做问卷调查数据，依据性别角色理论和时间约束理论，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进行分析，探讨城镇女性生育及配偶承担家庭事务对其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配偶承担照顾子女或家务劳动的频繁程度对城镇女性职业发展没有影响;生育子女数量越多、孩子年龄越小、照料孩子或家务劳动时间越长，越不利于城镇女性职业发展。
关键词：城镇女性;职业发展;问卷数据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根据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条件等制定人口政策，各时间段呈现不同的轨迹。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在限制人口增长和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也滋生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红利消失和人口老龄化等诸多问题。为此，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单独二孩”政策，然生育率低于官方预期，效果不明显。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二孩”政策，即“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并于2016年1月1日实施，以缓解人口结构失衡引发的问题。然而女性作为生育主体，最佳生育期与职业发展关键期相重合，生育二孩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生育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不可避免地影响其职业发展。
2 文献回顾
職业发展的衡量
职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其测量包括不同维度。美国职业心理学家 E.H.施恩提出培训、晋升、薪酬三个维度，将培训机会、效果;晋升机会、速度;薪酬水平、制度作为衡量指标。高美娜总结职业发展测量并进行归类，提出工作投入、职业发展动力、职业发展机会、职业发展速度四个维度。
生育与女性职业发展
多数学者认为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宋健等基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分析已婚妇女的生育状况对就业的影响，发现生育二孩、家有婴幼儿对妇女就业状态具有消极影响。赵利从组织角度出发，提出自然附着成本概念，认为生育、职业培训和各项福利成本是造成就业性别歧视的根本原因。
“全面二孩”与女性职业发展
关于“全面二孩”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研究不多，普遍认为二次生育加剧女性职业发展的困难程度。生育尤其是二次生育会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带来职业中断、向下的职业发展、就业性别歧视甚至彻底失业。孕产及哺乳期的女性心理精神状况较差，易使女性失去工作。生育二孩对四成以上城镇女青年的就业带来不利影响，难以平衡家庭和工作。降低职业女性的工作稳定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子女数量直接影响女性工资水平，每生育一个子女会使其工资率下降9%—10%。此外，卿石松等从用人单位角度进行分析，发现用人单位担忧女性雇员生育二孩引致的成本增加及资源损失，加剧其职业发展难度，以至于女性过多地集中在职业“金字塔”结构的底层。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在仅有几篇研究“全面二孩”与女性职场发展的文章中，多是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一般女性进行研究，而少有学者采用定量的方法，且以城镇女性作为调查对象。此外，职业发展是一个包含多个因素的综合性概念，需要从多维度进行衡量。本文以城镇育龄女性为研究对象，探讨“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生育如何影响职业发展。综合前人研究及数据的可获得性，运用工资、晋升、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层次、工作稳定性五个指标衡量职业发展。
3 理论与研究假设
性别角色理论：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观念依然影响当今的性别分工，男性从事工作以获取物质资源，不承担家庭内部事务。而女性在进入职业的同时，还承担子女抚育与家务劳动的责任。国云丹通过对上海市21位女性进行深入访谈，发现女性在生育后，重心更多地会趋向家庭，但男性仍然投身工作。费孝通认为“在男女分工体系中，一个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也就是说，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不能仅依赖母亲或父亲独自负担，而是需要父母双方的投入，社会各分子生活才能健全进行。”男性承担女性抚育子女的部分工作，减小女性因生育带来的工作和家庭冲突，有助于女性职业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男性照料子女或家务劳动的频繁程度与女性职业发展呈正相关。
时间约束理论：
