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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第二辑)》(以下简称《第二辑》)是喻遂生2003年至2008年之间写的东巴文学术论文结集。喻氏在《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以下简称《第一辑》)(2003年)中曾从责任、材料、研究、队伍、传承五个方面写过关于东巴文化研究的总体设想。《第二辑》可以说是对《第一辑》中提出的设想進行了亲力亲为的实践：在取材上，全部使用东巴文原典，字释研究适当参考了东巴文字典。这里的原典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刊布的东巴经书；另一部分是作者亲自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搜集的经书和应用性文献；在内容上，主要对东巴文原典中出现的疑难字词進行了考释，对田野调查得到的应用性文献進行了刊布和整理，对一些东巴经進行了断代和传承方面的详细考证。下面，我们就《第二辑》对东巴文研究做出的贡献作简略的述评。
一、打破了东巴文研究取材方面的局限
国内对东巴文進行的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只能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以后算起，而且大部分的研究主要从字典出发，其中大部分学者用得最多的当属方国瑜、和志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后来，学者注意到了李情霖灿和洛克的字典，但总体来说，对东巴文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字典的束缚，其中也包括作者早年写的收入《第一辑》的一些文章。诚然，上个世纪东巴文研究的成果是显著的，但是新世纪要突破前人的研究，進行更为科学缜密、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喻氏提出了一定要从东巴文原典出发的思想。为了贯彻这一理念，喻先生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第二辑》收录的25篇学术论文的取材全部来自于原典。这主要是对我们前言中提到的两部分材料的具体运用。在《第一辑》中，喻氏已经注意到经书中丰富的字形和字典中没有见到的各种异体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李霖灿的《麽些经典译注九种》和傅懋勣的《白蝙蝠取经记》中的字形等方面的关注。《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可谓鸿篇巨著，涵盖的经书繁多，内容题材丰富，涉及的地域广泛，因此，《第二辑》中作者对《全集》進行了充分的利用，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全集》中的纪年经典進行了断代、分域和经书传承情况方面的研究。经书跋语中的纪年和印章等透露了写经时间和写经人的信息，作者对《全集》的跋语進行了全面的搜集，对其進行筛选和甄别后比照纳西历進行考证，并在田野调查中对一些信息進行了印证。为了更好地运用《全集》，喻氏提倡继承和发扬傅懋勣开创的字释方法，鼓励和支持后来的研究者先从字释做起，在其带领下，一批以字释研究为基础的硕士论文问世了。其后，喻氏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纳西东巴文字释合集”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实践中。
其次，《第二辑》中让人更为钦佩的是作者对田野调查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东巴文地契等应用性文献的研究。作者年过六旬，却坚持带领学生到西南边陲有东巴和东巴经的地方進行多次田野调查。经历了山路之崎岖，交通之不便，气候之恶劣，条件之艰苦，在东巴文化濒临灭绝的状态下得到的研究材料，更显得弥足珍贵。
从《第二辑》收入的最后一篇《俄亚纪行》中，让我们知道了在野外调查是充满危险和奇遇的旅程，去这个在外人眼里如美丽神话般的东巴文化的传承之地俄亚，事实上所遇到的困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在艰难的调查条件下，还要進行纳西语的记音，东巴经的翻译，这对于非纳西族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但在喻氏的带领之下，他们一一度过了困难，还和当地的纳西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难忘而温馨的记忆。
以前，东巴文材料的刊布主要以经书为主，少量涉及歌本、占卜等方面的文献。先生的《第二辑》主要刊布的是东巴文应用性文献，包括地契、契约、砖契、借条、题词、贺词、纳汉对音的祭文等。
东巴文研究取材内容由字典向原典的转变，由关注经书向更为关注应用性文献的转变，具有特殊意义：打破了字典的局限与束缚，使我们在浩瀚的经书中发现更多东巴文的原貌，体会到东巴经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留意到不曾在字典中反映出的东巴文的异体等现象，对探讨东巴文的起源、数量、性质等问题有着重要作用。
二、对东巴文研究方法既有继承又有革新
