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自古伤离别”，歌咏别离作为古典文学中的永恒主题始见于《诗经》中的《邶风燕燕》，清人王士稹《分甘余话》称其为“万古送别之祖”。在宋词中，别离主题似乎表现得更加执著、更加意味深长。从开宗立派的词坛巨擘，到独树一帜的词苑名家无不“刻意伤春复伤别”，在别离文学的园地里耕耘开拓。落魄江湖、坎坷一生的南宋词人姜夔，固然多次书写过“算空有并刀，难剪离愁千缕”（《长亭怨慢》）的深刻体验，即使是以“太平宰相”著称于史的心得意满、优游岁月的词人晏殊也多次倾诉过“一向光年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浣溪沙》）的痛苦心声。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宋代词人都与离别主题有着不解之缘。
　　考察宋代别离主题，不得不指出，别离不仅是一种生活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生命现象。别离主题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原因。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国家，长期处于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对土地的高度依赖，使人们处于相对封闭、孤立的状态，并在这一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严酷的宗法制度、礼教制度等一系列的封建制度。这些封建制度长期禁锢、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久而久之，在人们心中积淀成了一种“重情”“重礼”“安土重迁”的民族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讲，“安土重迁”也可以反映出人们重团结、伤别离的传统心理。然而别离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别离主题有了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从深层次上讲，“安土重迁”“重团圆”“伤离别”体现出一种生命现象，即“个体的忧患意识与缺憾意识”。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们意识不到生命的可贵与短暂，人们就不会有那么多别离情感。加之当时交通、通信极不发达，一旦别离就可能意味着诀别。正因为人们能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的短暂与团圆的可贵，所以才更加渴望有限的生命中多些圆满的团聚，少些痛苦的别离。而别离一旦来临时，人们心中便会产生深重的缺憾与伤感情绪。
　　宋代文化作为一种成熟、理性、重反思与内省的文化类型，无疑会使“别离”这种客观现象背后隐藏的缺憾情感，被更深层次地理解与感知。可以说，对别离这一生命现象的深刻认识，更加深重地损害了宋代词人的生命机制。而从客观上讲，两宋时期，国力衰弱，政治黑暗，外族侵扰，深重的社会危机，造成了更多的党争世变、宦游贬谪、英雄失志的伤感，更多的家国沦丧、转徙他乡、郁郁愤懑的悲哀。这样的社会现实，在客观上造成了大量的别离现象，也为别离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与契机，从而产生了数量极为可观的别离作品。缺憾忧患意识的长期历史积淀，宋代文化与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的影响，宋词词体的契合，使别离主题在宋词中更意蕴深长，更发人深省，更深刻厚重，更具美感效应。别离这一古老的文学主题，也就无庸质疑地在宋词中得到更深刻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