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作为一位南方城市的政府官员，您是怎么看待这次北粮南调的问题?您认为这是中国出现粮荒了吗?
　　陈林：“北粮南运”的格局，已经形成多年了，以前不太引起注意罢了。至于你说的“这次”，在全球性粮食价格上涨的背景下，本来的正常安排也会有意无意地被渲染。也不排除有关方面放大这个信息，是为了安定人心，或者凸显自己的努力。
　　至于中国粮荒的说法，是不成立的。粮食的供给是充足的，经过几十年努力，我国的粮食产能和产量都有了极大提高。粮食的需求也是正常的，粮食并没有、也不易于象房地产、贵金属或者股票那样招致太多的投机需求。但粮食价格的形成机制一直有些问题，市场发挥的作用还不够。虽然粮食够吃，可从资源配置的效率上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很多国家对于农业都有补贴，例如日本的农业补贴政策使其国内生产的大米比进口大米贵许多倍。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如果国际粮价继续上涨，而国内粮价被抑制，则我国农业可能形成实质上“负补贴”的局面。我们国内的粮价如果长期显著低于国际市场，那么很难说支农惠农的政策落到了实处，而且各种粮食走私或变相走私行为将防不胜防。从这个意义上，如果处置不当，是可能出现“粮慌”的，慌乱的“慌”，而不是荒芜的“荒”。
　　其实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现有的耕地资源和技术条件，是足以养活目前地球上所有人口的。当然这需要一个合理的市场环境和价格形成机制，以便吸引足够的生产要素进入农产品行业。可如果某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粮食危机，主要还是一个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问题。
　　发展经济学大师舒尔茨有句名言：只要有正确的价格信号，农民能把沙土变成黄金。
　　《小康》：这次北粮南调，难免让人产生一个疑惑。因为以前都说“湖广熟，天下足”，也就是南方应该是产粮区，现在为什么需要从北方调粮呢?我们该如何来看待这个现象?
　　陈林：在地理分布上，我国粮食的生产重心，特别是消费重心，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发生了较为明显的移动。在南方沿海发达地区，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快，耕地占用相对较多；这些地区客商云集，餐饮业繁荣；更由于外来人口常年聚集，大多是来自北方和中西部的青壮年打工者(例如瑞安的消费人群中，有1／3到1／4是外来打工者)，粮食消耗量很大。所以“北粮南调”是不足为奇的，也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粮食自给和粮食安全，应该是从全国范围来说的。如果要求每个省、市、县都自求平衡、自给自足，这样恰恰割裂了全国市场，不利于各地发挥比较优势，损害资源配置的效率，最终损害粮食安全。
　　“北粮南运”，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仅涉及是粮食市场，还有运输市场。而铁路体制的一些弊端，此前在“西煤东送”中就有所表现。粮食的生产、收购、加工、仓储、运输、批发、零售等环节的利益也需合理均衡，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就可望在市场化的基础上迎刃而解。
　　我们总是在提倡农民和粮食主产区多利，粮食。但是根据市场法则，如果粮价过低，他们就会倾向于选择抛荒，或者本来可种两季或三季的地方却只种一季，减少人工、肥料等要素投入，最终导致市场供应量减少。
　　粮食涨价的态势可以提高种粮的积极性。但是如何保障农产品价格上升的收益而惠及所有的农民，还是一个问题。
　　粮食适度涨价，大多数人是可以承受的，而对于低收入阶层却有不利影响，建议国家对这些人进行必要的补贴，可参考类似美国“食物券”的制度。如果强行抑制粮食价格，只会适得其反。
　　《小康》：对于浏阳市委书记种田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看的?
　　陈林：我看过这则新闻，这位易书记很有意思，他的个人行为值得尊重。美国总统还经常回到自己的农场嘛。易书记说这只是他作为一种休闲方式的选择。这对于他，可不是谋生方式。市委书记是有工资福利待遇的，是体验生活，他愿意种粮可不等于农民就愿意。还是要让农民得到种粮的好处、特别是粮食涨价的好处，粮食安全才有保障。
　　《小康》：您谈到农民种田除了成本过高之外，还有耕地减少的问题。这也是中央提出将保护18亿亩耕地作为基本国策的原因。您能结合在瑞安工作的情况谈谈农耕地的问题吗?
　　陈林：18亿亩耕地是红线，要求坚守。茅于轼先生曾提出放开建没用地，从国际购粮的观点，他主要是从经济学上来论证粮食问题。如果不考虑国际政治，从纯粹经济学观点看，粮食未必是什么特殊商品，完全可以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这对粮食进口国、出口国在经济上都是有好处的，都能提高经济效率和福利。但现实的国际粮食市场要更复杂，会掺杂一些政治因素。因此，我的观点是，大胆放活国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市场。
　　考虑到非经济因素，一个国家要保证粮食自给，或者至少维持一定的粮食自给率，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这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提高(稳定)收购价格和／或加大生产补贴，通过价格、需求杠杆来刺激和维持粮食生产的较高水平。另一种是限制农用地转用，以此保障粮食生产。或者上述两种手段并用。
　　但是，即便要保证一定数量的农用地，是否需要将农用地转用指标层层切块到各级地方，进行控制(这正是现行做法)?我认为不必。
　　如果要保障粮食自给率，也不一定采取层层切块控制的办法在采取土地用途管制，控制农地转用指标上可以设想一个“农地转用指标交易所”。就是通过中央控制土地利用总量，包括农地转用总量。然后按照各省市人口数量、土地面积(比如权重可以各占一半，这两个标准最客观公平)，切块给各个省市。这些指标可以相互交易。比如浙江农地转用指标不够用可以向其他省市购买，实行竞价交易。
　　这样既尽可能发挥了各地的比较优势，又控制了农地转用的总体规模，还能鼓励发达地区以购买指标的形式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