早期对东巴文的研究主要运用的是比较法，尤其是汉古文字与东巴文的比较。这些比较大多依托几本字典并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因此得出的结论有论证不严密或有待商榷的瑕疵。《第二辑》的又一大亮点就是突破以往宏观的比较，从文字本体出发，把汉古文字研究取得的优秀成果运用于东巴文研究中。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东巴文疑难字词的考释。喻氏早年在北大读书时，曾聆听过裘锡圭讲授的文字学；参加工作后，又在刘又辛指导下讲授研究生的文字学，之后一直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汉古文字的基本功扎实不在话下。汉古文字当中文字考释最显功力，因其对字形的熟悉和对文字的想象与推理有极高的要求。同样，东巴文的考释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更困难的是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纳西族的东巴文和哥巴文都没有经历“书同文”的阶段，故东巴文和哥巴文在来源、地域、师承关系上都有较大的差别。由于已刊布的经书所覆盖的地域并不广泛，所以有些田野调查得来的材料中的字形未曾寓目，属常有之事。这就对东巴文的考释提出了新的挑战。作者对东巴文字典、《全集》中的字形已经了然于心，加之对田野调查中得到的材料的细心观察，使他对疑难东巴文的考释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第二，对东巴文文献的缀合。文献缀合这一方法在甲骨文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也最有成效。喻氏也将此方法引入了东巴文的研究中，对丽江宝山残砖進行了重新缀合和考释。在文献研究过程中，由于我们很多时候不能见到原物只能见到复制品或者照片，因此我们对这些材料要持有怀疑的态度。作者就是通过对所刊布的丽江宝山残砖照片尺寸和刊布的实物尺寸分析比对，计算出了原物和照片之间不同的缩放比例，又通过对残砖的纹理分析，重新缀合释读，最终得出了可靠的结论。
第三，对东巴经书進行断代、分域、传承的分层研究。断代，最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的是甲骨文的五期断代。断代的方法同样也适用于东巴文的研究。从理论上来说，东巴文在不同的时段中，字词的对应关系应该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在早期东巴文字词关系不对应，在后期则是慢慢趋于对应。但是，目前尚没有人从经书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進行证明，以往的研究者都只是做了这样的推断。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经书的断代问题。目前刊布的经书，都没有進行过全面系统的整理，这对研究很不利。作者在《第二辑》中搜集了《全集》中有明确纪年或者可以推断出纪年的经书的跋语，依据跋语信息和印章对经书的所有者進行了整理，对东巴经的断代進行了有益的尝试。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东巴文的有些现象是和现有的文字理论是不吻合甚至相违背的。因此，在东巴文研究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东巴文与文字理论吻 合，另一种认为东巴文很多情况下会违背文字理论。究竟孰是孰非，需要更多的材料和证据去证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东巴文材料囫囵吞枣地研究和对东巴文材料分层断代地研究，效果是明显不同的。在断代和师承关系明确甚至地域明晰的情况下，我们更容易探究出特定时代特定人物写的东巴经的特色。
对东巴经书传承问题的探讨，《第二辑》主要采取了把记载的文献和实地调查相结合对东巴个人生平進行考查的方法。另外，把《全集》中有明确写经人的经书和写经人不明确但字迹相似的经书進行字迹比对，也是作者运用的方法之一。当然，这是一项很庞大而琐碎的工程，喻氏在书中也没有完全完成，还有一些没有突出特征的经书难以完成经书传承的归属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更为细致的田野调查和更多东巴经的刊布。
文字考释、文献缀合和断代是对传统文字学的继承，根据东巴文的具体情况将其与田野调查材料综合运用，那就是继承与革新的融合，是一次更令人瞩目的创新。研究文字的方法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东巴文的研究方法。喻氏运用对文字本体進行研究的方法，使文字考释正确，文献缀合精确，经书断代分明。更令人信服的是，实证主义思想贯彻全书。《第二辑》中的各类考证大多运用了文献证明与实物证明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作者的严谨缜密可见一斑。由此可以看出，此书在东巴文研究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三、在东巴文研究内容方面的突破
一直以来，东巴文研究对文字层面的关注较多，忽视了东巴文和纳西语的关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研究东巴文的学者大多为不会纳西语的汉族，而且很多学者没有進行过田野调查。
《第二辑》的又一大特色是把纳西语和东巴文的联系起来共同研究。喻氏认为二十一世纪东巴文研究的進步离不开纳西语的研究，如果一直停留在东巴文文字层面，我们研究的内容就会慢慢枯竭，而从文字角度去观察所记录的东巴文文献语言，将文献语言和纳西口语進行比较就会有更多的收获。喻氏率先在这一领域進行了尝试，巧妙地运用《木氏宦谱》中的纳汉对音材料和《丽江黄山乡纳西语汉字祭文》，对某一时段纳西语的语音面貌進行了有效推断，同时还对纳西族的韵文的特殊性做出了详细的描写。
其次，语言和文字研究并举还有助于理解疑难字词。喻氏在《纳西东巴文生肖纪日中的khv55》一文中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字典等工具书对khv55的释义虽然明确却很单一，这给khv55在经书原典中丰富的语境意义的理解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他结合khv55在经书原典中呈现出的不同意义的，对khv55的含义進行了详细的探究。
由于公布的东巴文材料还不算很丰富，对东巴文本体的研究时间尚短，有些研究也只是作者在新的领域的尝试，是否可取还有待于商榷。诚如他在進行纳汉对音研究时所言，進行对音比较，在理论和方法上是有缺失的，是一种权宜处理方式。