时间约束理论认为，时间具有不可替代性、稀缺性。“时间成本”指某一时刻所做之事是以牺牲该时刻难以做另一件事为代价。就女性而言，生育抚养子女时间越长，越不利于职业发展。张川川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缩短在职女性的工作时间。宋健等以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发现生育二孩、家有婴幼儿会降低女性的就业率，家庭提供照料支持会弱化新生儿对女性就业的消极影响。隔代抚养是当今养育子女模式之一，抚养幼儿的同时，还承担部分家务劳动。缩短女性照料子女和家务劳动的时间，从而将更多的时间投入职业发展。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城镇女性生育子女数量与职业发展呈负向关系。
假设3：孩子年龄越小，越不利于城镇女性职业发展。
假设4：城镇女性照料孩子或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职业发展越差。
4 数据来源与分析
4.1数据来源
2018年5月，以西安高铁站作为调查地点，随机访问候车女乘客，针对“全面二孩”与城镇女性职业发展开展了问卷调查。发放220份，回收213份，其中有效问卷196份。此外，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对已生育二孩的城镇职业女性做较为深层次的访谈。之所以选择高铁站做问卷调查，是因为高铁女乘客多为职场中的城镇女性，所获数据虽不适合推断全国水平，但适合本次研究。
4.2信度效度分析
为检验数据的有效性，对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首先采用Bartlett球度检验和KMO检验法，检验数据能否进行因子分析。再用Cronbach's α系数法对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统计量为0.899，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各解释变量间偏相关性较强，因子分析效果较好。Cronbach's α系数为0.849，内部一致性较高，问卷信度较高，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4.3变量说明
因变量：工资、晋升、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层次和工作稳定性作为衡量职业发展的指标，但每个因素所占比重不同。问卷询问受访者如何评价五个因素的重要性，以赋值的形式呈现，且使之和等于1。表1报告了五个因素的权重，显示工资、工作稳定性对城镇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晋升、职业技能培训和工作层次。
由于五个因素单位不同，需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选择最常用的“Z-score标准化”，基于原始数据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的标准化。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求出五个因素的算术平均值Xi和标准差Si。
2.进行标准化处理：Zij=（Xij-Xi）/Si
其中：Zij为标准化后的解释变量值，Xij为实际解释变量值。标准化后的值大于0表示高于平均水平，小于0表示低于平均水平。最后，五个因素的Zij分别乘以其权重，并求和，即可得出每个样本的职业发展指数。
自变量：本文最为重要的自变量分别是受访者目前生育子女状况、最小孩子年龄、孩子3岁以前照料者、照看孩子或家务劳动时长和配偶承担照顾子女或家务劳动的频繁程度，对所选答案进行赋值，表2较为详细报告了自变量的描述统计。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工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工作家庭平衡程度、注意力不集中程度。表3报告了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
5 回归结果
职业发展指数属于连续型变量，故采用OLS模型进行回归，表4报告了回归结果， 显示绝大多数变量达到95%以上的显著水平。模型1中，配偶照顾子女或劳动的频繁程度与城镇女性职业发展指数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假设1被否定。与生育状况为“没有孩子但正在怀孕”的城镇女性相比，“没有孩子也没有怀孕”的城镇女性的职业发展较差，笔者分析，在样本中，“没有孩子也没有怀孕”的城镇女性的工龄为4年，未婚率为74.6%，缺乏人力资本和网络资本，导致职业发展较差。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越不利于城镇女性职业发展，假设2得到证实。
由于自变量间存在相关，共同作用于因变量时会出现部分自变量未达到应有的显著水平，即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模型2将最小孩子年龄、孩子3岁以前的照顾者单独回归，显示达到95%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模型3将在家照看孩子或做家务时长进行回归，显示达到99%以上的显著性水平。与最小孩子年龄（3，6]、（6，18]、大于18岁的城镇女性相比，最小孩子年龄在（0，3]的城镇女性职业发展较差，假设3得到验证，即孩子年龄越小，越不利于城镇女性职业发展。与孩子3岁以前照料者为“非本人”的城镇女性相比，由“本人”照料的城镇女性的职业发展较差;在家照看孩子或家务劳动“大于6”小时的城镇女性，没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职业发展处于劣势。由此，假设4得到验证。
对于控制变量。城镇女性工龄越长、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发展越好;党员身份的城镇女性与其职业发展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城镇女性的婚姻状况与其职业发展不相关;与身体健康状况“较健康”“很健康”的城镇女性相比，身体健康状况“一般”的城镇女性不利于职业发展;生育孩子后，城镇女性注意力集中程度发生变化，常出现不集中的情况，职业发展差，此外，认为工作家庭平衡程度容易的城镇女性的职业发展越好。
6 結论
一是，男性照顾子女或家务劳动较为频繁（均值3.02），作为家庭主要物质资源来源者的同时，承担家庭事务。女性走出传统的家庭角色，进入职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观念逐渐退化。但配偶承担子女照顾或家务的频繁程度对城镇女性职业发展并不存在显著影响。笔者认为这与城镇女性的周工作时长和如何运用配偶承担家庭职责的时间有关，数据整理发现，配偶“偶尔”“经常”照顾子女或家务劳动的城镇女性，周工作平均时间仅比配偶“从来没有”“很少”照顾子女或家务的城镇女性多0.33小时（45.49>45.16），此外，每天用于学习的时间平均为1.67小时，小于1.70（配偶“从来没有”“很少”照顾子女或家务的样本）。由此，即使配偶承担较多的家庭事务，但城镇女性并没有将此时间用于工作或学习。
二是，城镇女性生育子女数量越多、孩子年龄越小、照料孩子或家务劳动时间越长，越不利于职业发展。生育孩子后，城镇女性频繁出现注意力不集中、难以平衡工作家庭关系的情况。“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虽允许城镇夫妇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但生育对城镇女性职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导致其生育意愿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高美娜《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影响研究》北京物资学院硕士研究生论文，2013.
[2]宋健，周宇香《中国已婚妇女生育状况对就业的影响—兼论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的调节作用》[J].妇女研究论丛，2015（4）.
[3]赵利《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经济学分析—基于贝克尔理论的研究视角》[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6（6）.
[4]张霞，茹雪《中国职业女性生育困境原因探究——以“全面二孩”政策为背景》[J]贵州社会科学，2016（9）：150-154.
[5]杨慧《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对城镇女性就业的影响机理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7（4）：108-118.
[6]李芬《工作母亲的职业新困境及其化解—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J]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7]Ross， Catherine.1987.“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 Social Forces 65（3）：816-833.
关键词：城镇女性;职业发展;问卷数据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根据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条件等制定人口政策，各时间段呈现不同的轨迹。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在限制人口增长和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也滋生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红利消失和人口老龄化等诸多问题。为此，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单独二孩”政策，然生育率低于官方预期，效果不明显。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二孩”政策，即“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并于2016年1月1日实施，以缓解人口结构失衡引发的问题。然而女性作为生育主体，最佳生育期与职业发展关键期相重合，生育二孩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生育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不可避免地影响其职业发展。
2 文献回顾
職业发展的衡量
职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其测量包括不同维度。美国职业心理学家 E.H.施恩提出培训、晋升、薪酬三个维度，将培训机会、效果;晋升机会、速度;薪酬水平、制度作为衡量指标。高美娜总结职业发展测量并进行归类，提出工作投入、职业发展动力、职业发展机会、职业发展速度四个维度。
生育与女性职业发展
多数学者认为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宋健等基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分析已婚妇女的生育状况对就业的影响，发现生育二孩、家有婴幼儿对妇女就业状态具有消极影响。赵利从组织角度出发，提出自然附着成本概念，认为生育、职业培训和各项福利成本是造成就业性别歧视的根本原因。
“全面二孩”与女性职业发展