尽管《第二辑》中还有这个由历史原因造成的遗憾，但这并不影响《第二辑》在东巴文研究史上的价值。它从微观上给我们提供新的材料，从宏观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东巴文研究的伟大构想和具体的可操作的计划。在它的影响下，字释、字典，对经书的分域、传承等研究正在一项项進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正是现在和未来东巴文研究转变原有模式实现新突破的曙光。
一、打破了东巴文研究取材方面的局限
国内对东巴文進行的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只能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以后算起，而且大部分的研究主要从字典出发，其中大部分学者用得最多的当属方国瑜、和志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后来，学者注意到了李情霖灿和洛克的字典，但总体来说，对东巴文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字典的束缚，其中也包括作者早年写的收入《第一辑》的一些文章。诚然，上个世纪东巴文研究的成果是显著的，但是新世纪要突破前人的研究，進行更为科学缜密、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喻氏提出了一定要从东巴文原典出发的思想。为了贯彻这一理念，喻先生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第二辑》收录的25篇学术论文的取材全部来自于原典。这主要是对我们前言中提到的两部分材料的具体运用。在《第一辑》中，喻氏已经注意到经书中丰富的字形和字典中没有见到的各种异体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李霖灿的《麽些经典译注九种》和傅懋勣的《白蝙蝠取经记》中的字形等方面的关注。《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可谓鸿篇巨著，涵盖的经书繁多，内容题材丰富，涉及的地域广泛，因此，《第二辑》中作者对《全集》進行了充分的利用，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全集》中的纪年经典進行了断代、分域和经书传承情况方面的研究。经书跋语中的纪年和印章等透露了写经时间和写经人的信息，作者对《全集》的跋语進行了全面的搜集，对其進行筛选和甄别后比照纳西历進行考证，并在田野调查中对一些信息進行了印证。为了更好地运用《全集》，喻氏提倡继承和发扬傅懋勣开创的字释方法，鼓励和支持后来的研究者先从字释做起，在其带领下，一批以字释研究为基础的硕士论文问世了。其后，喻氏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纳西东巴文字释合集”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实践中。
其次，《第二辑》中让人更为钦佩的是作者对田野调查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东巴文地契等应用性文献的研究。作者年过六旬，却坚持带领学生到西南边陲有东巴和东巴经的地方進行多次田野调查。经历了山路之崎岖，交通之不便，气候之恶劣，条件之艰苦，在东巴文化濒临灭绝的状态下得到的研究材料，更显得弥足珍贵。
从《第二辑》收入的最后一篇《俄亚纪行》中，让我们知道了在野外调查是充满危险和奇遇的旅程，去这个在外人眼里如美丽神话般的东巴文化的传承之地俄亚，事实上所遇到的困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在艰难的调查条件下，还要進行纳西语的记音，东巴经的翻译，这对于非纳西族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但在喻氏的带领之下，他们一一度过了困难，还和当地的纳西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难忘而温馨的记忆。
以前，东巴文材料的刊布主要以经书为主，少量涉及歌本、占卜等方面的文献。先生的《第二辑》主要刊布的是东巴文应用性文献，包括地契、契约、砖契、借条、题词、贺词、纳汉对音的祭文等。
东巴文研究取材内容由字典向原典的转变，由关注经书向更为关注应用性文献的转变，具有特殊意义：打破了字典的局限与束缚，使我们在浩瀚的经书中发现更多东巴文的原貌，体会到东巴经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留意到不曾在字典中反映出的东巴文的异体等现象，对探讨东巴文的起源、数量、性质等问题有着重要作用。
二、对东巴文研究方法既有继承又有革新
早期对东巴文的研究主要运用的是比较法，尤其是汉古文字与东巴文的比较。这些比较大多依托几本字典并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因此得出的结论有论证不严密或有待商榷的瑕疵。《第二辑》的又一大亮点就是突破以往宏观的比较，从文字本体出发，把汉古文字研究取得的优秀成果运用于东巴文研究中。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东巴文疑难字词的考释。喻氏早年在北大读书时，曾聆听过裘锡圭讲授的文字学；参加工作后，又在刘又辛指导下讲授研究生的文字学，之后一直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汉古文字的基本功扎实不在话下。汉古文字当中文字考释最显功力，因其对字形的熟悉和对文字的想象与推理有极高的要求。同样，东巴文的考释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更困难的是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纳西族的东巴文和哥巴文都没有经历“书同文”的阶段，故东巴文和哥巴文在来源、地域、师承关系上都有较大的差别。