关于“全面二孩”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研究不多，普遍认为二次生育加剧女性职业发展的困难程度。生育尤其是二次生育会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带来职业中断、向下的职业发展、就业性别歧视甚至彻底失业。孕产及哺乳期的女性心理精神状况较差，易使女性失去工作。生育二孩对四成以上城镇女青年的就业带来不利影响，难以平衡家庭和工作。降低职业女性的工作稳定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子女数量直接影响女性工资水平，每生育一个子女会使其工资率下降9%—10%。此外，卿石松等从用人单位角度进行分析，发现用人单位担忧女性雇员生育二孩引致的成本增加及资源损失，加剧其职业发展难度，以至于女性过多地集中在职业“金字塔”结构的底层。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在仅有几篇研究“全面二孩”与女性职场发展的文章中，多是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一般女性进行研究，而少有学者采用定量的方法，且以城镇女性作为调查对象。此外，职业发展是一个包含多个因素的综合性概念，需要从多维度进行衡量。本文以城镇育龄女性为研究对象，探讨“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生育如何影响职业发展。综合前人研究及数据的可获得性，运用工资、晋升、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层次、工作稳定性五个指标衡量职业发展。
3 理论与研究假设
性别角色理论：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观念依然影响当今的性别分工，男性从事工作以获取物质资源，不承担家庭内部事务。而女性在进入职业的同时，还承担子女抚育与家务劳动的责任。国云丹通过对上海市21位女性进行深入访谈，发现女性在生育后，重心更多地会趋向家庭，但男性仍然投身工作。费孝通认为“在男女分工体系中，一个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也就是说，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不能仅依赖母亲或父亲独自负担，而是需要父母双方的投入，社会各分子生活才能健全进行。”男性承担女性抚育子女的部分工作，减小女性因生育带来的工作和家庭冲突，有助于女性职业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男性照料子女或家务劳动的频繁程度与女性职业发展呈正相关。
时间约束理论：
时间约束理论认为，时间具有不可替代性、稀缺性。“时间成本”指某一时刻所做之事是以牺牲该时刻难以做另一件事为代价。就女性而言，生育抚养子女时间越长，越不利于职业发展。张川川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缩短在职女性的工作时间。宋健等以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发现生育二孩、家有婴幼儿会降低女性的就业率，家庭提供照料支持会弱化新生儿对女性就业的消极影响。隔代抚养是当今养育子女模式之一，抚养幼儿的同时，还承担部分家务劳动。缩短女性照料子女和家务劳动的时间，从而将更多的时间投入职业发展。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城镇女性生育子女数量与职业发展呈负向关系。
假设3：孩子年龄越小，越不利于城镇女性职业发展。
假设4：城镇女性照料孩子或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职业发展越差。
4 数据来源与分析
4.1数据来源
2018年5月，以西安高铁站作为调查地点，随机访问候车女乘客，针对“全面二孩”与城镇女性职业发展开展了问卷调查。发放220份，回收213份，其中有效问卷196份。此外，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对已生育二孩的城镇职业女性做较为深层次的访谈。之所以选择高铁站做问卷调查，是因为高铁女乘客多为职场中的城镇女性，所获数据虽不适合推断全国水平，但适合本次研究。
4.2信度效度分析
为检验数据的有效性，对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首先采用Bartlett球度检验和KMO检验法，检验数据能否进行因子分析。再用Cronbach's α系数法对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统计量为0.899，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各解释变量间偏相关性较强，因子分析效果较好。Cronbach's α系数为0.849，内部一致性较高，问卷信度较高，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4.3变量说明
因变量：工资、晋升、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层次和工作稳定性作为衡量职业发展的指标，但每个因素所占比重不同。问卷询问受访者如何评价五个因素的重要性，以赋值的形式呈现，且使之和等于1。表1报告了五个因素的权重，显示工资、工作稳定性对城镇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晋升、职业技能培训和工作层次。
由于五个因素单位不同，需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选择最常用的“Z-score标准化”，基于原始数据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的标准化。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求出五个因素的算术平均值Xi和标准差Si。
2.进行标准化处理：Zij=（Xij-Xi）/Si
其中：Zij为标准化后的解释变量值，Xij为实际解释变量值。标准化后的值大于0表示高于平均水平，小于0表示低于平均水平。最后，五个因素的Zij分别乘以其权重，并求和，即可得出每个样本的职业发展指数。