由于已刊布的经书所覆盖的地域并不广泛，所以有些田野调查得来的材料中的字形未曾寓目，属常有之事。这就对东巴文的考释提出了新的挑战。作者对东巴文字典、《全集》中的字形已经了然于心，加之对田野调查中得到的材料的细心观察，使他对疑难东巴文的考释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第二，对东巴文文献的缀合。文献缀合这一方法在甲骨文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也最有成效。喻氏也将此方法引入了东巴文的研究中，对丽江宝山残砖進行了重新缀合和考释。在文献研究过程中，由于我们很多时候不能见到原物只能见到复制品或者照片，因此我们对这些材料要持有怀疑的态度。作者就是通过对所刊布的丽江宝山残砖照片尺寸和刊布的实物尺寸分析比对，计算出了原物和照片之间不同的缩放比例，又通过对残砖的纹理分析，重新缀合释读，最终得出了可靠的结论。
第三，对东巴经书進行断代、分域、传承的分层研究。断代，最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的是甲骨文的五期断代。断代的方法同样也适用于东巴文的研究。从理论上来说，东巴文在不同的时段中，字词的对应关系应该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在早期东巴文字词关系不对应，在后期则是慢慢趋于对应。但是，目前尚没有人从经书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進行证明，以往的研究者都只是做了这样的推断。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经书的断代问题。目前刊布的经书，都没有進行过全面系统的整理，这对研究很不利。作者在《第二辑》中搜集了《全集》中有明确纪年或者可以推断出纪年的经书的跋语，依据跋语信息和印章对经书的所有者進行了整理，对东巴经的断代進行了有益的尝试。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东巴文的有些现象是和现有的文字理论是不吻合甚至相违背的。因此，在东巴文研究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东巴文与文字理论吻 合，另一种认为东巴文很多情况下会违背文字理论。究竟孰是孰非，需要更多的材料和证据去证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东巴文材料囫囵吞枣地研究和对东巴文材料分层断代地研究，效果是明显不同的。在断代和师承关系明确甚至地域明晰的情况下，我们更容易探究出特定时代特定人物写的东巴经的特色。
对东巴经书传承问题的探讨，《第二辑》主要采取了把记载的文献和实地调查相结合对东巴个人生平進行考查的方法。另外，把《全集》中有明确写经人的经书和写经人不明确但字迹相似的经书進行字迹比对，也是作者运用的方法之一。当然，这是一项很庞大而琐碎的工程，喻氏在书中也没有完全完成，还有一些没有突出特征的经书难以完成经书传承的归属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更为细致的田野调查和更多东巴经的刊布。
文字考释、文献缀合和断代是对传统文字学的继承，根据东巴文的具体情况将其与田野调查材料综合运用，那就是继承与革新的融合，是一次更令人瞩目的创新。研究文字的方法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东巴文的研究方法。喻氏运用对文字本体進行研究的方法，使文字考释正确，文献缀合精确，经书断代分明。更令人信服的是，实证主义思想贯彻全书。《第二辑》中的各类考证大多运用了文献证明与实物证明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作者的严谨缜密可见一斑。由此可以看出，此书在东巴文研究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三、在东巴文研究内容方面的突破
一直以来，东巴文研究对文字层面的关注较多，忽视了东巴文和纳西语的关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研究东巴文的学者大多为不会纳西语的汉族，而且很多学者没有進行过田野调查。
《第二辑》的又一大特色是把纳西语和东巴文的联系起来共同研究。喻氏认为二十一世纪东巴文研究的進步离不开纳西语的研究，如果一直停留在东巴文文字层面，我们研究的内容就会慢慢枯竭，而从文字角度去观察所记录的东巴文文献语言，将文献语言和纳西口语進行比较就会有更多的收获。喻氏率先在这一领域進行了尝试，巧妙地运用《木氏宦谱》中的纳汉对音材料和《丽江黄山乡纳西语汉字祭文》，对某一时段纳西语的语音面貌進行了有效推断，同时还对纳西族的韵文的特殊性做出了详细的描写。
其次，语言和文字研究并举还有助于理解疑难字词。喻氏在《纳西东巴文生肖纪日中的khv55》一文中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字典等工具书对khv55的释义虽然明确却很单一，这给khv55在经书原典中丰富的语境意义的理解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他结合khv55在经书原典中呈现出的不同意义的，对khv55的含义進行了详细的探究。
由于公布的东巴文材料还不算很丰富，对东巴文本体的研究时间尚短，有些研究也只是作者在新的领域的尝试，是否可取还有待于商榷。诚如他在進行纳汉对音研究时所言，進行对音比较，在理论和方法上是有缺失的，是一种权宜处理方式。
尽管《第二辑》中还有这个由历史原因造成的遗憾，但这并不影响《第二辑》在东巴文研究史上的价值。它从微观上给我们提供新的材料，从宏观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东巴文研究的伟大构想和具体的可操作的计划。在它的影响下，字释、字典，对经书的分域、传承等研究正在一项项進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正是现在和未来东巴文研究转变原有模式实现新突破的曙光。