自变量：本文最为重要的自变量分别是受访者目前生育子女状况、最小孩子年龄、孩子3岁以前照料者、照看孩子或家务劳动时长和配偶承担照顾子女或家务劳动的频繁程度，对所选答案进行赋值，表2较为详细报告了自变量的描述统计。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工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工作家庭平衡程度、注意力不集中程度。表3报告了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
5 回归结果
职业发展指数属于连续型变量，故采用OLS模型进行回归，表4报告了回归结果， 显示绝大多数变量达到95%以上的显著水平。模型1中，配偶照顾子女或劳动的频繁程度与城镇女性职业发展指数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假设1被否定。与生育状况为“没有孩子但正在怀孕”的城镇女性相比，“没有孩子也没有怀孕”的城镇女性的职业发展较差，笔者分析，在样本中，“没有孩子也没有怀孕”的城镇女性的工龄为4年，未婚率为74.6%，缺乏人力资本和网络资本，导致职业发展较差。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越不利于城镇女性职业发展，假设2得到证实。
由于自变量间存在相关，共同作用于因变量时会出现部分自变量未达到应有的显著水平，即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模型2将最小孩子年龄、孩子3岁以前的照顾者单独回归，显示达到95%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模型3将在家照看孩子或做家务时长进行回归，显示达到99%以上的显著性水平。与最小孩子年龄（3，6]、（6，18]、大于18岁的城镇女性相比，最小孩子年龄在（0，3]的城镇女性职业发展较差，假设3得到验证，即孩子年龄越小，越不利于城镇女性职业发展。与孩子3岁以前照料者为“非本人”的城镇女性相比，由“本人”照料的城镇女性的职业发展较差;在家照看孩子或家务劳动“大于6”小时的城镇女性，没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职业发展处于劣势。由此，假设4得到验证。
对于控制变量。城镇女性工龄越长、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发展越好;党员身份的城镇女性与其职业发展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城镇女性的婚姻状况与其职业发展不相关;与身体健康状况“较健康”“很健康”的城镇女性相比，身体健康状况“一般”的城镇女性不利于职业发展;生育孩子后，城镇女性注意力集中程度发生变化，常出现不集中的情况，职业发展差，此外，认为工作家庭平衡程度容易的城镇女性的职业发展越好。
6 結论
一是，男性照顾子女或家务劳动较为频繁（均值3.02），作为家庭主要物质资源来源者的同时，承担家庭事务。女性走出传统的家庭角色，进入职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观念逐渐退化。但配偶承担子女照顾或家务的频繁程度对城镇女性职业发展并不存在显著影响。笔者认为这与城镇女性的周工作时长和如何运用配偶承担家庭职责的时间有关，数据整理发现，配偶“偶尔”“经常”照顾子女或家务劳动的城镇女性，周工作平均时间仅比配偶“从来没有”“很少”照顾子女或家务的城镇女性多0.33小时（45.49>45.16），此外，每天用于学习的时间平均为1.67小时，小于1.70（配偶“从来没有”“很少”照顾子女或家务的样本）。由此，即使配偶承担较多的家庭事务，但城镇女性并没有将此时间用于工作或学习。
二是，城镇女性生育子女数量越多、孩子年龄越小、照料孩子或家务劳动时间越长，越不利于职业发展。生育孩子后，城镇女性频繁出现注意力不集中、难以平衡工作家庭关系的情况。“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虽允许城镇夫妇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但生育对城镇女性职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导致其生育意愿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高美娜《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影响研究》北京物资学院硕士研究生论文，2013.
[2]宋健，周宇香《中国已婚妇女生育状况对就业的影响—兼论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的调节作用》[J].妇女研究论丛，2015（4）.
[3]赵利《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经济学分析—基于贝克尔理论的研究视角》[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6（6）.
[4]张霞，茹雪《中国职业女性生育困境原因探究——以“全面二孩”政策为背景》[J]贵州社会科学，2016（9）：150-154.
[5]杨慧《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对城镇女性就业的影响机理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7（4）：108-118.
[6]李芬《工作母亲的职业新困境及其化解—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J]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7]Ross， Catherine.1987.“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 Social Forces 65（3）：816-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